毛泽东家三代女性

贺子珍　李　敏　孔东梅

贺子珍，孤独一世情

刘畅

最浪漫的事

1927年盛夏八月，18岁的贺子珍随江西永新暴动队伍来到井冈山；深秋十月，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井冈。在万山丛中，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他愣住了，没想到井冈山上竟有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

贺子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7岁成为中共党员，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作“永新三贺”。少女时期的贺子珍，中等身材，皮肤洁白。她喜爱思考，两道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的，眉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她一身白衫、黑裙的学生装，梳着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常常引来赞叹的目光。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浪漫往事，牢牢印在贺敏学夫人李立英的脑海里。孔东梅正是从这位“舅奶奶”那里，知道了这段爱情。她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写道：“在井冈山，外公经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远行的时候，就会敲敲外婆的窗户说，‘我要走了。外婆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她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耍对我说?当时外婆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是一个革命者，后来牺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贺子珍渐渐对毛泽东有了依赖感，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倾诉。有一天，贺子珍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开始十年婚姻生活。孔东梅说，这十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却是外婆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29年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1934年，夫妻俩踏上漫漫长征路。途中，贺子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她遭遇了敌机扫射，身中十几弹。最惨烈的，是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行军路上，追兵就在几十里外，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儿。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个字条，便被扛走了。

1935年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那里，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孔东梅的母亲李敏，乳名娇娇。后来又到延安。凤凰山下的吴家窑，成为贺子珍一生中与毛泽东最后的家。1937年冬，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挽留，离开延安，远走苏联。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

王行娟根据贺子珍晚年的回忆分析，作为一名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对于“夫人”身份，很不能适应。“她是一个真正有着崇高革命理想的人，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要把重心转到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她心里不痛快。”孔东梅则认为：“外婆到了延安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经讲，‘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后来连吵都不吵，隔阂越来越大。”

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10月。不久，贺子珍就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柳瓦。不幸的是，小柳瓦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流感而病死。

在苏联，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劝过贺子珍。她回忆道：“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柳瓦)坟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说我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

1939年9月，刚满30岁的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

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每月从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他们买东西。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李敏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异国他乡，她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的苦闷情绪更加难以控制。“外婆也作出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打骂她唯一的女儿。但妈妈说，不是那种真的狠打，就因为一些小事情，比如回家晚了挨打。妈妈挨打就会哭喊，别人以为外婆精神出了问题，便将她送往精神病院。”

直到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带着李敏、岸青回到中国东北(岸英已于1946年回国)。

沉默中走完人生

1950年，贺子珍接受组织的安排，离开东北，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泰安路，后来搬到徐汇区湖南路262号，其间，只有彭德怀和陈毅去看过她。

贺子珍晚年，身体一直不好。1954年9月，收听完毛泽东在一届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贺子珍突然发病，被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犯病。现在才明白，外婆是因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发表讲话，外婆就会晕过去。外公听到这些消息后，也多次流泪。听说外婆生病，他就写信给妈妈，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手势。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圆是贺子珍的小名。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文革”结束后，贺子珍的命运才有了改变。1979年9月，中央接贺子珍到北京。9月8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我们事先一再嘱咐外婆，不要太激动，不要太伤心。她看上去还是挺平静的。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我看后非常震撼。”贺子珍在献给毛泽东的花圈上，落款写着——“战友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孔东梅说，外婆贺子珍是一位最好的历史见证者，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在沉默中走完人生。

李敏，最普通的“第一女儿”

刘畅崔瑾月

主席家的“洋宝贝”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唯一活下来的孩子。1936年冬，她出生在陕北的保安县。赶来贺喜的邓颖超看她长得又瘦又小，怜爱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呀!”于是，在一旁的毛泽东当时就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娇娇”。

但几个月之后，贺子珍远赴苏联，把娇娇留在了延安。4岁时，娇娇被送到苏联，和贺子珍团聚。

李敏曾告诉采访她的记者王行娟，她在俄罗斯有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那里不仅有她的妈妈，还有她两个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然而，在父母“分手”之后，她发现妈妈的脾气也越来越坏。

在苏联，有一次，娇娇患了肺炎，医生告诉贺子珍，孩子没救了，准备送往太平闯副室。但贺子珍没有放

弃，她硬是把娇娇带回了家，自己护理。为了每天能找到一点牛奶给她喝，贺子珍四处奔波，拿自己种的土豆去换。就这样，她奇迹般地救活了女儿。

后来，贺子珍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娇娇被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始了一种孤儿般的生活。

那时的娇娇，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她曾在后来写的《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回忆：“国际儿童院里面挂着好多国家的伟人像，哥哥指着其中一幅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不相信，认为他在骗我。”

1947年，贺子珍在精神病院呆了两年之后，终于带着娇娇回到中国，住在哈尔滨。那时候，娇娇对中文半懂不懂，是个十足的“洋娃娃”。后来，毛泽东派人接娇娇回北京，她还半信半疑。娇娇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毛泽东接到娇娇的信，发现全是一行行歪歪扭扭的俄文。他请人翻译成中文后，哈哈大笑。当即回信写道：“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爸爸欢迎你回来。”

1949年初夏，娇娇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我家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送娇娇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李敏。娇娇在陕北时，毛泽东曾化名为“李得胜”。

泪别中南海

1949年9月，江青带着李讷从苏联考察归来，家里的气氛变得不一样了。江青对娇娇的评价，从开始的“文静”、“听话”，逐渐变成了“倔脾气”、“娇气”；而贺子珍又不愿意让娇娇叫江青妈妈，这种矛盾不断激化。娇娇夹在中间，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可想而知。

195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李敏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了婚。孔令华是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也是李敏在中学时的同学，两人彼此了解，情投意合。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也就是孔东梅的哥哥孔继宁。毛泽东经常抱抱小外孙。江青却容不得这些，她对李敏一家冷漠、轻视，还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去住的打算。毛泽东听了也没有阻拦，只是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自从搬出中南海，李敏夫妇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先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1964年，李敏夫妇搬进了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

毛泽东晚年，江青更加飞扬跋扈，李敏等人要见毛泽东一面更难。从爸爸患病到逝世，李敏总共见过他三次面。

第一次是陈毅逝世时，毛泽东出席追悼会。他见到李敏，拉着女儿的手说：“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泪点点头。第二次是李敏接到堂弟、时任中央政治局“联络员”毛远新的电话，说主席病重，让她赶紧去。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江青冷硬地说：“你待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

李敏第三次见到父亲，是在父亲逝世前几天。他拉着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流泪。

孔东梅，时尚的“红色后代”

刘畅

在北京东北角大山子地区，有一片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旧工厂，而今被称为“798艺术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这片充满后现代气息的街区中，静立着一座古朴的艺术空间——“菊香书屋”。它的主人，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

“798”里的女老板

“我们这个空间，大到整体设计理念，小到墙上的每一幅画，都是老板精心布置的。你看，这是切·格瓦拉，这是甘地，这些摄影作品非常珍贵，很多是老板从国外收藏来的。”正当工作人员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介绍时，“老板”孔东梅走了进来。

她一身简洁的黑裙，一条长长的鲜红色围巾，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显出独有的高雅气质和艺术品位，虽然之前从未谋面，但记者早有耳闻：“毛泽东有个漂亮的外孙女，长得和他很像，下巴还有一颗和他一样的痣。”

“菊香书屋”曾是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如今，孔东梅把它“搬”进798艺术区，又给了它新的诠释。这里的一切，都充斥着多元的融合与强烈的对比：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巴洛克乐曲回荡其间；书架上，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红色经典作品，整齐地排列着；大厅里，一根立柱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毛泽东画像，熠熠闪光……新与旧，中与外，理想与现实，记忆与未来，在这里交融。

“我从小就喜欢写作，从中学到大学都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也是校杂志社的一员。上中学之前，读过大量17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书籍，还经常听广播小说。我也算是个文学青年吧。”孔东梅还介绍了她所写的书籍：从《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到《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再到《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孔东梅说自己希望做一个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自如穿行的女人。她也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视角追寻先辈的足迹：“对于外公外婆，我心里有许多的谜团和疑问。通过写书，探访过去的一些事情，既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他们，也是对我自身心路历程的梳理，可以释放自己。”

如今，孔东梅和母亲李敏一起生活。谈到现在的日子，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同时也很感慨：“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一点点找寻回来的，我一直在找回‘普通人的日子。”

1972年，孔东梅出生在上海，妈妈李敏把她的照片带给外公毛泽东，又把毛泽东的照片带回给她看。“我们只在照片上见过面，外公为我取了‘东梅这个名字，‘东取自他的名字，‘梅是他平生最喜欢的植物。”

孔东梅自小与外婆贺子珍一起生活在上海，她们居住的湖南路262号，成了她童年最重要的记忆。

孔东梅6岁时，被父母接回北京上小学。

让“红色经典”有个性

1992年，孔东梅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她说自己更喜欢文学，天生对油墨纸张一类的事物感兴趣：“那时候，我还曾幻想过开个小书店，过着读海明威的小说、喝咖啡、养一只猫的小资生活。”

大学毕业后，孔东梅进入刚刚创办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孔东梅告诉记者，在泰康人寿的3年中，她从端茶倒水打杂干起，几乎在各个部门都干过：“随着泰康人寿变成十几万员工的大企业。我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孔东梅渐渐发现，这并不是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她还有很多梦想，渴望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空间。

1999年是孔东梅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她想过办企业，做自己的生意，“当时公司都注册了，又碰巧遇到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

孔东梅坦言，她也是到了国外，才开始真正从不同的文化观念和角度来看待外公、认识外公。“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特别对毛泽东这个人，尽管基本上都听说过，但毛泽东到底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现代中国什么样，他们并不了解。课堂上经常因此发生辩论，碰到他们不理解的事儿，我就讲给他们听。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

回国后的孔东梅开始一边走访，一边写书。2001年，孔东梅注册成立了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开始传播和推广“红色经典”。在写书的探索中，孔东梅对自己的外公、外婆、母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外公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一种执著、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定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不要因为一些小的挫折而放弃。”

经历了风风雨雨，毛家第三代的人生，和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