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传播学:与改革开放同行

2009-12-18 08:49冯光钰
音乐探索 2009年3期

冯光钰

摘要:中国音乐传播学是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而兴起成长的;对这门新兴学科来说,改革开放的30年有着孕育、催生、助长的意义。本文按“80年代,是中国音乐传播学的萌发期”、“90年代,是中国音乐传播学学科建构的探索期”、“新世纪以来,是中国音乐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期”三个时期,谈及音乐传播学在中国的兴起及发展。

关键词:中国音乐传播学;开改开放;三个时期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9)03-0003-05

当笔者写下本文题目“中国音乐传播学……”时,感到此词不甚妥当,因为作为一门学科,并无中外与地域之分。这里所说的“中国音乐传播学”,其实是指“音乐传播学在中国”或“中国的”音乐传播学。之所以要标示“中国音乐传播学”,是由于本文的题旨是谈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音乐传播学在中国由萌发、探索实践到逐步成形、发展的学科建设历程。也就是说,我国的音乐传播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发展的;对于“中国的”音乐传播学来说,改革开放具有孕育、催生和助长的意义。因此,本文在音乐传播学之前冠以“中国”二字,并无将“中国音乐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之意,而是为了说明这一新兴学科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产物时叙述起来更为清晰。这一构想是在本文进入正题之前需要加以说明的。

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同时也是中国音乐事业复兴、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正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激发起我国当代音乐学人对音乐传播学研究的兴趣,进而鼓起建设中国音乐传播学学科的勇气。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音乐传播学研究已取得显著的成果,人们欣喜地看到,由音乐学与传播学联姻交叉而成的中国音乐传播学已初具形态。这一新兴学科既是音乐学的分支学科,也是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作为音乐传播学的母学科之一的音乐学,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创建起来,而有关音乐的学术研究则可追溯到远古,我国儒家思想的开创人兼音乐家孔子(前551~前479)早就在他的《乐记》中对音乐美学及音乐的伦理性质和社会功能作了系统论述,但却未有相关的传播学原理的论述,以致难以产生对音乐传播的研究。及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之交,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包括传播学在内的西方的思想文化及新学科大量涌入,使人们眼界大开,兴味盎然。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传入的新学科,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各个领域,音乐学界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启示。传播学原理的传入,对我们很有启发,音乐学与传播学的有机结合,音乐传播研究和音乐传播学学科的建设,便应运而生,从萌发草创逐渐迈向探索和发展阶段。

任何一门新学科和知识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现象,音乐传播研究的开展和音乐传播学的建立也是一样。它与特定时代和社会环境、文化精神、音乐活动的开展有密切的联系。中国音乐传播学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生,不仅受到改革开放时代和新时期文化精神的召唤,而且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使音乐学得以与传播学联姻,进而推动了对我国古往今来的音乐传播现象的研究:源远流长的中国音乐延绵不断发展到今天,音乐传播起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传播是维系几千年来中国音乐持续流传的一条纽带。随着时代的前进,在一些古老音乐传播手段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现代音乐传播媒介方式的采用,更能发挥音乐传播的潜能。

中国音乐传播学与我国改革开放同行,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经历了一个以学科知识为底蕴的萌发期,到学科建构实践的探索期,再到初步成形的发展期的演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直贯穿着对中国音乐传播理论的探讨。

一、80年代,是中国音乐传播学的萌发期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此前的中国音乐文化生态尚未从“文革”浩劫中复苏过来。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这一年,中国音乐家协会正式恢复工作,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在恢复工作后的会议上作了题为《恢复后,做什么?》的讲话,他强调指出:“全国音协恢复以后,我们必须努力扩大我们的视野,阅读我国和外国的文艺作品;扩大我们的听野,欣赏我国和外国的音乐作品,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文学艺术修养,才有可能钻研音乐业务技巧”。① 吕骥倡导扩大“视野”、“听野”,是针对长达十年的文化专制有感而发,是针对十年浩劫,中外音乐均被当作封资修的黑货予以毁灭,我国音乐界的学术活动几乎一片空白的状况而提出的。这里虽未涉及新学科的建设,但对音乐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提高我们的文学修养”和“钻研音乐业务技巧”是很有启示的。这也为后来人们吸取借鉴西方传播学原理,建构音乐学和传播学双重视野下研究中国的音乐传播现象,在学术思想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说到我国音乐界借鉴传播学理论,还应提及中国学术界引进外来传播学也是始于改革开放之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孙旭培说:“(传播学)是20世纪初才由西方学者发起的,不过发展得很快。在我国对传播学进行较为系统介绍和研究,是1978年以后的事。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比内地起步早一些。”② 而将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大陆萌芽,则是在改革开放日渐深入的1982年,再经过15年的创建,传播学才被正式确立为国家一级学科。传播学学者陈阳指出:“如果把1982年北京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看成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的话,到今年(2007年)正好25年。如果把1997年传播学和新闻学一起被教育部列为国家一级学科看成是传播学的重要性被正式承认的标志的话,到今年(2007年)正好是10年。”③ 这是就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而言。

相对说来,将传播学原理引入音乐学术研究领域比之传播学界要晚一些。音乐界的有识之士从传播学中吸取新知识肯定不在少数,但由于笔者缺乏调查了解,尚难举出具体的事例说明。仅以笔者本人来说,就是传播学理论的直接受益者。1984年9月,新华出版社率先出版的美国传播学大家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合著的《传播学概论》,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译著(陈亮、周立方、李启译)。其时,我正好因联系民族音乐集成出版事宜与新华出版社有一些工作交往,在此书尚未投放市场时即获该社社长许邦先生优先赐赠一册,也许我是音乐界此著的最早读者之一。这部专著对“传播是怎样发展的”、“传播起什么作用”、“传播过程”、“传播符号”、“传播途径”、“传播媒介”、“传播怎样产生效果”等问题,均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作者还论及语言与歌唱传播的关系,他们指出:“言语是从原始的没有言语的用以传播感情和欢庆事件的歌中演变出来的。还有人提出‘哟—嗨—嗬理论,认为言语是用力使劲时发出的呼噜声演变的。”④ 这虽不是对歌唱传播途径的论述,但说明音乐的演变已进入传播学学者的视野,亦是传播学研究的对象。这种现象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和重视。结合我国传统民歌及戏曲、曲艺、民间器乐曲的传播流变,采用传播学原理对传播者与受传者(受众)进行考察和分析,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视角。笔者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传统音乐初论》⑤ 一文中提出了“传播网络”及“传播结果”的概念,并从音乐传播演变的角度,将[孟姜女哭长城]、[茉莉花]、[绣荷包]、[九连环]等由“一个基本曲调和它的一系列变体”的几十首民歌,称为“同宗民歌”。

音乐学家修海林在80年代的音乐传播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他的专著《古乐的沉浮》⑥。他在此书的第三章“华夏古乐的传播、交流及其地域文化特征”中,对“华夏民族早期音乐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唐代中外音乐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元明清时期中西音乐的传播与交流”以及“古乐的南北流播及其共生文化系统”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根据有关文献史料,在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华夏古乐的南北交流及外族外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的传播与交流,从宏观出发,探讨华夏文化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与其它地域之间的传播与交流。其论述从上古到明清,不仅有大线条的勾勒,对一些重要的音乐传播事件也有较深入的阐述。综观修海林所著《古乐的沉浮》一书这些论述反映的是对中国古代音乐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流向、文化特征的认识和探讨,其中有关古代音乐在传播中形成“新质文化”、“价值标准”所起作用的揭示,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意义的。此书是他结合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古代音乐文化交流、传播途径入手,进行音乐传播理论探讨的可喜成果。

二、90年代,是中国音乐传播学学科建构的探索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领域经历了深刻变革,音乐理论研究活动及新的音乐学科建设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音乐传播研究及其学科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生机。1993年,音乐学家薛良、宋莉莉在《中国音乐》第一期发表《“音乐传播学”引言》⑦,首次提出建立音乐传播学,文章指出:“有音乐就会有传播。在音乐的实践和研究中,我们经常能感觉到和接触到音乐传播这个问题,它是普遍的,无处不在的。然而遗憾的是直到如今,它一直没有被有意识地提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他们认为:“音乐越繁荣,音乐传播便越复杂,音乐越高度发展,传播手段也变得越精细。由此,‘音乐传播学便成为一个怎么也回避不开的学科。经我们反复考虑,我们认为这是一门有必要在音乐文化的发展中创设的重要学科……依照拉丁文的组词原则,把‘音乐传播学一词暂拟为‘Musipropaology”。接着,《中国音乐》1993年2期专门开辟“音乐传播学论坛”,发表了5位学者的文章,有杜亚雄的《音乐和传播》、修海林的《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罗小平的《音乐传播与欣赏心理》、宋莉莉的《音乐传播学与音乐教育》、席强的《民族器乐曲的传播与传承》。这些文章,从各种角度阐述了音乐传播研究的方法,进而论证了“音乐传播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修海林在《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一文中提出:“音乐传播学是以历史文化生活中的人类音乐活动及其传播的行为与方式、传播的途径与媒介、传播中的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以及形成的传播理论等现象为研究对象。也由于音乐传播学本身的跨学科研究性质,其研究采用的方法、途径也必然是多样的。如从音乐史学的角度,可以研究乐器、乐种的流播、演变,音乐思维型态如何在由传播导致的文化交融中发生变异;从音乐民族学角度,可以研究音乐在一定社会制度与生存环境中,如何因文化传播而形成特有的空间,以及这些文化空间在传播中发生的变异;从音乐审美心理学角度,可以研究音乐符号在创作、表演、欣赏等活动中如何沟通传受的双方,由此引起相应的审美心理活动;从音乐社会学角度,可以研究音乐在不同社会文化阶层的传播条件、途径以及社会听众层如何选择、接受音乐信息……”。⑧作者还对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理论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理性阐释,有一定理论深度。

这一时期,将现代传播学引入音乐学研究和音乐院校的教学中,均取得了一定进展。1990年12月,在由中国音协等单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发表了《从凤阳歌看“同宗民歌”的传播流变》⑨ 及《凤阳歌的启示》⑩ 两篇论文,从音乐传播视角探讨了传遍神州大地的《凤阳歌》的流变,认为“凤阳歌复杂的传播现象,其影响几遍天下的事实,给人们提出了一连串可能永远难以解答的疑问,在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认真探究凤阳歌传播现象和发展过程,梳理凤阳歌的传播网络是怎样形成的,可以使我们逐步弄清它的传播过程。”为此,笔者就凤阳歌文化圈网络是怎样扩大到广阔地域的,“身背花鼓走四方”的民间艺人及大量外逃灾民四处传播凤阳歌的情况进行了探究。为了使对音乐传播的研究更深入一步,1992年冬,笔者撰写了5万余字的《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流变》{11}一文。全文从5个方面论述了传统音乐的传播规律:1.地域音乐的传播演变;2.人口迁徙与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3.战争动乱与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4.民间艺人行艺与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5.艺术流派师承与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

在90年代中后期,音乐传播研究引起了音乐社会学家和作曲家的广泛关注。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的曾遂今在他的专著《音乐社会学概论》{12}的第三章“社会音乐论”、第四章“社会音乐听众论”、第五章“社会音乐传播论”、第六章“社会音乐流行论”、第七章“社会音乐商品论”、第八章“音乐职业论”等中,均涉及到音乐传播的内容。其中的“社会音乐传播论”一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音乐传播的概念与功能、民间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的基本模式、声音记录、电子媒介与音乐传播、当代音乐传播的5种形式。他强调指出:“社会生活中任何音乐现象都离不开音乐传播。在这些现象中或现象后面,音乐信息(音响形态的或乐谱形态的)所运载的传播者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为人们‘分享(部分地理解)或‘共享(较完整地理解)……因此,可以认为,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可以说,这是作者将社会学与传播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有益尝试。

星海音乐学院曹光平教授的《从二十世纪世界音乐的变革看二十一世纪的音乐与音乐传播》,是从作曲家的视角研究100多年来世界音乐传播方式的变化。他认为,音乐文化的传播方式,由17世纪以前欧洲以天主教会和宫廷为主,18—19世纪欧洲以歌剧院和音乐厅为主,20世纪音乐的传播方式随着科技手段的迅速发展变化而改变,已经转向以广播电台、电视台、电脑多媒体、家庭音响、广场和传统的剧院、音乐厅等并行,传播方式愈来愈多样化、现代化和家庭化。到21世纪,随着电脑技术、通讯技术、信息高速公路与其他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类似微分音、自由音律及其他方面的试验、探索可能会再度兴起,原来传统的传播方式还将继续存在,但有可能走向某种意义上的“贵族化”和“社交化”。作者预测,未来100年肯定会发生若干对艺术、对音乐及传播有重大冲击的事件。

这一时期音乐传播学研究成果,还有修海林的《中国音乐传播的历史文化特征》,陶亚兵的《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等等。

特别应当提及的是,音乐传播学作为一门新的专业课程,此间开始在音乐院校开设,率先引入课堂的是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1994年,宋瑞祥副教授在该系开设了“大众音乐传播学”,他将这门课程定位为用大众传播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当代流行音乐的一门课程,内容包括传播理论、音乐制作和音乐编辑,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作者统计:“这门课迄今已开设了8年,在1998年之前一直作为个别专业课,每一届选此课的学生几乎占到该届总数的一半……,从1994~2002年共培养了六届12位该专业的本科生,目前还有3名本科生。”{14} 由于是首次在音乐学院开设音乐传播学课程,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却为后来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近10所高等艺术院校先后开设与音乐传播相关的专业或课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涌现和造就了一批音乐传播研究与教学人员,他们主要活跃在各艺术院校和音乐研究机构,在他们身上,洋溢着学术探讨的锐气和时代的朝气,他们的研究,展现了20世纪最后10年音乐传播理论具有探索意义的研究成果。

三、新世纪以来,是中国音乐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可以视为中国音乐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期。此期间,我国各种新的社会因素及新的文化环境均对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有着一定影响。

随着新世纪以来资讯全球化传播的加速,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的开放性与互动性愈加突出。中国音乐传播学学科及其研究适应这种信息共享的历史性变化,在文化艺术建设及音乐文化市场的迅速发展中,融入新的时代内涵,加快了对音乐传播学新的特点的研究。主要表现是2002年12月举行的“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及其后两年一届的音乐传播学研讨会的召开,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传播学会的建立,大大地推动了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的发展。

“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是由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联合中央音乐学院等单位发起并主办的。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参会代表及提交论文的议题可以看出,音乐传播学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跨越多种学科的文化工程。经过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以来音乐传播研究的积累,这次研讨会可以说是对我国近20年来有关音乐传播探讨成果的集中展示和交流,这从本次学术研讨会后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的专栏设置中可以看出,有“音乐传播学科建设”、“音乐传播的形式与特征研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播”、“音乐市场与管理”、“音乐版权”、“艺术院校的音乐传播教学”、“音乐传播中的文化思考”等30余篇研究文章,展现出音乐传播学作为开放性学科的姿态,体现了不同音乐传播样式及多元因素的聚合与交融,将音乐传播研究有机地融入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时空中,以适应现代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促使其在新世纪音乐文化建设中寻求新的发展。

2005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究会”,在音乐传播的研究成果方面,较之首次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明显地提高了一大步,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学科的新思想,拓宽了新视野。在与会者提交的60余篇论文中,广泛地涉及到5个理论层面的内容:1、音乐传播学科建设与教育思考;2、音乐传播的形式与特征研究;3、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研究;4、音乐传播媒介考察与研究;5、音乐传播的文化思考。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特点,是紧紧围绕着“音乐传播”与“传播音乐”这两个大范畴进行的。大家一致认为,“音乐传播”是现象,当音乐传播现象中的学问形成体系后,便成为音乐传播学;而“传播音乐”则是行为,这种传播音乐的行为,是充满了实践性的,可以使音乐产生相应的社会功能。前者(音乐传播)是理论范畴,后者(传播音乐)属实践范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传播音乐的行为必然推动音乐传播现象的形成。这使音乐传播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与专业系统的特点更加凸显,同时也体现了这一学科具有较广泛的适应性以及与其他诸学科的交叉性。

“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100多名来自全国音乐传播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新闻出版单位、高校师生以及音乐文化传播人士参会,提交论文60余篇。与前两次音乐传播研讨会比较起来,这次研讨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音乐传播形式与特征研究;二是音乐传播学的理论探讨与文化发展策略;三是音乐传播与区域文化产业研究。围绕这3个主题,与会者就音乐传播的教育与科研、音乐传播理论学科建设、音乐传播与音乐产业人才的培养、音乐传播学界与业界如何平衡发展等热点问题开展了广泛的多角度、多层面的研讨。通过热烈的研讨,与会者对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内涵及外延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共识,认为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在当代科学技术和思维方式发展条件下的新的学科发展与延伸,是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研究、思考而形成的学问;并提出,音乐传播研究,是一门十分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它在新的文化基础上发展了音乐学与传播学理论,且紧密地与实践相联,指导着音乐传播实践。

这三次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新世纪音乐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音乐传播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平台,推出了一大批具有不同特色的研究成果。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有着一定学术成就的中青年学者成为音乐传播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在全国一些音乐学硕士或博士学科点,均聚集着一批优秀的音乐传播学研究人才,当代音乐传播学学科显现出一定的特色。首先,是音乐传播理论与其他人文学科的交叉。由于当代社会和文化艺术的发展,音乐传播学深层的内涵已经有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学、经济学、美学等诸多人文学科的交融与渗入,以及各种交叉学科的出现;其次,是音乐传播理论研究与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音乐产业、网络音乐等应用研究的交叉。可见,音乐传播学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性学科,它一直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作为学科自身的重要使命,使之具有应用的意义。音乐传播学的各种实践与应用理论成果相结合,推动了音乐艺术产业与音乐文化市场的发展。

还有值得赞扬的是,为促进我国音乐传播学研究信息及成果的交流,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传播学会、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音乐系承办的《音乐传播》杂志,自创刊以来已出版了9期。特别2008年改版后出版的3期,内容更为丰富,学术栏目也多样,增加了“理论建设”、“技术前沿”、“网络音乐透视”、“音乐文化产业”、“环球视界”、“传媒音乐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栏,为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搭建一个新型学术平台,标志着音乐传播学研究在新世纪又有了新的发展。

回眸30年来中国音乐传播学与改革开放同行的历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一方面看到在当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发展,音乐传播学已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多年来音乐传播学学科从无到有,从起步到获得较快的发展,已在当代社会显现出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深知,与我国有着几千年光辉的音乐历史及音乐学乐论相比,仅有20多年的音乐传播学建设,还处于草创阶段,还是正在成长的小孩子。传播学等西方文化虽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但毕竟不属于中国的本原文化,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华文化,有机地吸取传播学的优长之处。对于中国音乐传播学而言,音乐传播理论既需要拿来,也需要守护,方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传播学。

让我们共同努力和期待。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①《吕骥文选》(下)43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②《华夏传播论》(孙旭培主编)1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③《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陈阳著)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④《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8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

⑤载《中国音乐》1987年2期7~10页。

⑥《古乐的沉浮》(修海林著)269~311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

⑦《中国音乐》1993年1期68~69页。

⑧《中国音乐》1993年2期4页。

⑨《音乐研究》1991年第2期79~84页。

⑩《苗岭之声》1991年第2期23~25页。

{11}分上下篇分别载于《中国音乐》1993年第2期及《艺苑求索》1993年第3期。

{12}《音乐社会学概论》(曾遂今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3}《中国音乐》1998年第1期16~18页。

{14}《大众音乐传播学的教学》(宋瑞祥),载《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286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