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性爱史

2009-12-21 10:00蕾伊·唐娜希尔
通俗小说报 2009年8期
关键词:精液生殖

蕾伊·唐娜希尔

自然主义与虐待狂结婚年龄的延后与婚前守贞期间的拉长,有其不可避免的结果,特别是这种形势的演变和18世纪“启蒙时代”的怀疑、欢乐、不羁与理性探索纠葛在一起时,更如火上加油。但很讽刺的是,启蒙时代的早期哲学家从耶稣会教士所介绍的中国——特别是孔子的教诲里发现了理想的生活模式,但他们却以极大的无知与热忱对比做错误的解释。“行为应与人类精神与自然法则取得和谐”,此一中国思想似乎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但所谓“自然法则”。他们却将之解释为纪律的松弛与全然的自我表达,这是极度违反孔子教诲的要命错误。当然,有相当多的私生子都没有户籍记载,但在某些城市,譬如法国的港口兰提斯,妇女在医院分娩必须申报孩子的父亲是谁,院方才能向她收钱。在18世纪初年,兰提斯的私生子只有8%,但不到18世纪末,则增加了10%。这并不一定表示婚外性行为也以同样的比例在增加,更可能的原因是男人变得越来越不负责任。在本世纪中,社会的流动性增加,法国的农夫一年中有一大段时间都外出找工作,他们的性生活经常是偶然的邂逅,对此,他们觉得没有必要付与太多的关心,他们有责任关心的是自己村里的女孩子。另一方面,保险套在18世纪也开始成为一种避孕用具,据说保险套是16世纪意大利的解剖学家法罗波斯发明的,原先的目的是用来防止感染梅毒,而非防止受孕。到18世纪时,保险套虽然仍被用来预防梅毒,但已开始有其他的用途——“将美妙的性置于免除所有恐惧的堡垒中”,当时的保险套相当粗糙,通常是用羊肠或鱼皮制成,而且不太普遍,只在妓院或少数特别的商店陈售。不过,保险套跟私生子的多寡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在1726年到1736年间,未婚而怀孕的女仆,有半数以上说孩子的父亲是她们的雇主,但后来,绅士、商人、律师等高阶层人士开始转移目标,而改在外头“金屋藏娇”。到1780年时,兰提斯一地未婚怀孕的女仆,只有9%说孩子的父亲是她们的雇主。因为兰提斯是个港口,船员无疑地在制造私生子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在其他城市,特别是人口流动量大的大都会,根据巴逢的统计,在1754年,有3233名小孩被遗弃在“弃儿之家”,1766年时,数目增加到5604名,到了1772年。在巴黎出生的小孩有40%成为弃儿(18713名中的7676名),虽然并非所有弃儿都是私生子,但也并非所有的私生子都会流落弃儿之家,但从这个数字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是多么地不稳定。譬如华仙儿和卢梭生活多年,为他生了五个小孩,但卢俊却认为自己无法供养他们,甚至拒绝正眼看他们,而将他们通通寄养在别人家里。这些弃儿的无根、贫困与愤怒,是1789年爆发大革命的一个火种。如果说凡尔赛宫是法国的缩影,那么18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女人的世纪”,庞巴杜夫人(Madamede pompadour)、杜芭丽(Dubarry)及玛丽·安东尼蒂(Marie Antoinette)等显然为后来的时尚树立典范,慢慢的,宫廷里的男士开始“女性化”,即使是最粗犷的男士也不得不如女人般打扮自己,化妆敷粉、穿丝衣缎、佩戴珠宝,连举止方面也女性化。这种装扮越来越像戏剧效果般的浮面化,时髦世界变成了一个戏剧舞台,置身其中的男女都只是演员而已,他们所上演的是带有强烈自恋意味的自己恋爱故事。这种恋爱故事通常有四幕——惊艳、诱惑、征服、分离,它似乎是人类百看不厌的陈年老戏。无法自己上演这种故事的人就看小说。当时有很多描述浪漫奇情故事的小说问世,作者通常并非宫廷中人,但却有机会目睹宫廷生活的人。在这些汗牛充栋的爱情小说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恐怖奇情与有性虐待意味小说的受欢迎,其中当推法国的沙德(Marquis de Sade),现在我们所说的“虐待狂”(sadism)一词即以他为名。但在沙德之前,此类小说已在黑巫恐怖之乡的英国开始流行,1747—1748年间,英国的李察德森以书信体写了7巨册的《克拉丽莎》,别名《一个年轻淑女的故事》,即是在描写一位淑女从被引诱到败德之家后,辗转于债权人的监牢及死亡之床上的种种堕落过程。该书以凄凉的废墟、阴湿的洞穴、猫头鹰的尖叫声等来塑造恐怖气氛。在某个场景里,她梦见她那残酷的爱人将她带到墓地,一刀捅进她的心窝,然后将她放进一个已掘好的墓穴里,并用手把脏物和泥土堆覆在她身上,最后还死命地用脚将它踏平。李察德森的恐怖小说问世之后极受欢迎,英国及法国的小说家纷纷起而效尤。这些小说都极度感官化,大部分涉及对无辜少女的肉体与精神折磨,然后在最后一章以美德获得最后胜利及恶人受惩等“警世”格言来收场。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为了钱而写作,但它们的畅销正表示读者亦有这种品味。凡尔赛宫可能是此类书刊的一个主要市场,在公开场合必须对女性执礼甚殷的王公贵族,似乎特别喜欢此类折磨女性的幻想。当沙德在1791年出版他的处女作《贾斯汀》时,宫廷人士纷纷躲起来阅读。表面上正经八百的布尔乔亚阶级似乎特别欢迎这种败德的、堕落的性刺激。沙德这个人,在1777到1790年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监牢里度过的。罪名是给一些妓女服用过量的催情剂(俗称“西班牙苍蝇”的一种春药),而使她们陷入半中毒状态中。其他时间则是躲在酒吧的阴暗角落里或疯人院度过。他具有别人所无的第一手资料与经验、文学风格、机智、丰富的想象力与敏锐的判断力等,这使他能写出描述各种性变态,特别是从肉体折磨中获得快感的小说,传神而逼真,有史以来,无辜而纯洁的女性从未在小说里受到像沙德所给予的那种彻底的迫害。不幸的贾斯汀,在小说里像待宰的鸡一样被捆绑起来,贪婪的野蛮人在她身上嗅个不停;后来,她和一名外科医师逃了出来,但这位外科医师却想将她活体解剖,在逃出虎口后,她又落入恶狼手中,看似彬彬有礼的君子却是个杀人魔;最后,在由上苍所降的一阵雷电中,她满含泪水地离开人世。沙德是所谓“自然和谐”的顽固信徒,与“自然”取得“和谐”的中国精神被理性主义者所扭曲,成为他们为其残酷的“自然主义”的辩护藉口。沙德及其同代的作家认为:“愚人反对我,说我所描述的那些人是恶魔,若照我们的传统及思考方式来看,他们的确是恶魔……但他们只是“自然”为实现其律则而设计出来的工具,自然赋予他们野恋与血腥的性格,此乃生命的真相”。沙德和前代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所谓“自然和谐”乃是罪恶充斥,而非美德盛行,罪恶带来财富与快乐,而美德却遭受不幸与毁灭,这个方便的理论成为沙德小说的逻辑基础。沙德于1814年逝世,同年,他的处女作《贾斯汀》成为禁书,翌年,其他各书也陆续被禁。但沙德对后代的法国作家及亲法的欧洲作家却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后来的浪漫主义者、颓废派诗人及

超现实主义都承认受到他的影响,而一些知名之士如波莱尔、尼彩等也都对他大加赞赏,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沙德血腥恐怖的想象满足了他们私人的需求,还是因为沙德对布尔乔亚的高贵虚矫予以迎头痛击的关系。生殖奥秘与两性观在16及17世纪时,欧洲有一段“人体探险”的时期,到18世纪时,这种理性生活活动更有声有色,其中一个重大发现是为一万年来的老问题找到了答案:性交“如何”制造孩子?但说来奇怪,在人类延续400代以上血统的历程中,即使是最粗心大意的人也一定看得出来,孩子像母亲的机会跟像父亲的机会几乎一样多,但人类却一直认为,女性在生殖过程中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在西方世界,希腊人首先提出一种生殖理论,他们认为男人的精液是孕育生命的基本物质,而女人只是一种“孵育器”,公元前4纪的亚里斯多德认为,男人的精液是一种“灵魂物质”,它和女人的经血混合,而培育有生命的小孩,他还为此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那就好像牛奶变成乾酪的过程:“牛奶是体(物质成份),而无花果果汁或凝乳剂(精液)则含有使牛奶固定的物质。”印度人将性能力与精液活力视为身体健康的一个表征,在一个经常有好几百万人死于饥饿的国家,如果不特别强调饮食的重要性,反而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因此,他们的“摄食补精”之说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他们对精液也有某些独特的见解,譬如认为在一次射精之后,需要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恢复原有的精液活力,现代的研究指出,此一“复原”的时间约需40小时。但他们认为过剩的精液可储存于脑中,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想,这可能与其怛特罗信仰中的“微细身”理念有关。欧亚大陆的居民,对此一问题在细节上尽管看法相当歧异,但却有一个共通的基本看法:大家都认为精液绝不能做无谓的浪费。中国人认为它会使一个人的各方面都衰弱下来,印度人则知道精液的供应是有限的,而西方人则认为浪费精液会导致各种奇奇怪怪的身体报应,所谓“浪费”包括同性恋、自慰及每个礼拜性交多于一次等。1707年,一位德国医师认为“精液的耗损会带来倦怠、衰弱、动作无力、昏沉、口干、舌燥、脑膜酸痛、感觉迟钝、脊髓败坏……”后来又有一位瑞士医师认为自慰会导致生疮、失明、性无能与发疯。到19世纪,医学团体开始用“精漏”来描述梦遗流失精液的现象,毕尔德更以“神经衰弱”这个名词来形容上述诸症状,当时普遍认为,一再流失精液会导致精神、肉体与道德的崩溃,最后死于“脑子枯竭”。为了避免精液的流失,医师发明了一些特殊的装备,套在病人的阴茎的根部,防止夜间勃起及梦遗;或将电极插入病人的直肠、尿道,或插在阴茎、阴囊、大腿内侧,通电刺激,避免精液流失,可谓用心良苦。从亚里斯多德时代到17世纪,西方人一直认为精液才是孕育生命的主要成份,其实在基督教时代开始时,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人士已经发现女性卵巢的存在,认为它们是类似于男性睾丸,但却不重要的器官,它们所分泌的“女性精液”聊胜于无,在品质和活力方面都与男性精液无法相比。16世纪时,一位西班牙的解剖学家“勉强”将此一发现记载在《人体的故事》一书中,希望“妇女不要在知道自己也像男人一样有睾丸之后就变得自大”。17世纪显微镜的问世为医学带来突破性的进展,1672年,一位德国外科医师格拉福用显微镜发现了卵子,而且晓得它是由卵巢排出,向子宫移动的。但卵子是怎么移动的呢?他认为那是受到男性精液中的刺激性气味而引起的。8年后,刘文厚将男性精液放大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其中含有很多像蝌蚪般会动的小生物,他将它们命名为“小动物”,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精虫”。此后数十年,格拉福和刘文厚的门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会,格拉福派的学者认为女性的卵子中含有一个具体而微的人形,而刘文厚派的学者则认为这个具体而微的人形是存在于男性的精虫中。关于生殖理论的争辩越演越烈,但没有人愿意折衷妥协,试探父母双方对孩子的身心遗传均有贡献的可能性。大家各持己见,结果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投身人显微镜的研究中,其中有人竟因此而主张教会所说的“处女生殖”(耶稣是圣母玛丽亚处女生殖而来)是对的,格拉福派的学者发现,雄性的绿色蚜虫不必交配,一天也可产下九只小绿色蚜虫,如果绿色蚜虫能够“处女生殖”,那么人类也有此可能。18世纪中叶,植物学家在对植物的观察中证实了植物的某些特性乃是来自双亲的遗传,但此一争论直到1854年,科学家亲眼观察到卵子与精子结合(受精)的一刹那景象,才告尘埃落定。虽然当时观察的并非人类精卵的结合,而是青蛙的精卵结合,但此后,大家总算接受了一个孩子所承袭的特性,来自母亲的与来自父亲的一样多。过去一向被视为只是个“孵育器”的女人,现在由科学界证明她们在生殖方面的角色,不仅不下于男人,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女人虽然不致于像16世纪那位西班牙解剖学家所担忧的“因此而变得自大”但它有助于女性地位的提高乃是无庸置疑的。不过,对生殖真相的了解也产生了某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在19世纪的前半期,一种建立在偏颇的历史观与生物学上的“种族优越论”开始出现,特别是在反犹太情绪浓厚的德国及黑奴成为头痛问题的美国更为盛行。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似乎也证实了某些种族在“自然汰择”之后的确比较优秀,这种进化论加上对生殖真相的了解,使得两姓通婚变成一个严肃的课题,大西洋两岸的理论学家开始忙着去寻找与“低劣”的异族通婚,如何使优秀的血统衰败的证据。种族混淆、种族歧视又开始像一只魔掌攫住某些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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