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经济学和心理学——一个经济思想史的视角

周业安

一、导言

最近20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行为基础的重塑，这当然依赖于心理学的引入。自从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开创性地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理性经济人的偏好，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原先不证自明的偏好完备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是需要重新加以科学研究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两大偏好公理并不符合心理事实，这就意味着理性经济人假定需要重新对待。基于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所发展起来的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冲击。主流经济学家不得不重新寻找符合心理事实的行为基础，预期的内生化以及情绪等心理因素引入个体决策是两个极具代表性的趋势。无论是宏观经济学领域还是微观经济学领域，抑或其他应用经济学领域，行为经济学留下的痕迹愈发明显。①关于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参见周业安：《行为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吗？》，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原本就是基于主观价值论，而主观价值论当然是从个体心理出发来讨论相关的经济学问题的。

亚当·斯密非常注重经济活动当事人心理活动的影响，他说：“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才能总是过于自负”，“而大多数人，对损失的机会，作了过低的评价”[1]（P99）。斯密还指出，“轻视危险和奢望成功的心理，一生中以选择职业的青年时期最为活跃”。[2]（P101）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的开篇中写到：“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3]（P5）一些学者明确指出，斯密本质上是一个行为经济学家。阿什拉夫等人认为，斯密早就深刻地阐述了行为经济学的一些代表性的思想，如损失厌恶、过度自信、公平、自我控制和利他主义等。[4]

但是，斯密提及人的心理现象是一回事，他是否运用这些心理因素来分析经济活动又是另一回事。实际上，斯密并没有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人的心理活动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着墨太多，只不过是在极少数地方有所提及，比如分析雇主和雇员关系的时候。斯密对人的心理的关注主要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但这本书主要是探讨社会秩序的，并不是一本专门的经济学著作。所以，把斯密称为行为经济学家似乎还证据不足。那么，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是否继续关注人的心理？是否依据人的心理来分析经济现象？这一点似乎在李嘉图等人那里没有得到体现，倒是穆勒以及后来的边际效用理论存在若干的心理学印象的痕迹。穆勒秉承边沁的功利主义，强调功利主义在社会科学分析中的关键地位，看起来似乎是符合心理学的；边际效用理论中，效用及其量的变化似乎是一个心理学范畴的概念，并且这一理论也和功利主义有关。把这些思路汇总起来，似乎就有了一个非常明晰的逻辑思路，那就是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和心理学密不可分。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就只能算是对传统智慧的复归了。

许多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主流经济学一直和心理学保持紧密关系，这种印象来自主观价值论和效用理论，许多教科书在介绍效用理论时，也直接给出了所谓心理学假定一词。但这种看法得不到经济思想史学者的认同。熊彼特明确指出，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心理学实际上是任何社会科学出发的基础，所有根本性的解释都要以此为依据”，但“事实上经济学家从来不让他们的分析受到同时代专业心理学家的影响，而总是为自己建立他们认为称心的一些心理过程的假定”。[5]（P50）“我们将会发现经济学命题中的心理学因素要比人们最初印象中发现的少得多。把凯恩斯消费倾向法则之类的东西说成心理学的法则完全是滥用名词”①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在第三卷第445页的脚注1中，熊彼特再次把凯恩斯的消费倾向称为“伪心理学”。。熊彼特在谈到19世纪的经济学时指出，赫尔巴特等人发展的内省观察为主的心理学也许对经济学有影响，“经济学家可能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什么，虽然更多地是向他的方法学习，而不是向他的成果学习。不过，除了少数没有丝毫意义的引证之外，我没有能够找出任何例子来证明：他的心理学或是他的普通哲学对于经济学家的专业著作产生过任何影响”[6]（P105）。罗宾斯尽管认同主观价值论，但认为经济学的分析不依赖某种心理学说，而是把心理学研究的事物视为据以推演的资料。[7]（P72）“从一开始，门格尔所列的表格就没有求助于心理学。庞巴维克明确否认与心理学的快乐主义有任何牵连，甚至还不厌其烦地尽力消除这种误解。但是，戈森、杰文斯、埃奇沃斯，乃至他们的英国追随者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家，确实说过那样的话。”[8]（P71）也就是说，罗宾斯和熊彼特之间存在观点上的分歧，熊彼特基本上否定心理学对经济学成长的贡献，而罗宾斯则认为心理学对部分经济学家还是有影响的，比如戈森通过引入享乐主义假设建立了效用理论，杰文斯也基于边沁的功利原理提出了自己的效用观，等等。

这就引出经济思想史上一个有趣的谜团，究竟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心理学是否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主观价值论和效用理论的建立是否依赖于心理学？本文将对19世纪的经济学中功利主义和边际分析这两个最关键的因素进行分析，来讨论当时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关系，以此来理清主流经济学的行为基础的本质所在。

二、功利主义和19世纪的经济学

19世纪的经济学最终能演变成新古典经济学，并且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统治经济学的主流势力，现在也还是经济学的基础架构，功利主义功不可没。功利主义主要由边沁倡导，后由穆勒不遗余力的辩护，逐渐为经济学家所熟知，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边际革命就是根植于功利主义，杰文斯等人甚至明确地把自己的理论看做是功利主义的延伸。所以，要理解19世纪经济学的思想发展，就无法回避对功利主义的评价。

功利主义在学术界出现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中有两个问题尤其招致攻击：一是功利主义似乎在鼓励人们的欲望；二是功利主义常常会以牺牲某些人甚至很多人的利益为代价。无论是哪一点，都足以把功利主义放在一个似乎违背道德的位置上。即便是功利主义开始渗透进经济学，后来的经济学家关于这些批评仍然是存在的。对于新古典经济学乃至整个主观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批评也大多会涉及这些。

关于功利主义的第一点批评现在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尽管穆勒早期专门著有《功利主义》一书来为此辩解，但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功利主义并不是鼓励欲望，功利主义当时提出来有针对禁欲主义的反叛，不过其本质如边沁和穆勒等人所说，是提出一些基于人们主观幸福为评价标准的行为准则。边沁在阐述功利原理时明确指出：“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功利原理承认这一被支配地位，把它当作旨在依靠理性和法律之手建造福乐大厦的制度的基础。”[9]（P57）边沁还进一步说明，功利原理一词后来改成了“最大幸福或者最大福乐原理”。“功利一词不像幸福和福乐那么清晰地表示快乐和痛苦概念，它也不引导我们考虑受影响的利益的数目；这一数目作为环境，对形成这里所谈论的标准起最大的作用；而此是非标准，则是每一种情况下人的行为是否合适可依此得到适当检验的唯一尺度。在幸福和快乐概念与功利概念之间，缺乏足够显著的联系：这一点我每每发觉如同障碍，非常严重地妨碍了这一在相反情况下会被接受的原理得到认可。”[10]（P57脚注a）

可以看出，边沁眼中的功利并不是汉语中通常所讲的功利，用现在的经济学术语说，其实是主观福利。这一点实际上穆勒更为明确，他说：“接受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为道德之根本，就需要坚持旨在促进幸福的行为即为‘是’、与幸福背道而驰的行为即为‘非’这一信条”。[11]（P17）“功利主义并不只代表追求幸福，它同时也意味着预防和缓减不幸。”[12]（P31）可见，边沁的功利主义包含了两层意思：人们采取行动是为了自己的主观福利最大化；评价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群体等的行动或者一项政策可以按照主观福利最大化标准。这种思路不仅把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受放在第一位，而且还给后来的经济学定量化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经穆勒直到杰文斯等人的发展，终于形成了经济学中的选择理论，其中当事人寻求效用最大化，这个效用正是边沁的功利一词的真实含义。只不过杰文斯等人把边沁的功利和微积分原理结合起来，产生了边际的概念，使经济学得以建模方面的便利。

主观福利的可计算性一直是边沁所追求的。边沁认为，“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13]（P58）如果是多个人的共同体，如组织、群体或者国家，同样可以通过计算主观福利的大小来评价其行动。在边沁看来，首先，共同体是由成员个体组成的，“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14]（P58）其次，评价一个共同体的集体行动的好坏，完全可以按照功利原理，“（就整个共同体而言）当一项行动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它减少这一幸福的倾向时，它就可以说是符合功利原理，或简而言之，符合功利”[15]（P59）。最后，这样一个评判标准对政府政策也是适用的，“当一项政府措施（这只是一种特殊的行动，由特殊的人去做）之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它减小这一幸福的倾向时，它就可以说是符合或服从功利原理”[16]（P59）。不过，边沁的这种可计算标准成为后来功利主义被抨击的最薄弱环节，因为按照边沁的想法，即便是少数人得到的快乐足以弥补多数人的痛苦，这样的行动也是合理的；或者说无论一部分人多么痛苦，乃至失去生命，只要另一部分人所得之快乐能够胜过这部分人的痛苦，整个共同体的行动仍然是合理的。很显然，边沁的这种思想潜存着巨大的社会危害。这大概是后来罗尔斯必须设置一个补偿原则的缘故。

由此可见，边沁的确认为，快乐和痛苦是可以计算的，如按照其强度、持续时间、确定与否、距离、丰度和纯度等维度来计算。对此，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做了详细论述。如果这些是可计算的，那么功利原理就可以作为行为和政策的评价标准，因为可以按照快乐和痛苦的多少来客观评价，“把所有的快乐之值加在一起，同时把所有的痛苦之值加在一起。如果快乐的总值较大，则差额表示行动之有关个人利益的、好的总倾向；如果痛苦的总值较大，则差额表示其坏的总倾向”[17]（P88）。

和边沁的基数性质不同，穆勒尽管并没有认识到边沁的功利可计算性中存在的问题，但还是试图提及另一种可计算的方法，即通过比较，这种比较和后来的序数效用有相通之处。穆勒说：“面对两种快乐，倘若所有或几乎所有体验过这两种快乐的人在不考虑优先选择所可能引起的道德义务和道德情感的情况下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同一种快乐，那么这种快乐就是一种更让人渴望的快乐。”[18]（P21）“功利主义的终极目标即其他一切渴望之事的参照点和归宿（无论是考虑自身的善还是他人的善），就是让生活尽可能远离痛苦、尽可能丰富快乐（不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而由那些亲身经历者所提出的快乐质量的检验标准以及衡量质量与数量关系的准则（其中必然添加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通过‘比照’这一途径可得到最大程度的完善。这一终极目标在功利主义理论中被视为人类行为的目的，同时，它必然也是整个道德的标准，故也可以将其定义为人类行为的准则。”[19]（P29）无论是通过和自己过去的经历的比照，还是和他人经历的比照，在穆勒看来，这种比照能够实现主观福利的计算。

但这里存在一个重大疑问，即按照功利的定义以及计算，功利应该属于心理学范畴，这从边沁和穆勒等人的定义和说明中可以看出来。那是不是意味着，功利主义其实来自心理学？关于这一点边沁本身存在矛盾。他在批评功利原理以外的其他原理时指出：“在同功利原理相反的、目前看来在政府事务方面极有影响的原理当中，有一种可以称为同情和厌恶原理。”[20]（P69）在此，边沁似乎把功利和有关同情以及厌恶等心理活动区分开来，结合他关于功利的可计算性的说法，功利应该属于理性计算部分，而处于功利对立面的其他影响人们行动的准则（比如同情和厌恶等）属于非理性的部分。如果这样的话，边沁就没有把功利原理看做是心理的。这一点从他对快乐和痛苦的分类可以看出，“快乐和痛苦通常出自四种可辨认的来源，它们分别可称为自然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宗教的”。[21]（P81）很显然，这四类痛苦和快乐都不来自心理，而是来自客观的外在因素。即便这些因素作用于人们的心理，边沁也没有提供一个关于社会心理的明确说法。不过，边沁又特别强调，“这里谈论的原理可以用来指一种心理行为，一种情感，即赞许的情感”[22]（P58脚注b）。而且，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第十章专门讨论了人的动机问题，在第十一章讨论了人类的性情。这两章和前面讨论快乐和痛苦的来源、度量以及类别明显不同，带有心理学的性质，趋向于从人的心理的视角来讨论功利主义的行为基础。不过，边沁也的确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心理学思想，他对心理现象的分析只不过是一些初步的认识而已。①一般的心理学史中的确罕见对边沁思想的评价，倒是有对穆勒父子的心理学思想的评价。参见B.R.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第四版），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总体上说，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看似具有心理学的色彩，但骨子里又和心理学相区别。边沁试图通过对人们的心理活动进行分析，来建立关于功利主义规则的心理基础，但就是把这部分心理学分析的材料去掉，似乎也不影响功利主义的应用。大概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功利主义进入经济学领域时，经济学家们并不重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心理学基础，而是直接运用了功利原理作为人们决策和政策评价的基准。比如，穆勒虽然在《功利主义》一书中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了辩护，但在其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并没有运用任何心理学的内容。即使穆勒用了效用一词，这个词汇也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毫无瓜葛。穆勒在分析劳动产生的效用时，把效用分为三大类：改变物品让物品变得对人有用；增加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从劳动中带来愉悦。[23]（P62）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恐怕只有第三种效用才是边沁的功利。

大概因为穆勒的确没有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置入任何心理学成分，才使得后来经济学的发展和心理学没有太多关系。熊彼特如此评价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功利主义的经济学虽然是边沁帝国中的一个省，但却是一个自治省，即使同帝国分离，也能够生活得同样好”。[24]（P106）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第三卷专门给出了效用理论的注释，其中在讨论心理学与效用理论的关系时，再次否定了两者的关联性，并且指出，早期的确有一些奥地利的心理学家认为门格尔的理论和心理学有着密切联系，甚至对心理学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奥地利派的成员和其他人士很快就认识到，把效用价值理论称为‘心理学’是个错误”。[25]（P443）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穆勒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他的经济学却是古典客观主义的，看起来似乎和心理学毫无瓜葛。当然，就穆勒本人来说，其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是否受到心理学的影响，的确缺乏足够的证据。穆勒15岁开始阅读边沁的著作（即边沁的《立法论》），声称“阅读此书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新纪元，也是我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26]（P49）。在此之前，穆勒已经接受了他父亲老穆勒的边沁功利主义思想教育。但穆勒在19岁前后开始阅读老穆勒的《精神分析》，学习分析心理学；晚年还整理出版了老穆勒的《人类心理现象分析》并作了注释。从这些讯息至少可以判断，穆勒应该有较深的心理学造诣，穆勒父子的心理学思想也的确得到后来的心理学史学者的肯定，至于这些心理学训练为何没有在其经济学思想中体现出来，也许只有穆勒自己知道。

三、边际主义和心理学

穆勒的经济学思想统治了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但他本人并没有在有生之年建立基于功利主义的经济学体系，该体系的建立最终是由后来的边际主义者完成的。杰文斯等边际主义者把价值的基础搁置在主观的效用之上，形成了以主观价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并利用边际分析方法，把经济学推向一个可以量化的境地，导致了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厦的建立。一些学者认为，边际革命实际上就是用心理学基础来替代过去的实际成本和实际价值基础，“于是古典主义者的实际成本分析理论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表达为心理成本的偏好”[27]（P265）。很显然，这种观点和熊彼特和罗宾斯的看法相距甚远。

要想明确说明边际主义是否和心理学有关系，就必须讨论清楚效用和边际效用。从理论渊源上说，效用和边际效用理论来自功利主义，在杰文斯等人那里有清晰的说明。就效用论本身来说，大家公认的是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三人几乎同时发现的，不过杰文斯后来注意到了戈森更早的成果，为此还曾经沮丧过（关于这点塞利格曼在评价杰文斯时有提及）。当然，从效用理论的实际传播效果看，门格尔的作用是最大的，这可能是因为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过于技术化的表述，反而令效用理论难以理解了。门格尔思想的继承者维塞尔后来明确指出，边际效用理论实际上是来自戈森。当然，就边际效用而言，他承认几个学者早就提出了，他自己不过是正式提出了这个名词而已，“下面就是不同作者所给予它的名词：戈申的‘最后原子的价值’；杰文斯的‘最后一度效用’或‘终极效用’；瓦尔拉的‘已满足的最后一个需要的强度（稀罕）’。门格尔没有使用特别的标志。‘边际效用’一词则系我的建议，随后为大家所普遍接受了”。[28]（P61）

经维塞尔等人的传播，戈森的效用理论得到后人的认同。而戈森的效用理论显然是边沁功利原理的直接运用。戈森指出：“人的行为的目标是，使他的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29]（P7）“在所有享受中有下列一些共同特征：1.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同一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到饱和。2.如果我们重复以前已满足过的享受，享受量也会发生类似的递减”。[30]（P9）从这里可以看出，戈森不仅建立了个体决策时的效用最大化目标，而且他比边沁更进一步，建立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概念，这一概念改变了其后的经济学。杰文斯也声明，他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的效用理论来自边沁的功利原理，他所做的就是运用序数的方式建立了个体权衡模型，其中同样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当然，杰文斯的序数效用理论和穆勒的功利比较无关。

但通读全书，杰文斯其实并没有涉及心理学的问题。杰文斯不否认人的动机多样性，“在我看，一个人所能有的感情是有种种等级的。人时时有纯粹肉体的快乐或痛苦，这是因为人有肉体的欲望与感受性。但他还有各等级的高尚感情——理智的和道德的。较高的动机，可以适当地压下次级感情的各种考虑；但较高的动机不加干涉时，诸种较低的动机亦会适当地互相抵消”[31]（P43）。但他明确说明经济学中的效用和感情多样化无关，“我们这里讨论的，都是最低级的感情。效用的计算，即要以最小劳动的代价，供给普通的人类欲望。我们假设，每一个劳动者在没有他种动机时，皆献其能力以蓄积财富”[32]（P44）。他在1862年一次演讲中明确说明：“要求得真的经济理论，必须先探究人类活动的大动机——快乐与痛苦的感情。……由此发生的快乐与痛苦之关系，便是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但经济学不讨究一切的人类动机，从良心、怜悯心、道德心或宗教心引起的动机，虽时时在我们心中涌现，但经济学者不能讨究它们，亦不讨究它们。这些，当作突出的扰乱的势力，才与我们有关系。这些动机必须在别的科学上讨究。”①这个演讲作为附录收在其中译本中。参见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2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可见，杰文斯把经济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区分开来，经济学要分析的是经济行为，涉及一些纯粹的个体欲望动机，而不涉及良心等社会范畴的心理活动。

杰文斯的思想继承者埃奇沃斯虽然写了一本《数学心理学》，但“他像杰文斯一样，是坚定的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哲学弥漫在他的所有著作中”。[33]（P452）也就是说，埃奇沃斯其实也没有真正分析心理学。同样，作为边际主义的代表人物，甚至被誉为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瓦尔拉斯也没有涉猎心理学，而是直接从需求曲线和需求方程来讨论效用，把价格为零时人们对物品的需要看做是人们广泛效用的结果，而把价格为正时候的需要变化看成是强烈效用的结果。②可以注意到，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第六章是直接根据需求经验法则给出需求方程和曲线的，在第八章讨论效用时，虽然标题出现了“欲望”一词，但实际上还是从这个方程和曲线推出来的，并没有给出效用的理论基础。参见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不过他的思想继承者帕累托在晚年倒是转向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人类的非理性，研究人类的感情、愚蠢、恐惧和迷信等。[34]（P480）但帕累托把这些研究归为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学。可见，即便杰文斯等人运用了快乐和痛苦这些看似心理学的术语，但本质上不是心理学的，这和熊彼特的判断一致。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只不过借用了心理学的词汇来说明自己的效用理论而已，如果不用这些词汇，用别的词汇，或者根本无需提及心理学，也不影响边际主义的分析。塞利格曼说：“如果说这种心理学基础还不够充分，那也没什么，因为即便舍弃这些心理学内涵，边际主义理论的形式还是有可取之处。”[35]（P265）他在评价杰文斯的理论时指出：“后来的经济学家都试图回避快乐—痛苦计算，只保留他发明的技术，而置其心理学基础于不顾”。[36]（P271）塞利格曼的意思是，后来的经济学家仅仅采用了杰文斯的序数效用方法，而忽略了杰文斯效用理论的心理学基础。但塞利格曼本人可能高估了杰文斯的心理学色彩，因为，杰文斯原本就没打算给自己的效用理论建立一个心理学基础。

边际主义者中影响最大的是门格尔。他的影响不仅来自其非技术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他把边际主义和主观分析推广到所有物品。门格尔通过主观的视角定义了经济物品。他说，一物要成为财货，首要前提之一就是“人类对此物的欲望”[37]（P2），并且就欲望本身来说，呈现出边际特征，即“每一欲望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再继续下去，其意义必然次第减少。一个欲望如此，其他欲望也莫不皆然”[38]（P82）。但和杰文斯类似，门格尔的分析并不等于其基于心理学的理论推演，正如他在批评德国历史学派的时候所指出的，即便人存在相互冲突的多样化的动机，但对经济学而言，仅仅需要关注自利的个人这一维度就够了，自利之外的动机留给其他学科关注即可。“除了纯经济学领域，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断言，人真地只受自利之心的引导，或者断言，人不会出错，人是全知全能的”。[39]（P72）这就是说，对门格尔而言，自利之心之外的其他动机对于经济学研究并不是最重要的。

效用理论和心理学无关还可以从其他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那里找到证据。比如庞巴维克在论证边际效用的决定时，指出边际效用实际上是由需要（want）和供应（provision）来决定的。给定供应，需要越多，边际效用就会越高，反之反是；给定需要，供应越少，物品越稀缺，边际效用就会越高。“一方面，要求满足的需要越多和越强烈，另一方面，能满足该需要的物品量越少，则得不到满足的需要阶层就越重要，因而边际效用也越高”[40]（P176），反之反是。可见，边际效用的变化和人的心理无关。米塞斯指出，“人类行为是有意识的行为。换句话说，人类行为是意志施行后转化为行动，是有目标的，是行为人对外界刺激和环境状况的有意识的反应，是行为人针对能够决定其生存的事物状态进行的有意识的调整。”[41]（P3）米塞斯明确区分经济学和心理学，“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领域是人类行为，而非产生行为的心理活动。正是这一点把人类行为学的理论与心理学的理论区别开来，人类行为学的课题就是行为本身”。[42]（P3）并且“心理分析上的下意识是心理上的，并不属于人类行为的范畴”。[43]（P3）尽管塞利格曼强调“自始至终，门格尔都是根据心理判断来发展其价值归属理论的”[44]（P286），边际主义理论除引入主观效用理论外，“还把成本也转变成了一种心理现象”[45]（P287），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判定，塞利格曼可能错了。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和主观价值及心理学无关，这一点看起来是确定无疑的。

四、结论

对于经济学来说，功利主义的引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边沁的思想，经济活动的目的不再是具体的物品和劳务的多寡，而是人们的快乐和痛苦的感受。这对于经济学来说是一个质的转变。正是得益于边沁的功利原理，经济学可以把人的幸福作为终极目标，也为行为经济学家寻求建立一整套科学的主观福利评价理论和经验体系提供了契机。当然，行为经济学家主要借助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而早期的功利主义引入经济学时，并没有依赖心理学。如前所述，边沁在论述功利原理时，的确探究了心理层面的一些内容，不过即便把这些内容抛开，也不会伤害到功利原理本身。这大概是穆勒等人虽为功利主义辩护，但没有把具有心理学色彩的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引入经济学的缘故吧。

当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等人意识到基于实际成本的古典经济学无法建立一个以个体决策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时，开始在经济学中自觉运用边沁的功利原理，并把边沁的功利一词转化为效用，作为个体决策时所需要追寻的目标。这样，通过边际概念的引入，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决策就变成了围绕效用最大化目标的权衡，并且这一权衡过程是以边际的方式展开的。门格尔更是把效用当做价值的基础，并把效用最大化理念和边际分析方法运用到生产和要素选择领域，给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基于主观成本（机会成本）的分析体系，即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不过，称边际主义者的分析是以主观成本为核心的，比塞利格曼所说的心理成本要更为恰当。虽然这些边际主义者运用了边沁的功利原理，以及一些类似的快乐和痛苦的心理学词汇，但效用一词绝不是心理学范畴的。边际主义者吸纳边沁的想法，仅仅是功利原理，并没有纳入边沁关于心理学层面的探究。边际主义者只不过是基于自己对于人们通常行动习惯的观察和描述，把这些行为事实当做是一种普遍事实，并加以抽象。比如，边际主义者认为消费能带来愉悦，这不过是一种事实，不是心理学的思考。也就是说，边际主义者并不在意这种愉悦的发生机理，只要有愉悦就可以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边际主义者提及了一些心理现象，就以为他们运用了心理学知识，或者运用了心理学的分析方法。

边际主义者的理论和心理学无关，这个结论应该是比较清楚的。问题是，边际主义者为什么没有想到为自己的理论建立一个心理学基础？如果有了心理学基础，那么其效用理论就有了坚实的根基，而不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为反对者所诟病。要解开这个谜团，需要观察心理学的发展过程。按照通常的看法，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出现在1879年，由德国人冯特创立。自冯特之后，心理学才从哲学中独立出来。[46]由于心理学自身缺乏一个严谨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所以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很有限。只有当精神分析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等出现后，才开始影响到经济学家，而这些却发生在美国，所以美国早期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大多受到心理学的深刻影响。无独有偶，德国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一直比较发达，这也影响到德国历史学派，而德国历史学派的心理学色彩恰恰是门格尔等人的批判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世纪的经济学的确没有受到心理学的影响，功利主义和边际分析所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虽然依托于主观成本这一概念，但和心理学无关。总体上看，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没有心理学基础的。

[1][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3]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Ashraf，Nava，Colin Camerer，and George Loewenstein.“Adam Smith，Behavioral Economis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5，19（3）：131－145.

[5]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6][2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7][8]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10][13][14][15][16][17][20][21][22]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1][12][18][19]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23]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5]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6]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27][35][36][44][45]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28]弗·冯·维塞尔：《自然价值》，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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