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情类”明代中篇文言小说的情爱观
——与《娇红记》进行对比研究

雷振华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钟情类”明代中篇文言小说的情爱观
——与《娇红记》进行对比研究

雷振华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文章以“钟情类”明代中篇文言小说为研究对象，将它们与首开才子佳人文言小说风气的《娇红记》进行对比，论述其所表现出的言私情却不伤风化，风流与礼防共构，笔墨上情重欲轻，基本处于儒教思想体系的共同特征。

钟情；中篇文言小说；娇红记

中篇传奇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中相当独特的作品群，除首开风气的《娇红记》问世于元代外，其余皆出于明代，且集中在明嘉靖朝前后，于万历中期后少有新作问世。明代中篇文言小说中的“钟情”系列文本，包括《贾云华还魂记》、《情义奇姻》、《钟情丽集》、《刘生觅莲记》、《龙会兰池录》、《怀春雅集》、《双卿笔记》等文本，它们叙述的故事虽各不相同，但皆有言私情却不伤风化，风流与礼防共构，笔墨上情重欲轻，基本处于儒教思想体系的共同特征，并且大多讲述的是正派男子与正派女子的自由恋爱并最终得到家长和社会认可从而成就姻缘的故事，基本上是一夫一妻或一夫二三妻式的婚姻关系。其情爱观与《娇红记》所倡导的一脉相承。

明代永乐年间的《贾云华还魂记》①，李昌祺言“获见睦人桂衡所制《柔柔传》，爱其才思俊逸，意婉词工，因述《还魂记》拟之”[1]，《柔柔传》已佚，但可以确定《贾云华还魂记》实际上脱胎自元人宋梅洞的《娇红记》。它讲述的是元末至正年间贾云华与魏鹏（兼及宋月娥）的爱情故事，为目前我们所能见到明代现存最早的一部中篇传奇小说。情爱观与元代的《娇红记》、及之后的《钟情丽集》相类，但后两者以表亲关系来缔结恋爱故事，《贾云华还魂记》则以“指腹誓姻”做为故事的发生机制；后两者的曲折手段是“中表不准结婚”的国家法令以及社会惯有的评价标准，《贾云华还魂记》则是用家长爱女心切不愿远嫁的私心作为故事发展的障碍。除了人物关系的设置有所调整，《贾云华还魂记》的叙事线索基本与《娇红记》相同，只是用梦幻的团圆喜剧置换了《娇红记》的悲剧结局。两位家长在娇红和云华抑郁将死时皆十分懊悔，一个是对恪守陈规不知变通的悔恨，一个是对一己私心导致“青山”不在的懊恼。但《贾云华还魂记》的文体特征更接近唐传奇，一则，在悲剧既成的结尾处，作者顺应国人赏善罚恶、报应分明，追求结局圆满，以好为乐的民族伦理观念和大众接受心理，用化悲为喜的手法使贾云华还魂认亲，于是夫人忻忭难言，“命媒妁，通殷勤，再缔前盟，重行吉礼”，魏生后来与娥（即云华还魂之体）产三子，“皆列显官”，魏生仕至兵部尚书，“年八十三方死”，娥封鄯国夫人，寿79而殁，“与生合葬”。《娇红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之前文言小说为表现文人理想追求而创作的化悲为喜的结局，更接近现实世俗社会，也突破了为满足市民接受需求和娱乐心理而创作的话本小说，首开悲剧之风，其悲剧意蕴更接近“彻头彻尾之悲剧”《红楼梦》。《贾云华还魂记》则实现了对早期悲喜调和美学传统的回归，故事饱含悲剧意味而在最后以他力使其陡转为喜剧（起码使悲剧色彩不那么浓厚）的做法源于《孔雀东南飞》，同时又有读者的喜好左右了作家的创作和李昌祺这个下层文人自身对构建完美爱情故事结局的渴望的因素。唐传奇至《娇红记》具传承性，至《贾云华还魂记》才有这种复归，对《娇红记》的这种调整使此后文言小说再难闻悲声。二则，《贾云华还魂记》还有向早期文言小说受“史说同体”、“史说同质”的传统积淀影响而生成的小说实录意识复归的特点。小说最后有“生与娥平昔吟咏赓和之作，多至千余篇，题曰《唱随集》；酸斋贯云石为序于其前，生夫妇自序于其后，载于别录，此不著云” 之言，酸斋贯云石是元朝有名诗人，这样说无非是告诉读者故事并非杜撰，而是有可靠出处的。与《钟情丽集》的作者在文末于故事之外也加上了一句解释为何创作该传奇的话——“玉峰主人与兄交契甚笃，一旦以所经事迹、旧作诗词备录付予，令为之作传焉”一样，仍可见《南柯太守记》等唐传奇实录意识的影子。

《钟情丽集》虽作于《贾云华还魂记》之后，但受《贾云华还魂记》的影响不大，而与《贾云华还魂记》一样是因仿写或说弥补《娇红记》的遗憾而创作的爱情婚姻理想，二者所传达的情爱观总体一致，但又各有侧重。它们共同追求的是《娇红记》“钟情”甚至“为情抑郁而亡”的从一而终、此志不渝的情爱理想，皆针对《娇红记》的爱情悲剧结局做了喜剧化调整。在具体操作中，《贾云华还魂记》借用古时精诚所至借尸还魂的故事使这对恋人在神话天地中实现圆满结局；《钟情丽集》更为通变些，让男女主角不顾礼法两次私奔，与国家法令、世俗舆论抗争到底，最终在现实世界的此生中得到家长和社会的认可，修成正果。前者给世人开出一剂聊以精神安慰却难以客观实现的宽心药，后者则为世间的痴男怨女指明可以在现世实现团圆的努力方向，即取自俗文化系统中宋元话本的私奔。因此，《钟情丽集》对《娇红记》的调整更为彻底，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更深层的雅俗融合。此后的中篇传奇小说也多有参照《娇红记》、《钟情丽集》而进行调整的，《刘生觅莲记》就是一例。文中有生观《娇红记》，认为其“有始无终，非美谈也”的议论，可见认同的是《钟情丽集》的团圆结局；而将以男女一对一的比例换成一男二女的对应，则体现了作者对一夫多妻制的认同。其调整的重点在更加导向儒家正统的情爱观，不认同《钟情丽集》借助私奔达到团圆的操作，情节发展也基本上没有来自家长以及社会的阻力，而主要是女子的内心自我矛盾导致对男子若即若离行为所造成的情感进程的曲折。男女关系的设置也有所变化，将《娇红记》、《钟情丽集》中的表亲关系调整为“受业恩师”的甥女与舅舅收养的“可以侍吾甥”的刘生，与《贾云华还魂记》一样在非血缘关系层面叙述情爱故事。

《龙会兰池录》，17000言，载于《绣谷春容》卷2下层、《国色天香》卷1下层，作者不详。讲述的是宋南渡时蒋世隆与黄瑞兰乱世相逢的离奇爱情故事。故事内容取于元杂剧《拜月亭》，人物姓名身份皆照搬，但将戏曲中主讲一对夫妻连带成全两对夫妻，从而瑞兰瑞莲分得文武双状元的故事，更改为瑞兰与蒋世隆一对夫妻的故事，并有诸处调整。其一，将瑞兰被强迫成婚却在洞房花烛夜与世隆相认的“忒姻眷，不得可将人怨；可须因缘数定，则这人命关天”[2]的情节突转变更为世隆金榜题名后得到瑞兰父亲的认可才得以成婚的顺理成章；其二，将戏曲中成婚后状元郎授封即外出任职的结尾更为成婚后才子佳人沉浸于风花雪月生活，而“文魁天下”不过是使家长认可他们自由恋爱不可或缺的手段，与戏曲的价值定位大不相同。虽然在叙事操作上借用了戏剧的故事而有所调整，但完全使用中篇传奇小说的特色话语，风格主要受《娇红记》、《钟情丽集》系列的影响，体现出戏曲与小说的一种融合方式。与《娇红记》、《钟情丽集》、《贾云华还魂记》等书为使才子佳人相识将两人关系牵强地设置为表兄妹关系或近于表兄妹关系不同，将才子佳人相逢的环境设置在乱世社会背景中，让佳人自己走出深闺，为才子佳人故事的发生展开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为了便于才子佳人谈情说爱 ，作者于乱世之中设置了一个等同于《西厢记》“普救寺”、《钟情丽集》“西庑西轩”那样相对稳定幽雅的环境——寓居于黄思古的大邸，传诗递简环节中，才子佳人对仆人、丫鬟的依赖性减弱了，情感交流的方式多采用的是直面的对话及和诗。

《怀春雅集》大约产生于明中叶成化年间，其单行本盛行于嘉靖至万历年间书坊，也曾传到日本，今佚。现存明版本都经过删节，字数均在27000余言，估计原书当在30000字左右，穿插的诗词在220首以上。由于明代版本难以找到，本文取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孤本小说》中的《金谷怀春》作为研究对象。该小说在中国小说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明代戏曲家曾据以改编成《忠节记》、《怀春记》、《罗囊记》等传奇，书中至少有20首诗词被《金瓶梅》抄改袭用于第59回至第80回，对《金瓶梅》的成书研究很有意义，同时也为元明文言传奇小说与明清白话章回小说的密切关系添一例证。该书在“钟情”系列的独特地位在于男女主人翁（苏国华和潘玉贞）情感故事发生的时间延续性强。从至正初年正月十五相遇，到次年春授业潘门，再到八月十五夫人寿宴，再至“季冬”相国酒宴，又“正月朔后十日”私桂英，“春二月”制春辞，“庚戌年九月之秋”潘相国临死将女儿终身托予苏国华，来年春选高第潘夫人言亲于生父，最后苏、潘合欢为夫人撞见“择吉完亲”，随后即是“七夕”。不但重视主要事件的时间承接，且使男女主人翁的情感经历了3年半的漫长发展，如此细致地描述两人的情感世界而不是津津乐道于家长和小人的阻挠，在其他同类小说中是未见的。文本在叙事上基本不见曲折，重在讲述一段门当户对、各方面都十分匹配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功并得到家长及社会认可的爱情故事，唯一的曲折是自由恋爱与世俗婚姻缔结形式的矛盾，最后因潘相国认可苏国华为“才子”而得到化解。此外，作者虽然认为“佳人不可以私奔，才子不可以窃娶”，但确定婚约后所发生的婚前性行为不算违背礼法，家长在撞见苏、潘私合时，只言玉贞“寡人今日之门楣，却为郎明日之箕帚”，“择吉完亲”即算作罢。

《刘生觅莲记》和《双卿笔记》皆讲述一男二女之间的情爱故事，前者主要叙述的是刘生与碧莲（芳桃）、云香（苗秀灵）的婚前恋爱故事，后者开篇即写颇有文才的男主人翁华国文奉父命迎娶知府张大业之长女正卿，前半部分主要描写才子佳人婚后的感情生活，后半部分主要描写华生与小姨子顺卿的自由恋爱故事。二书传达的都是儒家的情爱观，《刘生觅莲记》对女子的评价标准，首为钟情程度、次为贞洁、再次是才情以及社会地位，先后娶回碧莲（芳桃）、云香（苗秀灵），收许文仙（妓女），而一旦被纳入婚姻范畴，即便是路边残花败柳也犹以妇德尊卑自规。《双卿笔记》对女性的评价也以端庄贤淑、德才兼备的儒家标准为依据，无论是二女的名字（长名曰端，字正卿；次名曰从，字顺卿），还是对二女的刻画都极符合正统儒家的评判标准。刘生除了狎妓外没有发生过其他婚前性行为，而《双卿笔记》中的华生虽未与小姐娘子之类发生婚前性关系，却与香兰强行发生了性关系，并屡次强逼顺卿，因顺卿意志坚定才未能得逞。二书虽皆将中第作为验证真才子必不可少的佐证，价值取向却有所差异，华生登甲及第后随即上表辞官，功名之心却比刘生更甚，于是才有华生先隐退而后建功名，在朝堂上享受人生盛宴的操作，最终完成了华生小孝与大孝兼顾的完美“孝子”形象的塑造。《双卿笔记》中，华生与正卿的婚后故事，主要描写男女关系在婚后的自我调整融合（文中有几处华生与正卿对夫妻关系的讨论），以及因“溺于私爱，小觑功名”荒废举业而引发的情与礼的冲突，展现了夫妻之爱与父母之期或曰爱情与孝道的矛盾，这种儒士婚后所面对的现实情况是其他才子佳人小说（特别是中篇传奇小说）所忽略的。华生与顺卿的情爱故事，情感发生的前提条件是顺卿的“父母恶之，乡人贱之”的未来夫婿赵生“失志捐馆”，以华生前往举吊，为正卿递书给顺卿作为开端。随后正卿提出“温峤下玉镜台”故事，言华生娶顺卿“无累大德”，香兰（顺卿婢）相当于《西厢记》的红娘，不但能为华生细细分析“娘子有意于官人者五”，还能为其出谋划策，故事定位在“西厢”系列。而在《刘生觅莲记》刘生与碧莲的感情故事中，侧重对双方心理变化的刻画，主要通过两人的情感拉锯战和小人狄汝和的作乱来造成叙事曲折。将碧莲面对刘生追求时矛盾复杂心理刻画得极为细腻，其中“莲常凝目窗外，又恐生之见，又恐生之不见。意欲绝生，情不忍绝；意欲许生，身不敢许。每羞涩依依，有不可形状意”等处，延续并强化了《娇红记》以来注重细节及心理描写的套路。二书这种一夫二妻（三妻）的婚姻模式间于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之间，是对《娇红记》系列文本倡导的专情专用的一个大的突破，又像是一夫多妻制的一种纯情简化，是正派男子敢于追求的极限，并可在古代先王舜帝娶娥皇、女英为妻的传说中可以找到合理化解释。且《双卿笔记》还存在“双重婚姻”现象，可以看到把包办的、预先说定的婚姻与自主的、情义绵绵的婚姻之间的差别对称化的操作；男子通过这两类婚姻形式各娶一个女人，从而填平了原初命运和后来对这种命运进行的修正之间的鸿沟，是对新旧两种婚姻缔结形式的“两全其美”。

《情义奇姻》，作者不详，文长5000字，孤本独载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刊行的《万锦情林》卷4下层。有研究者推测可能为活跃于万里年间出版界的余象斗所作，但尚无确切证据。本篇讲述杭州才子陶启元与表妹熊群娘的情爱故事，以元生访姨见到群娘、患病、病愈、幽会、赴试、荣归完娶的单线发展为主，采用话本小说套语，风格与白话章回小说接近，可视为文言传奇向才子佳人白话小说发展的过渡期作品。人物的基本关系设置和大多情节都与《娇红记》相同，没有什么新意，只将结局修改成喜剧结局，但对才子佳人的家庭现状做了些许调整，即让两家的男性家长空缺（已故），为才子佳人进行直面的交往创造条件，而女性家长对两人的往来不仅赞同而且还进行在现实生活中不合情理的推波助澜，从而使故事中唯一的曲折只是来自男女主人公本身，才子佳人没有遭遇到任何外界的阻力就十分顺利的得到了婚姻，即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当然与《龙会兰池录》、《怀春雅集》等书一样，爱情得到认可不可或缺的前提还是要“金榜挂名”，即才子的身份地位要能先得到社会的认可。

综上所述，“钟情类”明代中篇文言小说在情爱观上皆受《娇红记》深刻影响，尽管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各有不同，但在对才子佳人爱情的阐释上与《娇红记》一脉相承，都体现出“几回离合几悲欢，如此钟情世所难”的言私情却不伤风化，风流与礼防共构，笔墨上情重欲轻，基本处于儒教思想体系的共同特征。

[1]李昌祺.剪灯余话序[A].剪灯新话外二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1.

[2]张月中,王钢.全元曲[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责任编校：何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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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2219（2010）09-0039-03

2010－06－02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9YJ13）。

雷振华（1979－），女，湖南道县人，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