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生态观与生存环境
——读易卜生《群鬼》及其他

陈碧园

（湖南科技学院 外语系，湖南 永州 425100）

人本生态观与生存环境
——读易卜生《群鬼》及其他

陈碧园

（湖南科技学院 外语系，湖南 永州 425100）

在人本生态观的视野中，自然、社会和文化都作为人的生存环境构成其生态系统。戏剧大师易卜生正是从人本主义出发，将女主人公置于一个肮脏、糜烂、丑陋的“群鬼”环境之中，以强调和放大她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呼吁摆脱其生存困境，从而表现出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易卜生；人本生态观；《群鬼》；生存环境

无论什么生态学，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和在通过“人”的同一种确立人类的生态主体地位，因此，我们不妨把它称为“人本生态观”。也无论什么生态学，都是为着人类摆脱生态困境即对人类本体实现终极关怀为根本出发点。

人本生态观首先肯定人的存在和生成的生态性，也就是“自然——社会——文化”的生态产物。正如一位学者指出，“在人本生态观的视野中，自然，社会和文化都作为人的生存环境，构成其多层次，整体性的生态系统。”[1]9

看来，自然、社会、文化作为人的生存环境，乃是人本生态观的重中之重。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同。1996年，美国著名文化学者斯文·伯克茨撰文《只有上帝才能造一棵树：生态批评的喜与忧》，指出大多数生态批评家只关注原初的、未受科技改变的“自然”，而不是包罗甚广的“环境。”[2]4

伯克茨的批评也就是强化对环境的关注，可谓切中恳絮。这在中外大量文学作品中都是可以看到这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群魔》中的女主人公阿尔文太太所面对的环境。在这里，我们还需对“环境”作出更进一步的表述。就前所述，环境是受制于自然、社会和文化的。这就是说，自然、社会、文化作为人的生存环境是作品人物的生存空间以及围绕人物、促使人物行动的社会历史背景。既然促使人物行动的社会关系属于环境，那么，《群魔》中的阿尔文太太面对的是怎样的环境呢？对此，阿尔文太太有一段最精彩、最形象的表述：“我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儿里有鬼乱爬。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是鬼，像河里的沙粒儿那么多。咱们都怕看见光明。”[3]133

阿尔文太太为何对她周围的环境抱如此痛心疾首的心态呢？原来，她嫁给宫廷侍从官阿尔文一年以后，就对这个荒淫无度的丈夫感到愤怒，这是她在这个新环境中遇到的第一个“鬼”。碰上了“鬼”，她自然想到找知己朋友曼得牧师，可他反对她扔下家庭而去谋求自己的幸福，他说“想在这个世界上求幸福就是反叛精神的表现。咱们有什么权利享受幸福？咱们只能尽自己的义务，阿尔文太太！那时你的义务就是靠紧你自己选定的并且上帝叫你贴紧的那个男人……”[3]120

原来，自己的知己朋友也是和“鬼”一鼻孔出气的，所以他拒绝她的求援，就是说，她只能忍辱负重，与“鬼”谋皮。

果然，曼德牧师对阿尔文太太求援的拒绝让她遭致更大的痛苦。她生下儿子欧士华以后，丈夫的闹鬼竟闹到家里来了，他和女佣人乔安娜在自己眼皮底下——家里的暖房里闹起“鬼”来。于是后来乔安娜生下私生女吕嘉納。阿尔文太太忍受着巨大的屈辱和痛苦，一方面让乔安娜与木匠安络斯川结婚，以便让他收下私生女吕嘉納做使女；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幼小的儿子欧士华受到父亲恶习的传染，呼吸这个家庭的肮脏之气而中毒，将他远送巴黎学习绘画艺术，并一再写信告诉儿子说他父亲是一个高尚的人。

阿尔文太太的一片苦心丝毫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现在儿子欧士华从巴黎归来了，带来的却是一场更大的灾难。一天，她听到饭厅里传来一把椅子倒下的声音，同时听到吕嘉納低声地说：“欧士华！别闹！”这时，阿尔文太太痛苦欲绝，吓得跳了起来，她“（哑着嗓子）鬼！鬼！暖房里的两个鬼又出现了！”[3]133

请注意，这是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妹在闹鬼。但是，欧士华恳求母亲不要给吕嘉納嫁出去，他向母亲说出了他从娘胎里遗传了父亲阿尔文的梅毒，他需要吕嘉納的照料，最后，欧士华病情恶化成为白痴，只会呼叫“太阳、太阳”。

这就是阿尔文太太所置身其中的环境：她最亲的两代人丈夫和儿子与女佣人两代人乔安娜和女儿吕嘉納在闹鬼，连佣人在内的五口之家，就有四个人在前后二十年的时间里演出了闹鬼的丑剧。除家庭成员之外，最亲近的外人就是曼德牧师，他虽然没有闹过鬼，但却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道士，无异于鬼的同谋和保护伞。

面对如此肮脏、糜烂的环境，我们的女主人公何以应对？何以生存？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得不对戏剧大师易卜生刮目相看。他之所以在故事中把这些问题如此放大和凸现出来，实实在在的表现了他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评锋芒，批判社会的现存秩序，批判极端的利己，倡导维护个人自由的自我主义和人本主义。这当然是人本生态观的基本要义。

在人本生态观的视野中，其着眼点是人的生存环境，这样，就把自然生态学在其启发下产生的伦理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和心理生态学等囊括其中，并加以整合，即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自然、社会、文化、伦理等既相互区别更相互联系，互为环境，互生共长，共同构成人类的生态场。

戏剧家易卜生对这一生态场赋予了极大地关切，他笔下的主人公要么是承受着严酷的生态威胁，要么是千方百计远离这种威胁。《群鬼》中的女主人公阿尔文太太正因为遭遇到这一严酷的威胁，而要远离这个威胁她的生存环境，但社会和文化构成的环境限制了她。只有《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如愿以偿了。这当然是戏剧家从人本主义出发的道德理想，而在事实上，如果要从文化、社会、现实的角度加以考察，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娜拉走后怎样？“从理论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4]269

这是历史文化的限制，也是社会现实的限制。千百年来女性悲剧就是这样酿成的。即便是新式女子，也常常逃脱不了这样的悲剧。对此，鲁迅作了如下的解释：

“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5]78

这里主要讲的是经济不能独立而被男人养着，因而导致奴化，或造成生态危机。如果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当然，女性经济不能独立也是文化的影响）进行考究，女性的痛苦就更难消灭了。古代诗人李清照，在少女时代是那样天真俏皮，无忧无虑，充满灵性，一旦嫁为人妇，即使琴瑟和谐，也是整天愁啊，怨啊，真个是写尽了中国妇女们的愁肠百结。我们还注意到，她和大学士赵明诚结婚后，夫妇诗词唱和，校勘古籍，大有共同语言，才情绝不在丈夫之下，是什么力量使她从女儿的天真烂漫一变而为悲苦不堪呢?是“妻性”文化使然，是为人妻之后的依附心理使然，是男尊女卑这个大环境使然。

基于对这种大环境的反感，我们非常佩服曹雪芹笔下那些“水做成”的女子所显露出来的灵性，诸如黛玉的尖刻、妙玉的清高、凤姐的泼辣、探春的精明。但是到头来，她们仍然被“文化”和“环境”吞噬了：探春远嫁，黛玉情死，元春失宠，迎春被打，宝钗空守，凤姐潦倒，到处都浸透着一种极有震撼力的悲剧精神。

封建社会过去了，新社会来临了，文化环境改变了，女性的命运应该好起来了，可是，路遥《人生》和铁凝《麦秸垛》中的女主人公更让人心寒。铁凝笔下的麦秸垛是一个具有性象征意味的物体。那如蘑菇般的，高高挺立的阳性象征，乃是女作家心中对于男权至上的“无意识”反映。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离婚不离家，在被抛弃后竟郑重提出要为对方生一个孩子的要求，这是“妻性”文化——女性奴化人格的极致。而另一位有文化的女知青也在不知不觉中走上老一代之路，她们忍辱负重地活在世上，心甘情愿地为男人付出一切，甚至带有自虐的快感、她们可以不要求任何回报，唯一的渴望是有一个家。如果没有了这个家，没有了整天的劳作，没有了依附的对象和场地，她便失魂落魄，生命就没有了意义。

可见，“妻性”是女性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部分，它意味着的依赖、臣服、忍耐、奉献、牺牲、坚贞等一切对男权的义务，从而决定了女性奴化人格的确立，也正是中国妇女千百年来无法走出自身悲剧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鲁迅对女性文化和男权社会深入骨髓的透视，所以他才深深理解女子的痛苦，并发出了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感叹。正因为易卜生对世界范围内女性生存环境的焦虑，所以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显示了特殊的反叛精神与不受任何约束的独立性格。他在致勃兰兑斯的一封信说，要具有真正强烈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一时会促使你把同自己有关的东西看成是唯一有价值和重要的东西……要对社会有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自己的本质。[6]86－87这就是说，要从“自我主义”也就是“人本主义”出发，发展自己独立的性格，对传统文化有特殊的反叛精神，在反叛中发展自己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生存困境，化解生态危机，这才是唯一有价值和重要的东西。

[1]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9.

[2]石平梅.美国生态批评的环境转向[N].北京文艺报,2009-03-28,(4).

[3]易卜生(潘家洵译).易卜生戏剧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第 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269.

[5]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A].鲁迅妙语录[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78.

[6]王忠祥.外国经典作家研究丛书·易卜生[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6-87.

（责任编校：燕廉奚）

Humanistic Ecology and Living Environment—— On Henrik Ibsen’s Ghosts and Other Works

CHEN Bi-yua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Yongzhou Hunan 425100,China)

In the field of hunanistic ecology,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 are elements of ecosystem as man’s living environment. The great playw righter Henrik Ibsen put its protagonist into an “ghostly” environment of filthy, rotten and ugliness from the viewpoint of humanistic ecology in order to put emphasis on and amplify her ecocrisis, and to appeal for breaking away from the living dilemma, thus to display the great spirit of humanitarianism.

Ibsen; humanistic ecology;Ghosts; living environment

I106.3

A

1673-2219（2010）09-0049-03

2010－07－01

陈碧园（1977－），女，瑶族，湖南江永人，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