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险救灾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价值

鄢 虎

（中南大学 政治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抢险救灾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价值

鄢 虎

（中南大学 政治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抢险救灾的特殊场景，为卓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平台。文章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为视觉，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为逻辑思路，以今昔对比为参照，以知、情、意、行的合理导向为归宿，较深入地探讨了教育主体的模范性、教育内容的真实性、教育组织的严密性、教育方法的科学性等方面的时空价值，为研究非常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创了一道先河。

抢险救灾；思想政治教育；时空；价值

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地震、冰雪、洪涝、泥石流、台风、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不仅频率高，而且灾情等级也高，天灾不仅给人们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也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按照积极心理学的观点，自然灾害本身是无情的，但组成党、政、军的人却是有情的。充分利用自然灾害的平台，将党和政府的温暖、人民军队的爱民之心传递给灾民，是恢复和发扬党的关荣传统、密切党群、干群、军民关系，涤荡社会的污泥浊水，提升国家公务员形象的有力杠杆。

一 教育主体的模范性

教育主体的模范性是指，当险情发生时，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首长要像对待战争发生时那样，在上级党的统一指挥下，全力以赴投入抢险救灾，以忠诚于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为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做出最大的努力和奉献。

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首长在抢险救灾中的模范作用，是由我党的阶级性质和历史地位所决定的。

首先，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光荣传统。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带领中国人民去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已成为了历史的见证；成千上万党的优秀儿女，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实现党的崇高理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献出了宝贵青春乃至生命。他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模范行动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使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和血肉联系，公道正派赢得了人心，使我们党的光辉形象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已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共识。

其次，我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正在探索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规律。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实质是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机地嫁接了起来。市场经济的根本法则就是等价交换，这在客观上就为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提供了平台。据最高检察院透露：近5年来，中国检察机关就查处了包括多名省部级高级干部在内的贪污贿赂职务犯罪分子近20万人。在这些“被拿下”的腐败人物中，不仅包括县长、乡长、市委书记、公安局长、司长、处长等基层官，而且包括像成克杰、胡长清、田凤山、程维高、刘方仁、李嘉廷、韩桂芝这样一些省长、省委书记、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一类上层高官。[1]2010年7月7日，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执行死刑。严厉惩处党内贪污腐败分子，表明了我党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方针不转向。

最后，众志成城、抢险救灾的契机为发扬立党为公、从政为民的光荣传统、铲除党内腐败提供了抓手。社会实践证明，革命战争能净化社会环境。而长期的和平环境，是滋生腐败的根源。那么，在和平时期，有没有一种既不是战争又能替代战争的形式，作为净化社会环境的清洁剂呢？我党终于发现，利用抢险救灾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统、凝聚人心的极好形式。纵观我国几十年抢险救灾的历程，每逢关键时刻，我们的党、政府、军队总是同人民手相牵、心相连、同呼吸、共命运，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动人的诗篇。1968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大地震，是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指挥抢险；1998年，九江城防洪堤4至5号闸之间出现险情，是朱镕基总理亲临现场指挥救灾；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大地震，是温家宝专机从北京起飞奔赴灾区指挥救灾；2009年4月15日，赴青海玉树指挥抗震救灾。在危难时刻，灾民见到了自己的领袖，就像当年被围困的乡亲们遇见了亲人八路军；各级领导深入灾区第一线，解决无家可归人员的安置问题，灾民就像离别父母多日又重新回到爹娘身边。此情此景，在和平年代虽不多见，但在救灾现场，可歌可泣的动人画面却历历在目。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即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抢险救灾中的模范作用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时空价值。一方面，它密切了党群、干群、军民关系。领导干部在危难时刻给人民群众送去帮助和温暖，犹如雪中送炭、雨中送伞。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了7.1级地震，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最快的速度积极行动了起来，截至15日下午14：00，累计捐款13.4万元，捐赠棉帐篷90顶，棉衣被3200余件。受灾群众不仅在物质上的到了及时救助，而且在心理上由衷地感激党、政府和军队。而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面对因问题及时得到解决而感恩涕零的众多灾民，也感慨万千。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他们不仅得到了心灵的陶冶，而且也得到了莫大的心理的满足和精神的快乐。

另一方面，它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火热氛围。战火纷飞的年代和抢险救灾的特殊场景，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信念和理想上，坚持敢打必胜。坚信敌人必败我必胜、灾魔必退我必进，并立志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在对待凶残的敌人和无情的灾害上，军民肩并肩、心连心，同仇敌忾，共斗凶顽，涌现出一批批可歌可泣的动人乐章；在处理彼此关系上，军爱民、民拥军，生死与共、肝胆相照、军民团结一家亲；在摆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军还是民，都以抗敌和抗灾为重，并表现出舍小家为大家、舍个人为他人的高贵精神和品质。抗敌和抗灾精神，已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了史册，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和精神，这对教育广大干部同情人民、廉洁自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民族精神是建立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之上的，而认知又是能举一反三和移植的。

二 教育内容的真实性

教育内容的真实性是指，当险情发生后，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首长要在第一时间积极组织救援的同时，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天灾发生的地理方位、性质、人员伤亡情况、财产损失等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说明和统计，并将此调研报告呈送上级领导机关，同时，如实向大众传媒提供相关信息，以便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力争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标准实施救援。

各级党、政、军机关及其首长在抢险救灾中坚持内容的真实性，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待灾情，是由我国党历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决定的。

首先，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不揽功诿过、又不怨天尤人的光荣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以求实精神著称，就连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的军政部门也不得不敬佩。例如，每逢局部战争结束后，在打扫战场的过程中，被我军击毙的敌人人数，均由我军后勤人员通过清点一具具尸体而得出准确数字，不存在一丁点虚夸的成分。彭德怀，这个为中国人民所熟悉所爱戴的共和国元帅，被毛泽东称颂为“彭大将军”，他的刚正不阿与实事求是的气魄和精神是国人的典范。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当时的中央实行“左”倾军事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指挥，排除了红军统帅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中央红军屡战失利，陷入被动，牺牲惨重。在福建事变和广昌战役时，彭德怀两次建议中央采取符合战争实际的军事指挥，都被中央和李德拒绝，导致红军进一步陷入灭顶之灾。广昌战役失败后，彭德怀与李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得脸红脖子粗难解难分。彭德怀历数国际共运代表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指责其从始至终没有打好一仗，“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早就被葬送了”。李德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根本听不进红军高级将领的意见。彭德怀想起一年多来红军的血战和牺牲，痛从中来，怒气横生，他不顾一切地站起来指着李德的鼻子说：“中央苏区开创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造根据地之不易。现在却被你们给葬送掉了，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2]李德听罢伍修权译出这段话，气得暴跳如雷，给彭德怀横加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彭德怀为了中国革命的命运，早已把个人的命运置之度外，他做了最坏的准备：卷铺盖、撤职、关押、杀头。

其次，我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正在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政机关的浮夸和欺上瞒下的不正之风有所蔓延。例如，云南省各级党政机关曾在2005年就严治“机关病”——狠刹空谈、浮夸、吃喝、攀比、粗暴等5种歪风。狠刹“空谈风”，就是要解决吹吹咧咧、不做实事的问题；狠刹“浮夸风”，就是要解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问题；狠刹“吃喝风”，就是要解决挥霍公款、败坏形象的问题；狠刹“攀比风”，就是要解决奢侈浪费、贪图享乐的问题；狠刹“粗暴风”，就是要解决推诿扯皮、伤害群众的问题。[3]又如，2010年1至4月，广东省在清理“小金库”的专项中，共发现“小金库”300个，涉及金额近1.3亿元。[4]为此，我党采取了刚柔相济的整治措施。在刚性措施上，一方面，加大了宣传教育力度。一是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二是进一步加强道德修养；三是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四是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五是进一步强化制约监督；六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

另一方面，加强党的制度政策建设。在宏观上，党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基础党组织建设的制度，如1990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十四大”以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重申和健全党内监督五项制度的实施办法》、《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等制度；2000年6月，颁发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2002年7月9日，中央正式颁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制度。在柔性教育方面，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员教育管理中,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和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原则。要求全体党员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始终坚持党的“三会一课”制度,经常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及时查处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和现象;对丧失革命意志的不合格党员及时做出组织处理,始终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最后，在抢险救灾中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提高党的威信、树立各级党员干部形象的大好契机。在和平年代，许多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很少与群众接触，其工作方式停留在听汇报、看材料，按程序和惯例处理问题。往往将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当作思考问题的依据，将上级指示和自己的想当然作为重大问题决策的标准。面对决策的失误、损失的铸就，还美其名曰，是为改革交了必要学费。抢险救灾活动的全面展开，迫使各级领导干部走出高楼，深入救灾第一线，一家一户地解决灾民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将党的温暖送至每一灾民手中，此举不仅为党旗增辉，而且也树立了党员干部的人民公仆形象。

坚持教育内容的真实性，即党、政、军领导干部率领工作班子深入灾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切实解决灾民的实际问题，体现了难能可贵的时空价值。一方面，尊重生命的价值，为抢救灾民的生命不惜代价。汶川大地震发生仅14分钟，第一支军队救援队便启程前往灾区。两个小时后，温家宝总理乘坐专机前往灾区。当晚就在都江堰灾区现场成立了国务院临时抗震救灾指挥中心。面对灾区惨景，胡锦涛总书记坚定地说：当务之急仍是救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千方百计的抢救。为了及时有效的抢救生命。我国接纳了境外救援队，这是前所未有。为一切有效救援开绿灯。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百姓，从救援官兵到无数志愿者，全国人民达成了空前的共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的抢救每一个生命。

另一方面，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干群、党群关系情深。昔日有沂蒙山区的红嫂用自己的乳汁抢救解放军伤员，今日有政府官员用自己的牺牲诠释了生命的新价值。据新华社长沙2008年2月2日电，当日5时30分，郴州市交通局后勤中心主任卢明强因连日抗击冰雪灾害，疲劳过度，牺牲在值班岗位上。今昔英模们的壮举，这对教育广大干部尊重人民、维护弱势群体的尊严、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是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又是可以相互传递和感染的。尊重与被尊重是一个辩证问题，干部尊重人民是前提，干部被人民所尊重是结果。

三 教育组织的严密性

教育组织的严密性是指，当险情发生后，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首长要启动抢险救灾紧急预案，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调集和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竭尽全力发挥自身抢险救灾的组织功能，并采用沟通手段，动员社会力量，包括人民军队、企事业单位、国内外红十字会和慈善机构积极救援，并发挥新闻机构的煽情作用和国外救援机构的积极作用。

各级党、政、军机关及其首长在抢险救灾中坚持组织落实的严密性，是由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

首先，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严密的组织规范和制度，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决策和处理问题。例如，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省乳山县县委精心策划与组织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前运动。1945年10月，首次出民夫5320人、担架1055副、骡马3031匹、毛驴17125头、小推车3192辆，支援解放军作战。1946年6月20日，为支援鲁南战役出民夫500名。1947年，全县共组织了7次较大规模的民夫支前运动，共计10936人，担架1056付，胶轮小车1149辆，大车57辆，木轮小车315辆，骡子199头。[5]

其次，我党在组织科学救援的过程中，打一仗进一步，逐步掌握了规律，表现出了一定的救援效率。2010年04月14日07时49分许，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北纬33.1，东经96.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33千米。震后8分钟，武警玉树州支队400余名官兵组成40个救援小组，分赴邻近居民区、银行、医院、学校等重点目标抢救群众；震后11分钟，玉树军分区司令员吴勇集合全体官兵简短动员：“救人要紧！”这是他发出的第一道救灾命令；震后12分钟之内，总参应急办接到国家地震局的灾情通报，迅疾上报并发出部队行动的预先号令；震后5小时24分，空军紧急执行空运救援人员和物资任务的3架伊尔-76运输机21分钟内相继起飞。[6]但由于我国抢险救灾范围广、难度大、救援工具落后等原因，出现了诸如救援速度欠快速、救援措施欠得力、救援机制欠严密等不尽人意的状况。如，在救援措施欠得力方面，在救援初期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操作基本靠手；供应基本没有。这些地理和技术上的难题，已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今后提高救援效率奠定了基础。

最后，在抢险救灾中发扬严谨的工作作风、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救援力量整合成一个战斗集体，最大限度地挽救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提高党政干部党性修养的重要平台。现在的党政机关，普遍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更有甚者，遵循着一种办事的潜规则，即给大钱马上办、给小钱拖着办、不送钱不给办。

教育组织的严密性，即党、政、军领导干部在灾情发生后，在上级组织的指导下，以最快的速度组建成一个团体，并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抢险救灾之中，体现了特别能战斗的时空价值。一方面，它体现了对人民生命财产的高度负责精神。尽管我国的地理环境复杂、自然灾害频发、救援条件差、技术手段落后，与国际救援水平的差距大，但“心系人民”却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绝对优势。2008年初，南方发生冰灾。1月30日10时许，温家宝再次来到广州火车站，看望滞留旅客和在一线执勤的铁路工作人员以及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温家宝动情地说，现在广东特别是广州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旅客滞留，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三个方面去努力。他说，要安置好旅客，要解决好旅客的吃饭、保暖、就医等问题，特别要做好广大旅客的思想工作。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了，我相信群众会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7]

另一方面，它展现了军民联动的巨大威力。我军素有“拉得出、联得上、走得动、打得赢”的光荣革命传统。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从1946年开始，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斗争的战略方针，经过艰苦努力和曲折斗争，终于全部消灭了黑土地上的反动势力，解放了东北全境。随后，它又作为中国共产党问鼎天下的战略预备队，挥师入关，决战平津，逐鹿中原，直捣海角天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08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抵地震灾区都江堰市，现场指挥抢险救灾工作。在飞往灾区的专机上，温家宝说，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指示，国务院成立了以我为总指挥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并设立有关部门、军队、武警部队和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救援组、预报监测组、医疗卫生组、生活安置组、基础设施组、生产恢复组、治安组、宣传组等8个抗震救灾工作组。温家宝说，这次抗震救灾工作时间特别紧迫，责任特别重大，任务特别艰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力做好被困群众和受伤群众的救治工作，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全力组织恢复受损的基础设施，特别要抓紧通水、通电、通路，保证通信畅通，保证重要基础设施和水库大坝、铁路、涵洞安全，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8]实现抢险救灾组织的严密性，是需要党、政、军机关及其首长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努力才能最终实现。

四 教育方法的科学性

教育方法的科学性是指，当险情发生后，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首长要在第一时间积极组织救援的同时，保持热烈而镇定的情绪，坚持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采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积极采取一切有益于救灾的措施，最大限度地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将天灾的损失降至最低。

各级党、政、军机关及其首长在抢险救灾中坚持方法的科学性，是由我党的人民性所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人民性的集中表现，而人民性的立场不是一种苍白的表白，而是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动机与为人民服务效果的统一论，是十分讲究科学的方法和艺术的。

首先，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其制度。例如，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方法，就是解决人民群众思想问题的重要方法。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并于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的《土地法大纲》，是我国一亿多农民分到了土地。土地改革的胜利，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解放区生产的发展，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农民普遍掀起了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的热潮。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是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其次，我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正在恢复和发扬党的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光荣传统。由于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少数党员干部图升官图获利、图轻松图省事，在工作态度和方式上出现了官僚化趋势。具体表现在；一是生活上与群众脱节；二是与群众言语交流、思想交流少；三是做出的决策往往背离基层群众意愿和根本利益；四是对基层建设、作风建设等内容认识空泛，不愿意实实在在地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只满足于做原则性的指示。最近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思想政治工作要联系实际，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这为扭转党政不良的工作作风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最后，在抢险救灾中不断改进救援方法，逐步实现救援方法的科学化，是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高度智慧的体现，是展现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例如，通过汶川大地震，我国政府总结出了抗震救灾的五大方法和经验：一是震后政府要全面启动应急机制。其核心问题是财力的投入问题。政府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掌握者，应坚持以人为本，要不惜代价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二是系统调整应急政策。在汶川地震后，为解决灾民的生存问题，规定“三孤”人员每月发600元生活费；为处理上万具遇难者的尸体，政策允许土葬（土葬前需照相及DNA提取）。三是新中国最开放的灾情报道。灾区中外记者都可以自由报道，那里没有规定严格的宣传口径。四是最大限度开展社会动员。允许年轻人、老板，有钱的、没钱的，宗教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及其人员，自由地去组织诸多细腻的救援行动，包括如何排队吃饭、怎么清理垃圾，怎么分发帐篷，使整个灾区井然有序。五是震后救灾创新应急体制。“9·11”之后美国制定了非常大的巨灾应对预案，但我们国家尚没有一个为全国人民所大体知道的巨灾应对预案，但此问题已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专家学者的关注。[9]

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在抢险救灾中实施科学的方法救援，体现了创新和发展的时空价值。一方面，它体现了完全彻底和尽善尽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精神。例如，中国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山岳救援队”，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24名成员均经过了专业培训，掌握诸多技能，诸如如何在山区人迹罕至的地带开拓道路，如何在山体下发现被掩埋的生命体，如何躲避泥石流，运输骨折、内脏受伤的伤员，等等。山岳救援队员都是登山好友，具有长期野外生活和工作经验，经过专业急救培训，有很强的自救和他救能力，并能指挥非专业人员展开一定程度的救助工作。“我们的宗旨很明确，那就是赢得时间，留住生命”。[10]

另一方面，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干群、党群携手并肩、群策群力的生动画面，是全体中华儿女聪明才智的大展示。例如，冉庄地道以十字街为中心，有东西南北主要干线4条，长2.25公里。南北支线13条，东西支线11条。还有西通东孙庄，东北通姜庄的连村地道；有向东南通隋家坟和河坡的村外地道。地道全长16公里，形成了村村相连，家家相通，能进能退，能攻能守的地道网。地道的出入口设计十分巧妙，有的修在屋内墙根壁上，有的修在靠墙根的地面，还有的建在牲口槽、炕面、锅台、井口、面柜、织布机底下等处，伪装得与原建筑一模一样，使敌人很难发现。地道一般距地面2米，洞内高约1米～1.5米，宽约0.8米～1米，分为作战用的军用地道和供群众隐蔽用的民用地道两种。地道设有照明灯和路标，建有储粮室、厨房、厕所和休息室。为了充分发挥地道的优势，在村里各要道口的房顶上修建了高房工事，在地面修建了地堡，把地道与地面工事有机地结合起来。还根据不同的地形地物，分别在小庙、碾子、烧饼炉、柜台、墙角、墙根等处，修筑了工事、枪眼。所有这些工事都和地道相通，既能观望，又能射击和拉雷。冉庄地道战工事具有五防，即防破坏、防封锁、防水灌、防毒气、防火烧的特点。而在今日的抢险救灾现场，政府、军队和人民群众也总结出来了许多救灾的经验和窍门。抗敌和抗灾、敢打和善打的辩证统一，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和智慧，它为中国灿烂文化宝库又增添了重墨一笔。抗敌和抗灾，最终都要落实在行动上。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步实际运动胜过一打纲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不仅有智慧，而且有进取的性格和实干的特征。

[1]见一批批官员在反腐败中落马我泪流满面！[J/OL].人民网,2006-03-10.

[2]彭德怀.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91.

[3]云南各级党政机关严治机关病五项措施狠刹歪风[J/OL].新华网,2005-06-16.

[4]省纪委监察厅关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违规私设“小金库”典型案件的通报[J/OL].恩平市纪委监察网,2010-01-04.

[5]中共乳山地方史: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M].乳山市党史市志办公室,2005.

[6]董强.媒体关注部队抗震,法律保障提升救灾效率[N].解放军报,2010-04-28.

[7]温家宝视察广州火车站侧记:总理给候车旅客送食物[J/OL].2008-03-17.

[8]温家宝抵达都江堰市指挥抢险救灾[J/OL].保监会网站,http://www.sina.com.cn,2008-05-14.

[9]汶川地震救援五大经验和四大问题[N].南方都市报,2009-05-11.

[10]山岳救援队的信念是“赢得时间,留住生命”[J/OL].中国网,china.com.cn,2008-05-18.

（责任编校：张京华）

C979

A

1673-2219（2010）09-0134-05

2010－06－01

鄢虎（1986－），男，湖北荆州人，中南大学政治学院2010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