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毛泽东诗词的求实品格

周甲辰

（湖南科技学院 党委办公室，湖南 永州 425100）

湖湘文化与毛泽东诗词的求实品格

周甲辰

（湖南科技学院 党委办公室，湖南 永州 425100）

湖湘文化一直以不尚空谈，讲求实用闻名于世，极富求实精神。受此影响，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始终坚持源于实事、塑造实象、建构实境、抒发实情，具有鲜明的求实品格，与历史上所有浪漫主义创作存在质的不同。

毛泽东诗词；艺术风格；求实

毛泽东指出：“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1]p16他酷爱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其诗词创作往往也散发出诱人的浪漫气息。对此，不少学者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与研究。毛代胜指出：“毛泽东诗词在艺术上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有着丰富的想象……。”[2]杨景春指出：“毛泽东诗词有艺术感染力，……想象与联想充满了诗词创作全过程。”[3]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研究者在研究毛泽东诗词浪漫主义因素的同时，完全忽视了其现实主义因素，这种研究其实是很不全面的。我们认为，毛泽东诗词作品虽然蕴含有浪漫主义因素，但其风格的主导面却是求实，其基本倾向应该是现实主义的。这大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一 源于实事，有感而发

毛泽东虽然喜欢作诗填词，但他并不一个是职业诗人，而是一个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家。他和战友们以伟大的实践直接推动着中国与世界历史前进，他的诗词创作往往是现实社会矛盾斗争的直接产物。他以诗写史，也以史写诗，往往达到了诗史合一的境界。中国共产党人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比如创建革命根据地、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等无不在毛泽东诗词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翻开《西江月·井冈山》、《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忆秦娥·娄山关》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战斗的硝烟；翻开《七律·答友人》、《七律二首·送瘟神》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及其伟大成就；翻开《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念奴娇·鸟儿问答》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形式的风云激荡。而对于像《西江月·秋收起义》、《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南京》这样的作品，仅从标题我们就可看出它们与特定历史事件的紧密关系。诗家杨子敏曾将毛泽东的部分诗作誉为“独一无二的特殊形式的历史文献”。[4]p68江建高进而指出：毛泽东“对时代风云、社会变革中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近距离、几近零时差的观照，使作品在呈现诗艺美的同时，也洋溢着浓郁的新闻色彩。”[5]这里所谓“历史文献”与“新闻色彩”，在我们看来，都是源于毛泽东诗词的求实品格。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想解读、阐释毛泽东诗词，就无法离开其特定的创作时空。

综观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我们发现他的优秀作品几乎都是苦难与挫折的结晶，其创作高峰期恰好出现在其人生危难、事业艰难的低谷期。《沁园春·长沙》作于1925年，这时孙中山逝世了，毛泽东在湖南正遭通缉；《菩萨蛮·黄鹤楼》作于1927年春，这时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即，毛泽东又完全被排斥在党的领导层之外；《采桑子·重阳》作于1929年，这一年毛泽东作为指定人选未选上红四军前委书记，身体又不好，被迫到永定县和上杭等地养病。长征路上，毛泽东面临党内严重的派系斗争，面临红军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生活艰苦、地理不熟，但却迎来了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外与苏联东欧分裂，内遇经济困难，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个人权威有所下降，这时，他迎来了诗词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从总体上看，苦难与挫折激发了毛泽东丰富复杂的情感，他往往要通过回想过去的峥嵘岁月进行心理调适，通过遥望美好的未来宣泄精神的郁闷，他的诗词创作是有感而发，不得不发，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与感染力。

二 塑造实象，建构实境

毛泽东对神州大地的自然山水有着独特而强烈的审美偏好，他在诗词创作中，艺术地再现了井冈山、武夷山、六盘山、会昌山、昆仑山、巫山、庐山、九嶷山，以及湘江、长江、黄河等名山大川。他在描写山水等自然景象时往往是即目所见，不假故实，脱口而出。比如“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沁园春·长沙》）“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菩萨蛮·黄鹤楼》等。读者一旦在现实世界直面这些奇山异水，自然而然就会吟诵起毛泽东的诗句来。但是，毛泽东对自然山水的描绘又绝不是普通的直拍或实录。他往往有着特定的视角，彷佛是立在绝顶之上、宇宙之巅，俯瞰着千山万水。因而再辽远的空间也可尽收眼底。比如：“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沁园春·雪》）“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等。（《七律二首·送瘟神》）初看起来，这些诗句充满了变形与夸张，与擅长于非现实夸大的浪漫主义创作并无不同，细一咀嚼，我们却能体会到，其写实性远远超过了其想象性，与浪漫主义的作品存在着质的不同。

毛泽东在诗词中运用了不少典故。有神话传说，如“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七律·答友人》）有历史史实，如“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浪淘沙·北戴河》）有文人作品，比如，“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清平乐·蒋桂战争》）等等。但总起来看，毛泽东运用典故并不是要把自己与读者的思绪牵引到历史或神话中去，在他那里，无论是孔夫子、秦始皇、魏武帝、陶渊明等历史人物，还是吴刚、嫦娥、牛郎、神女、尧舜等神话传说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当下全新现实生活的见证人，是当今伟大革命斗争与社会实践的崇拜者。总之，毛泽东在塑造艺术形象、建构艺术境界时，其出发点与意义指向始终是活生生的现实，其作品具有极强的现实性。

三 立足现实，强调实践

毛泽东的诗词里中的抒情主体，往往是一个大写的人，他总是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也总是更强大、更从容。在他的面前再宏大的自然景象也会变得渺小：“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长征》）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往往也要被踩在脚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再嚣张的敌人也不值一笑：“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他可以倚天抽宝剑，把昆仑山裁为三截；（《念奴娇·昆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无洋捉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为了表现这个超级主体，毛泽东往往要运用“百”、“千”、“万”这样大级别的数字，要借助像“离天只有三尺三”的高山、“高路入云端”的山道，“白浪滔天”的大海等特别的自然对象。塑造一个大写的我，本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但是浪漫主义作家笔下大写的我，往往是靠想象、夸张和虚构建构起来的，所展现的是奇思异想、才子风流。毛泽东笔下的抒情主体却源于实实在在的现实，是毛泽东远大理想、非凡气魄与崇高地位的真实写照。像“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杂言诗·八连颂》）“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样的诗句，若是出于一般诗人之口，就有妄自尊大，吹牛不纳税之嫌，而在毛泽东那里，却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民歌运动中，有一些所谓的诗人，简单地模仿毛泽东，毫无节制地写大我，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沦落为廉价的浪漫主义，留下不少笑柄。

毛泽东诗词中虽然蕴含着对于未来的美好想象，但是严格地说，只有理想而没有幻想。“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是一个正在为之浴血奋战的政治理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是一个酝酿中的水利建设蓝图。“理想者，事实之母也”，[6]p589它不是心造的幻象，而是人们正在为之奋斗或可以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是和当下主体实践直接的赤裸裸的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所以，毛泽东与古今浪漫主义诗人存在质的不同。浪漫主义诗人所构造的幻想境界是奇思异想的产物，往往充满了虚构和夸张，是一种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和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仅供读者神游。当苏轼哀叹“我欲乘风归去”的时候，当郭沫若高呼自己是一条天狗要将日月星辰都吞下去的时候，任谁也不会把它当成是一种现实的目标。毛泽东所建构的则是理想的蓝图，甚至是施工草图，有着明确的现实基础，是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意欲为之奋斗或正在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当毛泽东说要率领“百万雄师过大江”，开创一个国家全新历史的时候，当毛泽东勾勒“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蓝图的时候，任谁也不会把这当成是幻想和夸张，因为它赤裸裸的就是现实存在本身。

综上所述，由于源于实事、塑造实象、建构实境、抒发实情，因而毛泽东的诗词具有鲜明的求实品格。进一步看，毛泽东诗词求实品格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诸如时代要求、先天气质、文化传统等。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湖湘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湖湘文化一直以不尚空谈，讲求实用闻名于世，极富求实精神。湖湘学派的先驱胡宏以躬行实践为教，提倡“以古人实学自律”。[7]p146张栻反对“舍实理而驾虚说”，[8]卷二十五《答彪德美》否定了出于臆度之见的知，强调知与行互发并进。王夫之倡导“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重新阐释了“诚”的范畴，他说：“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无有弗然，而非他有耀也。”[9]p353魏源主张：“以事实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10]p68曾国藩“与诸群子约为务实之学”，提出“禁大言以务实”。[11]p185左宗棠曾告诫部下说：“实事求是，不宜稍涉虚浮，是为至要。”[12]p27郭嵩焘认为：“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所以他提出要向西方学习，讲求实学。[13]p766谭嗣同提出：“学必征诸实事”。[14]p164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也曾强调指出：“学者务积功于实事实物”。[15]P24毛泽东青年时求学所在的湖南第一师范在其《教养学生之要旨》中明文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16]p12与第一师范一河之隔的岳麓书院在其讲堂入口处，也悬有“实事求是”的匾额。毛泽东的求实精神正是这种地域文化影响与熏陶的结果。李佑新指出：“湘学传统中务实学风对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所产生的影响尤为突出。”[17]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十分敬重“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曾国藩。[6]p581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且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6]p363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范畴并对其做了具体的规定和阐释。此后，他多次还提到过“实事求是”。可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根本观点与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毛泽东诗词求实品格产生的思想根源与哲学基础。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毛代胜.毛泽东诗词与湖湘文化[J].求索,1997,(3):70.

[3]杨景春.毛泽东诗词中的想象与联想[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12.

[4]臧克家.毛泽东诗词鉴赏[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5]江建高.诗家风采与记者目光——试论毛泽东诗词的新闻色彩[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7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C].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7]胡宏(吴仁华点校).胡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张栻.南轩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第 2册[C].长沙:岳麓书社,1996.

[10]魏源.海国图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11]朱东安选注.曾国藩文选[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2]整理组.左宗棠全集:札件[C].长沙:岳麓书社,1986.

[13]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 3卷[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14]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杨昌济(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16]编写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17]李佑新.毛泽东实践哲学论要[J].哲学研究,2007,(12):14.

（责任编校：张京华）

Hunan Culture and Seeking Truth Style of M ao Zedong's Poem s

ZHOU Jia-chen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Yongzhou Hunan 425100,China)

Hunan Culture has been famous for no-nonsense and emphasizing practice, it has high pragmatism spirit. Affected by this, Mao Zedong's poetry creation insisted on com ing from practice, making real shape, constructing reality and expressing the truth, it had a distinct truth character, it was different from all the romantic creation of history.

Mao Zedong's poems; Style; Truth seeking

B26

A

1673-2219（2010）02-0058-03

2009－12－01

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课题成果（项目编号07C320）。

周甲辰（1964－），男，湖南东安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