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探寻与意义发现——论以实玛利的“裴廓德号”航行

□郭海平（武汉工业学院外语系, 武汉 430023）

□李漫萍（广东教育学院外语系， 广州 510303）

麦尔维尔的经典巨著《白鲸》和其他前期作品如《泰比》、《奥穆》、《玛迪》等一样，都表达了马林·鲍文（Marlin Bowen）所声称的“主要关注”，“一种对自我发现、自我认识问题的关注”（qtd.Cromphout，17）。然而不同的是，早期作品中自我认识的问题是借助于“他者”来实现的，如托莫对自身的认知就建立在对“他者”泰比人的接触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白鲸》中的自我发现、自我认识则遵循着一条特定的轨迹，经由叙述者的观察、体验、思考而得以完成。这条轨迹沿着陆地直接指向海洋，最后又回指陆地。事实上，小说中海洋陆地场景的切换和以实玛利对于人生的感悟是交相呼应的。以实玛利从陆地奔赴海洋表现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而他从海洋回到陆地则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发现。因此，小说中自我发现、自我认识的轨迹折射的是以实玛利关于生与死的体验，表达了他对人生乃至生命意义独特思考与阐释。

一、求索:逃离陆地、拥抱海洋

《白鲸》的开篇布首便带有强烈的阴郁色调。尽管读者并不清楚以实玛利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生存困惑，但是陆地生活却成为他极力想摆脱的存在。“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教我留恋的事情”，因此出海航行是以实玛利用来“驱除肝火，调剂血液循环的方法”①。以实玛利将他的忧郁状况视为航海冒险的序曲。詹姆斯·E·瑞安（James E.Ryan）认为以实玛利的出海航行“是他治疗精神与身体创伤的行程”（Ryan，17）。瑞安的判断基于以下两个事实：首先，为以实玛利提供语源材料的那位助教就是死于肺病的。同时，以实玛利选择出海的时间也是在他肺部开始敏感的时候。

对于以实玛利的身体状况，瑞安作了说明。然而，以实玛利究竟遭受怎样的精神困扰，却缺少进一步的探讨。从小说中，我们了解到出海是以实玛利为了避免作出违背道德行为的必要选择，亦是他“手枪和子弹的代替品”。虽然处身陆地，以实玛利却与它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隔离。因此，如果说以实玛利是病态的，那么他的疾病主要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克里斯托弗·斯顿(Sten)亦认为以实玛利是身处在僵死的陆地上精神上濒死的年轻人（Sten，409）。陆地生活是“僵死的”，缺乏活力的。以实玛利的精神困扰便来自于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和对这种生活的无法理解和无从容忍。事实上，以实玛利并不是具有这种想法的唯一个体，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看法。“这些都是陆地人，平日都给幽闭在木架泥糊的小屋里——拴在柜台上，钉在板凳上，伏在写字台上。”随着现代文明进程的加速，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日益成为社会化、格式化、标准式的枯燥过程，这种过程让人类处于一种生存的虚无状态。这种状态隐蔽了生命的意义，遮盖了生存的价值，让以实玛利萌生自杀的冲动。“当年伽图是一边大诵哲学，一边引剑自刎的；我却悄悄地上了船。”所幸的是，以实玛利并没有像伽图那样以自杀来表达对生命意义的否定和对生存的绝望，他选择了逃离。对死的躲避意味着对生的渴求。从陆地到海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疗伤过程，而是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和认识的“精神之旅”。劳伦斯·麦克菲（Macphee）亦认为以实玛利是“一个寻求生命意义的精神探索者”。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的生存价值又是如何显现的呢？以实玛利在惯常的陆地生活中无法对此作出解答，那么他是如何在汪洋大海上界定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呢？

以实玛利的探索是内省式的。我们可以从他对“裴廓德号”捕鲸船上成员的观察和思索中窥出端倪。“裴廓德号”捕鲸船的船长亚哈直到“裴廓德号”捕鲸船远离陆地才进入读者的视野，罗伯兹（Roberts）认为亚哈的延迟性出场隐喻了他与陆地生活的毫无关联。在遭遇莫比-迪克的前夕，从亚哈对斯达巴克的袒露心扉中我们了解到亚哈18岁登上捕鲸路，从事捕鲸业整整40年，呆在岸上的时间不过3年，在结婚的第二天就离开了新婚的妻子。生存对亚哈来说，就是在大海上与大鲸的搏斗。布金敦更是具有这种思想的群体的极端的代表，并将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刚经历了4年的危险航程回来，即刻又登上了“裴廓德号”捕鲸船，奔赴另一个更为惊险的航程。“陆地好像烧炙着他的双脚。”而那些以捕鲸为生的南塔开特人则把海洋当作他们的特有的农场往复地耕耘着，海洋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事业。“他们住在海上，犹如野雉之生活于大草原中；他们隐伏在惊涛骇浪中，他们攀登巨浪，一如羚羊猎户之攀登阿尔卑斯山。多少年来，他们不知道有陆地……像无地可容的海鸥，每当夕阳西下就卷起两翼，躺在浪涛中晃来晃去地睡着了；南塔开特人也是这样地在薄暮时分，远离陆地，卷起风帆，躺下来休息了，而在他们的枕头底下，却正是川流不息的海象群和鲸群。”

在上述的描述中暗含着一种对比。海洋生活和陆地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立。这种对立突出了陆地生活的“僵死”和海上生活的“活力”。这种活力也就是生命的显现。以实玛利不仅在亚哈、布金敦和南塔开特人身上找到了生命意义的所在，而且在他们的身上实现了他的精神诉求。在以实玛利看来，与惊涛骇浪的搏斗彰显出人类摆脱平庸、渴求卓越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如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样，只有历尽磨难，方能显露生命的光华。在小说中，以实玛利多次表达了对捕鲸者的情感流露。这些真情实感强烈地表现了他对出海人的极尽赞美。他的赞美一方面是对捕鲸手生命意义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他对发现这种意义所流露出的惊喜。在谈到布金敦刚航海归来就又迫不及待地开始下一个航程，以实玛利对他充满了敬畏之情，并发出由衷的赞叹：“与其可耻地冲向下风，不如灭亡在那呼啸的无限中，哪怕下风是安全的！因为只有那些虫豸似的东西，啊，才会畏缩地匍匐到陆地去！”在他的心中，出海人是勇敢的，那些恪守陆地生活的人是远远不能和勇敢的出海人相提并论的，他们只会像虫豸一样懦弱地匍匐在安全的地方。对于南塔开特数一数二的标枪手，一生刺杀无数大鲸的亚哈，以实玛利同样饱溢赞美之词：“亚哈就是船上的可汗，海中之王，也是大海兽的太君。”至于备受诋诬和轻视的捕鲸手，以实玛利更是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为读者描绘了捕鲸者的简朴的生活和辛勤的劳动，并情不自禁地歌颂他们，礼赞这些“社会渣滓”为英雄，圣人，神明和预言者，将捕鲸业颂扬为最光荣的事业。因为捕鲸者冒着生命的威胁，凭借着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他们的丰功伟绩是战场上骁勇的士兵所无法比拟的。

对捕鲸者勇气的公开钦佩及对捕鲸者的辩护凸显了以实玛利对生命意义的界定。同时，从捕鲸者的身上以实玛利看到了普通人的存在价值，看到了个人生存的希望之光。在他看来，普通人和帝王将相的生命一样具有相同的崇高性。也正如以实玛利所强调的那样，他考虑的不是“国王和贵族的尊严”，而是“，挥锹打桩之胳膊”的“贫民尊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以实玛利对捕鲸业的推崇中看出。以实玛利不仅将柏修斯、圣乔治、海格立斯、约拿等都列为捕鲸集团的成员，还声称“一艘捕鲸船就是我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特里·伊格尔顿认为麦尔维尔这部“充斥着木匠和标枪手的悲剧是一幕彻头彻尾的政治”。麦尔维尔将其政治意图融入作品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索。在麦尔维尔与霍桑的通信中，他提到了生存意义的问题，在他看来，人类生存意义是一个“充满着诸多偶然因素和深度的话题”，《白鲸》便是探讨这一话题的一部力作。②汪洋大海本身“寓有最高的真理，无无涯，像上帝一样高深莫测”。对于以实玛利来说，大海为陆地人提供了一个广阔无边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人类方能探求生活的种种奥秘和生命的意义；只有在大海的深处，人类才可寻求到至高无上的真理。而所有的这些是在僵死的陆地上无从获得的。海上游历对于人生的求知的作用是无须质疑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以实玛利的逃离陆地，拥抱海洋并非仅仅为了摆脱陆地生活的困扰，也并非仅仅为自身寻求一个个人生活的支点，而是代表了整个人类为了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而进行的漫漫求索。

二、求生:逃离海洋、拥抱陆地

以实玛利的思维并没有固守于既定的程式，它是开放的、流动的。一方面以实玛利惊喜于对生命意义的发现和对生存价值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又对这种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新的思索和评定。满怀着对捕鲸者英勇气概的无比推崇，以实玛利在捕鲸船上看到的却是被他称颂的勇敢如何走向了它的极端而演变成了凶残。海洋，大鲸的家园，在捕鲸手眼里只是可以赚取巨大财富的聚宝盆和可以肆意掠夺的猎场。捕鲸船对一条病鲸的追猎以及对在太平洋流域遭遇的鲸群的捕杀所透露的“屠夫”行为与前文中捕鲸手的勇敢形成了嘲讽式的对照，这种对照震撼着以实玛利的灵魂并触发他对捕鲸手“勇敢”行为的重新审视和定义。

以实玛利一方面和捕鲸手保持着相对的疏离，另一方面深深地沉浸在对这种疯狂行为所引发的后果的关注和思索之中。以实玛利发现大鲸对捕鲸船的攻击渐渐多起来，并且这些攻击大都带有致命性。作者用“恶毒的念头”“、明白的预谋”“、存心要盘算谋划”、“天赋的恶毒的灵性”等等来描述大鲸对捕鲸船的攻击。用“作战”来强调人与大鲸的冲突。那么谁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呢？是大鲸还是人类？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作为残忍的施事者，大鲸的攻击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它的攻击目标是“它的追捕者”“、对它迫害的罪魁祸首”“、（它）的仇敌”。以实玛利以其犀利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思维，思考着大鲸的这种变化背后的诱因，他的结论与生态历史学家姆·弗兰讷瑞（Tim Flannery）的观点不谋而合，姆·弗兰讷瑞认为人类对动物的猎杀导致某些物种变得前所未有的机警并对人类充满了仇恨“，人类造就了凶残的动物”。

对大鲸变化的关注引起了以实玛利心理的波动和矛盾。这种波动和矛盾是对他前文生命意义发现和价值认识的质疑。以实玛利所尊崇的体现生命活力的勇敢，在搏杀大鲸的过程中却成为一种屠夫行为，它不仅给大鲸也给捕鲸手自身生命的存在招致了死亡的威胁。正是捕鲸手的勇敢造就了凶残的大鲸，而凶残的大鲸又用它的凶残勇敢地对人类的“屠夫”行为作出回应：新贝德福小教堂里那墓碑上令人哀伤的名字；每年因捕鲸而葬身大海的水手；“大鲸出来了号”的大副拉德尼、“耶罗波安号”的大副梅赛“、撒母耳·恩德比号 ”船长的独臂“、拉吉号”船长的两个儿子“、欢喜号”的五名水手等等都是人类为自身的勇敢所付出的代价。捕鲸船，以实玛利心目中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让他了解捕鲸业的危险性和捕鲸手所表现的英雄气概，让他理解了生命意义和价值所在，更为重要的是，捕鲸船上的“学习”动摇了以实玛利早些时候对生存价值的理解，也引发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更深层次的探索。

捕鲸手的行为触动了以实玛利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担忧，对白鲸莫比-迪克的探索进一步否定了在亚哈身上所彰显的生命意义。在小说的早些时候，以实玛利对亚哈，这个南塔开特数一数二的标枪手充满了一种无法描摹的敬畏之情，甚至当亚哈揭示他的航行目的是为了向那条刈掉了他一条腿的白鲸报仇雪恨时，以实玛利依然为亚哈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折服。然而，以实玛利对白鲸的研究改变了他对亚哈的认同，也改变了白鲸在他心目中的印象。相对于亚哈对白鲸莫比-迪克的单一看法，以实玛利对白鲸的理解更加多维、全面。在“白鲸的白色”这一章，以实玛利展示了白色的多种意义，他试图说明没有哪一个事物具有明确的所指；任何事物的意义所在因人而异。白鲸亦是如此。亚哈将白鲸视为他身体上、智力上、精神上的宿敌，而斯达巴克认为白鲸同其他抹香鲸一样是自然界中的“哑口牲畜”，“耶罗波安号”捕鲸船上的伽百则将白鲸和上帝等同起来。这种对白鲸的不同理解是对亚哈的偏执观点的巨大嘲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小说的主体，白鲸一直处于缺失和消隐状态，小说的绝大部分章节充斥着鲸类学和大鲸相关的介绍以及以实玛利的沉思默想。而所有这一切都旨在说明亚哈的追寻是“毫无意义的”（Buell，63）。而亚哈誓死追逐白鲸的这种“无理性的目标”③的行为让“裴廓德号”捕鲸船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并最终导致了船毁人亡的悲剧。

对捕鲸手和亚哈的行为再审视体现了以实玛利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探索，这种探索的结果反映在他对海洋的认识上。小说中的海洋是一面折射自我的镜子④，以实玛利对海洋的描述暴露出他的认知发生了新的变化。海洋，这个地球上“难解的部分”在孕育“生命”的同时也暗藏着“死亡”。随着“裴廓德号”捕鲸船渐渐远离陆地、驶向海洋深处，以实玛利眼中静寂、与穆和美丽的海洋逐渐被它的另一面所代替，显示出险恶的特性“：这个白浪滔滔的海洋，却就是上一年毁掉了许多失事船只的同一个海洋。”此时的海洋就像故事开始时的陆地一样隐含着死亡的阴影。以实玛利原本以为会为他那僵死的陆地生活注射生命活力从而保存自身存在的大海实则是一个公共大墓场。以实玛利对海洋认识的变化表明他的思想正在发生着某种深刻的变动。这种变动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是对他出逃陆地的否定，也是对他早期思维的超越和革新。把他从自杀中解救出来的海洋很可能会把他引向死亡。在陆地上，当以实玛利感受到生存的绝望和生命的无意义时，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他选择逃向海洋。那么当他在海洋上的生存受到死亡的威胁时，他又将逃往何处？

陆地当然是以实玛利的不二选择。这是一个痛苦的、令人沮丧的发现过程。这个过程充盈着海洋和陆地场景的互换，二者的隐喻意义因相互参照而得以加强。海洋上杀机四伏，陆地则是“安谧的”，以实玛利渐渐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就在于拥有生命，而日常的家庭生活就是人生的幸福所在，而这一切只有在岸上，在陆地上，在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才能获得的。正如亚伯拉罕所言“人生航程的目标就是航行本身的经历”。对于以实玛利来说，他航行的目标是寻求生命的意义，而他的航行经历告诉他，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生命”的本身，生存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存在”的。就像亚里士多德曾忠告人们的那样：“生命本身就是美好的，宝贵的；活着，好好地活着并感受之，这本身就是我们的存在，就是人的最高幸福。”⑤陆地上惯常的生活虽然是“僵死的”，却像那个塔希提小岛，充满着安谧和快活。可是人类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灵总是受惑于虚无缥缈的目标，而那些虚无缥缈的目标就像环绕陆地的海洋一样把人引向可怖的深渊。以实玛利的思想发生了逆转，他呼吁人们为了自身的存在：“别离开那个岛屿吧，你是回不来的！”因为人类所追求的实实在在的幸福就“存在于妻子、心里、床上、桌上、嘴上、火炉边”。以实玛利的顿悟加强了自身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从而实现了求索之后的幡然新生。

亚哈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整个“裴廓德号”捕鲸船成员的毁灭都不会令人怀疑，然而，麦尔维尔在小说的结尾突出的却是生存的欢愉而不是死亡的阴霾。麦辛托什（McIntosh）认为以实玛利幸存的意义是含混的，既可以解读为纯粹侥幸，亦可理解为作者借此寄予的一种审慎的希望。作为“裴廓德号”捕鲸船上唯一的幸存者，以实玛利亦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正是通过以实玛利，麦尔维尔准确地表明了他所珍视的价值观念（Herd，XIX）。笔者认为以实玛利的生还不仅是他个人生命的延续，亦是对一种观念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裴廓德号”的历程是以实玛利的成长史，而以实玛利的成长就在于他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认知发生了决定意义的改变。从陆地到海洋再到陆地，以实玛利成功地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对生存价值的认识。小说虽然以亚哈和“裴廓德号”的悲剧而结束，但是如果没有以实玛利，亚哈便不会具有如此强烈的悲剧色彩。也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死中之生是麦尔维尔《白鲸》的主题”。以实玛利的生一方面加深了小说的悲剧主题，另一方面表达了麦尔维尔对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等问题的看法。

① 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曹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本文所引该作品均出自此著，不再另注页码。

② See Wyn Kelley.Herman Melville:An Introducti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8.59

③ SeeRichard H.Brodhead,TryingAllThings:An Introduction to Moby-Dick.inNew Essays on Moby-Dick.Ed.Richard H.Brodhea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19.

④ SeeCromphout,GustaafVan.Moby-dick：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austian Ethos.American Literature:A Journal of Literary History,Criticism，and Bibliography 51.1(Mar.1979):17-32.

⑤ 参见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1] Abrams,M.H.Natural Supernaturalism:Traditi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New York.1973.216

[2] Buell，Laurence，Moby-Dick as Sacred Text.In New Essays on Moby-Dick.Ed.Richard H.Brodhea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52-72.

[3] Flannery，Tim.The Future Eaters: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Australasian Lands and People Chatswood,New South Wales:Reed,1994,138.

[4] Herd,David.Introduction:How the whale got its lungs，in Herman Melville.Moby-Dick,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2002，xix.

[5] 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M].曹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6] 麦克菲.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M].王克非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7] McIntosh,James.The Mariner’s Multiple Quest.In New Essays on Moby-Dick.Ed.Richard H.Brodhea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23-52.

[8] Roberts,James L.Moby-Dick notes Cliffs Notes.Inc.Linciln,Nebraska,1966.

[9] Ryan,James E.Ishmael’s Recovery:Injury,Illness,Convalescence in Moby-Dick.leviathan.8.1.(Mar.2006).17.

[10] Sten,Christopher.Threading the Labyrinth:Moby-Dick as Hybrid Epic.In A Companion to Herman Melville,ed.Wyn Kelly.BlackwellPublishing Ltd.2006.408-422.

[11] [英]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M].方杰，方宸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