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公司是经济发展的细胞

文 · 本刊专栏作家 陆新之

金融海啸貌似远去，但是欧元区经济蹒跚，美国的退出政策欲去还休，都挺折腾。而另外一方面，两会之后，天价地王再现，股市上下无序。越来越多的人在问：2010年的生意怎么做？投资机会在哪里？坦白说，如果陷入短期的各种信息的海洋，很容易让人迷失。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来看，或者是以十年为期观察就能看到，中国其实正处于一个产业转型、孕育更多能经历经济阵痛的优质公司的过程，最后哪些公司能存活下来，并且领先同侪，为社会做出贡献，还值得讨论。

正如麻将桌前的博弈者一样，上市公司是政府、国内机构、国内散户和国际资本四方利益博弈时的一张“牌”。如何将高估值的“牌”打出去（即卖出高价股票），再摸进低估值的“牌”（即低价股票），围绕这种利益博弈，全国最少有1000位行业研究员“爬山涉水”，在全国各地的上市公司“漫游”。但由于受理论上的羊群效应的影响，加上线性模型的机械思维，许多研究结论却是市场行情发展的反向指标。

避免盲目的羊群效应，准确地筛选出优质公司，为价值投资准备好基础，这是我辈研究者的历史责任。认为不仅技术进步引发的生产力提高是价值创新的主线，通过政策创新进行生产调整也是价值创新的基本因素。围绕政策创新与技术进步，资源、管理和市场才能成为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有机因素。因此，筛选上市公司时，我们要掌握“政策、技术、管理、资源、市场”五元素组合价值创新的“顺子”，只有当四方博弈中五元素能协同形成同花的“顺子”时，筛选出来的公司才是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好公司。

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大国崛起需要政策创新。政策创新依靠什么路径来实现大国崛起？政策创新需要通过推动资源、管理、技术、市场的创新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如果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率提高的第一生产力，政策创新（典型的如改革开放也是制度和政策创新）则是推动价值创新的第一生产力。因为政策创新涉及到制度重构、组织协调、资源利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重组和开拓等超强度的脑力劳动，这种脑力劳动在新经济时代是加倍复杂的劳动。因此，政策创新也是价值创造的核心力量。

在产业升级方面，最近看到华宝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国旺在他的新著《强国富民经济学》中的精彩结论。他总结了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就是在管理和资源方面，钢铁、汽车、装备、石化产业相关振兴规划都推动行业实质性兼并重组，形成产业龙头和产业集团，实现规模化生产和去低产能化；产品创新方面，国家鼓励企业生产出国家急需、技术含量高、符合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产品；技术创新方面，国家鼓励企业攻克若干技术难题，掌握技术话语权；市场结构调整方面，逐步改变我国产业升级领域很多相关市场事实上直接或间接被国外产品垄断，社会利润及剩余价值外流严重的情况。

如果说政策创新重在调整生产关系，技术创新则重在提高生产力。2008年反金融危机以来，主要采取政策创新，这些带有制度创新的政策创新主要围绕建设“和谐社会”展开：新土改引发农村现代消费市场形成，新房改引发城市消费升级，新医改塑造中国内部消费的持续增长。因为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是技术创新推动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动用政策、资源、管理、技术和市场五张“牌”，既可发现传统产业升级过程中崛起的好公司，还可发现新经济中的好公司。因为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重点在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重点在新材料、新科技、新能源产业的形成。而新材料的发展程度，决定了装备工艺的质量，新科技的发展程度，决定了新经济的内涵，新能源决定了新经济的容量，因此新经济是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内在力量。

大国崛起需要以产业升级为平台，产业升级需要以消费升级为平台，消费升级却又需要政策创新，即国家反哺国民为前提，政策创新因此是大国崛起的动力起点。2010年，就是一个在回收银根和保持增长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