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土里扎根的生命
——读《中国士绅》之畅想

赵 伦

在乡土里扎根的生命
——读《中国士绅》之畅想

赵 伦

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临近之际,从事中国社会学研究和关心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仁人志士与后学晚辈又情不自禁地怀念以费老为代表的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先辈学人。前人栽下树苗,后人才能有机会乘凉,中国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在曲折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开拓进步,离不开费先生等老一代社会学家无私且厚重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成就上,同时也体现在学术品格上。

20世纪的中国,正如费先生所言“当时对于青年人来说,‘亡国’是个很具体的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想‘救亡’,‘亡国奴’做不得”[1]3。在这种情况下,费先生毅然地弃医从文,选择了一条能给更多的中国人“治病”(特别是给中国乡土社会的广大农民“治”贫穷之疾)的道路——从事中国社会学研究,当时“中国的社会学正在酝酿走这样的一条路:就是要用我们的社会科学的知识、方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来改造它,找出一条出路,使得我们不至于走上亡国的道路”[1]4。在亡国的困境中费先生选择了做中国社会学研究,他走出了一条勤勤恳恳以学救国的道路。在费先生看来,中国社会从基层看去是乡土性的[2]17,中国社会学和有志之学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就应该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去做调查。费老以其一生“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调查,把社区研究的方法运用到中国农村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在费老自称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中,他又把这种类型调查方法扩展到小城镇的研究中,推动了中国小城镇的发展,为新时期城乡关系发展的研究做出了理论上重大的贡献。费先生在晚年表达自己从学的志向时说,“志在富民”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目的是在富民,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其实我在《江村经济》的结论里面早已说过了,我说中国的问题,饥饿是真正的关键,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1]18。费先生对中国农村乡土特征的认识过程,即是他探索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过程;他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即是他寻求改善农民生活并使农民安居乐业的过程;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特征的认识过程,即是他思索文化自觉和美美大同的过程。

让历史的车轮回溯到1948年秋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雷德斐尔德夫妇在当时的北平清华大学访问,费先生无疑是热情地和他们进行了交谈,1953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付梓的英文版《中国士绅》就是在他们友好的交谈中成形的。“本书取材于费先生1947—1948年间发表在中国报纸上的文章。1948年秋,费先生向我的夫人口述了这些文章的大致内容”[1]4。面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的剧烈变动,在雷氏看来,费先生仍然是一个乐观的人,“一向乐观而勇敢的费先生当时所持的观点是:他可以和共产党人一起有效地工作,当他认为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时候,他会继续批判”[1]4。同时,在学术主张上“费先生仍然认为他的发展工农业的观点是符合新政权利益的。在政权更替后,他仍能继续为中国的发展而工作。这里汇集的几篇文章就是他满怀着希望和自信口述的”[1]5。老者已逝,但我们分明能感受到费先生当时那份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坚定和对中国未来的期待。费先生知道,他此时此刻对雷氏夫妇的言说将会被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当费先生口述文章的英文翻译稿时,他是希望英语读者去阅读它。像其他具有良好愿望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希望中国能被西方读者所理解”[1]6。但在费先生等老一代学人看来,中国的问题不管如何艰难,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面对和解决。作为处在国运不济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费先生不但献身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事业当中,而且他认识到自身更重要的使命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以使自己的同胞能够对中国的实际得到更清楚的认识。雷氏认为,“费先生本人出身士绅阶层,这些文章可能是那些想着民众的福利、主张依靠科学解决中国问题的人的先声”[1]13。以此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次费先生自述的中国文人式的“道统”的努力尝试。

中国士绅与城乡关系是《中国士绅》一书的两大主题,“文中有两条相互交错的线索:其一是传统社会中文人(scho lar)和士绅的作用,其二是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1]7。或者也可以说,在传统的中国,士绅是连接和沟通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在今天,“中国士绅”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但又是众多学者无比熟悉的对象,正如费先生所言,“士绅阶层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只有通过这一历史,我们才能了解其特征”[1]15。士绅阶层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变迁被蕴含在近代中国社会整体性变迁的历史进程之中,传统社会中央集权的体制和低效率的行政系统为士绅阶层在广大乡村提供了活动空间。“被统治者,包括士大夫自己在内,从来就不追求行政上的效率。实际的情况正是与之相对立。一方面是无效率和寄生,另一方面是天高皇帝远以及皇帝的无为政策,这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1]25。正是在这种“理想”的情况下,皇力所不及的广袤乡村才需要士绅阶层来施以符合“礼仪”的“治序”。费先生所指的士绅“可以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友,甚至可以是受过教育的地主”[1]31,因为没有行政职位,他们都没有政治权力,可是他们有势力,势力就是政治免疫性,而这种政治免疫性在皇权不受直接约束的传统社会中,既可以保护士绅的亲友,又可以保护他们的乡里。可以这样认为,士绅在传统社会的乡村中,既有威,又有名,既有德,又有利,这一切都在于他们有能力与统治者沟通而对社区产生庇护作用。

中国士绅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大都读过书,都是文人,而他们又不一定都有做官的经历。官位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在传统中国,官位这种资源的分配机制是以学问考察为基础的,这即是科举。无疑科举制度对中国士绅阶层文化素质的提升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当官,那么就有部分文人知识分子被排斥于政治权力的圈子之外,但他们仍享有社会威望,这样他们制约统治权力和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式就形成了与“政统”相应的“道统”路径。费先生认为,政统和道统的分离是儒家理论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事实,与西方的政治和宗教的分离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1]37“道统”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试图在体制外施展治国抱负的一种构想,而这种构想并不强烈追求对社会有什么现实改造,而是在于言明一种理想中的治国的“理”是怎么回事。儒家思想是道统理念最典型的代表,“儒家的道统不代表行为,而是提出应当这样做的典范,限定一个好的君王(和好的平民)的方式。君王按不按‘理’做是一回事,有没有弄清楚一个好的统治者的‘理’是另一回事”[1]38。费先生认为,自唐朝的韩愈始,中国的士开始部分地转化为对皇权没有批判精神而只会诵读圣谕的师儒。在历史的进程中,士绅阶层的命运总是与皇权的集中程度相关联的,因为本质上来讲,士是作为一种分享皇帝治权的历史存在物而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演变的。同时,“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阶级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他们独占以智慧和历史为基础的权威,在文字上下工夫,在艺技上求表现”[1]61。在传统中国,讲究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术知识只是士的“器”,其本身不能成为士阶层所追求的“事”。作为一个合格的士应该干的事业只能是明理,而这种“理”的寻找不在于现世和将来,“理”藏于过去的传统中。“孔子谈‘发现’时,他不是指去探索新的东西,而是去发现过去。历史传统发挥仅有的有效,不在于改革者而在于那些沿着已有的道路指引人们的人。正像工匠向师傅学手艺一样,人们依靠知道传统价值的人来教授他们必须要走的路。这些知道传统的人具有社会的权威”[1]56。士绅阶层就是通过掌握传统的道或理而获得社会权威的文人。

中国士绅在传统社会中享有权威是向下指的,他们的这种权威只有乡村的农民会足够地信服。同时在政治体制中,他们这种权威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功能,即士绅阶层可以因此而成为下层民意的有效代表者,通过各种关系网络并使其有可能上达直至皇帝本人,这即是费先生提出的“双重轨道”中的自下而上的轨道。“政治体制不能简单地沿着自上而下的轨道发展,在任何政体统治下,人民的意见都不能完全被忽视。这就意味着,在某种方式上,必须要有自下而上的一个平行轨道。一个可以长时间维持的良好的体制将是‘双重轨道’”。[1]62在传统中国,士绅阶层发挥功能的大小是与双重轨道运行正常与否相生相伴的,士绅阶层在政治体制中是勾上连下的关键环节,民意是否能够被上层统治者了解,自上而下的政令是否有效执行,这些都与士绅阶层发挥的社会功能密切关联。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之中,士绅阶层的行为更是其中关键的变量。城是以官僚地主和富有士绅为基础的社区,中国的农民聚居在村落里,传统的城市不是生产社区而是消费社区,而村落更重要的功能是农业生产。随着近代外国工业的入侵,居住在城市里的富有士绅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对支撑农村经济的手工业产品消费倾向的转变——由消费农村传统手工业产品转向对西方工业产品的消费,“悠闲的、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地主先前从农村购得商品,现在则转向西方的商品”[1]98。这从根本上抑制了乡村手工业从而扰乱了传统的运作机制。20世纪中叶,费先生认为中国城乡关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二者的合作,“根本问题是如何将都市和城镇转变成可以维持自己的生产中心而不用去剥削乡村。对于乡村来讲,问题是如何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或专门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乡村和都市同等重要,应该携手合作,但是变革的动力来自都市”[1]100。费先生终生坚持和倡导的“工农相辅”的富民之道正是这种城乡合作有效的途径。

1953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考虑到此书深远而持久的研究价值,并应读者的不断要求,决定将此书原版重印。2009年底有幸得到由赵旭东和秦志杰两位先生译著的中文版《中国士绅》,捧书伏案反复细读多日,惶惶以作上文。嘎然停笔之际,犹然聆听到“任何一个观察乡村生活的人都不能不发觉农民与土地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小心利用土地上长出的东西,又很仔细地将其返回土地。人的生命不是从掠夺地力中得来,而是这有机循环中的一环”[1]102。费先生的自然生命和学术生命不正是深深扎根在中国的乡土之上吗?!

费先生离开我们已将近五载,其思想正在给中国社会学这块土地源源不断地提供雨露滋养,先生泉下可安息也!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邮编:100193)

[1] 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