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这把“双刃剑”从一个“反例”看①:

王铭铭

文字这把“双刃剑”从一个“反例”看①:

王铭铭

文章借用一个电视纪录片记载的知名案例,分析了乡土社会中文字的双重作用,即,其与人们的荣与辱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章从个案延伸出一种不同于文字学与心理分析学的解释,也批判了人类学的“无文字主义”,指出,人类学有必要对书写展开集中研究,尤其是有必要研究文字在“通灵”、认同及等级构造等方面的作用。

文字;天书;人类学;书写;心理疾病;无文字主义

但凡是出了名的民族志,都记载那些偏远的地方,它们道路不通,无电视和网络。今天我们若是带这种传统民族志的意象去重访此前记述过的方位,心中必然生发一种感叹:那种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已往日不再。以中国西部这一民族学传统的学术区为例,那些山沟、高原、草地,过去总是给我们一种缺乏现代文明的感受,也因之,让人感到有文化上的震撼力;而今,这些地方道路四通八达,卫星接收器四处可见,甚至电子网络,都已相当普及。电子媒介在偏远的地方的存在,常引起我们的关注。一般想象,这些广义上的“交通工具”,本与“土著文化”无关,作为后来者,它们是外来文化入侵“土著”的“武器”。若是这个论点可以接受,那么,我们似乎也应当说,我们这些好古、浪漫的人类学研究者,作为某种特殊的“土著”,身心也遭受了侵袭。不过,我们的思绪总是与岛屿与远山相关;尽管我们的公寓,无不存在电视、网络等电子“交通工具”,但我们更关注远在的“他们”的“遭袭”。他们与我们的“遭袭”,本可以说是同等的——我们本也一样地受“身外之物”的入侵,可人类学研究者总是“他者为上”,暗自想象,被我们研究的那些远在之人,才是淳朴而有道德之人,而我们这些混迹于都市的人,应当对他们的生活之遭受冲击承担一份责任。我们未曾设想,如果问题可以这样看,那么,我们自身也可以说是科技发达导致的“文化入侵”后果的“受害者”。兴许是由于人类学家对于新兴“交通工具”带来的便利乐观其成,因而,他们对这些物件虽大加鞭笞,却还是懂得享用之。

兴许我们都无法摆脱这种矛盾,而我则显然是有矛盾心态之人的其中一例。

我时常看电视,也不禁止自己上网。我因接受了人类学的不少理念,对于无穷无尽的“不可持续的开发”,我是反感的。

然而,坦白说,对于好处颇多的电视与网络,我却不言不语,暗自运用着。

矛盾引起反省,但反省并不消解矛盾。

最近,我常反省自己的矛盾,所得出的结论之一还是双重的:其实,像电视与网络这样东西,坏处不是没有,但还是有助于我们做人类学的人在家居中漫游天下,轻便而愉快地接触远在的他处,并一如既往地努力从中谋得人文教诲。

这种既有些鄙夷新式交流和表达工具、却又工具主义地利用着它们的态度,含有一种值得更多研讨的矛盾。

我这里只想举一个例子,借它来“跳开去”,进入另一个看似与此无关、却本属同一个问题的“社会事实”中。

有次我感到无聊,打开电视,搜寻一下,偶然看到一个电视台正在重播200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制作的一部叫做《六十八岁老太写天书》的纪录片①据称,“走近科学”栏目,1998年6月1日开播,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大型科普栏目,2001年7月9日央视科教频道开播,“走近科学”成为这个频道的“一面旗帜”。,片子的风格甚如人类学所谓之“民族志纪录片”,于是,我就静下心来,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说这部纪录片有点像“民族志纪录片”,不是说假话。这片子从城市走向乡野,从近处走向远处,有意地从田野里带回值得思索的问题。片子的“主角”是一位叫唐庚秀的老妇人,这位老妇人居住在湖南省邵阳县罗城乡大坝村,本是一位不受媒体关注的农家女。老妇人之所以成为片子的“主角”,是因为她被怀疑会写一种“天书”。“天书”的“反科学意味”,与它带有的在“古史探微”方面足以引人入胜的可能,恰是吸引纪录片制作者和受众的东西。

故事是这样的:2006年10月中旬的某一天,一位姓蒋的小学校长路过老妇唐庚秀的村庄,在大坝村的一条田间小路上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看似“手抄本”的本子,本子里充满着奇怪的符号,识字的蒋老师试着阅读,却发现好多的字他不认识。本子里有字也有画,画得很复杂,令人迷惑。有好奇心的蒋老师将这个神秘的本子带回家仔细研究,之后他发现,本子上书写的不是一般文字,而像是接近文字的古怪圆型符号和没有头绪的图画。这些怪字和怪画不是小孩子所为,它们大小不一,排列整齐,每个符号之间看似雷同但又有区别,不像儿童涂鸦。蒋老师试图找出行文规律,却毫无收获。对于地方文化有所了解的蒋老师,还以为“手抄本”是近年学界发现的珍稀的湖南江永“女书”。

提到“女书”,我需补充一点说明。

几年前,我曾与“女书”的发现者宫哲兵教授聚谈过,得知是他用人类学的办法研究“女书”,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类学家。他1981年从武汉大学哲学系读研毕业,随即开始他的文化之旅,多年来,致力于寻找瑶族圣地千家峒。1982年,他在湖南省江永县考察,发现了“女书”(又名江永女书),据说,这是千百年来流传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近邻一带瑶族妇女当中,靠母传女、老传少,一代代传下来的奇异文字。鉴于它的重要性,宫哲兵随即于次年发表了一篇声名远扬的调查报告[1],后又到国外介绍这一发现,近年又编辑出版了《女书通》[2]这本工具书。按照此类著作的介绍,“女书”呈长菱形,是造型奇特的文字,它有近2 000个字符,其造型虽参考汉字但却不同于汉字,它是一种标音文字,可用当地方言诵读,显然是为了对方言标音发明的。

“女书”让学界不少人想到了文字的起源这一问题,而关于“女书”到底起源于何时这一问题,学界迄今未有定论,仅有猜想。有人认为“女书”起源于明清当地妇女赛祠;有人认为它起源于壮、瑶等民族“遗存”的“百越记事符号”;有人认为它接近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因而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有人认为它接近于古夷文的基本笔划和造字法,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有人认为它是从甲骨文和金文借字而来的,是商代古文字的变种。而关于“女书”,其流行地又有不少传说,一种传说认为,“女书”是王母娘娘的女儿瑶姬从天上带到人间,帮助妇女表达其心迹的,另外一些传说则各自将“女书”的发明归功于奇异的“九斤姑娘”、苦闷的妃子、心灵手巧的姑娘等等。

“女书”作品,多为歌体,内容多描写妇女生活,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等等。“女书”也用于通信、记事、结交姊妹、新娘回门贺三朝、节日聚会吟诵等。

回到“天书”故事:当蒋老师发现那本写着奇异符号的本子时,他倍感兴奋,因为,倘若这是一本“女书”,那他的发现就可谓太令人激动了。但这到底是否是“女书”?为了了解个究竟,他开始寻找它的作者。

蒋老师对村民进行了走访,有村民说,见过类似的本子,而且知道有个人会书写这样的字。顺着线索,蒋老师找到了唐庚秀,一进她家,即发现,她家里共有108本这样的“书”。主人唐庚秀,时年六十八,手抄本就是她遗失的。这100多部装订成册的“书籍”,内容超过了100万字。老妇唐庚秀显然极端爱惜自己的作品,也极端为它们感到骄傲,她将其中很多作品装裱起来,挂在墙上,一露风采。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唐庚秀对现代汉字只字不识,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书”,但字写的却极其流畅,且能认识自己写的字,更能出口成章地念诵它们。

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栏目的解说词说,是“记者得到消息”就去采访的,可这消息到底是怎样得来的?猜想兴许与蒋老师的报告有关。不过,重要的是,据称,鉴于此事的奇特,纪录片制作人马上与一位文字学家联系,共奔赴唐庚秀家考察。

见到记者和文字学家,唐庚秀很高兴,出口成章地说:“有缘记者来采访,看到天书好明亮,卫党保国要成功。”

老妇的这个表现起初让我吃惊:她分明是个目不识丁的人,在我那兴许是错误的印象中,这种人对于记者的来访,通常是惧怕的,她至少应是面露羞涩,但她却非同凡响——她绝非如此,而是相反,不仅十分高兴接待“从上面下来的记者”,而且,还流畅地运用着宣传语言,如“卫党保国”;而与此同时,她还宣称自己所书写的即为“天书”。后来,仔细回味,我才将她的表现联系到我在民间宗教研究中时常得到的印象:“迷信”的人们,时常也有唐庚秀般的“混杂性”。田野工作中,我常被误认为是记者,而我看到的“迷信活动”,多数也混杂与“卫党保国”相似的标语口号。例如,有些庙宇在祭祀活动,既宴请道士做法,还在庙宇周边写上“宣传XX政策”的口号……再者,当唐庚秀被问到她写的书是不是“天书”时,她不假思索地给予了正面的回答,用方言说:“就是天书。”她为什么要写“天书”?唐庚秀的解释是,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写书是“神的旨意”——如同“迷信群众”总是说他们的仪式是祖先传下来的。

她何时得到“神的旨意”开始“创作”?答案竟然是:她卖豆腐时,看到一下子亮、一下子亮的晃眼的圈圈,里面有三个人,她挑起豆腐要走过去,他们说你不要走,给你个宝。这个宝是什么?先要“三天不要说话”才知道。于是,唐庚秀就三天没讲话。三天三夜之后,唐庚秀就开始会写“天书”了。

起初,她买不起纸和笔,只好用木枝、石头在地板上书写,这一写,她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开始买纸笔写书,十多年来,无论下地还是走路,总要带上她自己所写的作品,一旦有空闲的时间,她拿出来写写读读。夜间,她的写作创作欲望更强,坚持写到半夜,凌晨三四点,又会准时起床,继续书写。

老人的书写使人困惑,如纪录片主持人解说时所言:

老人竟然说她碰到了神仙,在神仙的提示之下,开始写书了。说实话,我们作为科学节目的制作组来说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番话,所以我们就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她能写出这么多的字来,而且是多少年如一日,很执着地在写。后来我们就想了,你说结合一些文字的创造方法,说我们汉字的创造是根据一些动物飞鸟、走兽的爪印,印在地上的踪迹,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另外一些其他民族的文字,有的时候也是参考别的民族的文字,然后借鉴起来,融合自己民族的文化内涵独创的一些文字,这从文字的角度讲都可以理解,但是老太太的说法给人感觉就是横空出世,她这个字到底是得到了什么灵感写出来的呢?

同去考察采访的文字学家,研究了十多年文字学,对于各类奇异的文字都有所了解,但恰是他发现,自己居然根本看不懂唐庚秀老人所书写的文字。这些文字中不少与古文字的演变规律类似,但有的字少了笔划,有的字或者增加了笔划。比如,一二三四的“四”,就增加了笔划,人民的“民”字,就减少了一笔,但老人是能识别的。那个文字学家知道,在古文字的演变过程中,笔画的增减是常常发生的,不过,为什么一位从来都没有上过学的文盲老太太竟然会使用增减笔,这则出乎他的意料。

为了解惑,文字学家决定给唐庚秀一个测试,结果居然发现,对汉字所识无几的唐庚秀竟然用假借字来说写的姓,这也符合古人创造文字的规律。测试结果让文字学家感到震惊: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为什么能够如此精通古文字的演变规律,并且可以根据这个规律创造出这种古怪文字?她所使用的文字,是否是一种曾经被我们的祖先使用过,但是现在已经不再流行的古老的文字?文字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认为,唐庚秀老人所书写的这种符号,尽管与汉字有一些类似之处,但在整个古文字演变系统中,根本找不到相关的依据。唐庚秀所书写的只是她自己长期总结归纳的一种符号,只有她自己能够识别。也就是说,只有文字书写者能认识的字,不算字。他认为,“文字就是人们用于交流思想,交流感情,共同使用的一种字形,这个字形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表达,这个字能够表达某一种意义,或者某一种感情,这样的字就是文字。而符号就是一种代替品、代用品,不一定为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

若说唐庚秀所写的字不是从古人那里“学习”来的,那它们又是自何而来?

记者询问唐庚秀家人后发现,老人在写字时偶尔会看看电视,看电视时,也忘不了照样画葫芦,写上几笔。也就是说,她的字既不是得到“神谕”神秘地获得的,也不是古代汉字的“偶然遗留”,而是模仿电视里出现的字创造出来的。也因此,研究她的一百多部著作所用的字体,可以发现,她的书写符号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一贯规律的,而体现出一个从最开始的圆圈形符号向方块形符号慢慢演变的过程,越来越接近汉字。

文字学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天书”是因其作者唐庚秀在汉字环境里头生长,潜移默化地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而来的。

可老妇的书写,并非纯粹的文字,它夹杂有不少绘画,这些“莫名其妙的画”,不仅画得反复,而且风格并不连贯。奇妙的是,许多画都是使用木炭沾着口水创作的,这些画为唐庚秀的作品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对于这些画,唐庚秀自己有自己的解释,而且,一谈到它们,便神采飞扬起来。

接着,纪录片讲述了记者与文字学家的另外一个发现、另外一个谜团:

老人与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她热情地向我们展示她的宝贝——满满一桌她所书写的作品。对自己的作品,唐庚秀老人是十分地爱惜,不停地摆来摆去。有些纸张因为年头已久,已经微微发黄,边角也都出现了卷翘。应我们的要求,唐庚秀开始朗读自己所写的书,尽管书上所写的内容记者无法看懂,但是唐庚秀老人却能流利读出,而且文章也算得上是琅琅上口。可是令记者始料不及的是,她越读越激动,读着读着,竟然哭了起来,这一举动不禁让人心中一寒,究竟在她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为什么读着自己心爱的作品会出现这样的反应?

那么,这些在文字学家看来不是文字、没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让其作者却如此的动情,以至捶胸顿足?

为了用科学的方法揭开谜团,记者请来了一位心理医生,让心理医生与唐庚秀交流。很快,记者便有了一个“新发现”:在与心理医生谈话中,唐庚秀先是兴致很高、口若悬河地聊着天,还让医生看她的作品,但让人震惊的是,当医生“无意中”指出她的作品可能是有些模仿成分时,她一口否认,还与医生吵了起来。心理医生善于诱导,在其诱导之下,老人的情绪很快得以恢复;她接着说,十多年来,她自己除了写字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爱好,每天花费在写字上面的时间几乎长达八小时,只要坚持写字,就会充满活力、身心舒畅,做起家务事来,也格外有劲,一旦停止写作,身体上就会出现不良反应。心理医生借此判断说,这个情况可能是一种癔症发作。心理医生经与老人女婿交谈后了解到,老人多年前曾患过精神分裂症,曾被送到邵阳市精神病医院诊治。一般认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极容易出现幻觉、妄想、感知综合障碍或人格解体、紧张性木僵、模仿言语、模仿行为或精神运动性兴奋。心理医生认为,当年老人退休后卖豆腐时碰见神仙,其实是老人出现了幻觉,也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常见症状表现。老人的病是1990年治疗的,之后,她的精神分裂症症状有所缓解,但也就是在这时,她开始了无休止的写作。老人的亲人都反对她,不让她写,但她就靠哭闹制止了所有停止她写作的图谋。因坚持写作,老人获得了保持心理平衡的力量,而她的作品也并非纯属个人性的,如记者发现的,“在她的教导下,有些邻居竟然也能跟着读上几句她的作品”。

心理医生不仅发现老人得过精神分裂症,而且发现,她的心理病症有着自身的“社会背景”。

唐庚秀从小因家穷根本从未上过学,不会写字。在人民公社年代,不识字的农民妇女得到了高度的政治地位,她入了党,且一直担任大队妇联、治保主任等职,是当时全县三位女红人之一。然而,“祸福相依”,有一次,她作为人大代表到省里去开会,意外事件发生了。因老人不识字,上厕所时误入男厕所,且因遭到里头的男人之谩骂,而“大闹天宫”起来。

多没面子啊……自那以后,一旦有省里的会议,老人就拒绝参加。

事情过去了许多年,仍然深深地印在唐庚秀老人的心里,这使老人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处于极度自卑的状态中——唐庚秀现在仍然说,她最怕的是“开会进厕所”。

雪上加霜的是,1989年,国家对于干部的文化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唐庚秀因文化水平低,不得不从干部职位上退了下来,心里倍感失落,在家除了看孙子、做家务外,整个人一下子闲了下来。这一系列的打击使老人患上了精神分裂。

对于唐庚秀的心理病症,心理医生作了以下判断:

……这个老太太她还是比较聪明,行为能力也不是特差,她也是非常要强的那种人,所以她感到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她就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来超过别人,事实上她没有达到这种目的,她只是以自己的那种方式来发泄也好,承担自己的那种压力也好,也可以说她是精神病的一种延续,一种稳定状态的发作。

……压抑到一定的程度,她就要发泄出来.她的发泄不是以常人的那一种,她是用写字或者讲话那种胡言乱语来发泄自己。

……她看到的,她经历过的这些,她绝对不会真的有一种超乎她想象,或者是像用常人一样的那种有创作,或者是有一些独特的境界,她是没有的,她不可能有。

主持人解说道,就是在这种生活环境的限制下,唐庚秀所写的内容全都是歌颂祖国歌颂党以及自己过去的一些遭遇,对于唐庚秀来说,她只是用属于自己的文字记录了她的内心世界,代表了她的思想。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她的内心世界却一直无法平静,为了找到心里的平衡,努力学习她自己所认为的文字,书写自己内心的世界成了唐庚秀老人的一种精神支柱,也是她的一种精神寄托。老人的这种行为叫做“语词新作”。

心理医生解释说,语词新作是一种概念的糅合浓缩,或者概念的拼凑,反正那些通过自己写字,写一些符号、画画或者文字,以及语言来即兴表达,整个赋予一种特殊的概念,别人都看不懂的。

“走进科学”栏目为普及和宣传科学知识而办,它播放关于“天书”的纪录片,绝非为了宣扬“迷信”,其宗旨必定是:通过对于唐庚秀“天书”的探秘,以诱人的方式解释科学所能解释的一切。而这个栏目尚需有吸引人的开头,才会有带有科学知识的结尾,如其主持人的开场白所言:

……现在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中华大地上,流传着很多很多种文字,其中有不少已经不可考了,比如说像西夏文、契丹文,看起来好像是中国字一样都认识,但是仔细一辨认,没一个字你能念得出来的。这就是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变化,但是因为年代久远,使用的人逐渐减少之后,这种文字就变成了一种死文字,那么我们说在中华大地上,现在还有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文字呢?有,比如今天我们大屏幕上为您展示的这一个圈一个圈的,它就是一个文字,或者说是一位老太太自己的独创发明,这是怎么回事呢?

纪录片的结论是得出来了,它用可以接受的方式让观众知道,“天书”是不存在的:心理医生以科学原理为主导,将唐庚秀判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且将她的书写创造,定义为癔病患者激动时的心理病态表现;文字学家因为找不到唐庚秀创作的文字的“民族性”,而将之定义为“非文字”。

如此结论是有根据的,但其中含有的信息,却大大超出结论本身。

对我而言,纪录片呈现的唐庚秀“天书”个案,无疑比许多半吊子的民族志作者所写的作品含义深刻得多。这个个案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思绪混杂,没有“结论感”。

为了清理这些混杂的思绪,我采取“化约法”,综合记者、文字学家、心理医生的描绘,将唐庚秀(下称“主角”)的“心路历程”之关键点罗列在如下内容中:

(1)主角出身贫寒,儿时没有机会学会写字,按“主流社会”流行概念定义,本属于“没有文化的人”。

(2)不识字、没有文化的主角,在1950年代之前,是不光彩的,但到了1950年代,则是光彩的。这个身份和荣誉观的转变,与1950年代的大历史背景紧密相关。此前,贫下中农目不识丁,所以,可能被认为“活该”受剥削;到了唐庚秀长成落落大方的少女之时,时代已经变了: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在新中国的阶级成分表格里被列到了上方。

(3)1958年的公社化,是为了快步建设社会主义而展开的,为了快步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依赖贫下中农。目不识丁,此时,已绝非耻辱,只要是对党忠诚,用体力表达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就是有荣誉的。主角在此时入党,且成为干部。

(4)纪录片未交代主角在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的情况,但可以猜想,自主角成为党员、干部之后,直到她开始写“天书”之前,她一直是有面子、积极向上、心理学上认为正常的人。

(5)情况到了1980年代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纪录片对于这个微妙变化的过程,没有细加陈述,但可想而之,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文化程度”(这个概念与人类学一般运用的“文化”意义大相径庭;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文化”不是可以比高低的,是不同人群传承、共享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渐渐成为衡量人的素质的标准。古代“学而优则仕”的说法持续遭到冷落,但现实上,在这个微妙变化的过程中,人们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文化程度”。也就是在“文化程度”概念得到推广和普及的过程中,识字成为起码的面子,学位成为向上流动的条件与手段。

(6)到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围绕“文化程度”生成与膨胀的社会风气日益给人民群众带来压力;此时,主角的目不识丁,本身已是丢面子的事了,而更有问题的是,主角是个出名的干部,时常要出入于高级会议场所,而要在这些场所顺利地走动,前提是识字。如果不识字,就会连厕所都进错门。恰好也就是主角因为不识字而进错厕所,引起轩然大波。此后,主角日益深刻地感受着“文盲带来羞辱”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7)为了挽回面子,主角必须学会写字,但到了1990年代,进入老年的她,已为时太晚,即使不是为时太晚,那也不能瞬间学到多到数万个字的汉字,从而成为被人尊重的、有面子的、文化程度高的人。具有起码的羞耻感,主角相继采取了两种做人的方法,其一,回避那些使其自取其辱的干部会议;其二,在家务农做家务,同时自习“文化”。

(8)主角开始习字时,不见得是以家里拥有“会说话的”电视机为前提的(当然,这点尚需考证),她可以用任何一种工具和材料来书写文字,而且因为不识字,她的书写没有太多禁忌,不需要写正确的字,而可以照样画葫芦,自由地创造。但渐渐地,农村有了越来越多的电视机,她家也有了,这样,她就可以多向电视学习,如同时下有不少人从电视节目学习英语与穿着一样。

(9)本有干部底子的主角,又大量接触电视,这样就使她的言辞,大量带有“主流话语”的内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脑子本是“白板”,会任由口号和电视上的“主流话语”留下烙印,而缺乏任何自主性。一个也是人的主角,即使疯狂,那也会在生活过程中积累对于过去的记忆与未来的想象,而“天”这个字,无疑最能总结这些记忆与想象,于是,将自己的文字说成是“天书”,那绝对是有根据的。“天书”代表着主角的思想世界,同时也有节奏以至惯例化地给主角重新赢回她的荣誉(面子)。这也就意味着,被心理医生定义为“精神分裂症”的东西,从主角自己的观点看,其实是一方“心理药剂”。

(10)主角所创造的“天书”被文字学家判定为“非文字”,这实在也可以说,就是文字学“法律”中“违法的文字”。文字学家的凭据是,所有的文字都一定是集体或民族共享和公认的,而主角的文字只有她自己认识。事实上,纪录片制作者自己承认,主角的“天书”虽然是极端个人性的,但在纪录片被拍摄之前,村子里已有不少人跟着学了。另外,假如文字必须是以集体或民族为前提,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作为一个集体或民族的成员的主角之不识字?

我看电视,大多并不是出于必需或因为有任务,而是为了打发时间,换换心情,了解媒体上的“八卦”。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电视更多为娱乐而设。我也采取这个态度,但我却知道,无论是否有娱乐作用,电视总归是“交通工具”,它不是轮船、汽车、火车、飞机这些用来运载我们的肉体的工具,之所以说它是“交通工具”,那是对“交通”二字采取古意,意思是说,它也让我们“游走”,至少让我们的心灵流动起来,起到“交换意象”、“通达信息”的作用。通过电视这样的“娱乐工具”来增长知识、获得启发,有点像人类学家笔下的“原始人”通过游戏来锻炼狩猎—采集经验。这点一点儿不假,但假如我说,像《六十八岁老太写天书》这样严肃的电视节目只让我得到娱乐的话,那也就未免有些过了。节目是引人入胜,但看过之后,它给我带来的“深重感”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必须如以上那样,借用“化约法”来梳理主角的人生给我留下的凌乱而令人百感交集的印象。

我不是记者,不是文字学家,不是心理医生,但我能从他们的记述、研究与判定中学到一些东西。这三种专家对于一位因文字导致的心理压力而生发创造文字的老妇做的科学的判定,是严厉的。他们的清晰分类,与深度心理挖掘,无疑给我这个并不愿从个人的内心世界发掘什么理论解释的人类学研究者带来强烈印象,而我以上罗列的那十点,若不是受这一强烈印象的刺激,那便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罗列它们,企图用更逻辑和有历史感的语言来书写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生史,这也使我获得了不同于新闻、文字学和心理学的理解。

不同于记者,我的书写不具有为了宣传或传播而记录的本质;不同于文字学家,我不能对作为“世界的纹样”的文字作过于绝对的“文字中心主义”的判断;不同于心理医生,我不能治疗“患者”,同样也不能苟同那种将由社会引起的“病患”归罪于个人的做法。

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把一个远在的情景、一个他处的问题带到我们面前。尽管我意识到,除了为宣传或传播而拍摄外,记者还有更多使命,但这样的“交通”,其意义已充分,我不宜作过多评价。但我不得不说,《六十八岁老太写天书》这部片子,在其与文字学与心理医学相关的方面上,并未充分引起我的共鸣。

先说心理医学。用“疾病”这个概念来形容由社会原因诱发的“心理病态”,等于是把身体的观念移植到内心世界的分析中,等于是从“外在之身”切入“内在之心”。心理医学虽研究“心理”,但因有这种个体主义的学理倾向,似又易于“轻描”内心世界的丰富,以至割裂了它与“外部世界”的关联。那个68岁的老太,从心理医学上讲固然是病了;但从她的人生轨迹看,她的病,本与我们的社会秩序与问题有关。不要以为凡是社会的,都是好的,道德的,法权的,政治正确的。社会这种难以宽容“不同”,容许太多个体性表达的体系,也有它的问题。我们常把这些问题视作不合理、不公正的来源,但问题之所以四处可见,乃因我们是社会的成员,对于这个社会的运行法则,起码是身体力行地起到维护的作用。以片子中的主角为例说,我们这个社会有它的历史,其一个阶段,使它的不识字成为荣誉,另一个阶段,则因为它而给她带来羞辱。她的文字对心理医生而言是心理病态的表现,而对一个人类学或社会史学研究者而言,则从一个令人悲悯的侧面,表露出了社会的易变性及这个易变性与操弄社会的那些“背后原因”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我宁愿说,那位68岁的老太个人的“病”,也是一个“社会病”。

我们这个社会,过去曾令人惊叹地流行鄙视文字的革命精神,现在则反其道而行之,流行起文字主义。而无论是文盲主义,抑或是文字主义,都与我们这个社会传统上文字的过于发达、过于有威力有关。文盲主义是对传统的文字主义的反动与“革命”,而文字主义,则作为一种复兴过的传统主义存在,二者的核心象征,皆是文字。文字主义是一种“文字拜物教”,因为,文字学研究表明,文字这种东西,起初本是为“交通”人—神、人—物、人—人而发明的,但成为一种有灵力的符号之后,人的行动都变得要围着文字转,被它所牵着鼻子走,成为文字实现自身的工具。对于这种“拜物教”有反思,必然导致一些极端的人主张放弃文字,回归口语,认定即使没有文字,人还是可以“交通”,可以有社会生活,甚至如极端者相信的那样,“生活得更好”。我们的社会因之一度成为浪漫思想的试验场。然而,文盲主义之所以说也与“文字拜物教”有关,是因为,这种运动化的话语,锋芒所指除了用文字加以定义之外,别无他法,也就是因为,话语的革命必然是以话语为武器的——它即使能使文字成为幽灵,也无法摆脱这一幽灵的纠缠。而对于我们认识文盲主义的这一困境,那位68岁的老太,构成了一个最有说明性意义的案例,她以人生写照了文盲主义与文字主义的“辩证法”。

我所从事的人类学,有与文盲主义一样的浪漫,也有与文字主义一样的功利。

唐庚秀不仅让我想到心理医学在解释社会时的局限,也让我想到了人类学这门学科长期以来自设的陷阱。

在揭露文字主义的弊端中,人类学家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这方面,我最景仰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可谓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从他的最著名的《忧郁的热带》一书中,我们发现有一个“一堂书写课”的章节。这个章节叙说的事如该书的其他章节一样,充斥着对列氏困顿而沉重的旅行的描述;这些细节,此处无需复述,要复述的是,在这个章节中,列氏提出了他对文字的看法。这个看法来自一个观察:他所去到的那个小族群南比克瓦拉人只有酋长知道写字、一般成员不写。列氏观察到,虽然对于外在于南比克瓦拉人社会的现代知识人而言,文字是有美感的、智识性的东西,但南比克瓦拉酋长却毫不关注这一事实,而只是从别的民族那里学了写字的方法,将之充入私人的“腰包”里,通过文字的象征性展示,来向他的“臣民”显示自己的面子、威严与权威。因为酋长是这样的,所以南比克瓦拉人的百姓对于文字的本质有了深刻的了解;他们都知道,文字是随政治欺骗而来的。这个观察,显然让与酋长交际不顺而郁闷的列维-斯特劳斯得到了不少启发。接着,列氏进入对于文字的实质的分析,他认为,书写文字的发明,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一个突破性的革命,人们总以为,文字会给人类生存的条件带来巨大变革,会使人更清晰地记住过去的成就并基于记忆更好地安排目前与未来,但文字其实没有那么伟大。有关书写文字的历史研究没有证明它有什么巨大意义。在列氏看来,书写文字发明于公元前3 000年到公元前2 000年之间,在此之前,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农业与畜牧、手工艺这些对于人类生活更重要的发明都已出现,是这些对于人的实际生活更有用的发明,为文字的发明作了铺垫。历史上有不少族群不依赖文字生存,而也有不少事例表明,那些有书写文字的帝国,不见得就有能力维持其帝国的恒久存在[3]383-384。经过一番思索,列氏得出一个结论:

要建立起书写文字的出现和文明的某些特质之间的互变关系,我们必须换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考察。与书写文字一定同时出现的唯一现象是城镇与帝国的创建,也就是把大量的个人统合入一个政治体系里,把那些人划分成不同的种姓和阶级……书写文字似乎是用来做剥削人类而非启蒙人类的工具……把书写文字用作不关切利益的工具,用作智识及美学上的快感的源泉等等,是次要的结果,而且这些次要的功能常常被用来作为强化、合理化和掩饰进行奴役那项主要功能[3]385。

列氏说:“书写是一种奇怪的发明。”[3]383这毫无疑问,但这话又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大抵是说,本不关乎人类生存的文字符号,到了国家这种制度兴起之时却被系统地创造,成为政治支配的工具。之所以说它“奇怪”,乃因人的生活,本无需文字。

人类学家总能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借助考古学的分析和些许马克思主义因素对文字的“阶级属性”作判断,所以,他们对于“无文字社会”才有了偏爱,且总是更愿意看到本无文字的、诸如南比克瓦拉人那样的社会永久保持其不受文字帝国的侵袭。人类学家从未真的想到,像唐庚秀那样因不识字而崇拜文字的例子有很多;他们也从未意识到,他们对于“无文字社会”的“桃花源”般的生活的赞誉、对于文字帝国的政治支配的揭露,都是因为有了文字才可能的。

文字学似乎是人类学的对立面。人类学以研究“无文字社会”为己任,致力于寻求未受文字污染的人类生活的原貌;而通常的文字学则离了“有文字的文明社会”就“活不了”——没有文字,何谈文字学?即使文字学家中,有一些研究文字出现之前的“纹样”,那也一定是以得出关于文字的结论为目的的。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书写是一种奇怪的发明”,而对于文字学家而言,它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果实。在这一历史的判断的前提下,文字学家“审判”那位老太,将她的“天书”视作荒谬,是必然的。这种“奇怪”到与“天书”可以并列的“文字”,倘若是“文字”,那文字便没有什么规范可言了,人们完全可以胡乱涂鸦,不顾他人是否可以理喻而书写。当纪录片中的文字学家说那位老太写的不是字,并解释说,之所以不是字,是因为只有文字的书写者自己可以识别与诵读,这我们不能轻易反驳。如电视、网络一样,文字是为了“交通”而设,假如一种字只有助于自己与自己对话,那么,“交通”就不可能了,字也就不是字了。然而,承认这点之后,我们是否有必要承认,文字是集体创造的?文字学家总是将文字当作文明的总体成就,或者民族的集体创造,但矛盾的是,在论述文字的起源时,很少人能够避免提到“仓颉造字”之说。就唐庚秀这个奇特的个案说,她的书写,不然很难说是文字,但也很难说不是,因为她也如同任何文字的创造者那样借用了其他人的发明,并试图用她的再发明得来的符号表达意义;也就是说,她的“天书”与被公认的文字体系(如“女书”之间的不同之处只在于这种“天书”尚未流传开来,尚未成为社会接受的体系)。

《六十八岁老太写天书》让我深感,唐庚秀造字的方式,酷似“女书”、傈僳族竹书之类。我前面已提到,唐庚秀之所以引起其发现者的浓厚兴趣,正是因为她的书写像“女书”;而竹书与“天书”之间的类似性,则一样地引人入胜。

时下,竹书已被人们与傈僳族这个族群团体紧密联系起来了,它给人的印象是,它是傈僳族的“民族文字”;但,恰是这一被人们与族群的集体身份对应起来看待的文字体系,是个人创造的。创造者是一位傈僳族的贫苦农民汪忍坡(又名“哇忍波”,1900—1965),创造理由,跟唐庚秀的“天书”也接近,据说是因为汪忍坡考虑到傈僳族贫苦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沉睡于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地位中,且于近代遭受西方教会的文化入侵。传说傈僳族在古代使用过文字,汉族的字写在布上,傈僳族的字则写在獐子皮或竹片上,后来这些字在战争和迁徙中失传。傈僳族操傈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西方传教士进入他们的住地后,为了传教,创制了大写拉丁字母及其倒写变体作字母的文字。汪忍波从1924年至1941年间共创造了1 426个字,写成12本书,这些字从1928年起流传于乡间,得到推广和使用。汪忍波还为服务种田人而编著《傈僳语文》(又称为《识字课本》),按音韵编排成291句顺口溜。竹书借用汉字,但只是借用汉字的外形,音和义与汉字完全不同,而与维西傈僳语的语言直接联系。这种文字也可谓是一种“天书”,它既是傈僳族文化英雄造就的,又与本地语言与宗教意象的系统表达有关。汪忍坡用竹书写下了二十四部《祭天古歌》,记载的是傈僳族祭天时吟唱的二十四部经文,内容涉及神话传说、历史、自然景象、气候等。另,他还著有《射太阳月亮》、《占卜书》等。傈僳族竹书文字,1944年首次发现,1950年代之后,得到了民族学界的重视,渐渐得到认识,时常与傈僳族文化一同被介绍[4]。

创造“天书”的唐庚秀,与创造竹书的汪忍坡,一个被判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被颂扬为傈僳族的文化英雄,二者之间的差异,固然是明显的;但他们的造字行动,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共通之处,这就是,两种造字行动,都可谓是文明压力下出现的“文化自觉”。唐庚秀的“自觉”,有扭曲的表现,是个体性的,而汪忍坡的“自觉”,则与其族群的占卜、祭祀等社会性制度结合得更紧密,在创作旨趣上,更接近于文化精英的精神史。在此类“自觉”的生成过程中,个人生活遭际的因素,都起过作用,但二者的个人遭际,又可以说都是超出己身,与整个社会以及其所处的社会与一个更大范围的体系相关。此类“自觉”历史上屡见不鲜,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还可能得到放大,或服务于以“民族自觉”为基础的“国家文明创造”,或服务于在文明的迫力下表达“土著思想”的手段。西夏文即有“国家文明创造”使命,这种创造于公元1038年的文字体系,是在党项族英雄李元昊建立的王国内部创造的,其发明者大臣野利仁荣,借助周边大文明的符号,重创了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5]。而大理地区刻于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的白文《山花碑》(全称《词记山花·咏嵢洱境》),“隐”于《重理圣元西山碑记》的碑阴,为元末明初著名大理地区著名学者、词人杨黼用“白文”山花体写作的20首词,分上下部,上部赞美苍洱风光,下部抒发大理地区文化失落背景下个人的情绪,如怀才不遇、人生无常等。《山花碑》由似是而非的汉字和非汉字记音,采用汉字的音读、训读、自造新字以及汉语借词等多种方式表达白语[6]。

列维-斯特劳斯将文字的借用与创造,与广义上的“酋长”(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人物”)联系起来,且认定,造字术总是无法与人支配人、“人物”谋取“威望”的过程脱开干系。以列氏的观点看,小到个体,大到国家,通过文字的借用与创造来表达的自觉,都有文明的政治性。而对于“天书”、竹书、西夏文、《山花碑》的思考则表明,“自觉”的表达借用了已存在的宏大文字帝国的政治性。但“自觉”借“似是而非”的文字以求自身的物化呈现,这一事实则又反过来表明,文字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我无意对关于“天书”的纪录片进行“再记录”,对片中文字学家的分析及心理医生的判定进行“再分析”和“再判定”,但这部片子的确可以让人想很多——包括想到“文字拜物教”和文字的“双刃剑”作用,想到文盲主义的人类学,与文字主义的文字学之间的差异;而我的结论大抵是:如同我们今日无法摆脱电视与网络的缠绕一样,自数千年前起,我们就一直无法摆脱文字的纠缠;作为“交通工具”,这些东西既可以像任何拜物教那样由我们发明,再脱离和支配我们,又一直保持其“交通工具”的作用,使我们有可能用或疯狂或理智的方式表达我们的“自觉”——固然,这个意义上的“自觉”,有时是个人性的,有时是社会性的或超社会性的。以上提到的唐庚秀与汪忍坡之别,大理杨黼与西夏野利仁荣之别,构成我们理解从个人性到文明性的诸种“自觉”形态的线索。人类学家只有直面文字的双刃剑性质,才能真正直面自身——至少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用以揭露文字的“阶级属性”的手段,还是文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做的工作之内涵,大致是与汪忍坡的竹书、杨黼的《山花碑》相通的,尽管我们多数不愿承认,我们的人格中,也有些许唐庚秀的因素,我们中的不少人,老想着充当西夏文发明者之类的角色。

[1] 宫哲兵.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

[2] 宫哲兵,唐功暐.女书通——女性文字工具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3]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4] 高慧宜.傈僳族竹书文字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 马鹤天.西夏文研究与夏文经籍之发现.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6

[6] 赵楷.白问《山花碑》译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The Doub le Edge ofW r iting:Der iv ing a Perspective from a‘Nega tive Exam p le’

W angM ingm ing

Thispaper used awell-known television docum entary as a case to analyze the dual ro lesp layed byw riting existed in the ruralChina,thatamong thesewere intim ate relationshipsbetween peop le’shonorand disgrace.Instead of rem aining at the case,the article extended a new kind of exp lanation other than interp retation from etymo logy and analytic psycho logy.The paper also criticized the‘illiteracy’(an an thropo logy theo ry),and pointed out that an th ropo logywas necessary to focuson calligraphy,in particular,itwas essential to do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ro le p layed byw riting in the perspectivesof‘p sychic’,iden tity,c lasses structu re and so fo rth.

W riting;Sealed book;Anthropo logy;Calligraphy;M ental disease;Illiteracy

2009-12-29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邮编:100871。

① 文章构思已久,初稿于2009年12月5日完成。感谢赵旭东邀请我到他主办的“乡土中国”讲座上作同题发言(2009年12月25日),这项邀请起到加速我写稿的作用。在本文的书写过程中,罗杨同学提供了帮助。

(责任编辑:常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