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的语言,异化的思想
——中西文化碰撞中的林纾翻译

陈淑仪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300)

语言文化研究

归化的语言,异化的思想
——中西文化碰撞中的林纾翻译

陈淑仪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300)

林译小说是归化语言和异化思想的融合体,它以丰富的思想内容、惊险的豪侠故事和语俭意丰的文言文,在当时的译坛独树一帜,为当时自闭的中国读者呈现出一幅幅新颖、奇趣的异邦画卷。林译的每一部小说都闪烁着他睿智灵动的思维,体现着他自年少之时便饱读诗书的深厚积淀。我们从林纾归化的语言、异化的思想,分析其本质,探索其根源,希望能全面地看待林译在中西文化碰撞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的重要价值和艺术魅力。

林译;归化;语言;异化;思想

Abstract:Lin Shu’s translated novels blend domesticated language and foreignized ideology.They develop a school of their own by rich ideological contents,thrilling stories about heroes and simple writ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with abundant meanings,presenting Chinese readers a lot of original,interesting exotic pictures.Every novel that he translated shines his wise,keen and farsighted thoughts,reflects a wealth of accumulation of reading poems and articles since childhood.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essence and causes of Lin Shu’s domesticated language and foreignized ideology so as to appreciate comprehensively the important values and artistic charm of Lin Shu’s translation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 of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Lin Shu’s translation;domestication;language;foreignization;ideology

一、林纾与林译

林纾(1852 ——1924),字琴南 ,号畏庐 ,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位有重要影响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是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的一个奇迹。青年林纾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中年以后,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通力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他一生著译甚丰,所译小说多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译界所罕见。他的翻译方法也极为独特:由懂外语的人口述小说的内容,然后他把这些情节记录下来,再动手翻译成汉语。他既能很快领会原著的风格,又能以极快的速度落笔成文。

谈及林纾的翻译策略,笔者认为可以从语言和思想两个层面上来分析。在语言层面上,林纾无疑采取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林纾把外国的文字“归化”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根植。林译无疑契合了接受主体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特殊要求,使得当时的中国百姓在极端封闭的环境下得以感受与本土文学大相径庭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异域风情。在思想层面上,林译体现了异化的思想。作为西方文学翻译的第一人,林纾虽不懂外文,但他凭着高深的文学修养,敏锐地察觉到异域小说的独特魅力,并有意识地将其介绍到中国,为即将干涸的中国文化注入了一股清泉。他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提倡西学,“师夷长技”、“译有所为”。总体看来,林译是归化语言和异化思想的融合体,它不但以丰富的思想内容、惊险的豪侠故事、语俭意丰的文言文,在当时的译坛独树一帜,还为当时自闭的中国读者呈现了一幅幅新颖、奇趣的异邦画卷。林纾的每一部小说都闪烁着他睿智灵动的思维,体现着他自年少之时便饱读诗书的深厚积淀。下面,笔者就林纾归化的语言、异化的思想,分析其本质,探索其根源。

二、归化与异化

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domestication)这两个互为关联的对应概念。他认为:归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1]。

朱安博在他的《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中提出:归化翻译指的是“一种以目的语为归宿的翻译,即采用目的语文化所认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规范,使译文流畅、通顺,以更适合目的语读者”。异化翻译则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即努力做到尽可能地保持原作的风味,使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得以存续,为了使目的语读者能够领略到‘原汁原味’而不惜采用不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2]。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竟是归化好还是异化好,许多翻译理论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的埃文·佐哈尔(Even-Zohe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比较客观地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整合。佐哈尔认为,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或“边缘”或“中心”的地位。而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或“边缘”或“中心”的地位,又会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或归化或异化。佐哈尔的贡献是打破了传统上把翻译文学始终看作是处于“边缘”地位的观点,阐述了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是处于“边缘”或“中心”的动态问题。翻译的对策要根据翻译文学的地位而定,比如: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文就要考虑“可接受性”;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就要考虑译文的“充分性”。由此可见,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多元系统内所处的地位有密切关系。当民族文化的地位由弱渐强或由强渐弱时,其多元系统内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译者也会重新选择翻译策略。

此外,译者的选材和翻译策略是其在权衡了影响翻译的诸多制约要素之后的一个主观裁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和文学素养,甚至是其性格特征,都会不可避免的在翻译中打上不同于其他译者的独特烙印。因此,要全面地看待某一译者的某一翻译现象时,不能“就人论人”,而是要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他的个性、思想状态等。如果只从某一角度出发,势必会倾向于过度强调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某些因素,从而忽视其它制约因素所起的作用。林纾从事翻译的年代,正值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大时代背景下,即所谓的“西学东渐”时期。林纾的翻译策略,必然会受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审美习俗以及译者的个性、个人品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深谙中国人心理的林纾,把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巧妙地结合起来,以归化的语言表达异化的思想,把二者整合成一个完美的统一体。那么,林纾为什么要使用归化的语言呢?他的异化思想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三、林纾采用归化语言策略的原因

随着“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当时的林纾虽然看到了西方列强在物质层面的强大,然而,他内心仍然保持着对本土文学和文化的优越感。这样的文化态度反映在文学翻译上,就是使用高度归化的翻译策略。其表现主要有:一是对翻译文本随意删改填削,对作品中的主题、结构和人物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删去当时国人不习惯阅读的大段冗长的心理、环境描写,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抵触的地方,特别是译者认为“有伤风化”的情节。二是使用古文进行翻译,讲究文笔的“雅训”等。对于林纾这种大删大改的高度归化的翻译方法,时至今日,仍有许多持微词者。那么,究竟为什么林纾要采用这种高度归化的语言呢?

(一)世人的阅读品味影响了林纾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林纾,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深知当时世人的阅读品味。在阅读习惯上,国人追求的是情节,不是审美艺术。因此,当时的读者和译者都不太注重域外文学的文学性。从多元系统理论来看,当时的翻译文学,处于文化的“边缘”地位,译者要考虑的是读者的“可接受性”。如果在翻译过程中拘泥于西方文本,用异化的方式,直接把西方文学作品植入中国文化语境,肯定会被本土文化所不容。这就如同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最终会被市场淘汰一样。如果林纾没有根据译入语读者在文化、道德、文学等方面的需求,进行有意而为之的“润色”和“删改”,而是“字当句对”地翻译,在当时的中国恐怕没有市场。所以,林纾对外国文学的改造,或曰“重写”,不仅能够拉近翻译作品与本土作品之间的距离,而且还能巧妙地用中国的文化立场对西方文学作品加以整合和规避。

(二)社会历史环境促使了林纾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林纾采用归化的语言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如果在某一时期,本土文学系统十分强大,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地位,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反之,译者则多采用异化的方法。林纾所处的时代,仍属于封建王朝社会。长期以来,深受“中央之国”思想影响的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理应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所以人们不屑于认同和接受外国的文学和文化。在这种背景下,译者们自然也是带着一种自满的心态和优越的心理,开始引入和译介西方的人文作品。

(三)林纾深厚的汉语功底激发了他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林纾采用归化的语言与他深厚的汉语功底密不可分。他不懂外语,翻译时不存在对原文理解的过程。这样,他只做表达工作,其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古典文学造诣就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深爱中国传统文学。13岁至20岁期间,曾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1882年,林纾考中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广结师友,一心报效祖国。其后,林纾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结果“七上春官,屡试屡败”,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地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与王寿昌合作,把《茶花女遗事》译成中文《巴黎茶花女遗事》,此书出版后大获成功,一时“洛阳纸贵”。自此,他深厚的文学积淀,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

凭着深厚的文学修养,林纾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识别外国文化中的精华所在,甚至比口译合作者,更能领会原文的妙处和善于从整体风格上把握原作的特点。他笔下的文字,语俭意丰、晓畅顺达。加之他采用的文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文,而是“较自由”的文言,所以,他的译作多数非常地道,有些翻译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如,现在的《莎氏乐府本事》,他翻译为《吟边燕语》;斯哥托的《艾凡赫》他译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他集合了古文简洁洗练的长处,以及唐宋传奇层层铺垫的笔法,“以华人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3]。

(四)林纾“不审西文”决定了他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林纾其人“不审西文”。“不审西文”就是不懂外语,这也决定了他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在林纾看来,翻译小说不在于讲究具体字句的一一对应,而是重在传达小说的意境与整体神韵。他以“古文家”的身份译小说,以“史迁”笔法解读哈葛德、狄更斯的叙事技巧。有时,还凭着自己的主观想象,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改写删削,甚至“偷天换日”。正是由于林纾“不审西文”,反而使他放开了手脚,大胆地以自己的手笔重新整合了西方的文字。如果说林译不完全是“忠实”的翻译,那么,它应是一种“改写”或“译述”。反之,正是这样的“改写”和“译述”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新型文体。纵观后来“五四”时期,许多作家青睐外国文学,其实是始于受到了这位“不审西文”却“敢为天下先”的林纾的影响。林译小说皆出之以文言,林纾本人也更认同自己“古文家”的身份而不是“翻译家”。在英语霸权和后殖民语境下的今天,反观林译小说,实不该因其为古文,难以猝解,就对其一概否定。林纾这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启民智的突出贡献着实不可磨灭。

四、林译异化思想的体现

中国近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随着传统价值体系的坍塌,人们渴望尽快觅得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新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的建立,就需要人们发扬“拿来主义”的文化借鉴精神,通过翻译输入外来的思想和文化,从而带来中国新文化的建立与发展。这种翻译需要通过“语言上的归化,思想上的异化”策略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人真正被外国文学吸引,始于林纾。

(一)林纾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林纾从事翻译,有很明确的目的:就是警醒国人,发奋图强。林译小说以丰富的思想内容,为国人呈现了栩栩如生的异国画卷,从系列人物、故事情节到渗透其中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制度、文化氛围等,无不体现了反帝爱国思想、反封建专制、倡导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以及实业救国等思想。可见,林译小说促进了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封建旧中国的传播。在观念上,林译小说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改变了中国文人历来存在的对西洋文学的轻视。林译小说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了封建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的历史需求,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蜕变中的中国近代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例如:《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的问世,便如同两颗重磅炸弹,警醒了国人。

1.林纾小说的滥觞——《巴黎茶花女遗事》

林纾中年丧妻,十分悲痛,终日郁郁寡欢,恰逢好友王寿昌带回法国小说《茶花女遗事》一书,邀请林纾与他合作翻译。此书的哀婉情调正与林纾的心情相吻合,于是他慨然应允。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公开刊行。此书一出,立即风靡。《巴黎茶花女遗事》有很明显的反封建主题,表现了与封建道德背道而驰的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现代爱情观。严复诗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4]。张静庐在《中国小说史大纲》中说:“自琴南译法人小仲马所作哀情小说‘茶花女遗事’以后,辟小说未有之蹊径,才破才子佳人团圆式的结局,中国小说界大受其影响,由是国人皆从事于译述”[5]。王无力在《中国小说大纲》序文中说:“林纾以瑰环之姿,用文言译《茶花女遗事》一书”,是“西方小说输入吾国之始,亦启长篇小说用文言之端”,该小说的传入,令我国“小说界之趋势为之变”[6]。可见,此书在当时影响之大。

2.开启民智的良方——《黑奴吁天录》

1901年7月,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了美国女作家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所著的《黑奴吁天录》。该书一经出版,立即震动了国人。人们纷纷悲叹黑奴的悲惨遭遇,慨叹中国人的命运。灵石当时“买此书而未遂”,后从他人处借得后,“且读且泣,且泣且读,穷三鼓不能成寐”[7]。他在长文《读“黑奴吁天录”》中写道:“黄人之惑,不必待诸将来,而美国之禁止华工,各国之虐待华人,已见诸事实者,无异黑人,且较诸黑人而尤剧。”他“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以往之泪哭我黄人之现在”[8]。《黑奴吁天录》吸引力之大、影响之深,于此可见。鲁迅等人均撰文发表读后感,后来还将其改编成戏剧,在上海、东京等地上演。

(二)林译较好地保持了原著的风味

异化就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努力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中。林纾译笔隽永流畅、洗练明快,状物、写景、叙事、抒情,均能曲尽其妙,较好地保持原著的风味。如在《块肉余生述》中,他就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第一人称的叙事结构。

郑振铎提到茅盾曾对他说,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误外,“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郑振铎还以《孝女耐儿传》的译文为例,说“我们虽然不能把他的译文与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的对读而觉得一字不差,然而一口气读了原著,再去读译文,则作者情调却可觉得丝毫未易,且有时连最难表达于译文的‘幽默’,在林先生的译文中也能表达出;有时,他对于原文中很巧妙的用字也能照样地译出”[9]。由此可见,林纾在接受异邦思想的过程中,巧妙地把中国的文言和资产阶级思想予以结合,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翻译创作,从而把中国读者带入外国文化情景之中,感受原著的人文风情。

(三)“归化”的外国文字也是“异化”的中国话语

归化和异化本是对立而统一的概念,但当一个译者把一种语言,从一个文化空间移入另一个文化空间,使原文脱离了源语的地理空间,并在一个新的目标语的地理空间获得了新的生命时,我们不能只用简单的归化与异化之中的一种,来定义其翻译策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归化与异化,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归化”的外国文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异化”了的中国话语。

林纾的翻译可谓把外国的文字“归化”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与原体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更大差异的新的“异化”了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林纾小说在延续、改变外国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主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翻译对于构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四)林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桐城派古文

林译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古文”,甚至訾其古奥艰深,难以猝解。然而,他翻译所使用的古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桐城派古文。钱钟书说林译是“他心目中自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他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10]。林纾之所以采取此种文白渗透、糅杂相间的语言策略,一方面是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对于表达内容极其丰富的异域小说来说,传统的“戒律森严”的古文恐怕很难担当此重任。林纾以古文来包装资产阶级新思想,走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中间道路,突出地体现了他“西为中用”的翻译创作思想,这也是他异化思想的表现之一。

另外,林纾所译之文皆来自于异邦,他肯定也会使用一些异化的翻译方法。如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林纾多次用音译“弗朗”代表法国货币中的“franc”(法郎),对于很多人名和地名 ,林纾也采用了直接音译的方法。

(五)林译架起了一座沟通中外文学的桥梁

林纾的翻译作品通常附有自己撰写的序或跋。在这些序跋里,他以朴素的比较文学的意识,对中外文学作了相当广泛的评述和比较,从而使读者不仅对国外文学,而且对自身的中国文学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例如:他把《红楼梦》与狄更斯的《老古玩店》进行比较,认为前者虽然“叙人意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制局精严”,然“终竟雅多俗寡”,难以吸引读者;狄更斯的作品,“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狯驵酷,至于人意未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己”,是《红楼梦》所不及上①。这样的比较,也许不无偏颇之处,但对于改变中国文学创作的传统思路,还是大有裨益的。此外,林纾还把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与我国的《水浒》进行了比较。可见,林译小说架起了一座沟通中外文学的桥梁。

五、结语

由于林译的出现及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学自此以后的生成发展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也就是说,林译小说标志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情境——即外国文学的因素全面地渗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结构之中。

林纾是翻译欧洲文学名著的第一人。或许,他当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从事的工作将对中国文学的走向产生何种影响,他本人也许是出于自身的爱好或其它原因。但是,正是林译小说,开拓了国人的视野,把中国文学引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为其后大规模地输入西欧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从语言层面上看,林纾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从思想层面上看,林译小说处处体现了异化的思想。深谙中国人心理的林纾,把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巧妙地结合起来,以归化的语言表达异化的思想,把二者整合成一个完美的统一体。林纾不仅开启了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先河,而且还使一个民族开始了它在世界多元文化中找寻自身文化位置的历程。林纾的翻译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4]朱安博.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管林,钟贤培.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

[5][6][9]谢振天,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7]溪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8]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钱钟书(等).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责任编辑:王丽)

H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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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043-05

2009-10-22

陈淑仪(1979-),女,满族,河北承德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