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唯美主义视角下解读小说《万寿寺》

2010-08-15 00:50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2期
关键词:想像力王尔德王小波

刘 骧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在唯美主义视角下解读小说《万寿寺》

刘 骧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对于王小波的小说《万寿寺》的解读,历来的研究者们多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或探索其复杂的叙事艺术,或探索其虐恋—权利游戏,或探索其狂欢化诗学,而少有论者专章探讨《万寿寺》与唯美主义的关系。笔者即试从唯美主义的角度解析小说《万寿寺》,以期揭示出王小波在文本中流露出的唯美倾向。

王小波;《万寿寺》;唯美主义

《万寿寺》是王小波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王小波拒斥虚伪陈腐的道德训诫,驰骋天马行空的想像,构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诗意世界,表达出对自我实现与超越的向往和追求。笔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总是能感受到那隐藏在王小波戏谑文字之下的唯美情怀,本文即试图在唯美主义的视角下来对小说《万寿寺》进行深入解读。

一、关于道德训诫

唯美主义者们将美看作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拒绝文学艺术为外在功利道德目的服务的功能。爱伦·坡把每一首诗都应该给予一条教训,并按这教训来评定作品价值的观点斥为“教训诗的异端”。波德莱尔说:“我一贯认为文学和艺术追求一种与道德无涉的目的,构思和风格的美于我足矣。”[1]9王尔德干脆将艺术家在创作中道德上的臧否嘲讽为“不可原谅的矫揉造作”,认为“艺术表现任何道德因素,或是隐隐提到善恶标准,常常是某种程度上的想像力不完备的特征,标志着艺术创作中的和谐之错乱。”[2]24王小波与唯美主义者们一样,坚持艺术的自律品格,认为表现了美的艺术品本身就是道德的。他说:“艺术的真谛就是要叫人感到好,甚至是完美无缺”[3]43,“小说来负道义责任,那就如希腊人所说,鞍子扣到头上来了——但这是仅就文学内部而言。从整个社会而言,道义责任全扣在提笔为文的人身上还是不大对头。从另一方面来看,负道义责任可不是艺术标准,尤其不是小说艺术的标准”[4]150。王小波在《关于格调》一文中谈及的“格调”,实际上就是指文学作品的道德性。他明确表示自己的写作追求的是格调之外的艺术性,认为把作品写得格调极高是“一件愚蠢的事”,对此“只能唱唱反调”。王小波将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理解,力图用小说为个体生命构筑一个充满诗意的独立王国。他的这种对艺术独立价值的坚守是与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相契合的。

王小波在小说《万寿寺》中拒斥道德训诫,向虚伪做作的礼教与平庸鄙俗的世风投去轻蔑的眼神。小说中动辄便以道德训诫律己律人的人物均遭到他辛辣的讽刺,如最初的手稿中的薛嵩、老妓女、塔中的老虔婆等人。若具体说来,王小波反道德论的唯美主义创作意识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裸体的崇尚,二是对性的高扬。

我们在阅读小说《万寿寺》时,不难发现作者对于裸体的崇尚。在薛嵩的故事里,几乎所有的人物——不论男女——都是赤身露体,男人们一丝不挂,只用竹篾条将龟头吊起来,身材匀称,体魄健硕;女人们则袒露出橄榄色的细腻紧致的肌肤,乳房丰满,臀部紧凑。令人难忘的是王小波描写女刺客身体的优美文字:“清晨时分,薛嵩从水边经过,看到水里躺着一个女人,像雪一样白,像月亮一样发亮。这一池水就因此像蚌壳的内侧,有一种伸手可及的亮丽”。[5]54小说的叙述者“我”将这种裸体现象归因于亚热带炎热的气候,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切中肯綮的理由。在这种叙述的想像中流露出的是作者本人对于身体的热爱和对外在束缚的挣脱。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唯美主义者们深受古希腊文化艺术的启迪,他们认为古希腊的成就在于创造了或者说是表现了最高形式的人体美。佩特心中的古希腊人纯真而爱美,对于他们,道德在艺术和审美中不是被排斥,而是不为真率的心灵所意识或触动。他指出:“希腊人对美感因素的专注非常虔诚,至少可以说它是一种不带偏见的专注。因此,希腊人的美感因素没有激发出良心,它孩童般地毫无羞耻心。”[6]218“毫无羞耻心”也正可以说是毫无道德感,道德感在美感中的消隐无非表明“美”所指示的价值向度对于道德的独立。唯美主义诗人史文朋在诗集《诗歌与谣曲》中以赞美的口气谈论“柔软的四肢”,歌颂“高尚而赤裸的”古代人,这在当时的英国对公众的道德观念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而王小波在小说中让人物裸露身体不能说不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传统的一次前无古人的大胆反叛,对身体的解放意味着对感官的解放,意味着审美摆脱道德的束缚而走向自在自足。

“性”是我们在讨论王小波的小说时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笔者认为,王小波正是在对待性的态度上体现出了与唯美主义最为深切的投合。中国人千百年来遵奉的是儒家道德至上主义价值观,“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信仰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人欲作为天理的对立面遭受到严酷的压抑,“性”因此被视为低级的、丑陋的、不道德的东西而难登文学高雅神圣的殿堂。故而一旦一部文学作品写到了性,那么它就难免被斥为格调低下、道德感缺失。然而,性在王小波看来从来就不是邪恶之物,它是自然人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而在文学作品中写性更是无可非议。王小波坦言自己的文学创作追求的是格调之外的东西,亦即虚伪陈腐的道德训诫之外的人情人性。在小说《万寿寺》里,红线抱吻女刺客美丽的人头的情节让人不禁联想到王尔德的名剧《莎乐美》中的经典一幕,其实,我们不妨把它看成王小波向这位唯美主义大师的一次带有戏谑意味的致敬。在描写“我”与妻子的性爱的时候,王小波的文字干净优美、诗意盎然:“夜里,我们的床上是一片珊瑚海,明亮的波纹在海底游曳,她就躺在波纹之中,好像一块雨花石;伸出手来,对我说道:快来。在闷热的夜里,能够潜入水底真是惬意。有一只鳐鱼拖着乌云般的黑影侵入了这片海底,这就是我。”[5]238小说中将灵肉合一的唯美主义情调表现到极致的是第八章中“我”与白衣女子的长安城奇情。在这座被散发着茉莉花香气的大雪所笼罩的城市里,没有任何束缚人性的有形无形的枷锁,“我”和白衣女子就在黑色江边的竹楼里做爱。性在这里成为一种充满诗意的行为,是人间绝顶美丽之事。在高潮来临的时刻,肉身仿佛消失了,身份更是无关紧要,灵魂获得了绝对的自由,飘飘摇摇,乘风而行,漫游雪中的长安城。王小波通过这个情境表达的对性的高扬与唯美主义对传统道德的否定与抗争是一致的。

二、关于想像力

在西方唯美主义思潮兴起之时,浪漫主义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先后强力登场,它们“混淆生活与艺术,否定想像力,曲解作为制作和创造一个象征世界的艺术的性质”,从而“形成了批评史上的一次衰替甚或说是一次出轨”。[7]3-4于是,唯美主义者们从最初的反对社会对于文学艺术的道德功利性要求开始,逐渐展开了针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批判。

波德莱尔把“摹写自然”的主张斥为“艺术的敌人”,认为艺术家们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根据他们所看到的、所感到的,而不是根据他们所梦想到的来进行创作,从而使艺术一天天地减少了对于自己的尊重。王尔德称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著名的“艺术反映自然”的台词是“不幸的格言”,是“陈词滥调”,认为莎翁让哈姆雷特口出此言是为了表现他的精神失常。唯美主义者们这种对于文学艺术模仿、再现自然、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拒斥态度必然导向对想像力的强调与推崇。爱伦·坡认为艺术应该是想像的,它能够把人们从现实的鄙俗中引入一个异在的神奇的领域;戈蒂耶把想像力称为世界上最稳固的财富,认为“人们依附于梦并在梦中自我遗忘”;王尔德也声称:“在文学中,我们要求的是珍奇、魅力、美和想像力”[2]329,“撒谎——讲述美而不真的故事,乃是艺术的真正目的”。[2]357同样地,王小波“特别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即是真’的文学理论,并且完全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真实的不可能是美的,只有创造出来的东西和想像力的世界才可能是美的”[4]380,而自己的本分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使人开心。他这样说道:“写小说的人要让人开心,他要有虚构的才能,并且有施展这种才能的动力——我认为这是主要之点”,[4]150“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像力”[4]163。由此可见,王小波的这一视想像力为文学生命之所在的信条与唯美主义者们如出一辙,并在小说《万寿寺》的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万寿寺》的故事情节若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是这样的:叙述者“我”是北京万寿寺历史研究所里的研究员,正在撰写有关唐朝时湘西节度使薛嵩与当地苗女红线的小说。有一天“我”出车祸丧失记忆,出院后返回万寿寺阅读、修订并续写小说手稿。王小波借助叙述者“我”的“失忆”这一特殊情境,任凭想像力纵横,实现了对《红线传》这个情节简单的唐传奇的数次改写,摆脱了寻常小说所受的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王小波自言:小说与真伪无关,在一部小说中,“我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我可以是任何人。我又可以拒绝任一时间,任一地点,拒绝任何一人。假如不是这样,又何必要有小说呢”。[5]215正是在王小波这看似信口开河、自相矛盾实则精心编造的“谎言”中,我们经历了一场充满嘉年华色彩的奇异而华丽的阅读探险。

王尔德说:“艺术家的作用是发明,而不是纪录。……文学中的最大愉快,就是使不存在的得到实现。”[8]185在小说《万寿寺》中,王小波就完全打破真实性、合理性的原则,“发明”出众多新颖奇特、不同凡响的形象,使小说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如薛嵩家后院里那个马蜂窝,夜幕降临后,它散发的馊味使萤火虫全都附着在其表面,并按同一个节拍明灭:“亮起来时,好像薛嵩的后院里落进了一颗流星,或者是升起了一个麻扎扎的月亮”。[5]50在老妓女为小妓女设计的众多死法中,有一种尤富创意:把小妓女和一棵软木树嫁接在一起,待二者长成一体后,“树皮逐渐变得光滑,树干也逐渐带上了少女的风姿。将来男人走到这棵树前,也能够辨认出哪里是圆润的乳房,哪里是纤细的腰肢”;而当他兴之所致,抚摸树干的时候,“这棵树的每一片叶子都会为之战栗,树枝也为之骚动”。[5]78在作为能工巧匠的薛嵩所制造出的众多物件中,最为奇绝的要属那个具有夜壶功能的“铜人”:“铜皮下面有滑轮,有肠衣做的弦牵动,还有一颗发条心脏,这样就可以到处乱跑,还能说几句简单的话”,半夜里,“它每隔一小时就跑到你面前来滴滴嘟嘟地说:请撒尿”。[5]153这完全就是一个现代高科技机器人嘛!王小波在小说中运用自己的奇思妙想编造出千奇百怪的情节与形象,从而将作品所能带给人们的阅读快感提升至最高点。

唯美主义诗学流派是一个在现代性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流派,当之此时,宗教文化体系及形而上学观念已经呈现出颓败之势,唯美主义者们不再相信有什么所谓的超越时间、超越感官的上帝、理念等领域的存在。[9]51对他们而言,存在的只有一元的感官与时间的维度世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文化处境,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出发点,唯美主义诗学走上了一条开发感官、追求变化的征途,而这种感官的全面解放所依赖的就是唯美主义者们所强调和推崇的想像力。“想像力是一种近乎神的能力,它不用思辨的方法而首先觉察出事物之间内在的、隐秘的关系,应和的关系,相似的关系”,[1]177它“是大脑的真正的欢乐,感官的注意力更为集中,感觉更为强烈;蔚蓝的天空更加透明,仿佛深渊一样更加深远;其音响像音乐,色彩在说话,香气述说着观念的世界”。[1]335王小波在《万寿寺》中即充分调动了他那天才的想像力,强化了人物对色彩、音响、气味等的体验与感受,通过官能的、暗示的描写与夸张的隐喻,传达出唯美的意蕴。薛嵩认为后院中紫色的藤萝花诡异且淫荡,而木瓜的花朵朴实,果实也有股中庸的麻木味道。在“我”的记忆中,夜有不同的颜色,有些夜是紫色的,有些夜是透明的淡绿色的,而最惨不忍睹的夜是如烟的蓝色。小妓女最讨厌的就是蓝色,这是因为在湘西的草地上,蓝色如烟,往事也如烟,她讨厌往事,因此就讨厌蓝色。而在描写被从高塔里解救出来的姑娘的体味的时候,王小波将其比喻成没有香味的鲜花,这种清新之气,这种潜在的芬芳,因为不浓烈反而更持久。王尔德说:“艺术家的特征不在于他感受自然表现自然的能力,而在于他的以活跃的、使人意会的诗的原则来驾驭所有的理性和情绪的力量”,[2]15显然,王小波做到了。

三、关于自我的实现与超越

周小仪在《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一书中指出:“艺术家和批评家的真正目的不是模仿自然也不是阐释作品的原意,而是在艺术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实现一个全新的自我。‘一切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一种行动模式,一种在想像的层面实现自己个性的企图。’”[10]11佩特的唯美主义理论首开这一趋向的先河。他认为人生只是一个短暂的期间,而在人生存的这短暂的期间,那时刻流逝的现在是有限的,“能使得这种强烈的、宝石般的火焰一直燃烧着,能保持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这是人生的成功”。[8]77这里的“火焰”指的是体验或经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增加体验或经验的强度和数量。而实现这人生意义的途径就是对艺术与美的热爱与追求。佩特还在论华兹华斯的文章中写道:要以艺术的精神对待生活,就得使生活的方式等同于生活的目的,而鼓励这种对待生活的方式,才是艺术和诗歌真正的道德意义。由此可见,在佩特那里,文学艺术活动成为个人实现自我的最佳方式。王尔德和佩特一样,认为生命的奥秘存在于文学艺术之中,宣称“通过艺术,也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实现完美;同样,通过艺术,也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抵御现实存在的可鄙的危险。”[2]429-430

小说《万寿寺》中的叙述者“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个灰色的小人物,整日枯坐在被粪汤包围的办公室中,绞尽脑汁地构思毫无意义的官样文章,不仅提干困难重重,还要受到领导的密切监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无智、无趣、无诗意的世界,“我”欲逃离而无方。然而一次偶然的车祸使“我”暂时丧失了记忆,这就为“我”提供了一个逃离的可能性。“我”通过对自己小说手稿的修改和续写,进入了想像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中一步步地走向自我实现与超越。“我”在虚构薛嵩的故事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栖身的诗意世界,随着手稿中故事的展开,“我”渐渐与薛嵩融为一体。

在“我”最初的手稿中,薛嵩是个一心追求功名利禄、虚伪懦弱、道德陈腐的人,这是现实的起点,也是“我”改写的起点。失忆后的“我”自言不喜欢这个内心压抑、心理阴暗的薛嵩,所以就让他变成一个自由而快乐的能工巧匠,他到湘西做节度使只是为了施展才华,在创造发明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乐趣。他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孩红线,不惜时间与劳力打造出一辆规模宏大、结构工巧的囚车,就连抢婚用的棒棰、手枷、脚枷等也都经过精心的设计,体现出爱情的赤诚与温柔。在这个薛嵩身上已经开始显现出智慧与人性的光芒,他所在意的是纯粹的爱情,这正是他繁重劳动的“无用之用”。“我”通过这个薛嵩实现了对世俗功利的超越。在“我”续写的文稿中,薛嵩又摇身变成了一个修理工,到长安城外的金色宝塔中修理锅炉,借机与自己心爱的姑娘相会,随后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英雄救美”。此时的薛嵩为了爱情已经能和整个高塔所代表的制度与文化宣战,而他的胜利也代表了美与爱之信仰的胜利。王小波写到这里还未尽兴,整部小说的高潮在最后一章到来。在冬日的长安城里,在漫天纯美而芬芳的大雪中,“我”与白衣女子展开了一场绝美的旷世之恋。在灵与肉、爱与美相融为一的本真生命体验之中,人物的身份彻底模糊:“这是我和那位白衣女人的故事,但它也可以是薛嵩和他情人的故事。是谁都可以。在这座城里,名字并无意义。”[5]227

小说的叙述者“我”通过写作实现了自我的人性理想,超越了现实人生,但这种实现与超越就如“我”的失忆一样,只是暂时性的,“我”毕竟不是薛嵩,生活毕竟不是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最终融会贯通,“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247所以,王小波感慨:“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5]246也无怪王尔德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大声疾呼:“生活!生活!别为了自我实现或经历而走向生活。它是被环境束缚的狭小的事物,它的话语紊乱不堪,也缺乏形式和精神优美的和谐,而和谐才是能够满足艺术和批评气质的唯一的东西。为了它,生活让我们付出了太高的代价。我们用惊人的没有限度的代价购买了最无价值的秘密。”[2]429而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没有我们不能感受到的情感,没有我们无法满足的愉悦”,[2]429主体性方能得以真正地实现。

王尔德曾深刻地指出:“艺术是滚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一种扰乱性和分裂性的力量。它的巨大价值就在这里。因为它要扰靡的是类型的单一,习俗的奴役,习惯的专制以及由人到机器的降级。”[2]304文学艺术能够消除习惯力量、公众意见以及一切外力对人的控制,从而能够使人真正回归到他自己,接通当下的存在之源。王小波在小说《万寿寺》中以他的智慧与想像力引领着我们超越充满羁绊的、滞重无趣的现实。尽管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尽管梦想在与现实的对峙中落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有幸与王小波一起体验到了生存的真意,那就是敢于无视对生活的单调设置,不断地开拓各种可能性,在对美丽与优雅的不懈追求中获得诗意的安居。

[1]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王尔德.王尔德全集(4)[M].赵武平,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3]王小波.用一生来学习艺术[J].出版广角,1997(5).

[4]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

[5]王小波.青铜时代[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6]佩特.文艺复兴[M].张岩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3)[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8]戈蒂耶.唯美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9]杜吉刚.西方唯美主义诗学研究[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0]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姚晓黎]

Analysis of Novel“WanShou Temple”from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ism

LIU X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362021,China)

When analysing WangXiaobo’s novel“WanShou Temple”,most critics prefer to explore its complicated narrative art,its tyrannical love-power game or its poetics of carnivaliz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sm or post-modernism. Few critics ever gave a specific analysis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WanShou Temple”and aestheticism.In the following thesis I will try to analyse the novel“WanShou Temp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ism,so as to reveal WangXiaobo’inclination of aestheticism implied in this novel.

WangXiaobo;“WanShou Temple”;aestheticism

I206.7

A

1671-5977(2010)02-0039-04

2010-04-02

刘 骧(1986-),女,吉林公主岭人,华侨大学文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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