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王茹

（中共渭南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陕西渭南714000）

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王茹

（中共渭南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陕西渭南714000）

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进一步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软肋，使得我国传统的发展模式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更加显性化。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牢靠，恢复性增长继续扩张难度加大，所以，过度依赖国外市场随着出口的急速下滑对经济的增速已失去以往的动力。国内产能过剩压力不断加大，资源环境矛盾不断升级，粗放型的单纯依靠物质资源的大量消耗的增长方式随着我国资源、土地、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在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发达国家对科技、产业发展战略的快速调整，使我们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在如今已显得尤为紧迫和关键。我们不仅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解决多年来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扭转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也要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经济的复苏开创新局面，更要为实现更长远、更健康、更持续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后危机时代，中央强调把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概括为四句话：“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这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采用多种手段加以推进，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我们应抓住后危机时代的各种有利条件，化解各种不利因素，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扩大内需，我们不仅要注重总量的扩张更要注重优化内需结构。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因为它不仅是短期内保增长、促就业的重要举措，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泉。从目前来看，我国需求从总量上来说不断扩张，但结构极其不协调、不平衡。据国家统计局资料统计显示，2005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67177亿元，到2009年已增至125343亿元，比2005年增长2倍多。2010年4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11510亿元，同比增长了18.5%。2009年我国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是15.5%，相比较而言，我国商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近年来一直呈上升态势，而且速度和步伐都是比较快的。但是，从消费结构方面看，存在的问题却比较突出：一是城乡消费差距拉大。据报道，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村消费支出比重由1958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2009年，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为85133亿元，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仅为40210亿元，农村与城市相比较还不到城市消费品销售额的一半，若按城市人口5亿与县及县以下8亿人口算，城市人均消费品销售额高达1.7万元，农村只有5000元左右。2010年4月份，城市消费同比增长了18.9%，农村消费同比增长了16%。这些都说明我国城乡市场容量极度不对称，城乡消费结构呈畸形化发展趋势。二是高端商品销售快速增长，生活必需品销售增速基本平稳。据商务部检测，近来黄金、汽车、家电、商品房等高端商品消费持续增速，投资性消费占比过重，挤压了居民消费能力。特别是近年来住房性投资消费，已占据居民消费的一半左右，加上教育性投资、医疗性预留等使居民生活必需品消费占比不断下降。三是公共消费特别是公款消费逐年呈上升趋势。我国公务员公职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间增长了140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达到2005年的24%，将近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用于公务消费。公款消费最大的问题是不计代价、不讲成本、不讲效益，它不仅降低了社会财富的使用效率，还加重了纳税人负担，造成社会财富的严重浪费和分配不公。四是物质性消费比较多，服务型消费比较少。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型消费占居民生活消费的比重也在上升，但在现实消费中，服务型消费水平仍低于物质性消费，和发达国家相比，服务性消费在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目前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尽管增长较快，但因基数小，比重还很低。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为2013元，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8%，与国外有很大的差距。虽然近年来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发展较快，但占城镇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只有28%，在农村这一比重更低（不到15%），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一般在40%以上。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的状况。收入分配决定了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如工人工资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居民收入赶不上CPI增长，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收入增幅过快挤压了居民消费能力，所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是对目前我国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及方式的极大改革。

第二，产业结构失衡使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要注重国内科技、管理等方面创新驱动，更要注重当前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国际机遇，尽快进入新一轮创新竞争行列。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个国家都不断地调整、优化、抢占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都在不断地寻求适应新形势发展所需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应对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影响，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绿色经济、低碳、循环经济等不断推陈出新。这标志着全球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的新阶段。而我国自2005年以来产业结构的失衡状态越显严重，比如制造业里，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制造业比重偏低；在资源类产业里，真正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比例偏低，而普通产品比例偏大等等。这次金融危机也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遇。历史经验证明，危机孕育着新机，谁在新的科技革命中抢占新机，谁就会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我们要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发挥后发优势，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得新机。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能够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实效，关键在于创新的步伐如何。我们当前应紧紧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大趋势，努力实现科技重大突破和创新，为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推进技术进步、科技创新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等，使得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从目前来讲，我国技术、管理创新步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谓的“制造大国”仍依靠低成本优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名自主品牌不多。所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把自主创新作为驱动，是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发展方式能否转变、在多大程度上转变、转变的速度如何都要靠自主创新的步伐。在后危机时期，自主创新成为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的唯一途径。如果说以前科技革命催发西方发达国家在创新方面起着领头羊的作用，我们只能跟随其后学习、引进、模仿加改造，那么，现在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竞争实力和物质基础，我们决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充分利用条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努力占领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制高点，借助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寻求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平台，在引领今后经济发展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技术方面平等竞争，努力开发与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基础。

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更要提高政府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我们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密不可分。政府各级部门为了追求单纯的GDP的高速增长，把GDP增长速度作为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为了追求政绩，各级政府运用权力干预经济，不惜以牺牲环境、资源、能源、生态甚至弱势群体的生命等为代价，形成了有利于政府干预经济的体制机制，以体制机制为支撑，形成了固化的利益格局。地方政府间的各种行为包括招商引资行为、投资行为、消费行为等都以短期的政绩为招牌，形成了粗放的和扭曲的经济增长。这种现状不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永远不可能成功。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就要转变政府的发展理念，转变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功能，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实现政府主导干预经济建设的功能向公共服务型转变。首先，地方各级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要向全面化、科学化、有效化转变，将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收入分配、环保、人们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指数等指标纳入新的评价体系，并实现考核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和公开。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改变，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在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能够分享更多的社会改革成果和各种公共需求的不断满足，才会释放更多的消费需求，为生产、投资等经济行为提供制度保障。其次，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要明确自己的工作重心。虽然招商引资现如今也是地方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并不是政府要插手干预经济发展全过程。政府的中心职能是营造环境、健全制度、加强监督、依法办事，而并不是运用权力人为地设门槛、定框框，盲目地见“商”就招，见“资”就投，“崇洋媚外，攀附权贵”（向外企和央企降低门槛和标准），不顾实际地拍板上项目，为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而劳民伤财。发挥本地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提供平等竞争的平台，走合作、带动、共赢之路。最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政府要从实际出发，要防还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作政绩工程，不切实际地一哄而上，搞一刀切，照搬照抄，不顾本地实际、资源禀赋和实际经济技术条件，无视本地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实力，盲目追风赶超，这会越转越落后，越转越贫穷。

第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要表现在经济层面上的快速、有效、持续、稳步推进，又要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当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但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另一方面是国家整体实力上升，但居民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发展不足。数据显示，1978年改革开放到国际金融危机前一年的2007年，中国GDP的增速平均在9%—10%之间，其中1995年—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增长16%，超过GDP增速。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33万亿元大关，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从1978年—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2.57上升到3.33倍。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6%的峰值后，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49.49%降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而同期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4.81%，企业资本收益由38.83%上升到45.45%，分别增加了3.13个百分点，6.62个百分点。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既不利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平稳增长，更不利于社会的长久稳定、和谐发展，造成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应该重视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把它作为扩内需、保增长的重点，从公共投资、城乡基础设施项目安排、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倾斜。它关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不协调、不平衡、不公平、不持续的矛盾和问题，是推动科学发展和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光是经济领域中各项指标的提升和达标，我们要形成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相一致，与我国现代化所处的国内环境相适应，全面、协调、高效、普惠、可持续和应变能力强的经济发展方式，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责任编辑 胡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