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签订始末*

郭 琳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签订始末*

郭 琳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传统观点认为,“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政府对其称帝的支持而以国家利权做的肮脏交易。本文则试图从“二十一条”提出的背景,袁世凯在谈判过程中所做出的抗争与努力,谈判结束之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等方面以客观的角度向大家展示一个真实的袁世凯,一个也有爱国心、也想过保我疆土,但最终因多种原因向日妥协的袁世凯。

袁世凯;二十一条;日本

传统观点认为,“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政府对其称帝的支持而以国家利权做的肮脏交易。本文试图从“二十一条”提出的背景,袁世凯在谈判过程中所做出的抗争与努力,谈判结束之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等方面以客观的角度向大家展示一个真实的袁世凯,一个也有爱国心、也想过保我疆土,但最终因多种原因向日妥协的袁世凯。

对于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签订的关系,学界早有研究。《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 (1915——1923)》(黄纪莲编,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第六、七卷 (王芸生编,三联书店 1980年版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白蕉编,中华书局 2007年版)等通过当时的会谈记录、往来照会、条约等较为客观地反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八十三天皇帝梦》(吴长翼编,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版)、《北洋政府简史》(郭剑林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北洋军阀与袁世凯统治》(谢本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袁世凯传》(李宗一著,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版)、《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日】佐藤铁治郎著,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袁世凯评传》(刘艺江著,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4年版)等,则或以亲历者的身份,或从主观的角度来展示袁世凯的功过是非,但亲历者易过于主观,后世者又易于陷入对袁的已有评价中。本文试图从袁世凯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政府作为与民间反应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一、“二十一条”提出的背景:日方威胁恐吓,中国冷言相对

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战事而无暇东顾,日本便趁机在中国攫取更多利益。1914年 9月下旬,日以对德作战为由,逐步占领了整个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沿线要地。北洋政府自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起就提出抗议,后来又提出严正交涉。日方不但拒绝,还于 1915年 1月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之所以没有军事抵抗,而日本的大隈内阁竟如此嚣张,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中日力量对比悬殊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实现了蒸汽动力革命;日俄战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完成了电力产业革命。同时,日俄战争为日本资产阶级提供了巨额利润和殖民地,战后迅速出现了投资热潮。由于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日本在甲午战争前的军事力量就已超过中国。

而中国的民族工业虽然在辛亥革命后和一战期间有短暂的发展,但分布并不均衡,根本无法和日本的入华企业形成竞争。北洋军阀政府主要从城市经济部门为其政府筹措资金,关税几乎全部用来偿还外国贷款和支付赔款。袁世凯固然手中握有重兵,但这些军队与外国兵力比相形见绌。中日实力对比悬殊,是“二十一条”之所以被提出、签订的最重要原因。

(二)甲午战争后,中国政府产生了对日本的惧怕心理

甲午之战,使许多中国人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无数次失败、求和产生了惧怕心理。每一次的反抗,不管军事上有无胜利,伴随而来的都是统治集团求和、割地赔款条约的签订。袁接手的是一个处处受制于洋人的国家,必然会对外国势力心存畏惧。在 1913年 10月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他表示,“所有前清政府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 ”。

虽然在一战爆发后,为了防止列强在中国浑水摸鱼,北洋政府宣告中立,并明令“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但面对日方的大军进犯,北洋政府做的只有一再提出抗议和严正交涉,要求日本撤去在中国的军队。

可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仅仅抗议和交涉有什么用?我们固然不能保证一旦抗战,给中国带来的定是利大于弊,但当时外敌来犯,在前线却不见本国军队的踪影,足见当时袁对日本的惧怕已使他丧失血性。

(三)袁世凯对反袁力量的防备

日本一直是袁世凯和革命派想要利用的砝码。“二次革命”后,大批革命党人流亡日本,并得到日本政府的庇护,这使北洋政权面临新的隐忧。1913年,袁世凯派特使访问日本,提出了解决日侨事件的条件:一请承认中华民国;二请取缔国民党在日活动;三愿出相当之报酬。东北五条铁路的利权成了这里的交换条件。

1914年 9月的《黑龙备忘录》记录:“中政府之保持共和形式,乃中日同盟前途之障碍……若日本做中国之监护人,而中国一一模仿日本,则两国遂可以彼此尽力解决远东问题……且现时亦为我日鼓励革命党及其他不满于政府之人物,在中国起事之良机……我日于此,乃可起而干涉并整理之……”此文件其实体现了日本方面的两种意图:(1)利用袁世凯的称帝意图,变更中国政体,从而更好地控制中国。(2)威胁袁世凯,如他不答应日本日后提出的要求,可扶植新的代理人。日本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庇护过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

袁世凯担心日本转而对革命党人大力支持,使北洋政府落草为寇;担心日本人一怒之下入主中原,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朝鲜——其实他还有一层担心,那就是称帝的进程中不能有任何阻碍,不管来自革命派,还是日本佬。

二、“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

(一)日方持续威胁

整个谈判过程中,中日军队虽然没有发生冲突,但日方一路威胁到底。“二十一条”的文本是用印着无畏战舰和机关枪水文印的公文纸递交给中方的。而且,日本还在我领土范围内实行军事威胁。日置益就提出过两条“威压条件”:(1)“将出征山东之军队留驻现地,显示我国威力,以使其感到我方之军事威胁”。(2)“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显示颠覆袁政府之气势,以威胁之。”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 (1915-1923)》中收录的 3月 11日、3月 25日、3月 26日等电报中可看出,日本已与 3月 10日向满洲下动员令,派一师团在大连登陆,济南、奉天车站、大连港东港等地都有增派的日本兵到来 。日本在谈判过程中更是气势汹汹。例如,1915年 2月 2日的第一次会议问答中,日置益直截了当:“本国一般之舆论,有主张吞并满洲者,有主张分割中国者”。

(二)袁世凯据理力争,寻求外援

而袁所做的努力,并不像传统的说法那样,只注重自身利益而忽略国家主权。在外交部送交的“二十一条”卷宗的封皮上,袁留下的批文是:“各条多有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之处,实难开议。”以下各条附有其表示驳诘的批文 。在 2月 9日 -12日出台的《中国第一次修正案》中,外交部删除了一号第二款及二号第七款,并提出胶澳应归还中国,将日本提出的在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的“租借权或土地所有权”改为“租借权”,缩短了日本想要将大连、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租借的时间。山东沿海的岛屿、东北土地的所有权、东北地区的税收等多项内容,北洋政府都搁置不议。袁在条约交涉之初对于谈判内容逐条批注,竭尽所能地履行职责,保卫国家主权。“他虽然没出过洋,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一个外国字也不识,他还是知道怎样对付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事。”在“二十一条 ”公布后至签订前,一直有各界人士发来电报,说得最多的是“宁抛全国生命,不失一分主权”,“人心不死,中国尚可为也”。袁世凯明白,如果签订条约,北京政府将朝不保夕,自己也将留下骂名。由于日本的行径破坏了各国“利益均沾”的条款,因此袁希望“俾关系各国得知真相,或可于形势有利”。

在袁与英国联系方面,朱尔典扮演着重要角色。朱尔典曾对陆徵祥说,“中国的局势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我想大总统……知彼知己,绝不敢轻启衅端。听说陆军总长段祺瑞已经备战几个星期了,我不愿见他 (大总统)遭此惨运。”朱尔典的话表明:(1)段祺瑞正做抗战准备;(2)如中日交战,英国及参加一战诸国都不会帮袁;(3)劝中方接受“二十一条”。而各国的“不暇东顾”一则是由于欧战场的牵制,与日开战可能得不偿失;二则是想通过“利益均沾”从“二十一条 ”中分享到更多的利益。这在“5月11日,美国照会中、日政府,重申门户开放原则”就可以看出其险恶用心。

3月间,北京外交部曾致电华侨:政府必据约力争;袁世凯通令各省,抵制日货。4月的《中国外交部致日本公使日置益函》和《中国外交部收统率办事处抄交奉天将军张锡銮等电》两份电报,都有日方增加兵力的记录。失去外援,缺乏血性,国力衰弱,这些都让袁对强硬政策的坚持难上加难。于是 5月 9日,他接受了“二十一条”一至四号的要求。

三、谈判结束

(一)袁世凯的无限悲痛

中国被迫接受日本最后通牒一周后,袁向各级官员发布了密谕,分析了日本的图谋和政府委曲求全的原因,并申明了自己的底线:“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中,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 (军)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如允其一,国即不国……予见此四条,……誓以予一息尚存,绝不承诺”要求众人不忘耻辱,卧薪尝胆,“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人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在袁世凯看来,“二十一条”的其它要求虽然过分,但还不至于使国家失去振兴中华、夺回权益的机会,而如果一旦日本势力渗入中国的军队、警察、军事供应企业,那么中国就要真的步朝鲜后尘了。

袁议定,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让后代记住此奇耻大辱,以待将来的奋发图强。殊不知后人在记住五九国耻的同时,还记住了出卖国家利益“以稳固自身地位”的袁世凯。

(二)袁世凯的消极破坏

“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在东北地区通过非正式的行政干预等形式对日本的条约既得权利进行消极抵制,即加强对中方的土地买卖、出租的政府限制和对于所聘日本顾问的排挤。据日本人所编《东北宫宪所发排日法令辑》所载,张作霖坚决执行袁的指令,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至他被日人炸死之前,前后发出严禁日本人商租中国土地等训令达四十几号之多。不得不签约,只能在实际中破坏条约的执行,由此可见袁的无奈与抗争。只是,当各项条约已生效,这种暗中的破坏对日方的嚣张气焰与扩张行动又能压制多少呢?

袁世凯后来的称帝自然是倒行逆施,他自己也在众叛亲离中死去。但是,这不能作为他拿“二十一条”换取日方支持的证据,更何况后来日本并不希望他称帝,“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立即促进变乱,而中国将复陷重大危险之境……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这份发表于 1915年 10月的警告说明,日本人担心在袁称帝后,一旦发生暴乱,“二十一条”的条约恐怕更难落实,日方的在华利益也要再打折扣。

纵观“二十一条”签订始末,中国国力衰弱、列强无暇东顾、国内反袁斗争,无不成为日本乘隙攫取中国主权的有利条件。而袁世凯刚开始的愤怒痛恨,谈判之初的据理力争,最后的妥协和签约之后的悲痛与对履行条约的破坏,都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尚未丧失羞耻感、企图在列强的利益纠葛中保全国家利益却最后失败、也想过要卧薪尝胆夺回权益、最后在对权力的追求中魂归西天的北洋政府领导者。在满清军队中声名鹊起的他不是孙中山,面对民族兴亡,他无法割舍个人得失;在封建官僚中尽显开明的他也不是蒋介石,他没有慷慨宣战、卫我国土的血性与勇气。但曾竭力鼓吹废科举、创办第一所专门进行妇女教育学校的袁世凯也并不完全是人们想象中的一味讨好外国而不顾本国利益得失的卖国贼。成败得失,早已与那个纷繁纠葛的时代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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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