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的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

金欣欣

（商务印书馆 汉语出版中心，北京 100710）

《新华字典》的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

金欣欣

（商务印书馆 汉语出版中心，北京 100710）

《新华字典》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迄今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其科学、准确的注释内容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所公认。《新华字典》自1953年出版第一版以来，至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先后出版了10多个版次，发行量已超过4亿册，拥有多项中国之最乃至世界之最。

《新华字典》；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新华字典》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迄今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其科学、准确的注释内容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所公认。《新华字典》自1953年出版第一版以来，至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先后出版了10多个版次，发行量已超过4亿册。作为这样一部汉语语文辞书，《新华字典》拥有多项中国之最乃至世界之最，在令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似乎又让人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新华字典》有的世界之最，却又反映了中国艰难的发展历程。我们在为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修订、为众多超一流权威学者亲自校对《新华字典》感到幸运的同时，却又希望历史不再重演这令人慨叹的一幕。

2008年12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于殿利编审主持编写的《品牌之道——商务印书馆》，这部书中关于 《新华字典》的一章——第四章“小字典大文化”由笔者撰写，其中，在第五节“《新华字典》之‘最’”中，笔者初步介绍了有关情况。本文对这部分内容做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读者指正。

一、发行量最大的辞书

在1998年修订本出版前，《新华字典》“在全国各地每年印刷1000万册左右，前后累计印数已近3亿册；在香港、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它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它的发行量创造了世界辞书之最，达到无与伦比的巅峰，可谓人类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1]现在，《新华字典》的发行量已超过4亿册，这一世界之最仍然由《新华字典》保持

着。

《新华字典》修订第10版出版后,现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编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句话说:凡有中国书籍的地方都有《新华字典》。的确,不论在北京、香港,还是在纽约、伦敦、悉尼,我都看到了它。这本书发行量大,突破了四亿册，我认为它已经走进了中国每个家庭。这创造了中国辞典史上的一个奇迹。 ”[2]

1998年11 月，商务印书馆荣获了第十四届国际白金星质量奖。《光明日报》1998年11月27日刊登的庄建、宋丽荣的报道《商务印书馆获国际白金星质量奖》指出：“国际白金星质量奖是由国际著名的评估组织之一联合商务通讯集团 （JBAN）设立，自1984年始每年评比一次。对本年度世界各地企事业单位在经营管理、业务质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选出优秀者颁奖。获得白金星奖意味着该企业在产品质量及信誉方面获得国际认可。”有关详情，记者冯琬惠在一篇专访中作了报道：“杨德炎代表商务印书馆到西班牙去领‘白金星质量奖’。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商业质量奖章。组委会在全世界有50多家收集信息机构，获奖者有可口可乐等公司。杨总考虑良久，决定用《新华字典》显示出版社的高品质。当时《新华字典》发行量已达3亿多册，这让组委会很吃惊。在新闻发布会上，杨总成为惟一一个接受独家采访的人，全世界播发‘白金星’新闻时都采用了他手拿《新华字典》介绍商务印书馆的镜头。最后组委会发言人对外说，他们很高兴请到了中国的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来谈怎样做到保持质量优秀,《新华字典》就是一个优秀质量的典范。”[3]

《新华字典》在国内发行量之大，可谓几乎家家都有这本字典，几乎每个中小学生都人手一册。《新华字典》在国外的发行量相对于一般汉语工具书来说，也是很大的。比如，《新华字典》在日本就有很高的知名度。刘向军说：“《新华字典》既有原版的中文版，也有对译后的日文版，查用起来，无疑比《现汉》方便许多，而且《新华字典》的内容也比《现汉》简明、浅显，普及性自然也高于《现汉》。 ”[4]《新华字典》在日本不仅有日文版、原版中文版，还有中文引进版。1999年，商务印书馆授权日本东方书店在日本出版、发行《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的中文版。总之，在日本，《新华字典》的普及程度是相当高的。

除了日本以外，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引进了原版《新华字典》。如果说，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汉字文化圈范围内，《新华字典》有一定知名度还不足为奇，那么，在欧美，《新华字典》的影响力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英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新华字典》在英语国家受到汉语学习者的重视，则更能说明《新华字典》的权威性。2007年11月，笔者随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美国，在洛杉矶进海关的时候，负责进关的官员是一位美籍华人。他问笔者的职业，笔者说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他听后一脸的茫然。笔者问他知道《新华字典》吗？他欣然点头表示知道。笔者自豪地告诉他：“《新华字典》就是我们出版社出版的，我还是《新华字典》第10版的两名责任编辑之一。”当时笔者在美国东部和西部的一些城市的书店，就见到过 《新华字典》。所以，以下这则消息，确实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新华字典》在美国学汉语的读者中的影响：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在2000年6月出版了由姚乃强教授等编译的《汉英双解新华字典》后，有一位美国读者一次就购买了200册,准备带回国送给他的亲朋好友。[5]《新华字典》伴随着全球汉语热的兴起,将会走到世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外交流做出更多的贡献。

二、版本众多的辞书

《新华字典》的版本很多，也很复杂，令人目不暇接。以笔者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看，这至少是中国辞书之最了。《新华字典》最主要的版本大致有以下一些。

（一）《新华字典》的汉文版本

《新华字典》自1953年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10余个汉文版本，这些可谓《新华字典》的原版。

《新华字典》最早的两个版次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53年出版了第一版，这是音序排列版；在1954年出版了第二版，这是部首排列版。

在最初的两个版次之后，《新华字典》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在1957年出版了新一版，在1959年出版了1959年修订重版，在1962年出版了1962年修订重排本。三者均为音序排列版，均附部首检字表。

在1966年出版了1965年修订重排本和农村版，二者均为音序排列版，均附部首检字表。由于文革的原因，前者在封存数年之后削价发行；后者在校对阶段即被毁版，原稿也被弄丢了。

在1971年出版了1971年修订重排本，在1979年出版了1979年修订重排本。二者均为音序排列版，均分为附部首检字表和附四角号码检字表两种版本。1971年修订重排本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挖改了少数内容后重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后又做了较大幅度的挖改。

在1987年出版了1987年重排本，在1990年出版了1990年重排本，在1992年出版了1992年重排本。三者均为音序排列版，均附部首检字表。

在1998年出版了1998年修订本，为音序排列版（附部首检字表），分普通本和大字本，其中大字本还附四角号码检字表。

在2004年出版了修订第10版，为音序排列版（附部首检字表），分普通本、双色本和大字本，其中大字本还附四角号码检字表。

此外，还有很多少量挖改的印次，不再一一介绍。

在以上原版以外，还有一个经商务印书馆授权、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8月出版的《新华字典》（汉语拼音版），它给《新华字典》的全部正文加注汉语拼音，形成汉语拼音和汉字对照的《新华字典》版本。这一版本是由中日两国的三位学者伊井健一郎先生、董静如女士、山田留里子女士，依照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殷焕先先生的倡议完成的，它对国外学汉语的读者，以及掌握汉字较少的中国的低年级小学生使用 《新华字典》，都是很有帮助的。

（二）《新华字典》的其他国内少数民族文字版本

在我国国内，据笔者所知，至少有三个少数民族都编译出版了本民族文字的《新华字典》。比如，蒙古文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 《蒙汉字典》，后一再重印，到2001年又出版了这本字典的修订本，书名改称《新华字典》（蒙古文版）；朝鲜文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 《新华字典》（朝鲜文版），此书后来又在1998年出版了修订本；维吾尔文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 《汉维新华字典》，此书又在2007年依照 《新华字典》第10版重新翻译出版。

（三）《新华字典》的日文版和汉英双解版

香坂顺一、宫田一郎等日本学者继在1974年11月，根据《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排本，于日本光生馆编译出版了日文版 《新华字典》（光生馆2005年又出版了《新华字典》修订第10版的日文版）以后，又于1989年1月，在我国的海潮出版社出版了《汉日新华字典》。这本字典的“前言”说，这本字典是“参照《新华字典》增订本编译的”，“增订本”当为《新华字典》1987年重排本。这本字典名为《汉日新华字典》，实则仍为《新华字典》日文版。有趣的是，这本由日本学者翻译、供日本学汉语的读者使用的《新华字典》日文版，译者在根据80年代中后期的《新华字典》最新版本校订修改后，又进入了我国市场，供我国学习日语的读者使用。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日文版《新华字典》的编译质量高，但归根结底，还是源自《新华字典》自身质量高、影响广泛。

英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新华字典》在英语国家受到汉语学习者的重视，很能说明《新华字典》的权威性。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汉英双解新华字典》，是依照《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编译的，并且经英美语言学家审订。它不仅有《新华字典》的全部原文，还在此基础上对原字典的所有内容，包括附录,用英文逐一注释,以汉英双解的形式出版，使它集汉英两种文本于一书，扩大了《新华字典》的读者群。这部字典自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发行量超过百万册，已有新加坡、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购买版权。

（四）《新华字典》的数字化版本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已开始走上数字化出版的道路，比如，商务印书馆已授权文曲星名人掌上计算机使用 《新华字典》的数字化版本，《新华字典》进入商务印书馆网站的“工具书在线”版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商务印书馆还研发了《新华字典》的数据库，等等。

三、修订次数之最

以上提到的《新华字典》原版的10多个版本，都是做了较大修订的。至于其他相对比较小的内容改动，往往是随着问题的发现，在随后的重印时随时挖改。限于篇幅，有关修订的总体情况，此处不赘。胡中文先生说：“在中国辞书史上，像《新华字典》这样，平均每四年修订一次，还是绝无仅有的。这也创造了中国辞书之最。”[1]

四、层层把关之最

熟悉出版工作的人都知道，一部图书从编辑加工到出版，要经过三级审读：初审、复审、终审。但是，《新华字典》的审稿却远远不止这三关。刘庆隆先生回忆说：《新华字典》在初稿完成后，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决定重新编写。在重编时，编写组决定采取以下程序：“这次编写，分了三个层次，初编，看稿，定稿，采取流水作业，平行进行。初编的人分成小组，每个人编的稿子，由小组互审提意见，个人进行修改。然后交看稿人，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进行审阅修改。然后交室领导定稿。”“室领导定稿后，交赵桂钧刻写油印，分送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一部分读者对象去审阅提意见。油印稿同时发室内每人一份，一方面请大家提意见，一方面可以了解编审情况，便于互相学习，截长补短。油印稿意见收集差不多时，再次修改定稿。最后进行技术加工，检查体例，查对有关内容，平衡同类条目。1953年春完稿，将稿子交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室，由总编辑签字。”[6]在刘先生以上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华字典》重编稿在交付终审前，已经经历了六关：第一关：编写小组内同事互相审读提意见，再退编写人修改；第二关：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把关；第三关：编辑室领导定稿；第四关：在定稿油印后，请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部分读者、所有编写者审读，提意见；第五关：按照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定稿；第六关：进行体例等方面的技术加工。如果再算上终审，《新华字典》的重编稿要经历七次审读把关。这样细致的审读程序，对于《新华字典》这种小型辞书来说，也应该是中国辞书之最了。

五、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修订

由于魏建功先生是《新华字典》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主编，他又参与了1971版的修订工作，所以，魏先生之子魏至先生，知道《新华字典》的很多往事。他说：“周总理始终直接关怀着《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多次亲自听汇报，认真地斟酌每一个修改的条目。1970年11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听汇报，亲自与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前后竟达三个多小时。”为此，他深有感慨：“我想：一个如此大国的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修订一本小字典达三个多小时，恐怕也算得上是又一个世界之最了。”[7]

六、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集体审阅《新华字典》

在1971版《新华字典》的修订过程中，周总理对修订工作有过许多具体指示，其中，有一条是要求参加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全体审阅《新华字典》。方厚枢先生作为当年参加了自1971年3月15日至7月30日，历时138天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了周总理当年的指示：“指示让参加出版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分组审阅 《新华字典》的修订稿，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8]根据当时在国务院出版口工作的张稚枫先生的回忆，这次审阅，提出了以下一些意见：“（1）用‘第四次修订本’名义正式出版。……（5）马上修改纸型打样付印，出书越快越好。（6）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原征订5500万册，这次各地预报为8285万册。”[9]显然，很多当时在极左思潮下不好解决的问题，经过这次参加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代表们的讨论，终于有了一个解决方案。方厚枢先生感慨地说：“动员全国力量会审一本小小的字典，这在中国出版史上还是头一次。 ”[8]

七、众多学术权威担任校对工作

关于《新华字典》1971版的校对工作，魏至先生说：“1971年4月开始校清样，大家集中在翠微路商务印书馆旧址搞校对。先后搞了六校，前四校是修订小组校，后两校是商务印书馆校对科的专业人员校。北京大学参加修订工作的人员中，魏建功、游国恩、岑麒祥、袁家骅、周祖谟、周一良、阴法鲁等先生都是我国著名的‘学术权威’，曹先擢、陆俭明、孙锡信（引者按：孙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当时分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安平秋等先生当时虽然年纪较轻，但也都是本学科的带头人，现在也都已成为很有造诣的专家教授。一次集中了这样多的专家、学者来做一本小字典的校对，这绝对是又一个世界之最。”[7]

当笔者引魏至先生的两条“世界之最”的时候，笔者在为《新华字典》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感到如魏至先生所说：“这么多的权威、学者、教授被调去搞一本小字典的修订与校对，可说是空前绝后的人才大浪费。其实周总理亲自参与讨论修订，又何尝不是极大浪费?”的确，文革十年，对于我们国家、民族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新华字典》来说，在不幸中，由于有周总理的指导，有众多专家的参与，却又是幸运的。

八、出版总署副署长亲自终审

《新华字典》第一版出版前，原稿在经历了六次审读后，才开始终审。负责这部字典稿终审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著名编辑、学者、文学家叶圣陶先生。

叶圣陶先生的日记[10]简略记录了他在1953年的审读经过：

四月，16 日：ㄇ母，18 日、21 日：ㄋ母。

五月，15 日、16 日：ㄉ母，16 日：ㄊ母，21 日：ㄌ母。

六月，1 日：ㄍ母，11 日、13 日：ㄏ母，16 日、18日：ㄐ母，22 日：ㄑ母，23 日：ㄒ母、ㄖ母，27 日：ㄓ母。

七月，3 日：ㄔ母，7 日、8日：ㄕ母，10 日：ㄗ母、所有诸韵母之稿，18日：ㄎ母、ㄙ母，23日：ㄧ母，29日：ㄨ母、ㄩ母。

叶圣陶先生7月29日的日记说：“至此，字典稿全部看毕。”叶先生的日记未记录ㄅ、ㄆ、ㄈ、ㄘ四个字母的审读时间。《新华字典》共60多万字。从4月中旬到7月下旬，叶先生的审读工作历时3个半月。他在这段时间虽然公务缠身，但在审读之外，还做了与《新华字典》有关的许多事情，比如与魏建功先生的多次关于字典稿的长谈、修改关于《新华字典》的宣传材料、与有关人员谈字典的排印、出版等问题，等等。

即使在全部稿件审读完成以后，叶先生在8月，“与建功、家霖重行讨论字典之‘所’字条”，又讨论字典的检字表；在10月，与魏建功先生谈字典的校对工作，又修改魏先生写的字典凡例，等等。叶先生在1951年8月18日的日记说：“作稿改稿，复继之以校对，积习如此，亦复可笑。总之一切喜欢自己动手，不甚相信人家，此亦手工业作风也。”这段话虽然有自嘲的意味，实际上正体现了叶先生严谨的工作态度。《新华字典》的终审工作正是在叶先生的把关下，得以圆满完成的。

叶圣陶先生以出版总署副署长的身份，亲自做《新华字典》的终审工作，并且耐心、细致，这在中国辞书史上，也应该是唯一的。

九、文革期间一次特殊的全国辞书质量评比

曾任《新华字典》1971版修订组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安平秋先生，在《我的老师魏建功先生》一文中，记述了一件有趣又令人感慨的事情。当年，在周总理做出了修订《新华字典》的指示以后，“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大约是为慎重起见，要我们深入地调查一下是否应该选定《新华字典》来修订。”显然，有关负责人对《新华字典》仍然不放心，想看看当时有没有比《新华字典》在思想内容、学术质量上更好的语文辞书。于是，一次特殊的汉语工具书的评比选拔就开始了。虽然评比标准在注重学术性的同时，更加强调了思想性；但这次的评比，评审委员的层次之高，可能却超过了文革后的任何一次图书质量评比。另外，其评选范围之广，也决不是现在图书质量评比时所限定的从某年到某年的出版时间跨度可比的。安先生回忆说：“一时间，北大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大中小型字典辞书都集中到字典组，普查之后，经组内魏建功、游国恩、袁家骅、岑麒祥、周祖谟、周一良、阴法鲁、曹先擢、孙锡信和我们一批人多次讨论，一致认为《新华字典》释字准确、简明，适于当前中小学生和广大工农兵使用，略加修订即可重新出版。”安平秋先生说：“结论一出，建功先生十分亢奋，说‘周总理选定《新华字典》是有根有据的，他了解这本字典。’”[11]

如果文革前中国就有国家图书奖这种评选活动，我想，《新华字典》是一定会高居榜首的。

十、崇高的荣誉

《新华字典》自第一版出版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获得了很多荣誉。就笔者所知，主要有以下五种：《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在1999年先后荣获了以下四种荣誉：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和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入选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颁发的1998－1999年度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入选《出版广角》杂志评出的“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2005年，《新华字典》修订第10版入选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颁发的2005年度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在以上这些荣誉之外，人们常常提及的是，相传在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了西方某小国的国家元首赠送的百科全书以后，把《新华字典》作为国礼回赠给对方。“大国家小字典”的说法于是广为流传，《新华字典》也因此多了一层传奇色彩。

（一）关于周总理赠送《新华字典》给外国元首的传说

关于周总理赠送圣马力诺国家元首 《新华字典》这件事，很多文章都有这个说法，但不见于正式记载。笔者最初听到这件事，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学“工具书使用法”课的时候，听主讲这门课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祝鼎民教授讲的。祝老师研究工具书多年，又参加了1979版《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他的说法当有来源。后来，笔者又读到方厚枢、袁亮、陈原等辞书学界老前辈就此事发表的意见。看来，周总理直接向圣马力诺国家元首赠送《新华字典》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但是，中国有关部门向圣马力诺的一位政要赠送《新华字典》，甚至是通过这位政要向该国国家元首赠送《新华字典》，都是有可能的。由于在文革期间，外交方面的许多事情都需要请示周总理，所以，回赠《新华字典》一事也许是请示过周总理的，甚至可能就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的。总之，笔者以为，关于《新华字典》的所谓“大国家小字典”的外交往事，决不会是空穴来风。笔者在 《周恩来总理与<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排本》（《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8期）一文中详述这一问题，此处不赘。

（二）胡锦涛总书记与《新华字典》

虽然周总理赠送《新华字典》的事情不能确考，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却曾在访问美国耶鲁大学时，把《新华字典》连同其余560多种图书赠送给了耶鲁大学。商务印书馆网站的消息《胡锦涛主席向耶鲁师生赠我馆图书》（2006-4-29）：“2006年4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耶鲁大学，向耶鲁大学赠送了567种1346册中国图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我馆出版的 《新华字典》（第10版，大字本）、《现代汉语词典》《辞源》等也在赠书之列。其中，介绍《新华字典》时称之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图为胡锦涛主席在赠书仪式上向耶鲁师生介绍所赠图书。”（相片略）在新华社刊发的相片中，相片最左边的一本书即为《新华字典》第10版大字本。《人民日报》记者王恬、何洪泽在《一份特殊的礼物——胡锦涛主席耶鲁赠书记》这篇报道中说：“胡锦涛主席向耶鲁大学赠送图书，就是希望中美两国人民尤其是两国青年加强文化交流，更深地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夯实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共同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新华字典》在推动中美文化交流等方面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向俄罗斯的大学赠送《新华字典》

也许，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家元首向国外赠送《新华字典》的，只有胡锦涛主席。但是，我国政府部门向国外相关部门赠送《新华字典》的事例却不少见。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2003-11-10刊登了《我驻俄大使代表教育部向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赠送图书》的消息：“日前，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张德广大使代表教育部、国家汉办向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赠送各类图书400册，赠书仪式在使馆教育处多功能厅隆重举行。友谊大学汉语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共50人应邀参加了赠书仪式。所赠书籍和音像制品包括《汉语初、中、高级教程》、《大俄汉词典》、《新华字典》、中国文学著作和汉语教材听力、会话磁带等56种。”此事《光明日报》也做了报道。

[1]胡中文.小小工具书 风雨几十年[N].中华读书报，1997-04-30

[2]王茜,刘思佳.《新华字典》传奇五十年[N].沈阳今报，2004-01-02

[3]冯琬惠.《新华字典》：圣人的苦役[N].中国图书商报，2004-01-02

[4]刘向军.《现代汉语词典》在日本[J].语文建设，1993，(12)

[5]程孟辉.《新华字典》的划时代飞跃[N].全国新书目，2002,(1)

[6]刘庆隆.《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A].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7]魏至.关于《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排本的修订情况[J].辞书研究，1999,(5)

[8]方厚枢.当代中国出版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记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J].出版史料，2007，（1）

[9]张稚枫.《新华字典》第四版修订前后[J].出版科学，1998，（4）

[10]叶圣陶.叶圣陶集[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1951年的日记见第22卷，1953年的日记见第23卷）

[11]安平秋.我的老师魏建功先生[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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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530（2010）01-0115-05

2009-12-22

金欣欣（1965－），男，北京市人，商务印书馆汉语出版中心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