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毒草”到“鲜花”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研究综述

张永杰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661100)

从“毒草”到“鲜花”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研究综述

张永杰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661100)

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关于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评论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内容:“反官僚主义小说”的问题小说、“青春体”的成长小说、刘世吾与林震的关系及其他。这部小说的评论以及由此展开的争论和评价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当代文学的信息进而勾勒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思潮发展的一幅侧影。

刘世吾 林震 综述 成长小说 官僚主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史中,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和社会环境,曾一度出现了一种人品与作品“同步”的批评现象:作家的现实生活遭遇与作品的命运一起沉浮。王蒙及他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区别于一些昙花一现的作家和作品,王蒙与他的这部小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化环境下都一直受到评论家及读者的热切关注,无论是作为五六十年代的“毒草”还是八十年代的“重放的鲜花”,这部小说都能够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小说最初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①发表于1956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马上就引起了众人的争议,由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介入,还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思潮,围绕这部小说在当时所展开的争议显得很热闹,被后来的评论者认为是“建国以后第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程度最烈的对文学的政治批判运动”[1]2。

但不久,这部小说就被列入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大毒草”的行列而遭批判,作者王蒙随后也被划为右派。1979年小说被宣布“落实政策”,重见天日,收入《重放的鲜花》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再一次受到了评论家的好评。199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先生主持的“批评家周末”评论活动专门讨论过这部作品,再一次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部小说的重视。1999年《重放的鲜花》一书被评为百年百种中国优秀图书,进一步确立了这步小说作为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地位。对于王蒙来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作为他小说创作的“处女作”②,从这里可以看出许多他日后小说创作的倾向来。

对“从少年时代开始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的知识分子”的描写,对于青春及理想的赞颂。[2]对于文学史家及评论家来说,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部小说的文本本身以及由此展开的争论和评价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关于当代文学甚至现代文学的信息,围绕这些评论甚至可以勾勒出一幅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思潮发展的一个侧影。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文本背后的东西也许比文本本身更有意味”[3],目前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反官僚主义小说”的问题小说;二、“青春体”的成长小说;三、刘世吾与林震的关系及其他。当然,这样的区分是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很多论述基本上是多方面涉及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评论,在以上几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一 “反官僚主义小说”的问题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部小说在当年发表后,当时争论的焦点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这样的组织部真实、典型吗?二、怎样看待林震和刘世吾?三、作品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1]2看得出,这种评价标准明显的受到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分为赞成和反对两派意见。赞成的一方,如刘绍棠、从维熙、唐挚等人认为小说的描写并没有“歪曲这个作为典型环境的党组织”,而是“逼真的,准确地写出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1]3而反对的一方则以李希凡、马寒冰等人为代表,李希凡认为王蒙只“完成了艺术创造的一半工程,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的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1]4马寒冰则认为“在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的某区委的工作,简直是一团糟,王蒙笔下的几个区委干部,在各方面都表现了衰退现象,或者是官僚主义……是不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机关里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是不是目前我们的参加工作较久的干部和参加工作不久的干部情况都是这样的?显然地决不是这样的。……我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能不认为是一部不真实的作品,也是一部不够准确地表现我们时代人物的作品。”[1]3正是由于反对一方的观点,引起了当时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说“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不知怎么,把我的话传达错了,只说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我再说一遍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有个人叫王明,哎,不对,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弟弟吧。他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了解一下,他也是共产党,好吗!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4]75由于最高领袖的发言,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暂告一个阶段,但实际上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当时之所以给这篇小说的主题定位为“反官僚主义”,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当时苏联国内出现了“解冻文学”思潮,一些“干预生活”的文学作品大行其道,《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出现的《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就是这其中的一部。这股风潮吹到中国来之后,也影响了当时的文坛风气,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影响下,在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文坛也出现了一批“写真实”、“干预生活”,揭露当时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耿龙祥的《明镜台》、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其中也包括王蒙的这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第二,受当时战争文化思想的影响。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进一步得到明确。“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期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5]6一些政治及战争方面的词汇频频出现在文艺作品及文学批评中,如“战争”、“胜利”、“失败”、“敌我”、“会师”等,好与坏、正义与邪恶、黑与白这样一些道德价值的评判标准也往往正式用来评价文学作品。以上两点形成了人们特定的阅读“期待视野”。所以,当评论者看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热情而天真的林震与冷漠而世故的刘世吾一同现身于小说中时,很自然地应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解读这篇小说。第三,新中国成立后,过去战场上敌我撕杀的斗争更多地转变为一种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其中也包括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毛泽东虽然说要保护林震是因为他是“新生力量”,更关键的原因是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觉察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在王蒙的小说中得到了揭示。所以,当马寒冰等人说王蒙的小说描写不真实时,毛泽东的反应才会那么激烈。毛泽东从政治的角度对这篇小说做出评价,其他的文艺工作者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突破。

即便在七十年代末作为“重放的鲜花”获得新生之后,小说的主题还是被当时的部分教科书解读为有理想有热情的青年人林震同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作风和思想保守僵化的刘世吾等人的斗争。[6]343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言:五六十年代对小说的批评与八十年代对小说的颂扬遵循的都是同样的批评逻辑和文学批评观念[7]。王蒙解释自己当时的写作动机时说:“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8]显然,人们关注的目光是聚焦于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说的是青年人的成长和困惑的问题,一直到文革结束一段时间之后,才被评论者所重视。

二 “青春体”的成长小说

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社会观念和文学思潮的改变,评论者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部小说的解读也开始发生转变,更多的读者将目光集中到林震以及他所代表的青春精神上。李子云在1982年用“少共情节”来概括王蒙包括《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内的小说创作心态[2],曾镇南也注意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身上的理想精神与青春热情,但还是没有摆脱现实主义的美学批评标准模式。[9]18谢冕先生认为“这部小说至今还在散发着青春的芳香和色彩”,“小说带给人们精神的震撼至今尤在,可以确定,今后依然不会消失,那种为反抗世俗清洁精神的激情,始终是文学和作家的骄傲。”[10]董之林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定位为“青春体”小说,认为“青春体小说是特定历史年代的产物。它描摹了建国初期社会的青春风貌,也反映了这一时代赋予作家的诸种青春心态。”[11]董之林认为“青春体”小说“重视对青春不成熟心态的体验与描摹”。具体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来说,小说表现的是“林震在复杂的人生面前更缺少经验,有更多成长中的困惑和烦恼”的情形。并进一步指出:“林震作为青年人必不可少的,带着一股傻气、跌跌撞撞、执着地扑向生活的那一面,在作品中显得更生动可感,也就更能博得来自文学审美角度的认可和赞许。”小说家王安忆在《心灵的世界》一书里,把读这篇小说的感受概括为“贴肤”二字[12]31,想必是有感同身受的,这个解读从艺术特征上点出了为什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部小说一直不断有批评者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亚琼认为“这个文本讲述的是一个刚到组织部工作的年轻人林震在1956年3月到5月间经历的工作与私人情感受挫的故事。”[13]这比较接近对这部小说作为“成长小说”的定义。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将这部小说定义为“成长小说”:“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5]98在此基础上,孙先科从精神现象学的层面出发,从这篇小说的叙述设计与故事的基本结构入手来论述林震的精神成长内涵。认为小说虽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但是,作品中大量“内聚焦”手法的运用,使小说的主观化、心理化、内倾化的特征非常明显,是一种个人精神传记的常规策略。[14]同时,孙先科还质疑了过去将小说解读为反官僚主义小说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认为“小说没有设置(可能作者也无意要提供)一个双方正面冲突的外部的统摄性的故事结构,作品所显示的冲突的紧张气氛,更多的是林震的情绪反应与心理感受,而无论是刘世吾还是韩常新谁都没将他作为真正的‘对手’”。

在1980年出版的《冬雨》后记中王蒙这样写到:“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我对于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的心灵的变化,他们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于官僚主义的揭露和剖析。”[15]2006年出版的《王蒙自传——半生多事》中,王蒙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夫子自道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我的诗……它也是青春小说,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青春洋溢着欢唱和自信,也充斥着糊涂和苦恼……青春必然成长,成长又会面临失去青春的惆怅。”[16]142王蒙自己的表述对青春体成长小说的解读形成了有力的支撑。

同样是作为“青春体”的成长小说来阅读,但由于研究者进入角度的多样性,使得对这一类型的研究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面貌,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小说的阅读内涵。

三 刘世吾与林震的关系及其他

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部小说中,林震与刘世吾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评论者都绕不过去的话题,从人物形象的设置到各自所代表的文化特征可以进一步探讨小说的艺术法则。

现实主义的文学评论者认为,在林震与刘世吾之间代表的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年轻人与观念保守思想僵化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关系。而八十年代以后的评论者则多认为在林震与刘世吾之间存在着多重复杂关系,如年轻人与老年人的观念冲突,或者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兄弟关系,或者认为林震与刘世吾是作者王蒙在现实生活不同阶段的社会体验在文学世界中的投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谢泳认为:如果从广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想上来分析,王蒙这篇小说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是党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冲突……这篇小说的内在冲突是代表“组织部”的刘世吾和代表“学生”的林震。[17]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谢泳在文中没有对“党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定义做出阐释,认真一点说,被谢文认为是代表不同文化的有冲突的林震与刘世吾两个都是党员,从而导致在阅读层面上给读者带来困惑。相对来说,洪子诚先生的解读更能令人信服:“这是一个有关‘外来者’的故事,也是一个表现现代中国的‘疏离者’的命运的故事”[7]。关于“疏离者”的故事,范家进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当代中国的成长困惑与焦虑》[18]一文中已经有所阐述。在这里笔者想对“外来者”的故事做一些阐释。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在外来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震荡下开始的。林震所参照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以及他所听的音乐就是一种外来文化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说,林震与刘世吾的冲突是在新形势下传统文化与外来新文化的冲突。在五十年代的争论中,就有论者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从旧社会发展来的,它有光明面(这是主要的),但也有阴暗面”[1]3,一个社会的发展是如此,一个人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刘世吾的口头禅“就那么回事”,以及他的“时机成熟论”等论调,暗示了他身上油滑和守旧的一面。这与其说是一种官僚主义作风不如说是一种国民劣根性的表现。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里就把“超脱老滑”、“因循守旧”等概括为中国人的性格之一。刘世吾虽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同样是成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他身上难免不会有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王蒙在八十年代再次强调官僚主义的帽子与刘世吾的形象有出入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小说的主题仅仅是‘反官僚主义’,我本来应该着力写好工厂里王清泉厂长与以魏鹤鸣为代表的广大职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请看,作品花在这条线上的笔墨,甚至还没有花在林震与赵慧文的‘感情波流’上的多。我有意地简化和虚化关于工厂的描写,免得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在某个具体的事件上。再说,作为林震的主要的对立面的刘世吾如果冠以‘官僚主义’的称号,显然帽子的号码与脑袋不会符合。”[15]。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作品中“狂人”的形象就是一个外来者的形象。“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这个在外漂泊了三十多年的狂人,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回到生养自己的村庄。狂人身上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反思,敢于追问。“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是他区别与村里人最大的思想特征,也是被村人视为狂人的内在原因,正是这一特征使狂人对现实有着清醒而洞彻的认识,同时也置他于一种孤独者的地位,“吾行太远,孓然失其侣”。

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严家炎先生就指出,“从整个文学发展史上看,《在医院中》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可以说,它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类作品的先驱。陆萍正是40年代医院里新来的青年人。”[19]林震形象是狂人以及陆萍形象在新时期的一种变形和延续,他们都有着类似的命运:“坚持‘个人主义’的价值决断的个体,他们对创建理想世界的革命越是热情、忠诚,对现状的观察越是具有某种洞察力,就越是走向他们的命运的悲剧,并转而对自身价值和意义产生无法确定的困惑”[7]。当然,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部小说中,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刘世吾并不是纯粹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他也曾经作过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也曾经接受过欧风美雨的熏陶③。刘世吾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林震的对立面,不可否认是有社会原因的,毕光明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刘世吾是一个机器上的构件”[20],有论者直接指出刘世吾身上官僚作风的的来源是“我们政治体制中的缺陷”[21]。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背景开看,在刘世吾的昨天与今天之间,在林震与刘世吾之间,依然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

杨朴在1994年发表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不同意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重新解读》中对林震和刘世吾的形象做出重新解读[22]。杨文认为小说的主题思想可以分为两个结构。一个是表层结构,人们从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特定的文学观念出发,将小说的主题解读为官僚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另一个是深层结构:小说表现的是成年人与年轻人两种情感方式、思想方式、生命方式的矛盾。武彦君也认为,这篇小说在结构上具有两重结构、双重视角——显在的和潜在的。显在结构呈现的是青年人林震同区委组织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干部思想老化现象的斗争,潜在结构隐含的是刘世吾对自己的革命热情衰退的不满。显在结构和隐含结构的互补互动构成了作品的隐含文本:林震实为过去时态的“少共”王蒙的象征,刘世吾则是现在时态中作家心灵冲突的投影,通过对自身成长链条上的两个环节的描述,流露出作家在现实中无法使两个自我调适合度的困惑和隐忧。[23]武文指出,小说中林震与刘世吾之间“看与被看”的关系是双向的,小说中“林震的外向的性格、蓬勃的朝气使他的‘看——审视’构成的结构表现出主体强烈的主动性、主观性,而刘世吾的稳重深沉使他构成的‘观察——审视’的视角相对来说被动一些,隐蔽一些,客观一些。”这也是后一种视角没有被大多数评论者所注意到的原因。当然,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武彦君一人。1997年时候,陈旭光就从知识分子精神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矛盾的角度来解读这篇小说,把林震——赵慧文——刘世吾看成一个前后相续的,代表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的三个系列。[24]另一位韩国的研究者朴贞姬在《命运与形式》一文中指出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年轻人如何迈向成熟(在文本中以‘斗争’来隐喻)的挣扎的本文”。本文中主人公所面临是二难选择:要么屈从于现实世界,要么做一个“孤独而注定失败的斗士”。小说的最后,现实与主人公达成一种和解,这是作者的安排,而不是小说艺术的逻辑发展。进而认为,小说中林震对生活的态度与现实中王蒙对小说形式的态度之间,有一种难分难解的关系。

比较集中地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部小说形式问题的是童庆炳。童庆炳认为王蒙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中对中国当代小说艺术作出了如下三方面的努力:首先,叙事艺术视线的转移,使小说艺术摆脱僵硬政治的束缚;其次,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再次,内视觉的叙述。[25]这三个方面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王蒙小说艺术研究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实际上,正是这些艺术上的特征,保证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部小说作为经典文本的内在活力。使小说具有了被不断阐释的可能,而这些阐释又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内涵。此外,这部小说还存在着王蒙可能在写作时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结构上的特点。这就是周亚琼在《穿越文本的裂缝》一文中所指出的:小说在讲述林震的工作经历以及私人感情受挫的故事时,这两条线索是“交叉展开的,其展开的特征是借助白天/黑夜这二项对立关系的场景分布”。周亚琼注意到,林震组织部的工作基本在白天,而与赵慧文的私人接触则多在夜晚。而“夜晚”这个意象,是神秘、生动、强大有力的,它能遮藏起一些东西,同时又使另一些东西不断茁壮。在小说最后一节中,“夜晚”这个时刻巧妙地延伸向区委书记的窗口,这同时也是从赵慧文寂寞的房间通向火热斗争生活的窗口。叙事者以斗争的名义让林震、赵慧文走近,又以此名义将林震引向“领导的窗外”。[13]这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解释。除小说自身的文本特征外,还有论者用不同的文艺学方法来解读这部小说。秦为忠就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部小说,得出的结论是对小说中人物的一种新的认识:把刘世吾与聪敏、林震与野心、韩常新与可怜联系起来,因而重写出全新的意象。[26]另外,也有论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这篇小说与其它相关的文本进行解读。陈南先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拖拉机站长与总与总农艺师》进行了比较阅读,认为前者虽然是在后者的影响之下问世的,但同时又对后者有所超越。[27]既有纵向比较,又有横向参考,这些解读对于开拓《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部小说的艺术内涵,总结艺术等方面的成败得失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刘震云的“单位”系列小说对比阅读的评论还不多,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总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发表之日起就一直评论不断,如果说关于林震的故事是关于个人成长的文学叙事。那么,对这部小说的评论史进行回顾和梳理则为我们描绘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思潮发展的一幅侧影。

注释:

①王蒙最初创作这篇小说时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但《人民文学》1956年在发表时将其改题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重放的鲜花》一书时收入该篇小说,王蒙便将其恢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②此处关于作家“处女作”的定义,参照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的内容:“我这里所说的处女作不是指第一个作品,而是指创作者第一阶段的作品。……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第一篇,而是指他最初的创作时期,指这一个时期里的作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6页。

③小说中刘世吾读《静静的顿河》,喜欢屠格涅夫的小说,工作之余还看《译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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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安忆.心灵的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31.

[13]周亚琼.穿过文本的内在裂缝[J].海南师院学报,1997(3).

[14]孙先科.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3).

[15]王蒙.《冬雨.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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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陈旭光.非知识分子化[J].海南师院学报,1997(3).

[25]童庆炳.作为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家”的王蒙”[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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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陈南先.两朵带刺的玫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拖拉机站长与总与总农艺师》之比较[J].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3).

From Poisonous Plant to Flower—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Novel The Youth from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ZHANG Yong-jie
(College of humanities,Honghe University,Mengzi 661100,China)

The literary comments on Wang Meng’s novel The Youth from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mainly focus on three aspects:The characteristic of anti-bureaucracy and the growth of youth and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Liushiwu and Linzhen.Those comments together with the dispute and argument related to them outlined a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ought.

Linzhen;survey;youth’s growth;bureaucracy

I206

A

1008-9128(2010)01-0074-05

2009-08-16

张永杰(1971—),男,云南弥勒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民俗学。

[责任编辑 自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