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机理和效应分析
——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讨论

何力武夏海南

（1.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028；2.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北京 100086）

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机理和效应分析
——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讨论

何力武1夏海南2

（1.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028；2.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北京 100086）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但是先前的研究鲜有讨论基础设施投资影响整体经济增长和产业地区分布的作用机理，本文借助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思路系统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的短中期效应以及相关间接效应，发现：基础设施投资虽然在短期内不利于整体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但是能在中长期通过培育形成落后地区的内生增长机制，从而推动全国性经济增长，并最终实现理想中的“共同富裕”。

基础设施投资 经济增长 产业分布 作用机理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基础设施发展状况如何，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劣，决定其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资本系数高，回收周期长，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越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越高；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加速社会经济活动，促进其空间分布形态演变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具体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区际实际收入差距，理论上的探索还是相对不足，本文将结合西部大开发的具体背景和已有的理论认识，梳理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机理，并给出了相应的效应模拟。

一、现实背景和理论认识

《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第三条明确规定：“对国家新安排的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投资主要由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以及企业自筹资金解决，不留资金缺口，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收费减免等方面积极配合。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关系西部开发全局的重大工程，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公路国道主干线、水资源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等”。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巨大，从2000年至2009年9月，中央财政向西部地区下达中央建设投资累计5507亿元，占已下达投资总额的31.6%，主要用于农、林、水利项目、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社会事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公检法司设施建设等，并适当提高对西部地区项目补助比例①西部大开发十周年：财政支持西部大开发成效显著，http：//www. china.com.cn/economic/txt/2009-11/24/content_18944417_2.htm。。其中，2000年至2008年，西部地区公路水路交通建设累计完成投资13386亿元，是新中国成立到1999年50年完成投资总和的5.4倍，交通建设完成投资之巨，增长幅度之快，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西部农村公路总里程的70%得益于国家开发银行贷款①西部十年再腾飞——西部大开发十年成就综述之二，http：//www. chinawest.gov.cn/web/NewsInfo.asp?NewsId=55935。。而且西部大开发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显著。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相继建成了青藏铁路、渝怀铁路、宁西铁路、株六复线、宝兰复线、兰武复线、遂渝铁路、广大铁路、西康铁路、南疆铁路、宝成铁路复线等一批重大铁路项目，西部地区铁路总营业里程从2000年的2万公里增加到2008年底近3万公里，增长50%，已占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的36%②西部大开发10周年：十年来西部铁路建设成效。显著，http：//www. cnr.cn/allnews/200911/t20091124_505664239.html。。公路通车里程快速增加，由1999年的53.3万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142.1万公里；路网覆盖范围明显扩大，公路网密度由7.7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到20.6公里/百平方公里；路网等级不断提高，高速公路里程由2529公里增加到16456公里，二级以上公路里程由35131公里提高到99478公里。内河水运基础设施显著改善，长江上游已达到三级航道标准，西江航运干线已达到三级及以上航道标准。主要港口和库区水运基础设施有较大改观，重庆、泸州、贵港等港口建成一批内河集装箱、大宗散货和汽车滚装专业化泊位③西部大开发十年：公路水路基础设施大发展，http：//finance.cctv. com/20091126/104174_1.shtml。。

国内外学者对基础设施的研究由来已久，娄洪（2003）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公共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阶段性划分，并以严谨的数理模型论证了如下内容：（1）当期基础设施投资总量作为一种需求拉动因素，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而且当期的投资乘数效应不受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影响，但是投资结构将在中长期对收入结构和资本存量结构发挥重大影响；（2）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不管是由内生投资还是外生投资形成的，都能有效地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而且认为超前的、状态良好的、拥挤度低的基础设施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3）对于区域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表明：在全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条件下，欠发达地区在使用外生投资形成基础资本存量的过程中可以获得较高的比较效应；如果从发达地区征税用于发展两地区共同使用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不影响发达地区使用基础设施资本的情况下促进欠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赶超。

关于基础设施作用的实证研究主要形成如下四个方面的认识：（1）短期内通过需求拉动促进经济增长，长期内通过降低私营经济主体的生产或交易成本来推动经济增长。（2）进一步发现，核心基础设施如通讯网络比非核心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同类设施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总的产出弹性差异很大，如交通设施的弹性在高收入国家为0.174，而在低收入国家仅为0.05（Canning，1999）。（3）基础设施不可靠增加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成本，其中主要有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产品销售的运输成本以及新企业的创建成本。世行对拉美国家的研究表明，在必要道路的维修上少花1美元，会增加3美元的机动车运营成本，并使道路的提前维修多花2-3美元，由此增加的资本支出占GDP的1%-4%④World Bank.The Contributions of Infrastructur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No.213.11-12.。（4）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对一国或地区投资环境和市场容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量国际资本流向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后者的基础设施缺乏，投资环境不佳；另外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是实现出口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落后地区滞后的基础设施和高昂的物流成本阻碍其扩展出口市场。

在国内，董焰和樊桦（2004）针对河南省驻马店市和信阳市7个贫困县进行了对比性案例研究，结果表明，道路状况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境内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收入得以快速提高；交通条件的改善还便利了农民的出行，降低了劳务输出的成本，很多贫困人口有机会从事非农行业的工作并获得了更高收入。高颖和李善同（2006）在CGE模型内分别在长期和短期进行模拟分析，发现降低转移成本、增加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机会是促进基础设施发挥减贫作用的关键环节。

二、基础设施影响区际实际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

基础设施一方面是指项目的投资建设，另一方面指建设完成后投入使用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三条可能的途径影响区际实际收入差距，即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吸引外部企业落户当地。另外，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大一部分由中央财政扶持，因此也形成了财政资源由东部向西部的转移。图1列示了一个基础设施影响区际实际收入差距的可能作用机理。

从短期来看，一方面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建筑业、建材制造业、钢铁业等，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范九利等（2004）运用1981年-2001年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数据估计发现：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0.695，进一步得出考虑基础设施资本要素的生产函数具有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肯定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作用。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所引发的强劲需求也必将吸引一部分企业迁往西部，以结合产品的销售成本。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给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如2009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约1200万个就业岗位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1200万就业岗位，http：//news.sina.com.cn/ c/2010-01-15/145919476697.shtml。。

就中期来看，一方面随着前期迁入企业的建成，并投入生产，还会进一步增加非农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当地居民的名义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成并投入使用可以降低东部产品在西部的销售价格，从而降低西部地区的相对价格指数，相当于提高了当地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从长期来看，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对当地商贸活动的发展形成需求拉动；而随着当地产业结构的完善和多样化，从产品供给方面推动当地商贸活动的繁荣。最终通过挖掘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潜能、繁荣当地商贸活动，加快全国经济增长，提高了当地居民的名义收入水平，并实现缩小区际实际收入差距。

此外，基础设施的投入使用，特别是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普及，可以是更多的人走出去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或者扩展了个人的信息途径和社会网络，从而使得知识与技术的传播与扩散更加快捷。正如产业内知识溢出可以提高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产业间知识溢出可以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从而带动了总产出的增加。

三、基础设施投资的效应模拟

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构造了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空间分布和转移支付的综合分析框架②与详区细域的协推调导发过展程—以—及新模经拟济方地法理请学参视阅角何下力的武转：移《转支移付》支第付三、章一，体南化开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5月。，研究两个地区，对应当前中国的现实，分别是东中部和西部，而且东中部较为富有。假设资本在两地区之间可自由流动，而且相对应的，企业的区位完全按照利润原则自主决定。交易成本则同时存在于区际（区际交易成本）和区内（区内交易成本），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将同时影响区际和区内交易成本。假定技术溢出具有本地化特征，那么经济地理条件（主要用地区产业份额来表示）就成了影响两地区创新（内生）增长率的关键因素。由于交易成本会影响经济地理条件，因此基础设施的改变不仅会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而且会影响整体经济的增长率，进而影响区际名义收入差距和地区内劳动收入与资本性收入之间的差距。从理论角度来看，该模型揭示了基础设施投资是如何在整体经济增长和区际公平之间进行权衡。具体而言，旨在推动区际公平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中央直接投入财政资金在落后地区改善基础设施，这种中央财政安排有可能会产生一个不有利于整体经济增长的地理格局。但是我们发现关于产业聚集程度、经济增长率和名义收入差距的表达式都非常复杂，下面更注重树立基础设施投资经济效应的作用机理。

对短期来说，国家为了降低西部区内交易成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西部地区的运输和通讯条件。首先，在前期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①我国绝大部分高速公路建设资金是由公路建设专项税（车购税）和银行贷款组成。专项税的使用和监管的机制从1985年以来逐步建立完善，基本上是交通部门负责计划和使用，财政部门负责审批和监管。，具体情况已经在前面的现实背景中进行了介绍，这势必造成了资本从东中部向西部的转移。模型初期的基准情形，80%的资本集中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只有20%资本分布在西部地区。我们假定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推动政策，将西部地区资本份额提高到30%，同时东中部的资本份额（k）下降到70%。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在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开展同样也给当地居民带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从而提高经济整体的就业总量，我们同样设定全国实现就业的劳动力（L）由6上升为6.5。

在中期，随着基础设施的建成并投入使用，将会在交易成本和投资环境两个途径影响西部经济，从而重构整体经济的空间格局。第一个途径是交通和通讯的便利降低了西部地区的交易成本。初始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供给水平较低，质量也比较差，因此西部地区的交易成本（τD*）要高于东中部地区的交易成本（τD），模型分布设定为2和1.5，我们假设国家在西部的基础设施投资最终使西部和东中部在基础设施供给水平上持平，因而将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的西部交易成本也设定为1.5（见表1）。模拟结果显示，西部基础设施的建成相当于给予落户当地企业固定投入补贴，因而会吸引部分东中部企业落户西部，从而有效降低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东西部产业份额比γ/（1-γ）从原来的1.49下降到约1.14；但同时，部分东中部企业从东中部迁出，可以缓解还留在东中部的企业竞争压力，提高了企业利润水平，因此产业虽然向西部转移，收入却实际向东中部进一步聚集了，东中部收入份额比前一结果略微提高了0.21%；另外，东中部产业份额的下降还会损坏东中部地区原来作为国家创新基地的功能，而新迁入西部的企业短期内又难以形成有效创新机制，因此全国的平均创新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全国经济增长率（g）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从原来的10.75%下降到8.67%，幅度高达2.08%。

第二个途径是，基础设施的建成投入使用还会改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有可能培养了部分东中部迁入企业的根植性，不再将投资收益遣返东中部，而是在西部进一步寻找投资机会或直接消费，因此还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份额。考虑到文化和社会资本的锁定效应，我们认为资本根植性的形成是比较困难，因此资本份额（1-k）只上升5个百分点；另外获利资本的再投资还会进一步增加西部的非农业就业，从而全国就业总量进一步增加到6.8。模拟结果（见表1）表明，东中部资本在西部根植性的形成可以有效提高西部的产业（1-γ）和收入份额（1-θ），分别提高了0.88%和0.56%；而就业总量（L）的扩大可以有效推动全国的经济增长（g），提高了0.48个百分点。

从长期来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使用为西部吸引了更多企业落户当地，同时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产业份额提高增加了西部本地产品的供给水平，而非农就业可以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形成了更强劲的消费需求，从而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两股力量共同促进了西部商贸活动的繁荣，丰富了全国的产品种类，降低了产品间替代弹性（σ），从原来的3下降为2.8（见表1）。模拟结果显示，内需的扩大有效拉动了全国经济增长，增长率上升为10.58%，提高了1.43个百分点。另外，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西部地区大规模的投资）、国内消费市场的繁荣再加上经济增长率的大幅提速都会市场信心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人们从未来经济发展形成了乐观的预期，资产主观贴现率（ρ）出现下降，从原来的0.1下将到0.08（见表1），因此市场上资本充裕，有助于缓解落后地区发展的资本瓶颈约束，从而有力推动了全国整体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g）进一步提速1.43个百分点；当然，市场的资本充裕还会导致资本收益水平的下降，从而东中部地区因较高水平的资本禀赋所具有的市场规模优势进一步丧失，从而产业和收入在全国的空间分布也变得更加平等，基本接近对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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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图2中左右两个图，再结合表1的模拟结果可以发现，左图显示，基础设施转移支付在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初期，因为东中部企业向西部转移，弱化了东中部作为国家创新基地的功能，而西部尚未形成自主创新机制，从而降低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因此产业和收入分布虽然更加平等，但是付出了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代价；但是在长期（见图2中右图），基础设施的投入使用会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改善西部投资和消费环境以及提振市场信心等多种途径，有效推动全国经济增长，而且还能获得较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四、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在短期内不利于整体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但是能在中长期通过发挥间接带动效应，培育形成落后地区的内生增长机制，那么在远期，原先的落后地区就有可能成为新的增长极，从而推动全国性经济增长，并最终实现理想中的“共同富裕”。但是，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只是在中短期通过需求拉动繁荣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在长期未能有效地提高落后地区自身的创新能力，那么落后地区最终必将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定局，同时还会让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付出经济增长率降低的代价。其中，关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财政转移支付效果，正如张军和范子英（2009）基于1995年-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转移支付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得地方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降低0.03个百分点，这种无效率的水平在西部地区更是达到0.37个百分点，表明1999年以来倾斜性的转移支付政策恶化了这种无效率的状况，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变化和财政转移支付带来的激励扭曲都有可能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所以政府在实施具体投资政策时，不能局限于投资政策的直接效应和短期效应，还应该深入思考其可能的间接效应和长期效应，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考虑政府投资与其作用区域的匹配性，如此才能最大化政府投资的经济推动作用。

〔1〕董焰，樊桦.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增长与减贫.上海会议：大规模增进减贫成效案例分析，2004.

〔2〕高颖，李善同.基于CGE模型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减贫效应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6）.

〔3〕娄洪.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3.

〔4〕张军，范子英.中国如何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转移支付的视角.http：//down.cenet.org.cn/view.asp?id=92354，2009.

〔5〕World Bank.The Contributionsof Infrastructur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No.213.11-12.

〔6〕Canning，David，Infrastructure'sContribution toAggregate Output（November 1999）.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246.Available at SSRN：http：//ssrn. com/abstract=629182

【责任编辑 寇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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