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内部产权改革的微观分析

王婷婷

【摘 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我国产权改革的重中之重,深入理解国企改革进程对于今后的改革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诺思的适应性效率理论为基础,对国企内部产权改革过程进行微观分析,指出国企改革过程中一些改革措施的实行,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知识的发挥及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与当时的经济环境产生了不适应性,不利于国企改革的成功。只有提高国企改革措施与改革环境的适应性,正确引导个体努力的方向,改革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关键词】国有企业;适应性效率;生产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308-01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关键。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核心是对激励机制进行根本的转变。作为我国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国企长期面临着激励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产权改革成為造就真正市场主体的关键。如何理解国企改革的进程,为未来的改革积攒经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适应性效率理论为基础,对国企内部产权改革进程进行微观分析。

1 适应性效率理论

诺思是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在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诺思对适应性效率做了全面的阐述。“适应性效率——描述美国和西欧的那种类型的效率——需要一套能够迅速适应冲击、扰动、和普遍不确定性——这是每一个社会的历史特征——的制度体系。这种灵活的制度是以非正式约束所形成的信念为基础的。”[1](P71) 诺思通过对认知科学的学习,逐渐认识到“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虑的过程。”[1](P2) “当演化的信念体系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人造结构,能够处理个人和社会面临的新奇经历,也能够很好地解决新的两难问题时,经济发展就能成功。对人造结构的研究越深入,我们就越有可能成功的解决新奇问题。这也是适应性效率的含义;创造必须的人造结构是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1](P64)可以看出,信念对于制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构造制度的信念体系的变化也会导致制度的变更。

人们常常把意识分为两个层次:基本层次或者核心的意识以及更高层次或者扩展的意识。[1](p37)诺思认为,核心意识是大脑对世界事物的认识,扩展的意识包括认知,这种认知包含了一个人过去的、未来的以及现在的模型,展示了直接的认识。由于核心意识先天存在及扩展意识的不断发展,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心智结构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且心智结构也会随着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更新、发展。随着人们心智结构的逐渐发展,渐渐的就形成了个体信念及共享信念。在人们形成信念体系的过程中,学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认知的过程,一定程度的学习甚至能够改变人们的信仰。随着对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适应的要求增加,人们的信念体系逐渐要求一种人造结构来降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反应到现实中就是制度结构。人类的信念产生了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它们的实施有效性。国有企业内部产权改革的过程也是人们的认知和信念体系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国企产权改革,对于提高产权制度与当前经济环境的适应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能够较大程度提高国企改革的适应性效率。

2 国企内部产权变革过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建立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也在国家的扶持中不断的成长壮大。但它的发展却是以计划统一决策来替代个体和组织独立决策,抑制微观个体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为代价的。[2]国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国企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普遍出现偷懒和搭便车的行为,国有资本大量闲置和浪费,造成了严重的效率低下。为了提高效率或降低风险,国家必然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本文首先介绍两个基本概念:生产性知识和分配性知识。我们将能够使个人或组织形成积极努力的认知结构,有助于提高个体主观能动性,使其能够努力增加生产,从而提高收益的知识称为生产性知识,反之则称为分配性知识。分配性知识的出现不利于改革的推进。

我国国有企业内部产权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它的实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按照改革的时间顺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2.1 放权让利(1979-1987年)

这一阶段改革的基本特点是扩权和让利。放权的范围主要包括生产计划权、物资采购和产品自销权、用工权、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任免权等。权利下放的前提是必须执行国家计划,然后将一些次要的权力下放给企业。这样企业就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扩权的实质是通过给企业职工有限的权利来激励企业完成国家规定的计划安排。[3]虽然企业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所有权和关系企业重大决策的经营权仍掌握在国家手中。利润留成是让利的具体形式。

在改革前,国有企业没有任何权力,它只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其盈利的大小与企业及其职工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对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有很大的抑制。在个人知识运用的方向上,不但没有引导个体知识向积极的方向——创新——发展,反而禁锢了个体知识的运用,使其长期滞留在某一阶段得不到发展。以上内容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国有企业利润低、效率低、亏损大、人浮于事。放权让利是产权改革道路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人们原有的心智结构随着自身权利的扩大及能够享有一定的利润进行着相应的变化,个体的积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个体知识也由原先的禁锢到一定程度的放开,生产性知识渐渐苏醒过来,所形成的新的心智结构逐渐产生新的认知。这种认知是针对当时的环境而产生的。

放权让利改革的后期,产生了很多的弊端:一是权利的分配上,虽然企业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决策权在国家;二是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是按不同的企业来决定的,这一比例甚至可以通过和政府讨价还价而得到;三是企业得到了一定的收益权,但应付的责任仍不清晰,企业仍然是负盈不负亏。可以看出这一改革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分配权力的多少不确定,分配收益的多少不确定,承担责任的多少不确定。此外改革的环境也具有不确定性,即这项政策持续的时间不确定。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性,个人只好抑制自己的生产性知识的发挥,表现在行动上就是绝大多数国企职工虽然跃跃欲试,但仍持观望的态度。分配性知识仍然处于支配的地位,表现为:国家仍然承担了企业的责任,财政负担加重。此后,国家又采用了一种新的改革方式——利改税。但是利改税的实施与放权让利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不但国企的情况没有好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恶化。它的实行,强化了人们在放权让利时期产生的心智结构,进一步扭曲了个体共享信念的构筑,人们在错误的信念体系指导下进行活动必然造成国企改革的恶化,也迫使国家采取新的改革形式。

2.2 承包制(1987-1992年)

由于家庭联产责任制在农村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部分实行承包责任制企业的利润稳定增长,在两者的示范作用下,人们对承包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86年12月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正式提出推行承包制。承包制的根本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国家对企业保持控制权的同时,实行国企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国家和企业共同享有国企的收益。在承包制实行之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然而到了1991年,国有企业已有1/3明亏,虚盈实亏者也在1/3左右,大多数企业已是负债累累,许多企业已经资不抵债,陷入了深深的困境。[3]

在承包制初期,由于利改税时期造成企业利润低下,因此承包制的实行产生的收益必然超过利改税时期的收益。此外由于承包制突破性的实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且对企业经营者存在着有效的责任约束,企业的经营权也比以前扩大了,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和收益。从个体知识的角度来讲,利改税时期,个体生产性知识的发挥受到了很大的抑制,一旦这一新的改革措施出现,个体的生产性知识必然呈现喷薄式发展,分配性知识处于劣势地位。从适应性角度来讲,承包制由于在农村实行取得了成功,个体很熟悉这方面的制度知识——具有相同的信念体系,因此个体与制度存在着适应性,而且承包制也是在中央对国企有控制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一制度与制度结构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适应性。正是有着这三方面的适应性,在实行初期才创造了良好的收益。但在后期,它的实行和扩权让利阶段后期的效果一样,制度效率也逐渐呈下降趋势。

2.3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2年以后)

中央试图用国企与国家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方式,激励企业的积极性,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明确产权关系,即没有从根本上降低不确定性,或者该项制度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结果企业面对这种制度对产权的不确定,反而将制度产生的激励转化为分配企业收益,引导个体或组织的知识向分配性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在这些政策实行之初,就清楚自己处于负盈不负亏的地位,在个体心智结构上首先明确了这一前提,个体知识的发挥要受到认知结构的限制,因此抑制了生产性知识的发挥。可见,必须根本上明晰产权,改变个体以往的认知结构,降低个体对国企制度变革的不确定性,才能引导个体知识向生产性知识发展。

199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方案》,旨在建立企业法人制度和确立企业的所有权,确定企业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以加强国家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控制的同时,也给予经营者资产完整的经营决策权。同时,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减轻企业债务负担,提高了国企的盈利能力。[3]更重要的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国家虽然只掌握组织制度设立的决策权和重要人事的任免权,但却属于企业最高层次的决策权,所以虽然控制权的范围减小了,但强度却大了很多。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收益明显增加,国家对国企的控制权也呈上升趋势。[4]

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行明晰了产权,不但对企业造成了长久的激励,更重要的是约束了企业的行为。之前的改革使人们对以往的认知产生了怀疑,试图去寻找一种新的知识来解决激励与约束问题。当理论界首先意识到股份制的优越性之后,其次广大个体也普遍的在认知上接受,于是促进了股份制的实行。因此存在着个体与制度选择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几乎长期停滞,也迫切要求进行改革,因此制度与环境也存在着适应性。此外,确定了经营者资产完整的经营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就強化了个体认知结构中生产性知识的地位,也降低了个体对收益权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为生产性知识的发挥、运用和更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甚至引导了分配性知识向生产性知识的转换。此时,生产性知识占绝对的支配地位,分配性知识比例逐渐减小。

3 结论和建议

国有企业内部改革的过程表现为产权的逐渐明晰过程,其实质是个体生产性知识逐步占支配地位、分配性知识逐渐减弱的过程。一项改革措施的实行,能够与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相适应,从而使个体对外界的不确定性程度降低时,就能够通过引导个体生产性知识的发挥、创新、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反之,则会使分配性知识占支配地位,甚至使生产性知识向分配性知识转化,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3.1 提高制度与制度结构的适应性

一项制度的优劣并不完全在于该制度本身,更重要的是制度与整个制度结构的适应性。如果该制度的实行和制度结构的核心制度相悖,或者与整个制度结构不能相融。那么即使该制度显示能够提供生产性知识发挥的空间,但它与制度结构的不相融,已经决定它巨大的不确定性。此时,生产性知识缺少产生的动力,这才是最根本的。

3.2 提高制度与经济环境的适应性

一项制度的实行之初,可能与经济环境产生了较强的适应性,能够通过引导个体生产性知识的发挥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该制度如果不随之发生变化,必然造成制度效率的下降。只有随着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的去调整制度,使其不断抵消外界的不确定性,才能不断引导生产性知识的产生、发挥。

3.3 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

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有助于制度的实施。要努力营造一个崇尚劳动,鼓励创新,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的社会氛围。加强个人道德约束,对违背道德行为的个人和组织给予批评和帮助。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拥有良好风尚的文明古国,在全球化浪潮下,在吸收先进的国外文明的同时,更应该坚守自己优秀的道德文明。

げ慰嘉南:

[1] 道格拉斯•诺思. 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M]. 钟正生,刑华等,译. 杨瑞龙,郑江淮,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 钟玉文. 平滑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演化逻辑—产权结构理论视角的分析[D]. 天津:南开大学,2008.

[3] 景维民等编著. 转型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1. P125-P132.

[4] Dauglass.C.North.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INY, Cambridge UniPress, 1990.转引自王玉海.诺斯“适应性效率”概念的内涵及其启示[J].东方论坛,2005(01).P55-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