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四川营业税的沿革与发展

郭士礼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

抗战时期四川营业税的沿革与发展

郭士礼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裁撤厘金,营业税作为一种抵补裁撤厘金后地方的税收在全国开始实施。四川省由于局势混乱,直到1935年川政统一,营业税方于次年开征。抗战开始后,东南沿海乃至内陆部分地区丧于敌手,营业税征收均受到极大的影响。唯有四川地处大后方,且是国民政府陪都所在地,营业税之征收自始至终保持着稳定的发展,对于抗战时期的财政收入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四川省;营业税

目前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有关财政税收的方面的论著已有不少,受到关注最多是在民国时期财政体系、财政政策等方面,研究具体的税种如盐税、关税等方面也比较多见,但是对于营业税的研究却不多见,已有的研究有魏文享的《工商团体与民国时期之营业税包征制》。文章从工商团体对营业税的包征制度为切入点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利弊[1],但是对于中国营业税之开征、流变、发展的研究至今仍没有相关的研究出现。基于此本文以抗战时期营业税征收最为显著的四川省为例,通过对当时报刊杂志等资料的梳理,认识当时四川营业税征收的沿革与发展的历程,从一个侧面来考察当时营业税征收所带来的影响及相关的利弊。

现代营业税来源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英法等欧洲国家逐渐开始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城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而对城市工商业的课税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营业税之性质介于财产税与所得税之间,税率简便、征收便利、课税普遍,征收费用节省,在发达国家很早得以迅速施。“中国之倡设营业税,始于民国三年(1914),其时财政部以政费不敷,呈准创设特种营业执照税”,政府拟定了“特种营业执照税条例,其课税之营业,只限于13种,故名曰特种,而其所定之税类,分等分级规定,故曰执照税,施行以后尚著成效,旋因各省不免操之过急,致起异议,民国四年财政部电令各省认购公债,实行印花,确有大宗收数,则当缓办特种营业税,以轻负担,由是此项税法,遂成悬案矣”。①《直接税月报》,1942,2(4-6):3.1928年在全国第一次财政会议上,南京国民政府即着手裁撤厘金,为了弥补厘金裁撤后的损失,即倡议开办营业税作为省税税收,用以抵补厘金裁撤后之亏短,并拟有营业税条例草案20条。后因厘金裁撤未能成功进行,举办营业税便暂时搁置。①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裁撤厘税,营业税于此时正式开征,《营业税法》在原来的营业税大纲及补充办法和各省营业税条例细则修正本的基础上于1931年6月13日公布实施[2]。

一、地方税的存废与四川营业税的征收

(一)四川地方税征收与废止

早在1931年在国民政府有效统治的省份业已废除厘金,改征营业税。1935年川政统一后,四川省地税局成立之后,裁撤的税卡计有成都成华税捐局、府河护商处,另外泸县、嘉定、涪陵、江安、内江等地各种税捐机构次第废除。同时还拟定了地方税的征收范围和税率:“以四川省区及通轮商埠为限,无论进出口货物,于进出口时征税一次;其舶来品转销内地,概不征税。”征税标准为进口税率照估本征15%。出口税率照估本征10%。②张肖梅.《四川经济资料》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但这只是一个纸上的政策,实际上,为了围追堵截当时在川境的红军,以刘湘为首的四川省政府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大兴兵力,军费开支浩大,废除厘捐实不可能。因此在实际上只是把原来的各种厘捐杂税归并统一为地方税。尽管废除了一些杂税关卡,但“核其性质仍属变相之厘金”,只是“营业税未举办期间之过渡办法”。③《四川月报》,1936(1):23.客观地讲,废除厘捐税卡、统一实行一税制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性的。但是由于地方税所具有的厘金性质,其进步性又是十分有限的,只是由于四川的情况特殊,这种变相厘金式的地方税才得以继续存在。

在全国当时业已废除厘金的大环境下,四川的变相厘金的地方税自开征之初便遭到四川省工商界人士的不满:

自中央举办营业税以来,地方税应根本撤销,不待请求,盖中央早已明令,所有各省一切苛捐杂税,统限于二十三年(1934年)十二月以前一律废除在案,乃川省当局,竟悍然不顾,仍行征收如故。且也川省当局前次曾一再宣言,营业税实施,地方税即行撤销,皇皇布告,川民周知,乃今营业税开征已将遍及全川,地方税依然不撤。当兹农村破产,乃复留此防区苛杂之遗毒,重累工商,全川人民,更无所逃命矣。①《四川月报》,1937,11(1):68-81.重庆市商会要求取消“苛杂变相之地方税”。随着营业税在四川省实施,作为旧时代遗留的税种——四川地方税最终于1937年9月被裁撤。应该看到四川的地方税与当时的国民政府政府的税收政策并不相符,而营业税是国民政府制定的合法的并通令全国实施的新的税种,随着营业税的征收,地方税也就相应的减少并最终废除亦是大势所趋。

(二)营业税的开办

1936年1月四川营业税局正式在重庆成立。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行琛亲任局长。总局下面是各地分局、稽征所、征收处。营业税征收标准以以营业总收入额和营业资本额两种为课税标准,每业限用一种。以营业总收入额为课税标准者征收千分之六,以资本额为课税标准者征收千分之二十。②财政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四川财政概况》.1936.征收标准按营业额征税的行业计有16类,按营业收入征税的行业计有104类。③《四川省营业税局月报》, 1938, 1 (1) : 56.1936年3月,经财政部修正公布《四川省营业税征收章程》,正式建立纳税申报、登记等制度。营业税纳税人在规定时间内填报申报表,由征收机关核发调查证。至此四川省营业税正式开始征收。

在川政统一之初,地方税收入是省税中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源。1935年地方税收入预算为1200万元,到了1936年由于统税和营业税的开征使得地方税收入预算仅为540万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营业税在开征之初的1936年预算为360万元,到1937年营业税的预算额与地方税持平为400万元。④《四川月报》,1936,9(10):14-25.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税与营业税的此消彼长的过程。

表1 1935年、1936、1937年四川省财政收入预算表[9]

由表1可以发现,四川省财政预算1936年比1935年多出了1570万元,其中统税的收入达660万元,地方税1936年比1935年少660万元,地方税减少的数额正是统税征收的份额,这减少的660万元也通过开征新税种得到了极大的补充。营业税、房捐、土地登记费这新增的3个税种预算收入为795万元,远远超过了地方税减少的税收。由地方税的开征到废除,再到征收营业税,四川省税收始终都是在竭力维持其稳定的税收来源,但是1935年川政统一之后,原来本属于四川地方税的税种后来陆续被中央政府以各种名目纳入到中央税收当中,这样一方面固然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府的控制,但是加在四川人民身上的税收负担却变得更加沉重。

二、抗战爆发后的四川营业税变动和进展

(一)抗战初期四川营业税的变动与进展

抗战爆发后,川军出川作战,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即令四川省营业税税收悉数用作战费。为了增收营业税,四川省政府于1937年颁布了《非常时期营业税暂行办法》,把以营业资本额的课税率提高到千分之二十,以营业收入额的课税率提高到千分之三十,后者的税率为以前的五倍;废止一切免税物品,以前免征的商品和行业,如土布、航空奖券、土产品,不但开征营业税,而且按照新税率征收;自由职业者一律按收入征税;书籍照资本额征收;牙税、当税改征营业税;对于逾期不缴纳税款者加倍惩罚;命令未开征营业税的80县于1937年12月1日前一律开征。⑤财政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四川财政概况》.1936.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抗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税率的提高,使得工商业者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在全川各地掀起了抵制营业税的活动。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以营业收入额为课税的税率由千分之三十降为千分之二十。⑥《四川月报》,1936(1):23.

除了提高税率,废除免征税种等非常措施外,四川还在乡镇、川边区各县征收营业税。除全镇乡商户每月营业总收入不及五千元者免于征收外,超过五千元者一律征收。⑦《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该看到这种在乡镇征收营业税的方法违背了营业税的性质,因为四川本就是一个落后的西部地区,经济稍微有点活力的只是成都、自贡、江津等几个大城市及其周边县城而已,当时四川全省至于乡镇大多呈凋零状态,田赋附加、杂契等对乡镇人而言已经是沉重的负担,营业税的开征更使得乡镇经济丧失活力。

重庆、成都、万县三地开征后,乐山、嘉定、宜宾、泸县、遂宁、南充五分局也此地开办营业税。抗战爆发之前四川全省计有一半以上的县开征营业税,暨抗战全面爆发后,川省出兵,军费浩大,四川省政府遂加大营业税征收的力度,决定在全省开征营业税,到1938年1月份全省140多县全部开征营业税。①

(二)纳入到中央财政体系中的四川营业税

抗战初期阶段,由于东南沿海大片富饶的国土沦为敌手,从而使得国民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入递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抗战的需要,1941年11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改定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决定将全国财政收支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系统。国家财政包括原属国家及省与行政院直辖市之一切收入支出。①《四川月报》,1937,11(4)108.民政府把原本属于地方税收的营业税纳入到是国家税收的直接税系统当中。同时又修正了营业税法,废除了一些营业税征收的名目,四川的乡镇营业税稽征所即在废除之列。提高了征税的起征点,对于贩卖米粮蔬菜等免征营业税,以营业总收入课税者征收百分之三,按营业资本额者征百分之四。当时财政部直接税局即对全国营业税通过裁汰、培训人员、精简机构、严惩不法人员,废除不合法度的营业税征收等几个方面对营业税进行整顿。

1941年川康原有直接税人数487人,机构39个,四川省营业税于1942年3月正式纳入到中央的直接税系统后,新接收人员2921人,接收后裁离淘汰607人,其中有504人是各乡镇营业税人员,后来又增加考训人员538人、普通人员510人,最终四川直接税人员共3849人。接收营业税机构166个,调整后的现有机构141个。②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编印.《四川省统计提要》.1945.直接税局在全国范围内接受的营业税机构中,四川是规模最为庞大的一个,也是营业税收入最多的一个省份。由于四川处在抗战的大后方,沦陷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的流向大后方。1938年底迁入四川的工厂共计134家,1939年底为223家,1940和1941年分别迁入工厂数为254,这三年间迁入四川的工厂数总计达865家。③《四川月报》,1937,8(2):32.从而也促进了这一时期四川工商业比战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营业税收在全国来说是最高的。1942年营业税收归中央后的财政预算收入为4亿元,在税收当中仅次于地税、关税、盐税排第四位,其中四川的营业税预算为1.22亿元。四川在全国的营业税税收当中是最高的。到1944年营业税收入达20亿元,在税收当中仅次于土地税,居第二位。

三、工商业者对营业税的态度

(一)重庆市商会的态度

营业税的征收事关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他们对营业税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营业税的的进展。与工商业者对地方税的深恶痛绝态度不太一样的是,由于营业税是法定税收,故其开始实施的时候并没有遭受到太多的抵制,只是在税率和征税方法上工商业者和四川省当局有些矛盾。重庆营业税开征之初重庆市商会就电请当局:

鄙会对于此种营业税自极表赞同,唯有几点关系于市场荣枯及工商业务者,至重且大,一,营业税之征收应在各项杂税裁撤完竣之后,此为中央法规所定,各省营业局莫不照此奉行,查渝现有地方及其他类似厘金之杂捐,上民负担已觉过重,今再增营业税则有重复课税之弊,应请于营业税开征之时,即将地方税及其他类似厘金之杂捐一律取消。二,要求在四川全省统一实施营业税而不是先在重庆试办,因为这样的话就有失税收的公平原则。三,关于征收的税率问题,商会认为税率过重,以营业资本额课税者征收千分之四,以营业总收入课税者应征千分之一。④《四川月报》,1936,9(6):42.

从重庆商会所陈述的几点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营业税所具有的法定性质,工商业者对其也只有认可,他们所争论的只是税率的高低和公平问题。对比当时《营业税法》以营业收入额为课税标准者税率为千分之二至千分之十,以营业资本额征收者税率为千分之四至千分之二十的规定,抗战爆发前的四川营业税税率也是在《营业税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并不算太高。但是由于地方税的存在,无形中加重了工商业者的负担。根据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召开的财政部会议上拟定的各省营业税大纲第九条之规定,各省营业税的征收应在厘金裁撤完竣开始施行。而四川却在变相之厘金“地方税”存在的情况下开征营业税,工商业者所承受的税收负担可想而知。由于税率的过高、负担过重,宜宾各同业工会为了降低营业税的征收税率全市罢工,并捣毁政税局还打出这样的口号“营业税,四川重,请减缓,救民众”。⑤《四川月报》,1936,8(3):59.

1936年2月,成都和万县相继开征。营业税成都市在开征营业税之初时,处境颇为艰难,营业局人员在调查商铺的营业情况时即遭遇抵制,原因是该调查局在调查时除了一名警察跟随外并没有商会的人员,商会在当时被看作工商业者利益的代言人,由于征收队伍中商会人员的缺失致使一般商户认为此次征收营业税又系一变相搜刮,遂导致双方起了摩擦,最终导致全市商人罢市。四川省政府得知消息即令省府、市府、省会警察局、公安局、商会协从调查,用警力解决问题说明在以往的征税过程中存在着以势压人强迫接受的情况。随后成都市商会即召开会议提出两点意见:“撤职查办营业税局调查人员,并称不达目的不止”。⑥《四川月报》1938,13(1-2):5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官方和商人之间对立之冲突何其严重。地方政府靠强力镇压,工商业者对政府也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感。

四、四川营业税收在抗战中的贡献

营业税作为中国新型的税种,经历了一个发展壮大过程,由于营业税具有“一,税源普遍,有营业就有收入人。二,富有弹性,增减税率即可适应财政上之需要;三,征收准确,工商业均可就业课征,经济发达,税收随以增加;四,负担公平,凡工商各业,均依税率课征,无有歧义;五,征收费用较少,以课征对象,易于统制,课税标准,计算简单,征收便利,节省人力财力”[3]等优点成为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力量。自1931年在全国各地实施以来在地方财政中的收入仅次于田赋,成为地方财政中有一个中坚力量。四川营业税征收尽管起步较晚,但是后来居上,税收数量逐年增长。1938年四川下半年的财政预算中,营业税以595万元,仅次于田赋收入在四川财政中居第二位。⑦四川省政府编.《四川统计月刊》.1939年.

表2 各省历年营业税收入表元

从表2可以清楚的看到四川营业税在全国营业税收入中所占的位置,抗战之前浙江等沿海省份营业税收远远高于四川等内陆省份,抗战爆发以后,大片富饶发达的国土沦为敌手,从而使得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在中央税收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关税、盐税、统税税收损失达百分之八十以上。①《四川省营业税局月报》,1938,1(1):56.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扩充财力实施抗战需要,在修改财政体制,把省级财政纳入到国家财政以后,作为国家税收的营业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四川营业税收入在抗战时期在全国收入最多,1942年改为中央接收后四川营业税税收达2.31亿元,占全国营业税总收入5.43亿元的42%。②《直接税月报》,1942,2(4-6):3.1942年以后直到抗战胜利后的四年里营业税成为战时税收收入的一个重要的税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五、结语

四川营业税经历了一个和地方税并存的省办时期,再到后来被纳入到中央政府税收系统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作为一种新型的税种,在全国范围内四川省是开办营业税的比较晚的一个省份,但是后来者居上,在短短的10年内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充实战时财政税收提供了有力的支援。然而当时的四川仍然是一个农业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地区,四川的营业税之所以在抗战时期有了那么迅速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流到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川,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情况从而也就注定了四川营业税的的繁荣局面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而逐渐萎缩。中国是农业国家,长时间以来税收的主体一直是田赋及附加,在田赋的增加到极限的基础上转而从工商业入手来解决财政危机固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税收短缺的情况,但是这种以“不扰民不妨害商业”[4]为原则的新型税收虽然在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沉重的税率和在征收过程中的弊端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1]魏文享.工商团体与民国时期之营业税包征制[J].近代史研究,2007(6).

[2]高秉坊.中国直接税史实[M].重庆:京华印书馆,1943.

[3]鲍超时,倪镇.中国营业税[M].重庆:京华印书馆,1943.

[4]童蒙正.中国营业税之研究[M].上海:正中书局,1942.

(责任编辑张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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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7111(2010)12-0048-04

2010-11-11

郭士礼(1982—),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