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理论与职业教育的城乡融合
——乡村职业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之二）

□彭干梓 夏金星

发展经济学理论与职业教育的城乡融合
——乡村职业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之二）

□彭干梓 夏金星

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它把农业经济问题与人力资本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乡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文章试图以此为视角，探讨城乡职业教育的分割与融合，“刘易斯转折点”、人力资本、“农业细碎化”与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萎缩的社会经济背景。

发展经济学；城乡分割；融合；农业职业教育

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走向富裕。为实现这一目标，其研究方向和重点集中于人力资源、农业发展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计划经济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全盘引进原苏联的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人力资本由各种制度和命令进行配置，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职业教育的发展几经周折，迫切需要新一轮教育理论的引进与创新。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关于教育的规定有五条，其中第四十七条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这条规定没有写进“职业教育”，在讨论中曾引起激烈争论。1952年3月，政务院发布 《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大量地训练与培养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才尤为当务之急”。《共同纲领》和政务院的“决定”取消了“职业教育”的名称，代之以“技术教育”，在乡村则是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和农业中学，未提乡村职业教育，民国时期的初高级职业学校由从原苏联引进的农业“中专”取代。

“文革”后恢复了职业教育的名称，也不再提50、60年代曾大发展的“农业中学”。1983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农村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提高新一代和广大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普及初等教育；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有关高等学校要为农村培养和输送专门人才”。5月9日，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国家计委联合发出《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要求“确立职业技术教育应有的地位”，进一步明确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向、途径和要求。这两个文件明确区分了乡村、城市职业教育不同的任务，把“乡村”统称“农村”。

中国人一出生就被户口制度区分为 “城市特权”和“农村贫困”两类。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正在着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但“我们做到的还只是让人力资本在形式上可以流动，……并没有完全纠正原来的扭曲配置结构，城乡分割的局面难以改变。”“要想彻底打通城乡通道，形成统一的人力资本配置机制，就要对人力资本内容要求的各项制度进行改革，使人力资本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突破原来的配置状态，形成一种不可撤销的配置状态，进而推动整个结构的变动”。[1]本文试图以发展经济学视角，探讨人力资本再配置和城乡职业教育的分割与融合，以及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与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性。

一、“刘易斯转折点”——挑战与契机

1979年，(美)威廉·刘易斯 （W.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与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同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早在1954年，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2]认为，经济发展是现代工业部门向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直至出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这时到来的是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但这一转变，将经历两个阶段，经济学把联接这两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在转折发展过程中走向城乡融合，概括地说指“两个阶段、三个步骤”：

（一）制度性障碍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但至今仍有近3亿的农民工还没有作为城市和非农产业的一个存量而固定下来，它始终作为一个补充的增量部分游离于城市人力资本的制度空间之外，使得城市化进程不彻底，城乡二元结构难以突破。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大约有一亿多农村人口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却不能获得城市户口享受公共产品。

所谓“制度性障碍”，因为它不仅仅涉及量的多少，还涉及农村和城市、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对接，涉及人力资本质的提升。而且，农村和农业中的人力资本和城市非农产业需求的人力资本是异质的，前者要经过教育和培训以后才能符合后者的要求，才能使人力资本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突破原有状态，[3]形成统一的配置机制，实现城乡统筹和融合。

（二）“浅度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水平目前约为46%，过去20年每年仅提高1.2%左右，且深度不足。按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测算，未来15年，大约还有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但没办法在城市扎根，成为没有户籍的人口为主导的城市化。从经济学角度说，他们有空间流动，但是没有社会流动，被称之为“浅度城市化”、“准城市人口”。长期以来，农民工及其子女还不能享受与城里对应人群的同等教育和培训，这势必影响未来劳动力的素质。刘易斯认为，“现代就业问题的解决比在100年前更困难：在现代部门吸收人口的能力受到更多限制的同时，人口压力却越来越大，人口从乡村迁徙出去的要求也越来越大”。[4]

据经济学家钱纳里 （H.B.Chenery）对1950-1970年近100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的分析，城市化一般超前于工业化。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没有遵循这一规律，不仅没有超前于工业化，而且大大滞后于工业化，至少落后于工业化10个以上百分点。用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百分比来衡量，中国的工业化程度目前约为70%。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不仅严重影响内需增长，影响就业率提高，也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加快，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进入城市，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主体，他们甚至在身份认同上产生了迷失，虽然工作在城市，却没有城市户口，社会地位处在城市社会分层结构最下层，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

（三）城乡一体化

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进一步阐述“两个转折点”的思想：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剩余劳动力不断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这就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

第二阶段将把城市的关于人力资本的各种制度网络延伸到农村，形成城乡统一的制度框架，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所必然要求的城乡融合，即人力资源再配置的最后完成阶段的来临。转移到城市的劳动者融合到城市空间，形成有效配置，人力资本将完成质的提升和制度转化。城乡之间开始出现一种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建立一个自然交融的社会，即城乡空间融合的社会。

二、完整的资本概念

人力资本指花费在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这种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社会阅历和各种技能等存量的总称。美国经济学家T· W·舒尔茨上世纪60年代后，把农业经济问题与人力资本的研究结合起来，他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是农业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结合的代表作，曾使衣阿华州立大学的经济系成为全美闻名的农业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中心，他曾强调，“我们的经济制度最出色的特点就是人力资本的增长。”[5]人力资本是由舒尔茨首先给予阐释而获得特定含义的一种资本概念，是 “一个完整的资本概念”。[6]为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改造传统农业，舒尔茨强调如下几方面：

（一）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

舒尔茨认为，“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穷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富的关键”。“耕地的经济重要性在下降，而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的经济重要性在提高。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长期以来的农业现代化已经把土地改造成了比其在自然状态下具有更高生产率的资源；第二，农业科学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替代耕地的东西。”[7]他指出，转变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即农民是否有机会得到新的、现代化农业的生产要素。这种现代化农业的生产要素，包括特定的物质投入物和顺利地使用这种投入物所需要的技艺和其他能力。

（二）人口质量——一种稀缺资源

人口质量是人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通常是指人口本质的综合性素养和能力，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道德素质三个因素。人口质量具有经济价值，就其经济属性而言属于耐用稀缺资源，可通过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投资提高效率和延长劳动期限。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的提高，2010年科技对我国农业贡献率达到52%。文化程度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仍相对较低，农民劳动力的95%以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加速乡村人口质量的提升是中国农村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

（三）现代农业关键人物的培养

舒尔茨还说，提供这种新的生产要素的是转变传统农业、进而把传统农业提升为现代农业的关键人物，所谓的 “关键人物”，指掌握科学技术的农民——现代农业者。[8]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业生产最终要靠农民来进行，农民的有组织参与是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关键。近些年来，通过升学、参军、提干、进城务工等渠道，由农村外出的精英直接或间接地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然而，乡村精英的大量、持续外流，对人力资本本来就十分匮乏的乡村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损失。乡村精英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浓厚的乡土情结，也多会甘愿成为农民组织的发起者、凝结点和推动力，通过培训提升为现代农业的关键人物，即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掌握科学技术的新农民。

三、“农业细碎化”与适度规模经营

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不能只依靠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还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和7亿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但农村土地制度依然定格在改革初期，中国现有2.4亿多农户，1.24亿公顷耕地，户均经营规模只有0.5公顷左右，“农业细碎化”成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小规模的家庭经营获取信息难、采用新技术新装备不经济、交易成本高，成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

（一）低水平发展陷阱

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必须让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其所承包的耕地以多种方式流转到种田大户手里，进行规模经营和现代化生产。黄宗智（华盛顿大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荣休教授）曾引用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下述数据来说明中国农业的“过密化”：2003年人均分配土地是2.4（播种）亩，户均9.2亩，劳均（实际务农劳力）7.3亩，出来打工人数较多的湖南2.1亩/人、湖北2.7亩/人、安徽2.7亩/人、四川2.0亩/人。同年，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所产的1362公斤粮食中，只有18%（294公斤）是出卖的，其他都由农户自家消费。也就是说，在种植业中口粮种植占去一半。他认为这反映出小农经济处于低效率、低收入水平，是农民工外流城市的基本动因。[9]在贫困地区，农民外流撂荒耕地严重，到2006年12月31日止，全国共有耕地1.22亿公倾，撂荒耕地达0.018亿公顷，欠发达地区如湖南省郴州市抛荒率为2%，宜章县4.5%。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从一定意义上说，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实践也表明，技术革新是农业发展道路变迁的主要线索。中国农业技术进步主要面临三方面制约：一是人力资源素质制约。二是农业生产规模制约。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制约。[10]建国后的土改形成了按照人口平均占用土地的小农经济，有规模的农业剩余生产和农业产品流通中的规模交易主体也被消灭。1953年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随后又实行人民公社，降低了工业品下乡的交易费用，为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打通了渠道，但工业化积累从农业拿走了太多的剩余，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邓小平曾说过：农村改革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是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中国人多地少，到2006年12月31日止，全国共有耕地面积1.22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仅1.41亩。适度规模经营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设备、经营管理、信息等）的最优组合和有效运行，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因土地是农业生产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故农业规模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指土地规模经营。对于土地的适度经营规模有多种认识：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认为，在中国现有技术之下，一家农户具备种植50亩大田农作物或更大规模的条件。如果平均每个农户只有半公顷左右的土地。在这样的小块土地上耕作，大多数农民不可能富裕起来。

世界粮农组织的研究则显示，种植经济作物的规模不低于170亩，种植粮食作物的规模不低于300亩，生产的农产品才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农业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组织化程度低，容纳技术要素的能力较弱，难以获得较高的技术效应和规模报酬。

据黄宗智的研究，中国农户的适度规模经营，其播种面积要提高到劳均14亩 （目前劳均播种7亩），即农村每个务农劳动力能够拥有一倍于现在的播种面积。部分非农就业高度发达地区，其实已经具备这样的土地条件，其全年收入就可以相应提高。种植14亩可以免去过密型经营的低效率，并应具有规模效益的多种可能，这样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就不一定会全部外流。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其所承包的耕地以多种方式流转到种田大户手里，进行规模经营和现代化生产的可能性就会出现。从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这将是较理想的选择。[11]

（三）家庭农场的生命力

舒尔茨强调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组织程度越高，组织和组织之间的谈判成本低，经济学把它叫成“交易成本”。为了农村社会稳定，不是要让弱势阶层保持一个松散的状态，恰恰相反，让他们发育自己的组织，特别是大力发展农民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在寻求自己的组织，农村社会在产生自己的领袖。[12]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现行的是“小农国家的综合农协体系”，农会是政府与农民间的桥梁、纽带和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在政府的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下，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除发展种植业外，放开加工、购销，直至进入餐饮业、金融、保险等领域，使农民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农会在乡村职业教育中也发挥了核心支撑作用，如韩国的“农业协作合同组织”(简称农协)培训专业农民及其继承人、农协工作人员，建立了一整套教育制度。乡村职业教育的龙头是农协大学，培训高级农业经营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推出“新村运动”，当时农民占劳动力总量的50%，2006年已只剩下5%。

我国家庭农场比以利润为主的经营式农场同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据农业部统计，2000年全国已经有大约一半左右的耕地，由生产、加工到销售的纵向合作组织，实现一体化经营。这种合作组织占全国合作组织的比例从2000年的14%，发展到了2005年的36%，已成为在大农业、大企业之外的另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选择。但中国没有农会组织，较之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

四、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

1983年，国家农牧渔业部的专门人才普查显示，这一系统拥有的专门人才中，中专毕业生占49.63%，总数为273705人。1986～1987年，全国农业中专专学校225所、农机学校117所、水产学校16所、农垦学校16所、共计374所，在校学生124836人，平均每校334人，远低于教育部规定的最小规模640人的标准。人才结构不够合理，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受到广泛重视。

上世纪80年代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也改善了广大农民生活，促进了农业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1985年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职业技术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实施“燎原计划”，加快农村教育改革的步伐，提出“使农村教育更好地为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服务，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农村教育应当在良好的基础教育的根基上，面向当地农村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大力发展灵活多样的职业技术教育”。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曾是中等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

1988年10月18日《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发表 《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和农民农民致富需要，湖南在职中开办农村家庭经营专业》一文，并配发评论《教育为当地经济服务的一个创造》。1989年2月6日，《光明日报》也在同一位置发表《湖南在农村职业学校开办家庭经营专业》，并发短评《一条新路》。2月17一19日，湖南省政府召开农村家庭经营专业办学工作会议。开办农村家庭经营专业的25个县市分管教育的市长和职业中学校长共110多人参加会议。同年9月、12月先后在 《湖南教育》、北京《教育研究》发表《职业技术教育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探索——关于创办农村家庭经营专业的几个问题》。1992年4月25日 《中国教育报》再次发表长篇通讯《三湘大地的希望——湖南农村家庭经营专业发展情况调查》。从1987年至1992年，仅湖南就有近100所农职业学校开办了这一专业，在校学生16413人，4年中毕业8700多人。[13]这一以培养家庭农场主为核心目标，建设了一套生态庭院经济为主体的课程体系的专业，在全国许多省份推广近十年。[14]它与台湾省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农场经营科”类似，毕业前可申请“辅导经营创业及改进农场经营资金”贷款，并可在中职毕业后由农会保送进专科。[15]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中等教育在校生中职业学校所占比例曾达到61.64%，但在90年代末滑落到41.15%，农业、农村职业教育下降的幅度更大。2008年5月底统计，全国全日制中等农业职业学校共141所，与2003年比较，减少了93所。中职农业科招生人数下降，如江苏省2009年全省中职种植、养殖类专业毕业生总数已不到1000人，湖北省已只有3所农业中职学校。[16]

黄宗智在《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一文中，曾对农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很多方面与农业职业教育的萎缩有重要关系：

1.过密的劳动投入只能影响单位面积的劳动时间，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和休闲量的增加，不会显著增加亩产量。这一趋势不仅僵化了农业，还将破坏甚至摧毁农村几十年的建设成果。

2.农民工跨地域流动，而不能享受市民的待遇，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变原来的家庭代际关系，疏离原来的农户家庭，也松懈了原来的社区秩序。

3.低报酬的农业普遍地被看作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民工外流城市和小规模经营基础上衍生出农户兼业化，使农户日益失去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特征。父母亲为了追求高报酬而外出打工，失去对其子女进行农业教育投入的激励，更促使青少年蔑视种地、蔑视农村。城市是理想和希望的寄托，农村成为急不可待要离开的地方，父母亲普遍梦寐以求子女考上大学，而考上后又出现就业困难，将影响社会和谐。

“农业细碎化”和大量青年农民选择离开农业，是我国农业职业教育陷入困境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原因。促使农业生产向资本和技术集约方面转变，合理的农地流转则是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农业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富裕而自信的现代农民阶层，这是东亚小规模家庭农场发展的共同经验。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最近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中等农业职业教育正处于由大规模扩招向全面提高质量转变，并已实行对家庭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费，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负担。据教育部2010年3月发布的数据，中等职业教育涉农专业的招生数，2003年是 20万人，2008年增长到29万人，在校生2003年是53万人，2010年已达到65万人。2003年涉农专业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数39000人，2008年达到57000人，在校生2003年是97000人，2008年达到16万人。[17]据中国职教会农村与农业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对全国农业职业院校进行调查统计，截至2008年5月底，现有全日制农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139所，占高职学院总数的6.3%，平均每省4—5所，已形成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8]

中国正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涉及人口约占总量的48%，与30年前城市居民只占总人口的18%相比较，确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据预测，50年后80%的人口将住在城市；按总人口14至15亿计，只有不到3亿左右人口仍留在农业领域，真正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户将只有5000万户左右，其中大部分农户的耕作面积可能达到50亩，“三农”问题将不复存在 （党国英，《三农中国》2006）。农民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更迫切需要提高文化科学素质。宏伟的发展战略，必须建立在人力资源的开发、提升基础上，最终才是城市与乡村空间的历史性发展与互动、融合，它将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石。

[1][3]袁志刚，解栋栋.统筹城乡发展：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本的协调再配置[J].经济学家，2010（8）.

[2]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1.

[4]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162-163.

[5][6][8]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 [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16、8、43-44.

[7]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3.

[9][11]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J].北京：读书，2006（2）：30-37，（3）：72-80.

[10]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4.

[12]黄宗智.中国农业探索将走出怎样独特道路.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2010-02-08.

[13]冯象钦，彭干梓，蒋作斌，袁翠珍，邓武魁，彭酉滨.职业技术教育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探索——关于创办农村家庭经营专业的几个问题[J].教育研究，1989（12）.

[14]彭干梓.培养千百万新型家庭农场主[J].职业教育，1988（3）.

[15]杨士谋，彭干梓.台湾省的农业教育与推广[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55-162.

[16]耿显连.湖北省农业职业教育基本情况调研报告.湖北农业信息网www.hbagri.gov.cn2010-3-22.

[17]全国农业职业教育研究基地工作视窗.农业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2009-6-27.

[18]教育部.我国农业职业教育招生人数实现稳步提升.新闻中心-中国网news.china.com.cn2010-03-03.

彭干梓，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夏金星，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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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518（2011）04－0009－05

责任编辑 韩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