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文化建设的第三种途径:主动创生

2011-03-15 03:30李伟胜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1期

摘要:学校文化建设有三种途径:理性思辨、历史叙事、主动创生。相比之下,第三种途径值得开拓,进而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根本途径。学校文化与学校现实生活的隔阂见证着主动创生学校文化的必要性,文化本身就具有的主体性昭示着主动创生学校文化的可能性,学校教育活动的人为性彰显出第三种途径的可行性,即通过创造性地改进日常教育活动而主动创生学校文化。

关键词:学校文化建设;历史叙事;主动创生

中图分类号:C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1-0091-06收稿日期:2010—09—20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05JD880059)

作者简介:李伟胜,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200062

一、现有困惑说明主动创生

文化之必要

1学校文化建设中的一种困惑:学校文化与学校生活的隔阂

在基础教育发展达到新的阶段时,社会对学校的期待已经从“规范”转向“优质”,需要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影响学校教育的因素也越来越复杂,例如变化迅速的教育思想和政策、多元化的社会思想、课程改革带来的新挑战等。此时,无论是促成优质学校的成功,还是维持学校的正常发展,都让人们将眼光投向学校文化这一重要因素,希望它成为可资利用的一种发展资源;学校文化建设,也就成为许多人在思考学校发展时的一种选择。

但是,随着诸多学校、乃至有些地区以行政方式推进本地学校建设学校文化时,一个让人感到困惑的情形是:学校文化确实被清晰地描述和把握、文化标识别也被精致地描绘(诸如整齐的校训、漂亮的图案、顺口的话语,成套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但它却让人生出一种陌生感、疏远感,乃至于让人常常揣测:师生员工每天经历的真实的学校生活,与这些被描述的学校文化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这印证了历史上曾有的一种情形:仅仅就概念、术语来讨论文化问题,似乎会越说越玄、越来越复杂,而不一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能让当事人把握,

2尝试解困的一种途径:通过“历史叙事”建设学校文化

在不懈的研究中,新的思路正被探索。从文化研究的历史来看,自泰勒于1971年提出“文化”概念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人们曾经围绕各种文化定义及文化分析框架展开争论。萨林斯认为,与其说它们准确揭示了西方的文化事实,不如说只是把文化“抽象”为各种“本质的东西”;后者虽可用来认识、维护或美化现实生活机制及其意义支撑,但同时也遮蔽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现实展开。所以,理论界不应再就那些“陈腐的文化概念争吵不休”,而应正视西方社会的文化现实,在事实中考察文化。他之所以对理论界的文化观念有此“清算”,目的在于重构文化理论探索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批判力量。

有学者已经由此指出,学校师生员工,不一定也选择这种批判旨趣,但可以从上述观点中得到一个启示:不是从文化定义出发,而是“直面自身所处的组织现实,体会组织活动事实中的文化内涵,进而寻求或建构能够用来推动组织活动的精神动力”。后来,随着“企业文化”概念在1980年的提出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人们知道文化可以被描述为价值观、制度、规范、习俗仪式、行为方式等,但它们得以被理解和描述,实际上取决于对企业组织中的活动事实的考察,并用以表达组织成员的精神气质。因此,“已有的文化概念并不能代替组织活动事实中的文化,而只能为如何表达后者提供词语参考”。类似地,学校精神得以被考察、得以被表达为概念化的精神名词、信念、规范、价值观等,也必须立足于学校组织的活动事实。换言之,“如果不清楚学校发展史及其现实,便无法提炼学校精神和建构学校文化。”据此,以回顾学校发展历史为基础的教育叙事便成为立足于学校活动事实、提炼和建构学校文化所需的途径。实际上,这种方式在企业文化建构中已被广泛采用。

若把通过理性思辨来架构学校文化(如区分为学校氛围、管理模式、教师文化、校园文化等层面,又从中细化出更多的文化类型)看作学校文化建设的第一种途径,则关注组织活动事实的“历史叙事”可被看作试图超越前者的建设学校文化的第二种途径。后者的基本做法是:首先,让熟悉学校历史者(最好是创业人员)讲述学校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事件,体会其中蕴涵的精神,从中找出重复率最多的故事,并把它们加工成一个完整的学校故事;其次,让教师学生听整理好的故事,讨论由此得到的感受、体会其中的精神;再次,将前两步骤获得故事和师生感受、也就是叙事结合在一起,提炼出使用率最频繁的、能够代表故事精神的词汇,用以表达学校精神;最后,有学校精神引申出学校的价值观体系、学校宗旨、使命、理念等,并为每一种文化形式提供至少一个学校故事作为解释。

3需要探索的第三种途径:通过“主动创生”建设学校文化

研究者还指出,“历史叙事并不是建构学校文化的唯一途径”,因为还有学校建筑、意识、活动及通过毕业生网络扩大学校的社会声誉与地位等途径。基于此,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探索建设学校文化的第三种主要途径:通过学校教育活动的改进,促进学校文化的主动创生。

在这里,“主动创生”是文化主体(即学校师生员工)主动地采用一种积极的学校发展战略,逐步改进教育活动质量,使之在延续已有文化内涵的同时,更能与时俱进地生成新的文化内涵,从而满足新的教育改革、尤其是新一代人的发展需要。我们之所以选用“主动创生”、而不用“主动创造”,并非忽视后者,而是希望强调一种理性的文化建设的“平常心”,将创新落实到日常教育活动的深层次、整体格局,而不必过分追求一时的创新而过于急切,以免停留于形式主义地造出一些只有宣传效应的表层话语,落人浮躁地建设文化的窠臼。这种“主动创生”学校文化之路,兼有“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它有立意高远的教育理想,追求学校管理和教育活动整体转型,更有看似琐碎、却有着滴水穿石之功力的日常活动的切实改进,从而让每一位学校成员都有创生文化的自主空间。

“主动创生”的途径之所以需要探索,是因为我们看到:诚然,前两种途径各有成就,其中的“历史叙事”途径还能使学校文化不至于“固定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框架之中”,因为“在叙事的视野下,学校文化乃是表现为校长、教师以及学生对于学校故事的不断了解与不断反思”。不过,它们主要是对学校文化中的现成因素进行提炼、描述。在许多学校尚未意识到学校文化之价值、更未主动提炼学校精神和建构学校文化表述体系之时,这些途径可以彰显出学校文化之价值和存在;但是,随着更多学校走上文化建设之路,对学校故事、精神及文化表述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与“反思”,为了进一步推进学校发展,而不满足于对现成因素的提炼和描述,就很有必要结合学校进行的各项教育活动、尤其是其中带有改革性质

的校本研究活动,致力于学校文化的创造与生成。

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故事,尤其是英雄传说,其实都是创造性的典型体现。在描述前人的创举之时,更应重视今天之人、未来之人的创造性,这才是在更高境界上建设文化的根本之道,也是传说前人创举的根本宗旨;否则,难免阿Q式的回忆祖上之嫌。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早在1923年就看到,“我们对文化的真正兴趣在于群体创造文化的方式”,并由此主动提出“文化建设”(culture building)这个命题。相比之下,“主动创生”之路的特征在于:它朝向未来,着眼于文化主体参与创造新的教育活动、致力于学校文化的自觉生成,而前两种途径则朝向过去与当前,关注对现成的教育事实的事后追溯或旁观描述,至于新的教育活动的创生、学校文化在未来的生成和文化主体的主动参与,则未受到足够关注。简单地说,前两种途径关注学校文化的历史“积淀”,第三种途径则关注其当下与未来的“生成”。

显然,理性思辨、历史叙事和主动创生这三种建设学校文化的途径,并非截然相异、更不是相互对立的。事实上,它们应该融合在一起。

二、文化主体性昭示主动

生成文化之可能

“文化世界是一个以人为本体的世界,是一个以人的意向性为动力和指向的世界,是一个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运动方式的世界”。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的存在其实都预设了文化主体的存在这个前提。不过,人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有可能出于不自觉的状态;如果人能自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就可以从文化所具有的主体性的角度,看到主动创生文化、包括学校文化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这种可能性。

1文化的属人性决定着文化通过人的主动创造而产生影响

人们早已看到,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颇似一种“无缝之网”(a seamless web)的文化模式之中,借其进行社会交往,也由此受其指导、规制。在此基础上,可以思考:文化为什么有此影响力?我们的看法是:其一,文化本来就是为人(主体)所创造、生成的,因此,文化的影响力实际上最终来自于人;其二。文化仍在继续为人所主动利用,而不仅仅是让人被动接受影响。

这样的看法,与对文化的一种基本理解实际上是相通的,即“文化被看作是人的生活方式的表现,这种生活方式不再被纯粹地局限于自然环境内,而是一种介入和干预自然环境的方式”。沿着这一思路,既然可借由文化“介入和干预”自然环境,当然也可由此“介入和干预”人文环境——即使这种人文环境已经被公认为一种经典,那也并不意味着它后人只能接受它、而不能参与其新的发展。例如,即使是在进行历史叙事、梳理已有文化时,人们不仅在“描述文化”,而且在“评价文化”、“选择文化”。其中,人们会选择一定立场、采用某些标准。不仅如此,这种立场和标准还可能超越“评价”与“选择”、指向新的“拓展”和“建构”。因为,“文化是人的活动,它从不停止在历史或自然过程所给定的东西上,而是坚持寻求增进、变化和改革。人不是单纯地问事物是怎样的,而是问它应该是怎么的。以这种方式,他能够通过确立超出实际状况的规范(超越性),而突破自然过程中或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确定条件(固定性)。”

将此思考进一步聚焦,这就涉及到人与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个关键问题。从人的角度看,人固然离不开文化这个“无缝之网”,但人也可以有足够的自由度在此“网”中找到自主的生存空间;否则,人何以拥有主体地位、何以配得上享有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即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要。这恐怕就是文化最大创造力与人类进步的关键,文化把人类提高于禽兽之上,并不是由于给人类以其所能有的东西,而是指示给他看其所能奋斗追求的目标。”于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之新人的学校教育,更应关注、拓展和利用人在文化之网中的自主发展空间、即人的发展可能性,满足、发现并提升人的发展需要。

2文化的动态性蕴涵着文化的主动创生之路

荷兰哲学家皮尔森把文化概念拓展为“人对其周围力量施加影响的方式”,这已经转换了考察文化的视角——从历史积淀的角度转向人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角度。据此,他认为,“‘文化这个术语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词。……文化的一个方面是传统,即所有物和规则的传递,然而这种传统是包含在人的活动的变化之中的,是包含在现存文化形式所体现的无数变化和发展的可能性之中的。”因此,他主张“在考察文化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已完成的事态,一个现状,而是把它作为现代文化构成其一个阶段的历史过程。”动态的、作为过程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显现”。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都处于(或者说被包含于)人的活动之中;或者说,人的活动贯穿于文化的一切现象之中。由此看到的文化之动态过程,即使不是“现在时”的过程,也是“过去时”的或者“将来时”的。所以,可以把各种文化现象称为“活动”过程的“展现”或“凝结”。

据此看来,学校文化可被视作由以往的“文化活动”创造的成果,更应被看作内蕴于今天和未来的“文化活动”之中、并得以不断体现和更新的成果,即具有开放的生成空间的可能成果、而非固定封闭的现成成果。在这一方面,“历史叙事”对学校“组织活动事实”的关注确实有超越前人之处,但我们不必停留于此;沿着这一超越的方向,可以进一步推进的是:不仅记述和传播“昨天”或“今天”的故事,而且创造新的“组织活动事实”,即用主动创生的方式、开发“尚待开创的事态”、将其转化为实现新理想的新现实,创造出“今天”的故事、策划着“明天”的伟业。这就是在教育改革之中,用新的教育思想来创造性地改进每天进行的活动,包括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班级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等。

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各种具体的教育活动及其改进历程,构成了昨天、今天的历史故事,也创造着今天和明天的新文化;在回顾过去时所感悟到的文化积淀,其实正是站在“过去”和“今天”展望当时的“未来”而出现的主动创造与文化生成。若无这种主动创造的教育活动,则无论历史故事多么丰富、浪漫、辉煌、富有传奇色彩,都将减损文化意义;因为,没有文化主体的主动创造,这些故事难以体现人之为人的尊严,更难以被当作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作品。

三、教育人为性彰显主动

生成文化之可行

相比于其他途径,学校文化的主动创生之路不仅关注对学校精神因素的揭示、反思和提炼,更关注其自主敞现、并在学校成员积极创造的教育活动中得以不断创生。如此主动创生学校文化的途径之所以可行,就在于学校教育活动属于承载着人之理想、体现人的专业智慧的人为活动。对此,可从如下三方面来理解。

1教育活动之人为特征开启了主动创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