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的边际
----精神分裂的话语分析

○蔡志诚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书写的历险延异语言与语言的搏斗，断裂的决然姿态启动先锋小说不懈的挑战。未来的降临既是存在主义时间颜面的刷新，又是后现代新空间形式的递嬗和变异。90年代以后，格非的城市书写似乎在虚实之间寻找叙事变焦的焦距。这一叙事焦距的调整，实际上沿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对都市个体精神世界的探测与分析，它体现在《蚌壳》《傻瓜的诗篇》《镶嵌》等一批具有精神分析话语色彩的中篇里；二是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存在勘探与话语测绘，它由《沉默》《苏醒》等一系列短篇与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组成。这两个系列构成格非城市书写地图的纵横经纬。

《蚌壳》是格非小说进入精神分析话语的肇始之作，但它仍然延续那种如真似幻的迷宫叙事风格。话语侦探延续了罗布·格里耶式的审智叙述，戏仿的侦探叙事暗含结构性反讽的意味。法国新小说主将罗布·格里耶的理论化视域显然来自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的物化叙事，但另一被遮蔽的维度——福柯的审智话语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窥视与凝视，视觉的监视与惩罚，从博尔赫斯繁殖的镜子到罗布·格里耶《一座幽灵城的拓扑学》中繁殖的牢房，福柯的理论景观投射在罗布众多新小说文本上，生成并建构形式化的意义机制。当代先锋小说延续了法国新小说虚构理论化的语言历险，余华的《河边的错误》，以局外人冷峻的语调戏讽疯子杀人，警察陷入逻辑“军规”的圈套而变疯的他者话语探询，差异与重复的多向度叙述以螺旋式悖论延展非逻辑的偶然无常。《往事与惩罚》的时间酷刑叙事隐喻，既瓦解了时间逻辑，又以碎片化零散主体的话语踪迹解构宏大叙事的历史主体。

格非的审智叙述推进了福柯性话语的叙事追踪，《蚌壳》以性符码与死亡追辑的表征意指演绎了不在场的诡异踪迹。叙述者“我”在幻觉和臆想中进行似是而非的多重叙述，由于格非故意隐去臆想幻境与现实场景之间的差别，叙事中没有相应的提示和交代，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到后面又转换成第三人称叙述者马那，小说呈现出多元交错恍惚迷离的镜像碎片，它更像一位精神臆想症患者的临床诊断记录，凌乱的言语碎片拼凑出一幅精神病理图。当然，如果从小说结尾处进行叙述慢镜头回放，再重新予以叙事时序的还原，还是可以大致梳理出叙事的脉络：“我”在蝙蝠大街私人诊所接受一名著名的神经科大夫问诊，走出诊所时与以前熟识的一个姑娘小羊邂逅相遇；“我”和小羊偷情后，先是引发对犯了相同错误的父亲的童年回忆，接着又产生对妻子不贞的臆想：妻子在同样那家私人诊所与医生在病床上疯狂做爱；死亡恐惧又接踵而至，“我”梦见妻子在浴缸里放毒蛇杀害“我”，这时叙述者转换成第三人称马那，因为死亡情景和警察验尸的叙述显然不能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承担，但警察验尸报告却说马那在死前感染了梅毒，梅毒是从G省的一个妓女那里感染的：最后“我”又回到那家私人诊所，医生告诉“我”患了眼下颇为流行的臆想症，病人常常会出现死亡和性的幻觉。这里，格非依然设置了叙事上的“空缺”——“我”的臆想是进入私人诊所后开始的，还是与小羊偷情后开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否就是第三人称人物角色马那的符号分身术的共谋？“我”和马那分别叙述了同一场景里发生的事，同样是在蝙蝠大街，但“我”邂逅的是以前熟识的小羊，而马那相遇的却是来自G省的一个妓女。显然，格非在多重叙述中设置了“空缺”，使重复叙述在差异性游戏中推进。

空缺和重复的叙述策略并非《蚌壳》的重心，它们只是进入精神臆想症患者意识图景的一种叙述手法，小说实际上是围绕另一个核心意象——蚌壳——的性话语指符展开叙述的。“我”和小羊偷情后，追忆起童年父亲潜到水里摸河蚌的情景：父亲边摸河蚌边和岸上一位高大健壮的女人调情，他们当“我”不懂那号事，在暴雨中躲进芦苇丛里“象墨鸭一样翻腾”，那个女人的叫声被雨水淹没了。随后不久，父亲因为摸到的一木盆河蚌都是盛满污泥的死蚌，就吊死在羊圈里。这个源自童年的原始场景成为“我”精神史记忆中的一个黑点，它不时地闪现出来，由一个黑点逐渐扩散成精神上的黑洞。“小羊”、“墨鸦”、“死蚌”、“羊圈”撒出性符码的词语印迹， 蚌壳在语言习俗里与性的隐秘联系，已外显解除精神分析的深度模式，延异压抑祛魅之后的性话语表征意指实践，父亲又因死蚌而自杀，对叙述者“我”来讲，蚌壳就成为性和死亡的隐喻指符。《蚌壳》里有不少场景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对话，格非似乎有意颠倒医生/患者的位置，来营造反讽的差异性语境。作为臆症患者的“我”叙述起病症来旁征博引弗洛伊德的学说，恰似精通专业的医生，而著名的神经科兼内科医生则与常人无异，他只关注一些表象，譬如说陌生人的一次奇怪的眼神，病人与妻子的争吵，甚至梦境中出现下雪的场景。医生反而对“我”的学理化陈述不耐烦：

“我知道你读过很多弗洛伊德的书，”医生说，“我不否认你刚才讲述的那个蚌壳故事对治疗你的疾病具有一定的价值。据我所知，童年的记忆对一位步入成年的人的精神疾病的诱发并不象弗氏所吹嘘的那样神乎其神。事实上，弗氏如果懂一点中医的话就不会那样狂妄。我想一切事物的真谛只存在于它的表面，正如一切生命都活跃于肌肤是一样的道理。”

在这番具有反讽意味的医生诊断话语里，格非运用了自我否定式的悖论性陈述：弗洛伊德如果懂中医，以及“一切事物的真谛只存在于它的表面”。中医的望闻问切如何延异后弗洛伊德的表象症候学？这显然更像是知识臆症患者的病体语言，但却出自著名的医学专家之口，正如布鲁克斯对反讽下的定义：反讽是一个陈述语对语境的歪曲。[1]376-379在医生/患者的疗治语境里，反讽不仅形成某种“白色幽默”效果，而且是对这一主体/他者、理性/疯癫的疗治结构的一种颠覆，精神疾病在这一颠倒的结构中异化成存在的症候学隐喻，医生与病人一起生产出有关“精神病”的知识来，他们的位置甚至可以互换。作为他者的精神病人正是作为主体的精神病医生的自我映射，反之亦然，这不禁让人想起帕斯卡尔的箴言：“人类必然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蚌壳》一方面在医生与病人的临床对话中设置反讽的情境，另一方面又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对医院的空间场景进行透视，小说中有一个很有力量的细节，作为臆想症患者的“我”在深夜里凝视诊所，发现了医院的内在隐秘：

诊所里异常宁静。靠墙放着一张装有四个橡皮轮子的单人床，在我和医生之间的桌上，有一盆塑料花，在塑料花的阴影之下，诊所里的一切仿佛都感染了塑料的性质：桌子、墙壁、吊灯，人……

静立在“我”和医生之间桌上的那盆塑料花，成为这个视觉场景的中心意象。“在塑料花的阴影之下，诊所里的一切仿佛都感染了塑料的性质”，表面上看这是臆症患者的病态目光，但在“我”和医生对视的视觉空间里，“塑料花”这一意象成为医生——“疾病”——患者之间的中介物，这一插入医生/患者二元结构内的中介意象，成为关于“精神疾病”的隐喻和生产的一种象征。在医生诊治的“科学”视线里，精神病患者就象那盆塑料花——人被感染了塑料的性质，在塑料花的阴影之下，连人也具有塑料性；与之相应的，是有关精神病的知识“生产”出精神病患者来，就像塑料花的阴影照射出“塑料人”。格非在这里又对医生/患者的位置进行颠倒错置，臆症患者的病态目光反而能洞察出病的隐喻和生产，与其说它是病态的幻觉，不如说它是类似X光透视的医诊视线，它穿透了医院的空间表象，揭示出临床医学被遮蔽的存在隐秘。这一意义上，病的隐喻和生产就转换成更为严峻的审智叩问：是本身有病的知识生产出精神病患者来，还是患了病的人类精神世界生产出有病的知识来？身体微观权力政治的智性叩问，艰难而又尖锐地指向“病”的症候学诊断机制。

《傻瓜的诗篇》是对这一审智叩问的叙事回应，它是格非精神分析系列中的重要作品。“人类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小说中的主人公，精神病医生杜预时常这样问自己。这句话在90年代现实境遇中，常常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仰望文字星空时发出的天问，事实上，它也是格非的书写动力。格非试图展示人类精神生活中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差异和共通之处，揭示现实境遇中的种种困境如何一步步把人逼进精神危机和崩溃的边缘，《傻瓜的诗篇》对都市精神世界的探寻，不仅刻绘出一幅90年代的个体微观精神图景，而且是对存在的后哲学福柯德里达式文学话语的延异勘探。美国后现代作家巴塞尔姆为批评现代派而写的小说化论文《亡父》，探索理论性叙事的表征与能指游戏之间滑动穿越的书写实验，小说与理论重叠的后现代镜像话语为审智叙述提供强劲的冲击力。

小说的空间背景设置在南方的一所精神病医院里，它位于城乡结合地带，有葱郁的树林与连绵的麦田。与《蚌壳》中那所坐落于蝙蝠大街带有分虚幻色彩的诊所相比，《傻瓜的诗篇》的故事场景更具写实意味，人物形象也清晰起来，两位主人公——精神病医生杜预和精神病患者莉莉——还不乏性格和心理深度。这是格非90年代创作的一种叙事调整，在虚实之间寻找叙述的支点，但还不足于视作叙事转型或回归现实的例证。场景与人物往写实方向移动，因为精神病患者的世界本身是一片云遮雾罩的神秘之地，以实来写虚的叙事调焦才能烛照这一隐秘的精神角落。从叙事结构来看，《傻瓜的诗篇》依然延续《蚌壳》的形式内核，小说对医生与病人的二元结构进行错位倒置，在被颠覆的结构裂缝中探窥精神的隐秘与存在的真相，小说的叙事过程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一位精神病医生对一位精神病人实施治疗，结果病人康复出院而医生却成了病人。杜预和莉莉这两位主要人物分别处于医生/患者这一二元结构的两极，一极是所谓正常人的理性的“现实”世界，一极是精神病人的非理性的疯癫世界，这是一种被结构出来的象征秩序，也是一个被结构出来的有序世界，但这两极并非是恒定的，它在某个危机时刻的逆转不仅摧毁了那个貌似稳定的结构，而且还原出存在的本真。格非的叙事显然聚焦于这样的危机时刻——“所谓正常人的世界与疯子的住所仅有一步之遥，也许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或结果，甚至两者之间本来没有太大的分别。”在理性与疯癫的这一步之遥内，小说在测量出个体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的同时，又验证了人的脆弱，即便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但思想本身也有可能将人压扁，理性本身也会导致疯癫。

为了使这样的危机时刻，这种结构内部两极之间的逆转显得真实可信，而非突兀巧合，格非启用了不少写实手法。除了精心营造与现实相符的场景、氛围外，在人物的心理背景上也做了充足的交代。小说对杜预与莉莉的个人身体史进行谱系学式的追踪描绘，在步步推进的叙事进程中完成医生和病人的换位逆转。医科大学生杜预在临毕业之际，忽然有一个重大的发现——“精神病是可以互相‘传染’的，其传染速度要比任何一种时疫的流行都要快得多”，他在恐惧之余对精神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小说叙事的缘起，它意味着杜预在心理上已经有了一个先在的强烈的自我暗示。大学生莉莉被送进精神病院，杜预在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童年，甚至觉得与她似曾相识。乍看起来，莉莉是一位与常人没有多大区别的漂亮姑娘，精神病人应有的症兆几乎难以找到，连护士强行给她换衣服的时候，她还知道用双手掩住裸露的双乳，但这位懂得羞耻还酷爱写诗的精神病人，内心深处却缠绕着令人窒息的梦魇，童年记忆中的黑狗之死、父亲之死、中年民警的性骚扰等阴影一直盘绕不散。杜预在治疗过程中，并没有将莉莉当作是病人，他们在持续不断的对话中似乎还达成了默契的沟通，但精神病医生与精神病人的界限开始模糊的时候，错位和转换的力量也在积蓄。莉莉的梦魇追忆不断唤醒杜预的童年记忆：他的母亲就是患精神病跳楼自杀的，而他的父亲又曾经是一个诗人——“诗歌”和“诗人”在这篇小说中具有特殊的语义，它们所设定的话语轨道与语境氛围，同精神病院和精神分裂症有某种隐喻和相通的关系——而且父亲的死与少年杜预还有直接的关系，是由于杜预年少无知的“出卖”致使父亲被抓住了罪证并惨死，这等于少年杜预充当了“间接弑父”的凶手，这一惨痛的记忆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随时都会发作的创伤。

这时，医生/病人的二元结构开始松动，作为功能性角色的“医生”和“病人”，其外在表征的符码逐渐被剥落，还原到“人”这个原型书写场景里，尽管小说叙事提供了两位人物相近的童年体验来为转换作铺垫，但实际上这只是叙述的表层，其更深一层的意涵显然指向：“医生”与“病人”这两个符码背后的“人”。从人的存在境遇来看，精神病医生与精神病患者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而是相邻的个体。陀斯妥也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紧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医生杜预在病人莉莉身上发现另一个自我，与疯癫相邻的自我，这个被压抑的“本我”一方面潜伏在童年梦魇里，另一方面又转换为蠢动的欲望。在治疗的过程中，杜预的内心出现两个分裂的自我，作为精神病医生的理性自我逐渐被另一个疯癫的自我取代，他的耳边一次次传来了那古老的声音：“不再犹豫，瞅准机会干他一家伙”。这种悠远而颤栗的声音不断在耳边想起，欲望的怪兽即将冲破理性的囚笼。性和欲望摧毁了医生/病人、理性/疯癫的二元结构，对立的两极完成了大逆转，杜预与病人莉莉发生性关系后，莉莉逐渐康复，而杜预则在个体焦虑和精神病医院的压抑氛围中走向崩溃。当他被当作精神病人送上电疗床时说：“现在，我终于正常了”。那个一度被摧毁的二元结构以颠倒的形式重新启动，换位后的精神病人杜预只能以异化的身份验证疯癫的普遍性。

如果说欲望是引发理性和疯癫换位逆转的导火线，那么语言则是理性/疯癫结构的生成机制。《傻瓜的诗篇》将关于疯癫的思考深入到语言内部结构，具体说是理性语言与疯癫语言的对立冲突，正如福柯揭示的：“语言是疯癫的首要的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结构形式。疯癫借以明确表达自身性质的所有演变都基于语言”。[2]2-3小说的叙述话语颇象一篇精神分析的研究报告，还不乏理论探索的意味，它是一种精神分析医生诊断话语，而以病体语言出现的精神病话语则是莉莉的诗歌语言——傻瓜的诗篇，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张力既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又深刻地揭示出疯癫的生成结构。小说中有大量的文字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叙事征引，它以一种学理性的论文体语言出现，甚至带上了浓厚的“研究”色彩，冷峻客观而又理性谨严：

在杜预看来，精神病人是惟一的一种没有任何痛苦的病人(这使他即羡慕又恐惧)，治疗的过程往往使效果适得其反。那些行将被治愈的病人一旦意识到自己刚刚被人从精神错乱中拯救出来，大凡会产生出自卑、羞耻乃至厌世的情绪，很多人为此走上了轻生的道路。如果治疗的目的仅仅在于使病人重返正常人的世界，那么将精神病人送上电疗床，通过强大的电流对他们的神经中枢进行彻底的摧毁的确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

只有当物理学或天文学上的某个发现——如哥白尼的发现——被再次转化并通过其言外之意，而不是通过原先的已经确立的事实，即在神学和伦理学上引起论争的某件事而转化时，这一发现才能影响人类行为的进程。……精神分析学不可能一直限于抽象的推理，而它也不希望这样。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的奇特性不久就被揭示出来，并且受到了谴责。据说，精神分析学家以拯救生命，但实际上却毁灭了一些生命。病人往往会爱上精神分析学家。

上面这两段文字，从叙事语句来看是书面体的自由间接引语，“在杜预看来”这一提示语表明这是精神病医生的一种思维话语，它清晰理性，推理论证谨严有序。这是理性的语言，医学诊断的语言，精神分析学的语言，作为审核验证疯癫的“科学”话语，它在精神病院这一特定语境里成为权力意志的表征，与之相反的是精神病人莉莉的诗歌语言：

哦，傻瓜

我高贵的国王

让你巨大的泪水盖在我的身上

我愿在你的泪水中痛苦地死去

我奇怪这溶溶的春季

为何突现隆冬的景象

你死在四月的窗口

死于积雪一般绵延的阳光之中

如果我死了，我一无所失

哦，傻瓜

你的死，却带走了整整一个未来

这是莉莉在精神分裂之后写的“傻瓜的诗篇”，在科学理性的精神分析诊断话语系统里，它被判定为逻辑混乱、想象古怪的精神分裂式呓语。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被理性判定为“疯癫”的诗歌语言却具有颠覆性。它先是征服了离过三次婚的老女人董主任，这位严谨刻板的精神病大夫对莉莉的诗篇“爱不释手”，时常读得“老泪纵横”，继而又让医生杜预陷入欲念的囚笼。杜预试图对这一“病体语言”进行分析求证，他甚至对诗歌中一再出现的“傻瓜”一词念念不忘——傻瓜是谁？这个问题成为杜预临床治疗最关心的问题，他一直想从莉莉的回忆碎片里寻找傻瓜的蛛丝马迹：它可能是一条狗，也可能是中年民警、莉莉的父亲、或者她的情人。医生杜预的求真意志显然遭到重挫，他对“傻瓜“的解读更像是一场内心的围困，他从莉莉的只言片语里拼贴出来的傻瓜形象，其实隐含着自我深处的种种欲念，“傻瓜”常被他解读成某位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情敌，这场在阴影中寻找阴影的理性分析最终击溃了杜预并不脆弱的神经。小说中两种语言的搏斗，事实上也是疯癫与理性的搏斗，但被理性语言结构出来的他者——疯癫呓语，也是被排斥游移于结构中心之外的非理性话语，却反过来促成了结构的瓦解。跨过同音异义的主体符号的衍射光栅之后，诗意的抒情话语不过是与疯狂共谋的符码化主体，在虚构语言内进行的疯癫边际角逐，“杜预”的文字语义裂变的双重书写代码，暗示与疯狂决裂的语言其实更黏附于疯狂之本质也更受制于疯狂的召唤。对现代主义荒原的戏仿符码以文体反讽的后现代书写移置解构知识空间的权力法则，这一意义上，《傻瓜的诗篇》即获得了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意义，它几乎成了福柯经典著作《疯癫与文明》的文学演绎。

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它是理性对非理性进行排斥、区隔的历史产物。 “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的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共同的语言根本不存在，或者说不再有共同的语言。18世纪末，疯癫被确认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的句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精神病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它仅仅是基于这种沉默才建立起来的。”[2]2-3理性与非理性对话的破裂，使疯癫成为沉默的历史他者，这成为现代分裂自我的精神史起源。格非在小说中借杜预的一番医学史思考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人类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杜预时常这样问自己。他通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得知，在不很遥远的过去，人类精神上的疾病通常是歇斯底里症。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为这类病症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对于这类病人，只要通过短期的疗养即可康复(福楼拜所开的药方是：给病人放点血)。它是由于某种悲剧性的事件而引起的。而在二十世纪，人类的精神病更多的是精神分裂，它显然是源于无法说明又排解不开的焦虑。

杜预心想，如果自己有一天得了精神病，那么，上述两种病症都会兼而有之。

臆症、疯癫、歇斯底里症都是精神疾病的别称，事实上它们是现代文明自我异化的产物，是罢黜非理性他者独尊工具理性的产物。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与疯癫的争执是一种戏剧性辩论，其中人所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中的各种神秘力量；疯癫体验被各种意象笼罩着：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秘。”疯癫一度作为尼采式的“酒神精神”与诗歌、神灵、幻觉和原始野性分享非理性的神秘体验，但在理性法庭的强制性判决下它逐渐沦为人类异己性“非人”体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揭示出现代“文明”史上疯癫被异化的过程。而格非笔下的精神病医生杜预，在研究疗治“疯癫”的过程中也被异化成疯癫，杜预曾经清醒而理性地察觉到人类自身的命运：“在二十世纪，人类的精神病更多的是精神分裂，它显然是源于无法说明又排解不开的焦虑。”但这一发现却无法改变他的悲剧性命运，“杜预”这一宿命的符咒是否意味着人类难以治愈自身酿造的精神悲剧？这实际上是现代人存在境遇上的悲剧性命运，一个破碎分裂的时代注定要产生精神分裂的个体，它几乎成了后现代都市时代的创伤性体验。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曾发出后主体时代个体命运的悲剧性吁告：“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这种知识对疯癫已了如指掌，因而熟视无睹。但是，从一种体验到另一种体验的转变，却由一个没有意象、没有正面人物的世界在一种宁静的透明状态中完成的。这种宁静的透明状态作为一种无声的机制，一种不加评注的行动，一种当下的知识，揭示了一个庞大静止的结构，这个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2]91《傻瓜的诗篇》也许是这一吁告的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注脚， 格非在小说里引用德国精神病权威人士皮尔斯博士的一句话：在精神病的治疗上，病人要比任何一位学识渊博的医生都来得高明，有时，他们会自己找到精神复原的道路。这意味着，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里，现代人的救赎之路，只能靠个体自身擎起智慧的火把走出精神的裂谷。

与福柯截然不同，德里达认为危机中的理性比疯癫更疯狂——因为理性是非意义，是忘却——在这个危机中疯狂比理性更合理，因为它更接近理性的源泉，无论其如何沉默或喃喃自语。德里达试图让疯癫在被精神病学压碎之前，在其仍有活力的状态下为它自己言说。从德里达视角来看，福柯在理性辖域之内发动的理性革命仍然是逻格斯中心的，脱域化的疯癫话语正是理性危机与世间所说的疯狂危机的奇异共谋。“危机或忘却也许并非事故而是会说话之哲学的命运，因为她只能在禁闭的疯狂中求生存，而且假如新的言语不在解放旧疯狂的每一刻将疯狂禁闭于自身，禁闭于其当场，使之成为即日疯子的话，作为思想它会在一种更糟的暴力下死亡。”[3]100-101有限理性的思维统治只能够建立在多少伪装过的对我们自身的疯狂的禁闭之上，在对一个永远只能相对于作为父亲、主人和国王的逻格斯而言的疯子的禁闭、羞辱、囚锁与嘲弄之上，疯癫行使着疯癫的书写权力。德里达将语言看作是无序和不稳定的，不同的语境赋予词语差异的意义，疯癫的逃逸路线延异作为“游戏”而敞开的书写，那个囚禁非理性的话语牢笼执行逻格斯的庇护和监禁，如果对疯狂持一种更自由的尺度以求更接近它的话，与它的断裂反而更彻底：彻底到它的间隔如乔伊斯所言犹如“一张透明的纸”，即成了它自身，因为这个透明度不是别的，正是语言，意义，可能性和一种使一切中立化的“无物”的基本辨识力。[3]89从言词解放出来，从文本的专制能指逃逸出来，疯疯癫癫的“疯狂”揭穿逻格斯父法的知识权威，去中心化的解构性反讽游戏使后现代精神分裂更像是一场话语裂变的边际突围。

格非在《蚌壳》里借警察的描述，对都市精神疾病的蔓延作了这样的描述：“对一个人是否患有神经病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界定了。我们这个城市的神经病发病率比1956年整整提高了六倍。”疯癫与异化、精神分裂与无法排解的焦虑，事实上已成为后现代性的都市症候学。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指出，话语裂变的精神分裂患者，是挣脱俄狄浦斯牢笼胜过父法、自由游牧的“欲望革命”者：“一个外出散步的精神分裂者强于躺在分析学者躺椅上的精神病患者——他混杂了所有代码，是译解欲望之流的传达人。”解构压制性符码 ——俄狄浦斯，那个“专制的能指”的父法已踉踉跄跄退出后现代的书写表演舞台，“ 精神分裂之流是反对语法暴力，对能指的合谋一致的破坏，川流不息的非理性之流，返回来困扰一切关系的呼喊。”[4]133后现代主义是指符和意符的分离和意符的消失，句法和时间性的组织完全消失了，只剩下纯粹的指符。《蚌壳》与《傻瓜的诗篇》以双重指符重写并铭刻了精神分裂式的零散化主体，符号链断裂之后反讽与断片播撒瞬间的感觉涌流，延异了个体面对这个世界碎片化的图景：“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不完全的客体的时代，砖块已经粉碎成碎片和残余的砖块。”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理性化的宏大叙事，辖域化的语言囚笼，不过是塌毁的精神殿宇播撒出灰烬低语的崩溃投影，德勒兹与瓜塔里以裂变分析加速了解构疯癫的进程：“破坏，破坏。裂变分析是通过破坏来实现的——对无意识的全面清洗，一次彻底的刮除手术。破坏俄狄浦斯，这是自我的幻像、超我的傀儡、罪恶、法律、阉割”[4]311。另一位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后现代祭司举起“忘记福柯”的告示牌，疯癫的边际播撒词语亡灵的后现代之后的文化迁徙。在一个仿真与拟像不断复制失去本源的原型书写，差异与游戏加速象征符码交换与死亡的后现代时空里，下半身写作早已策反消费快感遁逸于话语狂欢的身体迷宫之中，重读《蚌壳》与《傻瓜的诗篇》先锋文本，记忆与幽灵又一次书写了语言的历险。

参考文献：

[1] [美]克利安斯·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M]∥赵毅衡.新批评文集.袁可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2] [法]米歇尔·福科．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3] [法]雅克·德里达.我思与疯狂史[M]∥书写与差异：下册.张 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4] 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 L’Anti-Oedipe[M].Paris :Editions de Minuit,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