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和解与诗学对话
----论印尼文、华文双语诗集《印度尼西亚的轰鸣》

○陈旋波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

《印度尼西亚的轰鸣》是一部印尼文、华文双语诗集，出版于2000年3月，由印尼Ahmadun Yosi Herfanda 、Wowok Hesti Prabowo、袁霓、茜茜丽亚、陈冬龙等诗人共同编选而成。诗集共选取印尼原住民和华人诗人各50家，收录诗歌一百首。这部双语诗集在形式上最大的特色是印尼文和华文双语对译并置，印尼原住民的诗歌译成华文，华文诗歌译成印尼文，两种语言的诗歌共同构成了“印度尼西亚的轰鸣”。《印度尼西亚的轰鸣》的出版无疑是印尼华文文学的重大事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印尼政府华人政策的调整改革，遭禁30多年的印尼华文文学逐渐走向复苏，印尼华文文学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时期。作为印尼华文文学复苏的产物，《印度尼西亚的轰鸣》以双语诗集的方式，体现了印尼种族和解的深刻变化，也是印尼和华文两种语言的诗歌进行诗学对话和文化互文的独特文本。

历史反思与种族和解

由于荷兰殖民者长期以来反动的民族政策和挑拨离间，历史上印尼华人曾经遭受了严重的种族迫害。印尼独立后政府当局的沙文主义和对华侨社会的偏见，加上西方国家的插手和破坏，20世纪50-70年代印尼排华浪潮此起彼伏，最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反华运动和种族骚乱，1998年5月发生的主要针对华人社会的暴乱是印尼长期排华的恶果。《印度尼西亚的轰鸣》所选取的那些印尼文原住民诗歌不可回避地涉及最为敏感的种族问题。对1998年5月暴乱的反思是种族和解的基础，作为具有人道主义信仰的印尼原住民诗人，只有从根源上深刻地反省那场发生在20世纪末的种族暴乱，才能真正具有与华族和解的资格，才能真正实现诗学的对话。达纳尔多的《印度尼西亚在呼救》这首作于1998年6月的长诗仿佛令人置身于那种恐怖的暴乱现场，它带着一种令人特别惊悚不安的情绪，以近乎荒诞的笔调叙说了暴民的烧杀抢掠，“人们”(orang-orang)“破坏一切属于建设性的东西，也包括精神建设”，而饥饿无助的“人民”(rakyat)“在哭泣，在尖叫，在呼喊”，甚至啃吃着那被群氓推倒的象征着团结的民族纪念碑。诗人显然对那场种族暴乱痛心疾首，这首诗有着激愤的控诉与沉痛的哀伤，也蕴含着某种带有罪感的深切的痛省。纳囊·苏尔亚狄《尖叫的女人》塑造了一个见证了暴行的母亲，她呼唤正义的神道，发出痛彻心扉的呐喊：“我的孩子们，你们都是兄弟，你们都是兄弟啊！为什么你到处燃播憎恶与仇恨？”莫汀科·普瑟同样题材的诗作《林兴娘的传说》则将反省的触角延伸到印尼种族冲突的历史深处。“红溪惨案”是印尼华侨华人永远的梦魇，至今仍成为印尼华人世界挥之不去的种族历史记忆。1740年10月，荷兰殖民当局在爪哇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近万名华侨的事件。因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是肇事地点之一，故称为红溪惨案，这也是发生在印尼最早的排华事件。“红溪惨案”的历史记忆和诠释成为印尼族群文化叙述的关键性话语，是否能对印尼华人悲情的深切同情无疑考验了印尼主流知识分子的良知，同时也关涉了能否真诚地反省1998年的种族暴乱，这些必然成为印尼种族和解的基础。林兴娘这一个华人洗衣匠“美丽而端庄的女儿”，在1740年的“红溪惨案”中被残忍杀害，面对着惨绝人寰的1998年种族暴乱，诗人从历史的感兴中愤然而起：“林兴娘，我以为你已沉尸/河底/没想到两百五十年后/你竟又在一九九八年的五月中旬出现/城区“草埔”房子遭烧毁的林兴娘/如今，暴行又在同样的地区/同一条芝里翁河里发生。”这里不但有对种族暴乱的谴责，更饱含了对印尼排华历史的深沉反思。历史在重演，而诗人莫汀科·普瑟发出了真诚的痛省：“噢，林兴娘/我不知道该如何/忘记你！”至此，我们看到印尼原住民诗人的正义感和社会良知，尤其是他们从印尼排华历史省思中生发出来的那种种族和解的真诚愿望。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把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直接暴力”即肉体折磨，“结构性暴力”是“剥削、渗透、分裂和排斥”，而“文化暴力”乃是指文化中那些能被用来为直接性的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在这里,文化包括宗教、艺术、经验科学和形式科学(逻辑、数学)等等一系列“象征领域”[1]291-305。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后，印尼进入民主宪政时代，包括诗人在内的印尼主流知识分子对“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的批判必然也蕴含着对“文化暴力”的拒斥，从而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一种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

作为很早就移居印尼的居民，华人胼手胝足，与原住民一道为印尼的开发和建设做出巨大贡献，长期以来和印尼原住民和睦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然而，华人与印尼历代统治者以及后来的殖民者，无论是荷兰人、日本人，又不断发生着纠葛、屈从与融合，常常逃脱不了被排斥、欺压和掠夺的命运。印尼华人经历了从1740年的“红溪惨案”，到1965年排华浪潮，直至1998年种族暴乱的悲壮历史。因此，近年的印尼华文文学常常诉诸悲情书写方式，不断表达华族受难的哀伤，《印度尼西亚的轰鸣》也有不少这样的诗篇，如凡夫的《向凶虎挑战》、明芳的《鲜血，流在烈士的胸膛上》都将那场种族暴乱置于政治与道德审判之下，抒写着华人的历史积郁和现实哀痛。不过，在《印度尼西亚的轰鸣》里，印华诗人并没有一味宣泄族群的历史悲情，而是以一种乐观开阔的胸襟迎接种族宽容和解的愿景，对于印尼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他们饱含深情地歌唱，更表达了种族和睦的祈愿。这部诗集大量华文作品抒发了对印度尼西亚土地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如刘昶《山城夜笛》、林万里《班顿六首》、柔密欧·郑《椰加达掌故诗》、燕雁飞《走过的日子》、杨戴荣《万隆颂》、雨村《水是故乡甜》、郑春盛《西爪哇风景线》等等。与阿马敦·约西·赫尔凡达《印度尼西亚的轰鸣》同样的情怀，华裔诗人陈宁的《华裔之歌》和陈冬龙的《风雨同舟》倾诉了对印度尼西亚的热爱，宣叙族群之间的和睦团结：“这里就是我的祖国印尼/喂我长大的是印尼大米/最爱的是辣椒、椰浆、咖啡/我忘掉了一年还有四季/我爱这善良劳苦的人民/我爱这阳光灿烂的土地/孤儿扎下根，有了大家庭/各族人民永远是我兄弟。”(陈宁《华裔之歌》)“一切都是苍天的安排/我们生在同一个国度/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同呼吸共命运/像兄弟姐妹般/虽然肤色/文化背景不同/信仰各异/我们都应和睦共处。”(陈冬龙《风雨同舟》)意如香的《团结·和睦》最终揭示了印尼族群历史反思之沉痛：“不团结的族群/因为根扎不深/常被当成/代罪羔羊。”尽管印尼华族的历史创伤没有愈合，但在印尼华文教育解冻、种族和解的新形势下，坦然面对历史真相，共同化解抚平显然也是印尼这些华文诗歌题中应有之义。华文诗人以受难者代言，对印尼华人的境遇更多的诉诸理性，使民族的创伤记忆转化成为推动真正的种族和谐的历史经验。事实上，新世纪的印尼华文文学超越了“伤痕”的界限，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民族宽容精神，这种态度对于印尼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的和解至关重要。英国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倡导“自由民族主义”，这在印尼华人诗人那里具有了鲜明的注解。

诗学的对话与互文性

印度尼西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创造了爪哇和马来古典文学，20世纪出现的鲁斯丹·埃芬迪是印尼现代最重要的诗人。印尼华人写作包括印尼文学和华文文学，其中华文文学经历了从华侨文学到华文文学的转变，随着华人的落地生根，诚如沙巴迪·左科·达摩诺在《印度尼西亚的轰鸣》诗集序言所言，华文文学已成为印度尼西亚国家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印尼漫长的排华历史上，华文成为“文化暴力”的牺牲品而被完全禁绝，更遑论印尼华文文学的存在了。1999年10月印尼瓦希德总统执政后颁布了一系列解除华文的禁令，从而使华文文学获得了新生。2000年双语诗集《印度尼西亚的轰鸣》的出版无论对于印尼国家文学还是华文文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一方面华人的民族语言终于恢复了存在的合法性，华文文学被纳入印尼国家文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华文诗人与印尼原住民诗人获得了平等对话的权利，构筑了华文诗歌与印尼文诗歌在种族、语言、艺术及文化诗学等问题上的对位、共鸣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诗集《印度尼西亚的轰鸣》不但是印尼文和华文这两种语言的诗歌之共存与并置，而且是两种语言的诗歌之间的对译与生发，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印尼和中华文化的映射和指涉，从而具有了诗歌文本构成的互文性。

在种族和解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下，印尼原住民诗人试图在印尼多元民族框架里寻求印尼文与华文这两种语文共同的背景和血缘基础。在《印度尼西亚的轰鸣》诗集里，阿斐里赛·玛尔纳的《亚洲》以亚洲的地缘意义确立了印尼文与华文这两种语文的本源性：“亚细亚/祖先创造语言的发祥地/亚洲只能去寻觅/就像寻找一块遗失的土地/一块语言的发祥地/亚细亚。”亚洲孕育了印尼和中华这两种最古老的文明，亚洲成为印尼土著和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而重要的是美丽的印尼文与华文都诞生于亚细亚这一“祖先创造语言的发祥地”，由此这部印尼文华文的双语诗集是对亚洲共同家园的一种确证，是共同祭奠古老祖先的仪式。阿马敦·约西·赫尔凡达在著名的诗篇《印度尼西亚的轰鸣》里表达了一种超越种族和语言的生命共同体，在这赤道翡翠带的国度，生活着“爪哇、华族、峇达、阿拉伯、达雅、巽达、马都拉、安汶或巴布亚”，但“这些都不重要/你和我/百万张面孔/一条生命”,所有人的生命最终“在神鹰的精神里合二为一”。 神鹰是印尼的国徽，象征着印尼建国五原则即潘查希拉。建国五项原则最初是1945年6月1日苏加诺在“独立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提出来的，后来成为印尼立国的基石，其中第一个原则是“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不是狭义的某一个民族的民族，而是指印尼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印尼各民族平等。诗人呼唤生活在印尼土地上的族群和睦相处，永远相爱，“像兄弟般共享成果/你和我/不同的语言/相同的生命”。由此，包括原住民诗人在内的印尼主流知识分子对印尼多元民族文化格局下华文合法性的承认昭示了印华诗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正如沙巴迪·左科·达摩诺在这部诗集的序言所言：“把印尼人用华文写成的文学翻译出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努力的意义不仅仅是把华文文学翻译出来介绍给广大的印尼民众了解而已，主要的是把印华文学正式成为印尼现代文学的一个部分。”[2]10华文诗人对于这种基于种族和解与民族融合的印华双语诗歌之间的相互关联也深有同感。诗人松华的《我们是一家人》抒写了丹格朗印华双语诗歌朗诵会的情景，在朗诵会上两种语言的诗歌进行了平等的交流，亲密无间，共同融合为印尼的家国情怀：“瞬间/声如银铃/流水潺潺/娓娓动听。/朗朗书声/最终凝结成一句/沁人肺腑/渗透心灵深处的语言/——我们是一家人/KITA ADALAH SATU———INDONESIA。”

随着18-19世纪华侨社会的形成，中华文化在印尼的传播逐渐扩大。早在荷兰殖民时代，儒道墨等中国古代思想传到印尼，引起荷属东印度上层知识分子的关注。1859年印尼华人便将《三国演义》译成爪哇文的叙事诗出版。据法国东方学家苏尔梦女士(Claudine·Salmon)的专著《印尼华人的马来语文学》介绍：从1882年至1960年代，印尼华人用马来文(也是印尼文)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共有759部。印尼独立后，印尼学者也开始翻译唐诗，如1939年印尼诗人阿米尔·哈姆扎(Amir Hamzah)出版翻译诗集《东方诗锦》，收有译自中国、日本、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古典诗歌共76首，其印尼文《杜甫诗选》也于1963年出版。1949年印尼翻译家蒙丁·萨里(Munding sari)出版了印尼文译诗集《中华诗集》，收有《诗经》和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诗作译文共41首。因此，印尼原住民诗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以及在创作过程中借用中国文学符号也在情理之中。在《印度尼西亚的轰鸣》诗集里，有一首奥恩尼·S·库斯纳迪的《给墨子的诗》颇为耐人寻味——一个渔夫向含笑逗弄钓竿的/鱼儿问：/“不知莲花如何/能出污泥而不染”/池边草没回答/只顾与携带蝴蝶之爱的/柔风翩翩起舞。这首诗的内容似乎与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无关，倒像一首关涉庄禅思想的玄言诗，前部分显然有佛禅的影子，后半部分接近唐代王维山水诗的意境，充满禅趣和空静之美。尽管不能肯定这首《给墨子的诗》多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诗学的启发，但其美学内涵和意象与之相当契合。这显然是一场精彩的印华诗学对话，在此凸现了印尼原住民诗歌的互文性特征。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3]947印尼原住民诗歌与华文诗歌传统彼此牵连，相互参照，构成了诗学对话的文本阐释视域。迪娅·哈达宁的《永恒的》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诗歌文本，其体现了一种基于民族和谐和文化融合所呈现的互文性。这首诗写了一个妇女寻觅到“神圣的誓言”，从灵魂深处追溯到远古，追溯到遥远的中华，“那宋代的辉煌/那北方之文明古国/似在颂扬那世世代代的坚贞”。诗人接着召唤着印华结合的愿景——结合吧！/龙船花与梅花/凤凰与和平鸽/杨柳与蔷薇树/芝利翁河与扬子江/等待永恒的疆土/我的故乡。

为了更好的比照，引用上文的印尼原文：Karma-karma di jagad/Satukan angsoka dan meihwa/Satukan burung Hong dan merpati/Satukan pohon yangliu dan gondosuli/Satukan Ciliwung dan Yang Tze/Menanti tanah abadi/Tanah jatidiri。诗人在这里用“meihwa”指代“梅花”，而不是用“plum bunga”，用“burung Hong”表示“凤凰”，而不是用“phoenix”，用“pohon yangliu”表达“杨柳”，而非用“willow”。这首诗没有把这些足以呈现中华文化的风物纳入印尼文的语言阐释系统，而是有意采取音译的方式保留了华语文的韵味，使这些古老文化意象与中华文化产生了密切的关联性，从而既保持了中华文化风物深沉含蕴，又与印尼风物构成了对位的效果，使印华的诗学对话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华裔诗人在翻译印尼原住民诗歌时也着眼于文化交融对话的互文性原则，如松华把艾迪·哇佑丁的《NYANYIAN BELIBIS》翻译成《鸳鸯恋歌》便是如此。NYANYIAN BELIBIS本来应直译为“松鸡之歌”，但由于这是一首情诗，将“松鸡”译成“鸳鸯”完全切合诗的主题，同时也具有两种文化融合的涵义。因此，印尼文和华文诗歌的对译，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同时也关涉了印华诗歌互文性乃至两种诗学平等对话的问题。

印华双语诗集《印度尼西亚的轰鸣》的出版，标志着印尼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文化暴力”的终结，体现了文学领域上印度尼西亚的种族和解，对于印尼华文文学的愿景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

参考文献：

[1] Johan Galtung. Cultural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J].1990,2(3).

[2] Ahmadun Yosi Herfanda ，Wowok Hesti Prabowo，袁 霓，等. 印度尼西亚的轰鸣[M].Jayakarta：Komunitas Sastra Indonesia，2000.

[3] 朱立元. 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