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新视角
----基于历史语境化的翻译批评参数论

○李英垣 潘锡清

(1.华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510640；2.华侨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一 引 言

翻译学三架马车之一的翻译批评，对促进与完善翻译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翻译学视野的不断拓展，翻译批评及其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滞后的状况，主要表现在翻译批评方式几乎落入了一种定势(stereotype)：文学翻译批评取代所有其他文化产品的翻译批评；翻译标准就是翻译批评标准，等等。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当下翻译批评现状做一番简评，把历史语境化*历史语境化：‘历史语境化’的实际含义是指把出现过的某一种观点、事件、现象、必然性等置于历史的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分析、体会和判断，还其本来面目，而不拿后来或当下所能预测的现象、规律或结果去要求、衡量、评判乃至规定当初所出现的观点、事件、现象、必然性等。查找过文献，有类似的提法如历史化、语境化，但没有找到‘历史语境化’这一提法。需要指出的是后者并不是对前面两个提法的整合。是故，‘历史语境化’权且就当做本文的一个新术语。作为翻译批评标准的一个参数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在开展翻译批评过程中，将翻译批评事件或对象置于一定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有助于翻译批评体现出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特点；同时，有助于促使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标准相混淆的局面得以改观。

二 翻译批评现状之述评

早在1995年季羡林先生就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就是，翻译没有人监督。长此以往，译本每况愈下。”[1]4季羡林先生当初虽然表达了对翻译状况的担忧与不满，但不难想见，导致这种危机的幕后推手自然是翻译批评缺位和翻译批评不当。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翻译批评境况又如何了呢？简而言之，当下国内翻译批评呈日渐式微之势，甚至面临集体失语的不堪。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国内翻译批评不尽如人意的状况依然没有多大的改观，表现为批评方式依旧传统，几无理论建树。虽然不可否定的是，翻译批评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和贡献，然而，与翻译学研究其他领域的工作相比，就不像国内有的学者所做出的概述那样：“1987年迄今，时间虽不足20年，但翻译批评的发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空前的。概而言之，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批评范围不断扩大；②批评方法不断丰富；③批评理论逐渐完善；④批评成果日益显著。”[2]实事求是地讲，这种概述显然与现实情况相违背。起码就翻译批评研究专著的数量而论，差距甚莫大焉。除此之外，“从翻译批评类学术会议的现状来看，我国的翻译批评目前发展仍较为缓慢，依然是译学研究应该加强的领域。”[3]80-81国内翻译批评还呈现出这样的特征：翻译批评领域几乎是清一色的文学翻译批评，翻译批评对象必定是翻译文学作品，几近谈翻译批评必谈文学体裁之翻译批评，不及其余。凡就翻译文本展开批评，一概施以同样的标准；翻译批评方式依然是译作鉴赏与批评不分，界限显得模糊；如若就某一阶段的翻译批评现状做出评述，多半是褒扬之声连连，批评之实难得一见；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概念相混，学理不清，看问题视角依旧狭隘偏激；有的论者始终坚持以词语-意义、直译-意译、异化-归化、作者-译者等的二元对立(dichotomy)的翻译批评视角而一成不变。另一种倾向则是，人们提出的种种翻译标准“全都认定原著是判定翻译的权威力量”[4]10，因而翻译批评观也如出一辙。“这种‘原著中心论’，实际上是一般人对翻译的理解，也是传统以来长久占据着翻译论述的主要模式。”[4]11而翻译批评标准的厘定也总是围绕原著中心说而展开，正是这种模式直接妨碍了客观而亟需实证性翻译批评标准的建立。这也恐怕就是翻译批评步入周而复始、循环论证窠臼的症结所在。这种思潮之下，翻译批评的视野不能打开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翻译批评标准有赖于翻译标准，但是又不能等同于翻译标准。翻译批评之所以出现当前的格局，首先是因为认识不清，其次是与翻译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尚不完善，翻译自身的标准尚不健全，翻译批评的系统研究不够独立，学理混乱有很大的关系。此外，在我国翻译批评往往感性远大于理性。正如有学者所云：“我国翻译批评的感性化特点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传统翻译理论及研究方法与我国传统文论一脉相承，因此具有和古代文论相似的一些特点，如不重论证、不重体系，关键术语内涵多解、界定模糊，表达重含蓄，理解重体验、建立在直觉上的‘悟’，等等。”[5]vi所以在较为系统化、重实证的翻译批评标准得以确立之前，现存的“翻译批评标准”且不说含有广泛认受性或为翻译批评实践提供指导与参照，就连起码的理据都还不充分。在这一情形之下，本文指出，开展翻译批评时，应当将翻译批评对象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并对其加以历史语境化，视历史语境化为翻译批评标准的参数或理据。

三 翻译批评参数之历史语境化

何谓翻译批评？翻译批评就是对翻译文本、翻译思潮和翻译流派等现象进行研究并做出评价。就文本而言，无论是原作还是译作都是历史的产物，均可视为特定时期里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所有对原作的理解本质上具有历史性，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相联系。“根据庞德的翻译理论,意义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通用语言的一部分，而是总能在历史中找到的东西——意义在一定的氛围中产生。要揭示该意义，人们必须懂得历史，并重现使意义得以产生的那一氛围。”[6]31因此，“以史为镜”是开展翻译批评时不可或缺的策略，视诸如源语作品与译语作品、源语作者与译语作者的动机、翻译功能与翻译目的、原作与译作各自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语文等方面的一系列关系为历史性产物，认定这些产物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语境相联系，换言之，将它们进行历史语境化，即置这些关系于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考察，还它们以本来面貌，利用彼时的环境确定它们的话语意义。将这些因素进行历史语境化不仅是翻译批评研究不能回避的，而且还是开展翻译批评过程中务必要考虑的相关参数。否则，翻译批评就依然主观性见长，因理据不全而不能自圆其说，因无史料佐证而欠公允。当翻译作品一旦成为翻译文学作品，其历史性是一种自然的归属，容不得谁改变这样的现实。有史实为证:“对于罗马人来说，翻译文学和哲学著作意味着把使自己的美学领域得以升华的希腊文化中那些重要元素掠夺过来。不论翻译作品是否传递了原作的语言语义和语用意义，于译者而言似乎不是主要关心的对象。”[7]2在圣·哲罗姆看来，“译者征服另一种语言的概念而不把原来语言中表达那些概念的词语进行转换。再者，翻译就是从另一种文化中征用思想和见解。”[7]古代罗马人的这种翻译行为只是一种历史现象，有着鲜明的社会和历史烙印，但并没有对错之分。如若不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这种变量，而是生搬硬套语言为导向的(linguistically oriented)如忠实、等值之类的翻译标准而展开翻译批评，那么就谈不上尊重历史。如若将历史语境化作为参数融入翻译批评标准，古代罗马人的这些做法也就是可以容忍的了。为了对诸如此类的现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就从翻译批评需要涉及的历史性变量从四个方面展开剖析和讨论，也就是说，对翻译批评参数之语言文字与文体风格、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角色进行历史语境化，建议以历史语境化为视角开展翻译批评活动。

(一)翻译批评参数之语言文字与文体风格的历史语境化

翻译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活动。然而，语言文字与文体风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古至今，语言文字、文体风格出现了何等的变化，中外皆然。因此，在翻译批评过程中，把翻译事件和翻译文本的语言文字及文体风格特征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便会因当下的翻译批评具备客观性而令人信服。例如，“严复要求‘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来做翻译，且认为可以做到‘易达’的效果，今天看来很不可思议，但如果我们能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便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了。”[4]95这里当然有语言文字与语言风格的客观原因，即语文问题。由于中英文法的差异，译者进行翻译，很有必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这样做甚至说得上是一个“定法”。在严复时期，“整体来说，传统文学仍然占据着文学主流，它的准则仍然支配着读者，其中尤以语言方面为甚，人们都认定了以‘古文’，特别是根据桐城古文义法(这就是一套非常具体而严密的‘诗学’标准)写的文章便是‘好’的文章。”[4]47“不少人见到‘雅’字，再看‘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这一句，继而又看到严复的译文流畅可读，便不由分说地认定严复只顾追求古雅艳丽的辞藻，不忠于原文。”就是文学修养极高的瞿秋白，也难免犯这个错误。他说：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达、雅，文必夏殷周。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古文的文言怎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8]自然，今天看来瞿秋白的这段文字着实荒唐。“瞿秋白一方面说他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另一方面又说古文的文言怎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8]303请问生于晚清的严复在进行翻译时不用古文，而去用瞿秋白那个时期的白话文去翻译么？瞿秋白置语言文字的历史性因素于不顾，这种批评的确很不可思议。当然，瞿秋白的这种错误本身反映的就是一种历史局限。不过，在翻译批评上我们就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除此之外，直到今天，对于严复制定的“信、达、雅”和他自己的译文之间的不一致所进行的指责仍然不绝于耳。此类事件告诉我们，进行翻译批评时，应当首先有一种历史感，以史为鉴，把批评对象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加以考察，将其历史语境化。对语言文字及其风格特征的历史语境化理应不能有所例外。这样的翻译批评恐怕才算得上中肯、客观，不至于为人们所诟病。

(二)翻译批评参数之意识形态的历史语境化

有学者指出，“翻译并不是一项‘单纯’(innocent) 的工作，而是跟很多人的政治意识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以为翻译研究只是把原文和译文文本做表面的对比，然后大谈‘忠实’、‘通顺’、‘神似’、‘形似’等，实在是太天真(innocent)了。”[4]42然而，翻译批评置意识形态而不顾的现象不仅过去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存在。众所周知，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译者、译作都必然受特定时期特定文化中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从远的说，古罗马人依葫芦画瓢似地创作出了他们自己的罗马神话，杜雷(Dolet)殉命于火刑柱背后的原因都反映出翻译和意识形态(ideology)的关系。从近的说，我国上世纪50-60年代对苏俄文学作品的译介以及文革时期的英汉文学作品相互译介也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与翻译有关的事件和做法均昭示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翻译批评实践中意识形态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更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标准便较难逾越，特别是碰到宗教或道德标准的问题时，译者便会十分小心，不是删掉原著中读者不能接受的意识形态，便是诸多解释，惟恐读者因误会而加罪，这说明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则，对译者的制约力较大。”[4]49-50“在《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集》中，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指出，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文化万象’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中运作。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意识形态常常是赞助人、翻译委托人和出版机构强加给译者的。译者必须在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和自己作为职业工作者的地位之间取得妥协。一方面，他要使其他译者相信，他无愧于翻译家的职业；同时，其译作必须不能违反自己的意识形态。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实践是与一定的历史现实相联系的实践，它本质上是文化政治的实践。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翻译字句，还要把意识体现出来，他们对译与不译的选择更多的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按照我们的说法，意识形态决定论就是政治立场决定论。”[9]45毫无疑问，翻译中渗透着意识形态因子，而意识形态必然又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性。要开展翻译批评我们既不能回避意识形态问题，更不能忽视意识形态的历史性问题，而应当把翻译批评对象反映的意识形态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赋予意识形态以历史性，将其历史语境化。在对译者行为或译文进行评论时，批评者千万不能把当下的、自身的社会意识形态强加于先前的译作或译者身上，也不能对译作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做出缺乏历史常识的评价。翻译批评过程中把历史性作为一个客观参数，实事求是地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翻译事件、翻译行为和翻译语篇，这样做可以使翻译批评者避免将自己的主观认定强加到翻译批评对象上，也可以避免翻译批评中出现历史与现实的脱节、从而造成历史与现实相互矛盾的局面或风马牛不相及的尴尬。

(三)翻译批评参数之诗学的历史语境化

诗学 (poetics) 指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学观念，它决定了这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式样。例如，清末以前的中国，传统小说的地位低微，不入九流，甚至不被视为文学。因为中国传统的小说一概被看成只知诲盗诲淫，是“吾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10]，必须加以铲除，这就为后来小说界掀起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诗歌这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诗学形式之一，在中国向来都有极为优秀的传统，产生过很多十分出色的作品。自清末以来，中国诗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林纾为代表的翻译界掀起了大规模的外国小说翻译高潮，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式样，翻译小说在当时的文学界盛行程度可谓独占鳌头。然而，有不少的翻译批评家不顾历史事实，一味地强调语言形式的对等，对林纾的翻译提出了种种责难。再如，以翻译家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文人认识到“小说界之腐败，至今日而极矣”[4]124，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救中国，首先要做的是批判旧小说，创立新小说，因此，出现了小说界革命的高潮。“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0]梁氏还大声疾呼：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由于西方小说里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翻译外国小说便是革新中国小说的第一步，当时即有‘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如后劲。’”[11]诗学因时代的需要而改变是由其自身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决定的。众所周知，诗学的历史性是十分明显的，而任何一种诗学既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不可相互替代。翻译中有关诗学的研究要涉及历史背景，翻译批评研究更要把诗学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涉及诗学的翻译批评应当融入历史性，使历史语境化成为一个富有实证性的变量，这是翻译批评者理应采取的一种态度。以特定时期的诗学为参数，即从历史的角度对诗学进行考察的翻译批评或许更能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问。在翻译批评时，批评者务必考虑历史语境化问题，切莫把体现当下个人的诗学意识或文学观念强加到对具有传统诗学意识的翻译作品的批评上。

(四)翻译批评参数之赞助人的历史语境化

赞助人 (patronage) 的概念恐怕已为翻译界所熟知，是指推动或阻碍对文学进行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权力机构或个人。“有两种因素制约着文学系统，使其与社会的其他次系统保持步调一致。一个因素是由译者、教师、批评家或评论家构成的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士，他们会抑制与社会的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相抵触的文学作品；另一个因素是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出版商、媒体、宗教团体和个人等。 翻译史研究已经披露了大量涉及和赞助人有牵连的权力关系问题。例如，圣经的翻译史就充满了为译者提供物质支持的例子。马丁·路德在沃特堡找到了庇护所，并赢得了一位德国公爵的支持，结果他把圣经翻译成了德语，这只是表明一个拥有权力的人怎样扮演赞助人的例子之一。詹姆斯国王允许圣经被翻译成英语的作用则是另一个例子。由于没有获得任何赞助，其他译者会因歪曲了上帝的言词而被活活烧死于火刑柱上。”[12]“赞助人通过学术团体、出版审查机构、批评杂志、高等院校等机构，调节文学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的关系。”[13]11-25赞助人的角色转换也因历史语境的不同而出现了很大的不同。“Lefevere在讨论文学系统时，曾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例子。他指出，在所有已知的文学系统里，中国是最能够长时间地抗拒转变的，原因是中国文学里的‘赞助人’是属于统一性的一种，就是说意识形态、经济、地位三者都集中在一个‘赞助人’身上，他就是中央集权的统治者。”[4]44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赞助人的角色是起了很大变化的，即从中央集权统治者这一具有统一性的“赞助人”到经济相对独立的出版商、媒体、宗教团体和个人，“译者和作者再不一定需要臣服于朝廷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反而是要小心照顾读者的口味和兴趣。”[4]47因此，赞助人不再单一化而是多元化，他们赞助翻译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多元文化作品。既要考虑经济地位，又要考虑市场挑战，凡此种种都富有历史的特性。就翻译批评而论，只关注单一的赞助人和单一的文学作品都是不合适的。因此在翻译批评实践中，对于不同时期的赞助人与不同时期受赞助的对象分别对待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因为这样做，才能将特定时期的赞助人对其所在时期的译者或译作所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行历史还原，即将其历史语境化，而这样的翻译批评就不再落入僵化或形式化的窠臼，至少在翻译批评时可以洞察译语篇章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得以生成的原因，翻译批评自然就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唯有如此，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否则歪曲历史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离开了特定历史阶段的赞助人所施加的影响而对译者的选择行为横加指责或进行批评都是有失公允的。同样地，对不同赞助人对赞助对象所施加的影响不予区分而对译者及其译作进行批评或批判也是缺乏历史常识的表现。因此，把融入了历史性的赞助人当参数的翻译批评标准恐怕更加有据可依，说服力也就更强。

以上四个方面的历史语境化问题都是开展翻译批评时必须考虑的，但翻译批评时需要进行历史语境化的范畴还远不止这些。通过这样的讨论，希望人们展开翻译批评时所采用的方法论会更加切实可行。

四 结 语

本文对目前翻译批评现状做了粗略的述评，指出了翻译批评的思维定势，以及翻译批评标准的单一性和一成不变的特点。围绕翻译批评参数之历史语境化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方面，把融入了历史性的语言文字与文体风格、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确定为翻译批评标准的重要参数，在于为翻译批评标准寻求具有实证性意义的理据，从而避免翻译批评活动中的盲目性、主观臆断和对历史缺乏尊重的做法；另一方面，把这些参数或理据在翻译批评标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加以论述，可以使这些参数或理据的历史语境化进一步得到深化，从而使翻译批评活动及其标准的客观性、严密性和充分性得以强化，从而避免翻译批评中出现历史与现实相互矛盾的窘迫或风马牛不相及的尴尬。语言文字与文体风格、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割裂、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交融、彼此照应的，在开展翻译批评时务必将它们加以综合考虑。为了摆脱传统翻译批评偏重原文和译文内部关系的窠臼，我们强调翻译批评的历史语境化，可以为翻译批评的开展提供一个新的视点，增添新的内容。本文认为，在展开翻译批评活动时，如若廓清历史与现实如何衔接的关系，视历史语境化为翻译批评参数，或许能更好地避免不该有的误会。同时，以史为鉴更能彰显翻译批评的客观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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