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精神维谷”
——《文选》行旅诗主题透视

2011-04-08 04:40费康亮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1年3期
关键词:河阳行旅望京

费康亮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士的“精神维谷”
——《文选》行旅诗主题透视

费康亮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动荡不安,门阀制度盛行,“士”阶层中仕途失意且为羁旅游宦所累者不胜枚举,行旅诗创作规模空前且多为宦旅之见感。《文选》所录之行旅诗多关乎诗人的人生遭际,或叙乱离之忧,或抒家园之思,或怀恋阙之意,或露希隐之愿,足见此时的“士”似不再有“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壮志,亦不见了“澄清天下之志”的豪情,代之而来的是个体生命体验的彷徨与困顿。这些情感交织于羁旅游宦之作中,实则是该时期“士”阶层精神困顿的凸显。

《文选》;行旅诗;思乡;归隐;望京恋阙

羁旅远游宦,托身承华侧。抚剑遵铜辇,振缨尽 肃。岁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载离多悲心,感物情凄恻。慷慨遗安愈,永叹废寝食。思乐乐难诱,曰归归未克。忧苦欲何为?缠绵胸与臆。仰瞻陵霄鸟,羡尔归飞翼。[8]

此时陆机虽已“托身华侧”,但是他的游宦之愁、怀乡之念仍未减,所以诗中依旧多“永叹”,多“忧苦”,甚至羡慕凌空的飞鸟有那“归飞”的羽翼。其实,在陆机的作品中,不仅只是行旅诗中多有思乡之愁,在其《怀土赋》、《思归赋》中亦多见其怀乡之情[9]。陆机入洛后颇为晋朝掌权者器重,元康四年(294)秋由太子洗马迁吴王司马宴郎中令。此去吴地赴任,距其故乡极近,内心自是充满欢欣,从其作于赴吴途中的《为吴王郎中时从陈梁作》“玄冕无丑士,冶服使我妍。轻剑拂鞶厉,长缨丽且鲜”的诗句中,可见其近乡情切、志得意满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为了仕途不得不离家游宦,辗转于旅途之中,“行迈靡靡”,对家园、亲人的思念便喷薄而出。在此方面,谢朓的行旅诗显得尤为突出,缱绻之情,动人悱恻。如: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试与征途望,乡泪尽沾衣。(《休沐重还丹阳道中》)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不变。(《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故乡邈已 ,山路修且广。……行矣倦路长,无由税归鞅。(《京路夜发》)

《文选》行旅诗录鲍照诗只一首,即《还都道中作》(《鲍参军集》题作《上浔阳还都道中作》),该诗作于元嘉十七年(440),临川王刘义庆由江州刺史调任南兖州刺史,从浔阳乘船赴广陵就任,鲍照时任刘义庆幕国侍郎之职,随同前往,在途中作此诗。诗中虽多描写旅途景色,然从写景中见出诗人畏途思返、怀念乡国的感触,意绪颇为愁惨,“倏悲(《鲍参军集》为“倏忽”)坐还合,俄思甚兼秋”,“谁令乏古节?贻此越乡忧”,旅途之劳苦同时亦是仕途的艰辛,诗人的归心似箭与对故乡的望眼欲穿相交织,思乡之情甚笃。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格局相对混乱,社会动荡不安,门阀制度盛行,仕途较为黑暗,这一时期的“士”因为壮志难酬而颇多感时伤物、希冀归隐。《文选》行旅诗中,“归隐”是又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陶渊明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出身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曾位居东晋大司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或县令,至他时家境衰微,故“少而劳苦”,其青年时亦有“大济苍生”的壮志,然当时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其仕途亦坎坷多舛,只做过江州祭酒、镇州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小官。在他的仕途生涯中,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他。他不愿同流合污,最终辞官归隐,“躬耕自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就是他在东晋从荆州请假返家,至七月假期满后,去江陵桓玄府销假赴任时,夜行至涂口时所作。“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便是直接流露出他对躬耕生活的留恋,和对高官厚禄的淡漠,“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是其对在衡门茅屋中修养淳真性情才是美善人生的价值认同与赞赏,像宁戚那样商歌自荐并不为诗人所接受。东晋安帝元兴四年(404),刘裕平桓玄,收复京邑,行镇军将军,任其为镇军参军,于赴任途中路过曲阿时,其所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就充分展现了他陷入出仕与归隐的尖锐矛盾之中: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游,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修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衿,谁谓行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诗中叙写了诗人初任军职时的复杂心态。他原本有“兼济天下”的宏伟抱负,终因仕途黑暗而壮志未酬。由于生活难以为继,不得已而出仕,加之官场中门阀制度盛行、谄上欺下之风严重,从而使得他无比憎厌这样的仕途生涯。因此,诗人对躬耕生活心向往之的缘由,除了其自身的个性原因外(陶渊明自己不止一次地说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陶徵士诔》亦云其“弱不好弄,长实素心”),更主要的是由于受到“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10]的污浊现实之所迫。据此而论,“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应是其在诗中流露的基本情感,“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则是他矛盾思想的主导方面。第二年他于彭泽令上弃官归隐,并写出《归去来兮辞》,正是其这种思想感情进一步发展的真实体现。

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不仅仅只有陶渊明有着“归隐”的心愿,《文选》所收录的行旅诗中还有很多诗人在哀叹羁旅苦辛的同时,同样流露出“归隐”的愿望。如永初三年(422),谢灵运在宋武帝晏驾少帝即位之初,被司徒徐羡之等忌刻排挤,外放永嘉太守,其被迫离开京都前往永嘉,途中经过故宅别墅时所作《过始宁墅》,表现出了自己不久就要归来隐居的心愿,“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枌槚,无令孤愿言”,退隐以遂素志正是本诗的主旨。再如《七里濑》“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诗人正是借“严光退隐躬耕于富春山”与“任公子垂钓东海”之典表达了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的第二年(景平元年)秋,称病辞官。《宋书·谢灵运传》曰:“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11]可见其辞官归隐之志的坚决。其作于称病去职返回故里途中的《初去郡》一诗,由于摆脱了世俗的羁绊,实现了积蓄已久的隐退愿望,诗人的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写景极为生动清丽,情趣盎然。“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是其先前的夙愿,“负心二十载,于今废将迎”,没了“世网”的束缚,也就可以“战胜臞者肥,止监流归停”,这是“羲唐”时期的淳朴风化,是诗人的心灵归宿,欢快的《击壤》歌声不由地脱口而出。

希冀归隐也是谢朓行旅诗中的常见主题,《直中书省》诗云:“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即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倾轧和杀戮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具有这种想法是不难理解的。于是,在仕途失意之时,诗人用山水栖隐来化解这种矛盾,流露出萧散出尘的江海之趣。如“岁华春有酒,初服偃郊扉”(《休沐重还丹阳道中》),“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化用《烈女传》陶答子之妻语以抒幽栖之志。丘希范的《旦发鱼浦潭》“信是永幽栖,岂徒暂清旷”,表达的同样是“幽栖”的愿望。

《文选》所录行旅诗中,羁宦之“士”所要表达的,不仅只有怀归之志、归隐之愿,其间亦不乏有“恋阙”之意,而且诗中的“恋阙”思想主要是通过“望京”这一特定现象来加以呈现的。“‘望京’现象本质上体现的是居京之‘君’与外仕之‘臣’的关系。”[12]行旅之“士”多因贬谪而羁旅外州,他们不乐风土,向往京职,所以在行役途中常有“望京恋阙”方面的吟咏。最早以“望京”现象表达“思君恋阙”的应是屈原,其《九章·哀郢》抒写的就是诗人对自己“无罪弃逐”、“九年不复”遭际的哀思,“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表现的正是诗人思君望京、恋阙忧国的思想。“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按:“北山”,戴震《屈原赋注》认为即郢都北十里的纪山),“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九章·抽思》),此处亦是通过“望京”来抒发诗人对国君、对郢都的思念之情,而且诗中洋溢着“恋阙”意识和希望回朝从政以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

《文选》行旅诗中通过“望京”现象以表达“思君恋阙”主题的亦有多处。太康三年(282),潘岳出任河阳县令,《河阳县作二首》就是其初任县令时所作。《河阳县作二首·其一》主要是描述他从出仕到归田,又从归田到出仕的生活经历。据《晋书·潘岳传》载,潘岳被任命为河阳县令时,“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甚至还作歌谣讽刺主管吏部的山涛等人[13]。“谁谓邑宰轻。令名患不劭”,他知道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决心要将河阳治理好,“虽无君人德,视民庶不恌”,勉励自己要关心百姓,树立政声,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借此谋调京职,“登城眷南顾,凯风扬微绡”,洛阳在河阳南,潘岳登城南顾,足见其“思京恋阙”之意,遂而发出“谁谓晋京远。室迩身实辽”的感叹。《河阳县作二首·其二》是继前诗进一步描绘河阳的山川秋色,更深一层表现如何治民这一主题。在为政治民方面,他以极为形象的语言“依水类浮萍,寄松似悬萝”,阐明官是浮萍民是水、官是悬萝民是松的依存关系,以表现其“政成在民和”的进步思想。然而,其力图治民的本意还是希冀得到当朝权贵的认同,以便归京任职。“引领望京室,南路在伐柯”一句,就化用《诗经·豳风·伐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之意,说明河阳离京洛不远,只要先治理好河阳,回京任职之期就不远了。可见,“登楼望京”之举是潘岳内心恋阙意识的自然流露,而末句“岂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正是其“思京恋阙”、向往京职的外在表现。

潘岳是怀“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出任河阳县令,本想做出政绩后能回京担任与自身的才能相称的职务。不料三年后,即太康六年(285),又调其去离京更远的怀县为令,这使他大失所望,遂作《在怀县作二首》,以遣内心之牢骚。“徒怀越鸟志,眷恋想南枝”,化《古诗十九首》“越鸟巢南枝”之句,喻己不忘京师,虽几经外迁,而“恋阙”之情不减。第二首中一再出现“怀归志”、“顾巩洛”、“旋旧乡”等怀归语句,其实与“想南枝”一样,实质上都是“思京洛”,言在此而意在彼。

与潘岳相比,谢朓的行旅诗则体现出思乡、栖隐与恋阙的矛盾[14]。东晋时期是谢氏家族的鼎盛时期,至谢朓时代,这个家族已经丧失了全盛时期的烜赫。然而,他凭借往昔的赫奕家世与自身的出众才华步入仕途,起初比较顺利,颇得掌权者的赏识与信任;但其在永明十一年(493)被谗从荆州调还建康后,就一直被卷入皇族内部权力之争的激流中,仕途多舛,最终被政治漩涡所吞噬。在跌宕的仕途生涯中,对禄位的留恋和对仕途的忧惧始终是谢朓思想的主导方面,并且这种极为矛盾的心理时常在其诗篇中流露。在他的行旅诗中,思乡、归隐和恋阙三种情感往往就交织于同一首诗中。如《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一诗,既有“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的思乡之情,又有“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的亦官亦隐之意,还有“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的决心。再如《休沐重还丹阳道中》“霸池不可别,伊川难重违”,“恩甚恋重闱”,“霸池”、“伊川”、“重闱”等指代京都、朝廷的语汇多次出现,恋阙之意分外明显,无怪乎方东树评曰“饕荣之饰词耳”;然而,诗中又有“思闲愿罢归”、“岁华春有酒,初服偃郊扉”的罢官归隐的愿望,和“试与征途望,乡泪尽沾衣”的思乡之愁。谢朓“望京恋阙”的情感抒发,相比较而言,要比《文选》中所收录的其他行旅诗人强烈得多,《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一诗就直接以“望京”为题。汉末王粲避乱离开长安时,作有“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七哀诗》其一),西晋潘岳任河阳县令时,曾有“引领望京室,南路在伐柯”的诗句,谢朓的“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正是以灞岸、河阳比三山,以王粲、潘岳之望长安、洛阳喻己之望建康,“思京恋阙”的主题因此而更加凸显。

除思乡、归隐和恋阙三个主题之外,《文选》行旅诗中还有叙写世积乱离之忧、对时局及世事的关注,而且往往以诗人自己亲身经历的“特殊具体的社会事件为背景”[15]。如潘尼的《迎大驾》便是以“八王之乱”的最后三王之间的那场争权夺利的混战为背景,“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崄涩。狐狸夹两辕,豺狼当路立”道出了其对此次“奉迎惠帝”前景的担忧,其中“深识士”所言不仅将潘尼身不由己的无奈和盘托出,同时也将其对这个不可把握的动荡时代的痛感传递出来。《文选》收录颜延之的三首行旅诗,同样是有着浓郁的感叹时局的意味:“伊谷绝津济,台馆无尺椽。宫陛多巢穴,城阙生云烟”(《北使洛》)、“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丘垄填郛郭,铭志灭无文。木石扃幽闼,黍苖延高坟”(《还至梁城作》)、“凄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江淹的《望荆山》“岁晏君如何,零泪沾衣裳”则更明确地表达了诗人忧世伤乱的思想。

综上所述,行旅诗在魏晋南北朝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与该段时期相对动乱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因此,《文选》所录的羁旅游宦之作,多涉及“士”的人生际遇,忧世、思乡、归隐是他们直面现实时的真实感受,然而又无法完全割舍对仕途的留恋与憧憬。因此,《文选》行旅诗中的这些主题明晰地折射出了“士”的精神风貌,尤其是在同一首诗中往往出现思乡、归隐、恋阙等多种情感的交织。透过这些情感矛盾的交织,我们发现该时期整个“士”阶层的精神实则上处于进退维谷的局面。时局动荡,仕途失意,加之又为羁旅游宦所累,此时的“士”似不再有“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壮志,亦不见了“澄清天下之志”的豪情,而代之以个体生命体验的彷徨与困顿。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

[2]丛炜莉.魏晋南北朝行旅诗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3.

[3]胡志泽.中国行旅文学发生论纲[J].娄底师专学报,1994,(1):9.

[4]傅刚.《昭明文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49.

[5][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489.

[6]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729.

[7][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375.

[8][晋]陆机著.刘好运校注整理.陆士衡文集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290.

[9]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52.

[10][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45-147.

[11][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1754.

[12]李德辉.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望京”现象与“望京”建筑[J].中国韵文学刊,2007,(1):66.

[13][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02.

[14]金贝翎.混沌的色彩——论谢脁行旅诗中思乡、恋阙与希隐矛盾的产生及化解[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0):38-41.

[15]胡大雷.文选诗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2.

I206.2

A

1673-2219(2011)03-0038-04

2011-01-10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水陆交通与汉唐两宋行旅文学研究”(项目编号CX2010B389)。

费康亮(1979-),男,安徽芜湖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200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与研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责任编校:张京华)

在中国文化史上,“士”是有着特殊地位的一个阶层。余英时先生论及“士”与中国文化之关系时,就认为“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一个相对的“未定项”,兼具着“吏”与“师”的社会属性,不能直接等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但是两者在基本精神上是有着契合之处的。如中国的“士”是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孔子的“士志于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东林党人的“事事关心”,实际上就是在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这与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是极为相似的[1]。从整体而言,从孔子的“士志于道”,一直到梁启超倡导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两千多年来在“士”阶层中一直源远流长。然而,“士”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段内其整体的精神风貌必然要受到该时期社会现实的影响,那么这个具有相对连续性的“传统”在这一时期的“士”阶层中就往往会呈现出一定的“变异”或“断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动荡时代,这种特殊的社会现实必然要在“士”的精神层面上打上时代的烙印。相对动乱的社会现实,导致“士”的社会活动更加频繁。其中,“羁旅行役”对“士”的影响较之其他方面要大得多,这一点从行旅诗的创作规模上就可见一斑——魏晋南北朝时期共有70多位诗人创作了300多首行旅诗[2],无论是从创作主体还是创作数量上,都是对前代的一种突破。行旅作为诗歌的一种题材,滥觞于先秦时期[3],《诗经》与行旅相关的诗篇就有44首,《楚辞》中的《涉江》、《哀郢》、《抽思》、《橘颂》及《远游》等篇亦多有乡关之思、宦旅之叹;究其原因,大体上来说亦是受到动荡的社会现实、仕人行役和征人外戌等因素的影响。行旅作为诗歌的一种类别在总集中出现,始于梁萧统所编之《文选》。《文选》收诗439首,分为二十四类[4],在诸类中又以“公宴”、“咏史”、“游览”、“赠答”、“行旅”、“乐府”等为大类。《文选》行旅诗共收录11位诗人35首诗,从收录的诗人数来看,行旅诗仅次于杂诗、赠答和公宴;从收录的诗歌量来看,行旅诗仅次于杂诗、杂拟和赠答。由此可见,萧统是十分重视行旅题材的,并将其视作诗歌史中的主流之一。总观《文选》行旅诗,所录皆是宦途行役之作,其间无不关乎“士”的人生际遇,或叙乱离之忧,或抒家园之思,或怀恋阙之意,或露希隐之愿。因此,本文拟以《文选》所收录的35首行旅诗作为考察对象,透过诗的主题及流露的情感来呈现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下“士”的精神风貌。

“思乡”、“念亲”是羁旅之人的共同心声,无论古今。远游行役之人,在哀叹旅途之苦辛的同时,常怀思归之感触。六臣注《文选》诗“行旅”类李周翰注曰:“旅,舍也,言行客多忧,故作诗自慰。”[5]《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形于言。”因此,作为羁旅之臣的“士”,“思乡怀归”的基本情感必然会成为行旅诗中的重要主题。如太康十年(289)陆机为州郡所举,被迫北赴洛阳而作于赴洛途中的《赴洛二首·其一》(按:此诗李善注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马时作,下篇云东宫作;而此同云赴洛,误也。”故逯钦立先生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依《文选》善注将《赴洛二首》分为《赴太子洗马诗》和《东宫作诗》二篇。然而,陆侃如先生经过多方考证认为:“下篇确作于东宫,上篇则应召赴洛时作,不过并非就洗马之职。”[6]根据该诗内容,当以陆先生之说为确)诗云:“亹亹孤兽骋,嘤嘤思鸟吟。感物恋堂室,离思一何深。”[7]思归之鸟,嘤嘤悲鸣,正道出诗人被迫仕晋的无限凄楚。陆机虽自云“惜无怀归志”,可尾句“辛苦谁为心”却正说明赴洛仕晋非己所愿,因迫于形势,思归之志只能深隐。陆机的这种思乡情结正是他人生际遇的体现。他自感世受孙吴厚恩,吴亡未能死节,也未深隐,内心已感惭愧,此次被迫仕晋,前途莫测,内心更觉凄苦,于是在赴洛途中触景兴感,乡思难抑,内心满载忧愁,难言之痛、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由于思念亲人、留恋故乡,间或参杂有对前途的忧虑,使得陆机在赴洛途中的内心,时时被孤独、寂寞和忧伤层层紧裹,所以这种情感在其赴洛途中所作的行旅诗中多有宣泄,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一》),对故乡的思念,纠结于南边故乡的渡口,远眺故乡,回身自顾,羁旅的忧愁与自身的凄影相关照;“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二》),内心的孤独、寂寞使得诗人晚上只能抱影而寐,早晨又怀着忧伤上路,“对月抚枕”与“振衣遐想”更凸显了诗人乡愁之凝重。如果说陆机的思乡之情在赴洛途中因时世所逼而潜隐,那么他在入洛后被晋朝当权所信任,不久就任东宫迁太子洗马,似不应有“思乡怀归”之心的,然而从其《东宫作诗》(此诗《文选》误编为《赴洛》之续篇)中仍可见其“怀归”之志十分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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