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于中国革命联合对象的选择
——以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为例

黄 黎

(国家博物馆,北京 100006)

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于中国革命联合对象的选择
——以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为例

黄 黎

(国家博物馆,北京 100006)

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推进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以便打击帝国主义后方,摧毁其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

共产国际;俄共(布);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

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作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分析了殖民地国家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提出在这类国家中无产阶级应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它成为共产国际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而作为文件的具体延伸,共产国际、俄共(布)加速了在华寻找盟友的历史进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中国寻找政治盟友及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也是苏俄试图将其国家利益与推动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过程。

一、对吴佩孚的争取

1920年8月,中国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打败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为了尽可能从各国获取援助,壮大自己的力量,吴佩孚不仅同英美等列强密切合作,也采取了一些同苏俄政府改善关系的措施(苏俄是指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1922年底苏联成立这一阶段。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指1922年底到1991年间执政的政权)。

北京政府的友好行动使苏俄对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抱有好感,相互关系较前密切。1920年10月9日,苏俄代表维经斯基到洛阳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同他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并介绍了苏俄情况。此后,维经斯基通过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与吴佩孚之间还有过多次接触。然而,未经北京政府同意,苏俄军队于1921年6月进入蒙古消灭白俄谢苗诺夫匪军,并策划成立脱离中国的蒙古共和国,从而使双方关系蒙上阴影。北京政府对此提出抗议,吴佩孚也谴责苏俄的这一行动。

随着势力不断增长,吴佩孚一直是苏俄关注的焦点。1922年3月15日,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苏俄驻北京外交使团顾问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在给列宁的信中分析了中国地方实力派的状况:“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1]74当时,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一些领导人的心目中,“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同意支持吴佩孚”[2]23。

5月下旬,苏俄远东通讯社驻北京的负责人霍多罗夫经李大钊的介绍到达保定,与吴佩孚交谈了苏俄的政治形势和远东问题。6月27日,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到洛阳访问吴佩孚。事后,他在给契切林和托洛茨基的报告中说:“6月27日,我受吴佩孚邀请访问了他们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最后,吴佩孚委托我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1]97。

尽管共产国际、苏俄对吴佩孚抱有期望,但由于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等症结,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为了打开俄中谈判的僵局,苏俄于1922年7月任命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继续以吴佩孚为主要联合对象,同时也加强了与孙中山的联系。

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函吴佩孚,力图说明俄中恢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对中国是多么的有益。他还极力为俄国向蒙古派驻军队并一直驻扎在那里进行辩解,强调蒙古问题只能通过签订条约的途径来解决。他劝吴佩孚,“最好是一方面向中国公众说明对我们进行攻击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另一方面还是尽快同俄罗斯联邦签订条约”[1]102。

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些问题,越飞派出自己的军事顾问、俄国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拜访吴佩孚。格克尔在洛阳受到吴佩孚的热情接待,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交谈,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格克尔回到北京后向越飞汇报,“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他受到最高礼遇,包括军事礼遇”[1]107。

对于这些情况,越飞在8月25日致加拉罕的电报中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越飞在电报中说:(一)吴佩孚认为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是个亲英派,他表示将在7至10天内把这届政府解散;(二)孙中山和吴佩孚正在谈判以建立一个联合政权。孙中山将担任“共和国总统”,吴佩孚自己则担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掌握兵权;(三)他主张中俄共同对付日本,并设法将日本从朝鲜赶出去,他表示希望能于1923年春占领外蒙古,“同意蒙古问题应在同我们的谈判中加以解决”[1]107-108。

显然,越飞和苏俄外交部门都希望能利用吴佩孚来维护苏俄在华的最大利益。

二、与陈炯明的初步接触

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争取吴佩孚的同时,也曾打算联合陈炯明。第一,陈炯明标榜社会主义,拥护十月革命。第二,陈炯明是广东的实力派,实际控制着广东的军政实权。在苏俄看来,与其支持孙中山这样一个“梦想家”,不如支持一个实力派人物。第三,陈炯明主张联合吴佩孚,反对张作霖。这与苏俄、共产国际的政策是一致的,而孙中山主张联合张作霖,反对吴佩孚。

陈炯明原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过1911年的广州起义。1917年,孙中山将广东省前省长公署的警卫军20营交给陈炯明,建立了粤军。随着粤军的成长,陈炯明变成了新军阀、广东的实力派。

1920年4月底至5月初,苏俄军人波达波夫到漳州会见了陈炯明。波达波夫向陈炯明介绍了苏俄的情况,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革命。他还带来了一封列宁给陈炯明的信。列宁在信中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注,对陈炯明进行鼓励。波达波夫返回莫斯科时,陈炯明托他致书列宁:“我作为福建省政府及我的军队的代表,仍像过去的广东政府一样,对您表示真诚的拥护。我还代表我们遍布在全中国各地的同志及我的革命人民支持您。我祝贺您的劳农政府及新的俄国所取得的成就,并祝愿您的国家在将来繁荣昌盛”[3]429。

共产国际、俄共(布)十分赞赏陈炯明的所作所为,认为他坚信共产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将军,而且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并得到群众的拥护。

1920年12月,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一道到广州会见陈炯明。这次会见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说:“陈炯明给人的印象是意志坚强,很能自我控制。就其谈吐和举止来看,他是一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认为孙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4]111

维经斯基回国以后,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以及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一直执行着支持陈炯明和反对孙中山的政策,“马林、谭平山和陈公博在一九二一年初去见陈炯明将军,而且讨论了反对孙中山的内容”[2]80。

为了进一步在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做出选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即斯内夫利特)在1921年冬会见孙中山后,曾于1922年初又到广州见到陈炯明,长谈了三次。通过同他接触和多方调查,与维经斯基等人不同,马林对陈炯明得出了这样的印象:第一,马林觉得陈炯明不如孙中山,“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运动局限在广东”[2]23。第二,陈炯明在口头上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并没有把任何有关社会主义的改革付诸实施,只是热衷于在有3000万居民的广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第三,陈炯明同情吴佩孚,反对北伐,对孙中山的态度十分消极。基于上述认识和了解,马林认为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尽管马林的看法更接近于实际情况,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远东共和国仍倾向于支持陈炯明。“不论是孙中山本人,还是他的政府,都被描写得一团漆黑。按斯托扬诺维奇(远东共和国驻华南记者——引者注)所说,这个政府实行敌视工人阶级的政策,他把孙中山的老战友们说成是美国看中的军阀。”[5]83

就在马林周旋于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时候,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于1922年初前来中国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初,“被授予以正式全权代表的身分同孙中山谈判”[5]64-65。

4月27日,在张太雷、瞿秋白等人的陪同下,达林到达广州,并于4月29日首次见到孙中山。从4月末到6月中旬,达林每周至少会见孙中山两次。当达林提到陈炯明时,孙中山突然变得怒气冲冲,并提高了声调说:“我是总统,部长们应当服从我。他反对我,反对共和国总统,反对人民的意志。如果他一定不服从,那么他将被消灭,没有任何和解可谈”[5]103。这时的陈炯明在名义上仍然是广州革命政府的陆军部部长。

1922年6月中旬,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企图谋害孙中山。陈炯明的叛变,不仅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而且也导致了中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

三、流产的孙(中山)吴(佩孚)合作

陈炯明叛变后,苏俄曾一度努力促成孙吴联盟,希望能在北京出现一个对苏俄友好的联合政府。

1922年7月,由于与北京政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苏俄政府决定派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以特使身份来华,肩负着同北京政府谈判和联络孙中山的双重使命。

在持续两年的对俄交涉中,北京政府一直在蒙古、中东铁路两个问题上不愿意做出让步;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则电示越飞,“从1919——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尽管越飞对这个指示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认为如果从对华宣言立场上后退,“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1]115,但在同北京政府的交涉中,他只能按苏俄党和政府的方针来进行。对越飞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利用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和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苏的民族主义政府,既可以促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又可使俄中谈判顺利进行。本着这样的意图,越飞来华后,一方面与北京政府就外蒙古和中东铁路等重大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也多次秘密与孙中山通信,并派格克尔同他见面,商谈双方的合作问题。

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4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3封信,信中涉及有关中俄两国的各种问题。8月22日,越飞在致孙中山的信中写道,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建立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在8月27日的回信中,孙中山对越飞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作了回答,并诚恳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孙中山表示同意越飞说法:苏俄对外蒙古没有侵略意图,所以可以暂时不必从外蒙古撤兵。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贵国军队立即撤走,只会迎合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

越飞在来信中用了很大篇幅谈张作霖的问题。孙中山也就在回信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回答,并明确表示“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表人”。他向越飞介绍了自己在桂林时开始同张作霖联络,张答应在必要时与孙合作。至于张是否真诚合作,孙在回信中很明确地表示:“我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无权怀疑他没有诚意”。至于对张作霖应持何种态度,孙中山建议苏俄“别把他推向日本”,而要使他能多“受我的影响”,不要“对他再采取敌视的态度”,否则“可能会迫使他去寻求日本的外交支持”。

对于和吴佩孚是否有可能携手的问题,孙中山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告诉越飞:“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当时我准备,现在我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1]110。

孙中山还告诉越飞,他已经命令国民党的国会议员们都到北京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承认黎元洪政权,只不过是为了对抗黎元洪反对召开国会的企图。关于越飞同日本的谈判,孙中山希望苏俄不要在谈判中牺牲中国的利益,“希望苏维埃俄国阻止日本加强它在北满的地位”[1]111。

孙中山的回信表明,他对越飞的来华抱有期望,这使得越飞在接到孙中山的信后喜出望外。9月18日,越飞给在上海的马林写信,请他说服孙中山与吴佩孚一起组建政府,并转告孙中山:“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1]130。同一天,越飞还给吴佩孚写了封信:“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1]132-133。与此同时,越飞试图说服莫斯科,一旦孙中山和吴佩孚一起组成政府,苏俄将向他们每月提供200万美元,10个月共计2000万美元的贷款予以支持。

虽然越飞曾通过各种努力想使孙中山和吴佩孚一起组成政府。但无论是吴佩孚还是孙中山,都对越飞提出的建议都不感兴趣。孙中山表示:“吴佩孚想让我抛弃张作霖作为对与他合作的一种酬谢。这样的行动方针我是不能接受的,更何况张作霖准备同意进行有所有领导人参加的全国性协调活动”[1]146。

越飞的努力很快就被证明是徒劳的。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与中国民主革命派的对立。1922年底,吴佩孚致电北京内阁,对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不满。1923年2月7日,吴佩孚残杀京汉铁路大罢工工人,“使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某些人感到很难堪”[3]46。

就这样,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于陈炯明和吴佩孚的努力都归于失败。

四、联孙方针的最终确定

由于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僵持,越飞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陷于停顿,这使得他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南方。一方面是为了谋求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关系,争取得到从北京政府那里未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重大让步。

恰在这时,北京政权变动,吴佩孚支持的王宠惠内阁倒台,代之以曹锟为后台的张绍曾内阁,吴佩孚的势力受到削弱。相反,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却在扩大。

从1922年底起,一直愿意与苏俄建立联系的孙中山才开始受到重视,苏俄代表越来越倾向于孙中山。12月12日,越飞向莫斯科报告,国民党是中国重要的力量,可藉以推动民族民主革命。如果吴、孙能谅解当然更好,否则在任何情形之下,苏俄必须对中国革命力量加以支持。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赞同越飞的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187。

1923年1月,越飞给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去了两封信。通过分析国内形势,以及吴佩孚与孙中山的对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怎样,业已改变的局势和吴佩孚的实际状况使他对俄国的态度有所恶化。我本人将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使吴佩孚和我们的关系不致破裂,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中山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1]196。

在后一封信中,越飞重申:“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1]210。

显然,莫斯科终于认识到,同吴佩孚合作是无益的,而孙中山在解决苏联对华关系两方面问题的过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是他们惟一的盟友。

1923年2月,在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以后,苏联更坚定了支持孙中山的决心。5月1日,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山,称:“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6]414。

孙中山对苏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苏联的“一切建议”,并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923年下半年,苏联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终于迈出了新的步伐。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的形式采纳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266。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访问。蒋介石此行的使命是,“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以能够用来帮助我在我们国内的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蒋介石将军要同你们的政府和军事专家讨论关于我的部队在北京的西北及其以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1]273。这表明,苏联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了。

从苏联、共产国际与吴佩孚、陈炯明以及孙中山相互接触的过程来看,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对华政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包含着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结。它虽然宣布废除沙俄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又在外蒙古、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与北京政府谈判争取对苏俄的承认,并以中国是否允许外蒙古独立和苏俄在外蒙古驻兵以及维护苏俄在中东铁路的经营管理权作为与中国友好的条件。虽然共产国际、俄共(布)最终支持孙中山代表的南方国民党力量,但共产国际联孙与孙中山联俄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归结起来就是为了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斯列帕克就看得很清楚。他在1923年8月25日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指出:“必须结束这种状况。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1]267

在中国共产党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苏联与孙中山的联合是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一个致命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和亚洲的进步力量,为中国反帝反封建力量的聚合和亚洲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 [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6]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Choice of United Revolutionary Partners b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HUANG Li
(National Museum,Beijing100006,Chin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Russian Communist Party’s policy to China had a dual nature: on the one hand,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pushed forward Chinese and eastern revolution so as to crack down on the imperialist rear and destroy the colonialist system,therefore, pushing forwar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the world;on the other hand,they intended to maintain the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eking Government,then legal government in China,even the local warlords so as to enjoy the some privileges Czarist Russia had left and continue to grab interests.O-riginall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chose to cooperate with WU Pei-fu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power of Peking Government,and then tried to urge WU to set up a pro-Russian government with SUN Yetsen,and even to get into touch with CHEN Jiong-ming.After failures,they began to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SUN,a rising power.While deciding the revolutionary partner with Chin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found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to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they were concerned about mos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Russian Communist Party;WU Pei-fu;CHEN Jiong-ming;SUN Yatsen

K262

A

1674-2273(2011)04-0043-05

2011-04-19

黄黎(1971-),福建长汀人,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展览工作。

（责任编辑陶有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