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想象是作家的一种生活方式

钱亦蕉

长得粗粗壮壮的科尔姆·托宾看上去总是那么和善可亲、优雅风趣，似乎与他小说中那些沉默寡言、深沉内敛的人物完全不着边。但如果他认真思考，严肃谈论起来，又会让你不得不惊叹他感知的敏锐和深邃的内心。与许多中国作家不同，他喜欢隐喻和象征，喜欢隐晦地表达，他似乎一直在梦境中长途跋涉，而想象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远远看到他的时候，托宾正在拨弄他那副业已成为注册商标的红色眼镜，两边一抽开，就可以拿下来，成了两个镜片，再一插，就合二为一了。同行的“九久读书人”编辑、托宾这次在上海书展推出的新书《母与子》的责编彭伦说，托宾是个非常非常守时的人。果然，两点刚过，重新戴上他的眼镜，托宾就热情地挥着手向我们走来。

远离家乡的爱尔兰人

新民周刊：爱尔兰有很多伟大的文学家。这次你带来的新书《母与子》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它让我想到詹姆斯·乔伊斯和他的《都柏林人》，不知他对你的创作是否有影响？

托宾：这两本书的结构是一样的。乔伊斯用《都柏林人》作为书名，但里面并没有这样一篇小说，而是因为所有的小说写的都是都柏林人，这是一个内容上的概括；我的这本书也是如此，名字叫《母与子》，并不是某篇小说的篇名，而是所有的小说都关于母亲和儿子。另外，《都柏林人》的最后一篇比较长，篇名叫《死者（The dead）》，我的《母与子》最后一篇也是关于死亡的，也很长。

新民周刊：很多爱尔兰的前辈作家后来都背井离乡去国外发展，比如乔伊斯和贝克特在巴黎，而王尔德和萧伯纳在伦敦。你也选择离开爱尔兰，来到美国纽约。可能是因为当年的文化中心在伦敦、巴黎，而当今纽约是世界文化之都吧。你们为什么都选择离开故土？

托宾：以王尔德和萧伯纳为例，他们都是戏剧作家，他们两个人的作品受到欢迎都是在英国伦敦。因为作为一个剧作家，你所需要的是非常优秀的演员班子、制片人和大的戏院，还有非常大量的观众，而这一切在19世纪末期的爱尔兰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你要去那些繁荣的都市——比如伦敦。我的情况则不太一样，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我并不是长期居住于纽约，我每年在纽约呆3个月，其他时间则在爱尔兰和西班牙度过，而我也不认为纽约是当前世界的文化中心。在当代，爱尔兰政府一项非常重要的计划就是促进爱尔兰作家能够居住在爱尔兰来写作，然后来上演他们的作品，希望这一切在100年后都能够实现。

新民周刊：你很关注移民人群，故乡是流淌在作家血管中的血液，你曾经写过长篇小说《布鲁克林》，就是一个爱尔兰女孩在纽约的故事。这和你在纽约生活的经历有关吧？

托宾：旅行者对于一个城市的了解或许只是印象式的，并不能了解真相，而我因为长期居住在那里，就能更深入地了解。比如纽约，很多人只看到它光鲜华丽的一面，但实际上到了礼拜一早上，很多人都不愿意起床，我可能会看到它的另一面。

关于移民，这其实是爱尔兰人这150多年来的不为人知的历史。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从爱尔兰农村、小城镇出来的人们，到了美国，他们不愿意再待在小地方，他们纷纷涌入大城市。而德国人、瑞典人、挪威人则不是如此，他们移民美国，很多人去了农村。所以，在纽约还设有爱尔兰人区，有他们的天主教堂。很多爱尔兰人成了警察，在9·11中去世的消防员、警察的名单中，我看到有很多爱尔兰人的名字。

喜欢写作，教授写作

新民周刊：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沉默寡言，为什么会喜欢写这样的人物？

托宾：对小说来说，这样的人物更有意义。如果是戏剧或者电影就不同了，他们不需要沉默，但小说是关于人的内心生活的，比所见所闻所说所忆更重要。

新民周刊：你曾经是一名报社的记者，是什么让你转向虚构写作？

托宾：这就像白天和黑夜，苏醒和做梦，真实和谎言……记者写的都是事实，与读者的关系是清晰的，我调查了这个事实，然后我告诉你们；而小说家与读者的关系是暧昧不清的。这两种写作都很重要。我一直对虚构类感兴趣，只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真正从事小说创作。我曾经在20年前采访过一个罪犯，当时我都不大相信他说的故事，20年后，这个故事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把它写成了一个短篇，就是《母与子》中的第一篇《借口》。

新民周刊：你在普林斯顿大学、曼彻斯特大学都教授创意写作，你觉得技巧对于创作有多重要？这在中国也是颇有争议的问题。

托宾：写作确实有技巧，但同时技巧又是一个很难教授的东西。因为有的人天生就有才华，就像有人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天赋是无法教授的。这不像培养工程师，教授一个工程师的班，那每个人只要认真学习，都能成为工程师，但写作不同，你所拥有的只是希望。3年前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写作短期训练班上，我就碰上过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我对他说，你要努力多写，不要浪费你的才华。因为人都会懒惰，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不要懒惰，给他们灵感，给他们创造一个空间，让他们通过一遍遍写来提高技巧，让他们自己去领悟。

新民周刊：你觉得长篇和短篇小说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短篇小说更需要技巧吗？

托宾：我觉得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区别可以说是交响曲和歌，在长篇小说里面可以把所有的行动和戏剧性都融入到里面，就像交响乐里面各种各样的曲调和变調。而短篇小说更像一首歌，在这个歌曲当中所有的情感其实你都是在一个单独的瞬间里把它捕捉到的，你不断积累这个情感的动量，直到它在那么一刹那达到顶峰。从写作上说，短篇小说的开头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是写长篇小说，你可以慢慢地把那些情节、人物、背景介绍进来。而在短篇小说当中，第一段就必须要解决这些，而且它必须看起来是那么地自然，这需要很大的自信。短篇小说更加接近我的内心，与我自己的生活更近。

新民周刊：美国很多作家都在大学里当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托宾：这与美国特殊的医疗健康保险制度有关，在美国，你必须为某个机构工作（在职），你才能申请医疗保险，如果你是自由作家，那就没有医疗保险了，所以美国很多作家都选择待在大学里教书。

新民周刊：有人说，这不是文学最好的时代，你怎么看文学在世界范围的颓势？

托宾：我认为这个现象一直存在，或许在英国19世纪曾经迎来过小说的辉煌，但是大多数时候文学都不是特别有活力，因为文学需要安静闲暇，但我们很少有安静闲暇的时间。

隐喻的真情

新民周刊：这部短篇集中，你写了很多对母子，你自己与母亲的相处怎样？

托宾：我母亲已经去世了。这一个集子当中最后一篇《长冬》，就是在我母亲去世后写成的。一直不想直接诉说这件事情，而是想寻找一种隐喻的说法。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在冬天的西班牙，一位母亲被雪埋在了下面，问题在于当时是初冬，春天要在三个月以后才会到来，所以儿子无法找到她的踪迹。儿子每天都出去寻找母亲，但是一直都没有消息，直到春天来临，雪这个时候开始融化。儿子仰望着天空上飞来的秃鹫，他必须在秃鹫找到他母亲的尸体之前把母亲的尸体给找回来。这篇小说一部分是我听来的故事，另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个人的情感，甚至是我在梦中的情感。如果你失去了一位心爱的人，那么在你的梦中你会不断地寻找他。我写作这篇故事的时候是寒冬，2月份，我和故事中的男孩一样每天都在山里跋涉，我写下我看到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细节。我也听了很多悲伤的音乐，每天我花两三个小时在写作上。那个故事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把现实情感转移到写作的故事中，这可以说是一个间接的自传性作品。

新民周刊：你公开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不知你对爱尔兰前辈作家王尔德曾经因同性恋被判刑怎么看？现在应该更开放了吧。

托宾：这是120年前的事了，已经成为历史了，这件事其实很复杂。现在变化很快，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改变很大。

新民周刊：你有尝试写作同性恋作品吗？读者会有障碍吗？

托宾：我已经写过两部，其中有一部就是《Love in a Dark Time: Gay Lives From Wilde to Almodovar（黑暗时代的爱：从王尔德到阿莫多瓦的男同性爱）》。读者没有问题，现在改变真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