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之手”与“隐形之力”——谈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新闻传播

文/董 岩

“舆论之手”与“隐形之力”
——谈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新闻传播

文/董 岩

在信息时代，信息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是现代文明最核心的资源。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新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从广义上讲，“安全”就是和平与发展的生活环境，它与战争、动乱、贫穷相对，与和平发展相连，表现为有秩序的、稳定的和平环境，涉及军事、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个方面。事实上，国家安全是各类安全因素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其中，军事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是基础，环境安全是支柱，政治安全是核心，缺一不可，须同步建设。国家安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硬安全”。主要指国防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等物质形态上的安全。它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这是传统意义上对安全的认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安全的概念发生了许多新变化，经济安全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从而派生出许多有关安全的新课题，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不仅是国防安全，而且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如粮食安全，在我国必须保证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18亿亩，才能满足全国人口的生存需求，这是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

二是“软安全”。主要指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包括思想、民心、舆论、信息等意识形态上的安全。尽管它是无形的，但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的潜在力量常常是巨大而惊人的，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如信息安全，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确保计算机关键部件，特别是芯片与软件的自产率，大幅减少对进口的依赖性，是确保信息安全的基础，这涉及政府、个人等信息系统的整体安全，也关系着国家的安全。

新闻安全的多重属性

新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的多重属性使得新闻安全呈现出不同的安全特征。

从新闻的信息属性来看，新闻安全是信息安全的一部分。信息安全，国之安全。新闻的信息属性决定了新闻安全是信息安全的一部分。由于新闻信息的内容涉及军事、经济、政治、环境、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作用与影响也就辐射到以上各个方面。如军事信息，一旦报道不当，造成泄密，会直接威胁国防安全；又如政策信息，报道不当则会引起社会波动，危及国家安全；而若新闻信息传输系统出现问题，新闻信息被干扰、泄露、失窃和破坏，也会危及国家安全。

因此，新闻安全既包括新闻信息内容的安全、信息导向的安全，也包括新闻信息的采制系统与传输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安全。在美国，信息安全观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计算机安全”到“信息保障”，从“适度安全”到“完全安全”，从“互联的环境”到“与因特网隔离”，信息安全已经进入国家安全议程。网络专家警告说，如果政府在互联网安全方面不投入更多的资金，“数字珍珠港”事件总有一天会爆发。这些观念对于我们认识新闻安全的含义、探寻维护新闻安全的途径，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新闻的文化属性来看，新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文化安全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本身具有强烈的渗透作用，利用文化进行对外宣传，有着很大的隐蔽性。在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迅速建起了一个笼罩全球的舆论阵地，借助电波不断地向第三世界播报符合他们意志的新闻，以配合政治攻势。正如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所说：“自由欧洲电台对东欧起着相当于一个远征兵团的作用”。几十年来，新闻宣传的直接作用使西方国家至今不愿放弃，并且播出的强度还在不断地加大。

近二十年来，“美国之音”总发射率增加了2倍多，“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增加了l倍多，英国BBC增加近3倍，德国之声增加近10倍，它们设在国外的转播台几乎遍布五大洲，所使用的语种和播出时间近二十多年来已成倍增长。1990年10月1日，美国新闻署把它所属的美国之音电台和电视电影处合并为一个“对全世界进行无线电广播和卫星电视广播”的全能机构。这一变动，使美国新闻署处于了更权威的领导地位，以适应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观众、听众施加更大的影响。

从新闻媒体的政治属性来看，新闻安全是政治安全的一部分。作为阶级社会的舆论工具，大众传媒与国家权力的合作保障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转。在非常状态尤其是战争状态下，这种政治属性的表现更为突出。媒体常常通过引导舆论来达到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目的，即通过对新闻事实的报道与评价，来说服广大受众，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因此，从媒体的政治属性来看，新闻安全还涉及舆论导向的安全。这在战时体现得最为深刻。

战争与新闻传媒的关系由来已久，如远距离传播技术的发明一开始就源于军事的需求；从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到20世纪末的海湾战争，现代传播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也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孕育了拉斯维尔的宣传思想，此后的战争和革命都结合了宣传和战争心理学的方法作为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变动，无论是东西对峙的冷战渗透，还是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也都折射出新闻安全的重要性。

从十年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包括最近的利比亚战事来看，西方国家传媒实施的新闻战中，新闻传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新闻真实性、新闻客观性等遭到扭曲：传媒在有意表现具体真实、体现所谓新闻真实性的同时，在整体上则根据战略需要，蓄意制造各种虚假信息，达到误导和欺骗国际公众舆论的目的。因此，有人认为，仅从传统的新闻客观性的原则出发，讨论这一问题，至少是天真和幼稚的。对此，须以国家信息战的观点、从国家的利益来重新认识。也就是说，新闻安全必须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根本，且最终是由新闻媒体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

新闻安全的特点

对于新闻信息的传播内容与范畴而言，新闻安全具有普遍性。新闻传播的是信息，信息内容几乎无所不包，涉及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新闻传播内容构成的安全问题自然也涉及了许多方面的安全问题。例如，一条不实的股市信息有可能引起国家金融秩序的动荡，一则不妥的科技新闻可能会造成科技安全问题。当年大庆油田地理位置的泄密，就缘于一张公开见诸报刊的照片；“一箭三星”有关技术参数等机密情况，也是有些新闻单位以技术人员谈学术的形式公开发表于报刊而泄露出去的。某地方电台在举办关于国防建设的征文时，因审稿不严，使通讯员的一篇何时沿某国道民兵保障卫星运输服务的征文播出，致使此次卫星运输时间与路线间接泄密，严重威胁了国家的军事安全与科技安全。又如，2003年1月18日柬埔寨《吴哥之光》转载了影星素瓦南的一句台词，结果引发了柬泰两国的一场外交恶战。因此，对新闻传播的内容而言，新闻安全几乎涵盖着所有安全问题，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对新闻信息的形态而言，新闻安全具有隐蔽性。新闻传播的是信息，引导的是舆论，但最终获得的却是人心。它看似无形，不像其他安全那样直接、明显，甚至常常容易被忽视。和平时期的舆论战常被视作没有硝烟的战争，其通过对己方和敌方国家重大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宗教、军事等信息的传播与反传播来进行。

对于新闻信息的争夺，往往事关国家安全，其意义远远超出传统新闻传播的含意和概念。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和平”侵略方式，往往能产生可怕的威力。这在苏东剧变中体现最深。据调查，早在1985年，苏联16岁至30岁的青年人中已有63%的人在收听西方广播，到了1987年，这个比例已上升为83%，其中每天收听1小时以上的人达46%。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有80%以上的电视观众收看联邦德国的电视节目。在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市民家庭中安装的碟式卫星天线已超过1万支。由于传媒不加限制，不加辨别，不加过滤，不加选择，使来自西方的对社会主义不利的有害信息如雪崩似的大量涌入，动摇了人们多年来坚守的文化传统、道德操守和价值观念，人们逐渐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不满，整个社会面临着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戈培尔曾说，“谎言重复千遍就能变成真理”，在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剧变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不费一枪一弹，只是借助媒体，大量散布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息，便达到了军事意义上的目的。而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一夜之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荡然无存。

对新闻传播的效果与影响力而言，新闻安全具有颠覆性。信息科学的奠基人、美国科学家香农和维纳认为，信息是除物质、能量外，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第三大要素。事物之间的联系，本质是物质、能量和信息间的交流，在大众传媒——新闻信息——受众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经过大众媒体的传播而被逐步放大，信息的影响力也相应地被放大，影响着受众的行为与思想，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战略资源。

信息正部分地代替人与武器的作用，充斥社会和战场。以往的战争中，武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性能和威力上；进入信息社会，武器的威慑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自身的性能和威力，而这种威慑作用主要通过新闻传媒得以体现与扩张。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就制造了萨达姆被暗杀、炸死、携家外逃等虚假信息，伊军战俘中98%是因为受这种信息的影响，信以为真，发生了信念上的动摇，最后不战而败。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就曾利用新闻信息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进行激烈的攻心战，收效很大。战后一些德国人甚至认为，德国士兵是受协约国的宣传欺骗而投降的，并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因此，拉斯韦尔认为，现代战争必须在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三个战线全面展开。经济封锁扼制敌人，宣传迷惑敌人，军事力量给予敌人最后一击。无独有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和苏联在很大范围内开始了意识形态之争，其中的武器是宣传，战场就是国际传播渠道，代价就是跨越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诚实和效忠。

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同样见证了这一特征。冷战后，美国建立了三个可以穿透“铁幕”的国际广播电台：针对东欧国家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RFE）、针对苏联的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RL）以及位于被东德包围的西柏林的美国阵线电台（Radio in the American Sector，RIAS），对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新闻攻势，为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提供了充分而有力的舆论准备。为此，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和社会学家托夫勒曾用“颠覆性传媒”一词来形容传媒的可怕威力。他认为，东欧剧变和原苏联解体，是三种力量汇聚在一起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以电视为主的新闻传播起了巨大作用。

在利比亚战争、伊拉克战争中，新闻传媒已成为第二战场，真假信息，鱼龙混杂，其激烈程度不输你死我活的战场，这只无形的舆论之手，操纵人心，推动着战争的走向，影响着战争的成败。所以有人说，在现代战争中，角逐的不仅是军事实力，还有新闻传播实力。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而言，新闻安全的重要性不亚于军事安全，容不得半点大意和疏忽。

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