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与废墟：日本·2011春

翟一达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仙台港以东130公里（太平洋海域）发生了里氏9.0级地震，本州岛震感强烈。随后因地震引发了十米多高的海啸（最高值为37.9米），严重破坏了东北及关东地区的东部沿海地带，主要的受灾区域包括青森县、岩手县、秋田县、宫城县、福岛县和茨城县。当然从大的范围来说，从北海道到千叶县都受到波及。接下来，位于福岛县的第一核电站因海啸冲击破坏，冷却核燃料棒的水循环系统失效，造成核燃料的高温无法降低，产生了化学爆炸，一定量的核辐射物质外泄。目前日本政府将此次核泄漏事故等级确定为七级（七级为国际评级标准的最高等级，与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级相当）。

日本将这场地震、海啸、核电站事故危机，称为自二战以来经历的最大的灾难。经历了这样一场大灾难，日本全社会也在反思与此关联的各种问题，既包括核能利用、救灾效率、核事故管理等实际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对生命脆弱和人生意义等问题的思考。

每年的三、四月是樱花盛开的时节，也是日本风景最美丽的季节之一。尽管经历了这次大灾难，樱花并没有推迟她给人们带来春天讯息的脚步，还是如期在这个岛国盛开了。春天里赏樱花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今年，樱花的生命力给他们的心灵带去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樱花掩衬下的灾后日本——在这个刚刚经历了浩劫的国家，废墟中新的生命力正在孕育。

在美国的协助下，二战后短短的几十年间，日本创造了伟大的经济奇迹，曾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上世纪九十年代泡沫经济崩溃，经济走上了长期低迷的轨道；政治上首相频繁更迭，造成政策延续和预期的不稳定；在富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表现，令许多日本人都为他们国家的未来担忧。我想没有人会主动希望灾难的到来。但是如果灾难已经降临，逃避不是办法。如果可以从中激发出更多的积极因素，应该是实现逆转的关键。这也是日本人灾后进行严肃反思总结的理由之一。在困境中逆势而上、越挫越勇是这个国家给我留下的印象。我们国家和我们的国民，从日本的这次灾难中或许可以借鉴一些东西。

逃离日本、抢购、集团心理

2011年3月11日，地震后的东京街头，人们互相安慰

日本地震后的核事故危机所激发的恐慌，造成了大量在日外国人逃离日本。根据日本入国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在签证允许滞留期限内，离开日本后再次进入日本需要办理“再入国许可”。核事故危机爆发后，外国人大量涌向日本入国管理局办理“再入国许可”。据报道，最多时一天就有一万人排队申请“再入国许可”。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国家建议自己的国民离开日本。美国、韩国、新西兰要求自己的国民退避到福岛核电站八十公里圈外，新加坡则要求退避到一百公里圈外。而这一界限远远超出了日本政府划定的三十公里圈外的“安全区域”。澳大利亚等二十多个国家甚至将位于东京的大使馆暂时搬迁至日本关西或九州地区，俨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对于日本的核事故危机，西方政府大都表现出一种悲观态度。

对于可能进一步恶化的核事故危机，外国人表现出的恐惧显然比日本人强烈许多。限于我的了解，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欧美主流媒体的负面报道。这些媒体的报道大多持悲观态度，各种所谓的“内部消息”批评日本政府隐瞒信息，降低了日本相关机构发布的信息的可信度。中文媒体的报道，主要是转载并翻译来自日本国内或英文媒体的消息，塑造了国内民众对此次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的认知。实际上，在日中国人的恐惧受来自媒体的直接影响较小。

第二是人际网络。中国人的不安主要受此影响。人际网络包括在本国的亲友和在日本的友人。福岛县核事故危机发生后，我访谈的在日外国人基本上都接到了三十个以上来自本国家人和朋友的电话或电子邮件，内容主要是传达亲友的不安和担心，建议催促返回本国。恐慌传播的另一条途径就是在日本的外国人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人际网络促使了群体内的恐慌蔓延。

第三是在日外国人缺少社会情感支持。很多外国人都是单身一人在日本学习或工作，面对核事故危机，恐慌自然要比日本人高许多。

第四是来自于社会比较的后果。许多在日外国人看到身边的友人陆续回国，不安感就相应提高了。换句话说，看见别人回国了，自己对核事故危机的评估变得糟糕，增强了回国的心理要求。这一点是来自于群体参照的原理，也可以用于说明抢购等其他集体行动。

以上四点可能是导致在日外国人大规模地撤离东京的原因。这样的恐慌，不仅局限在日本，也弥漫到整个世界。日本周边的国家和国民都担心，来自日本的核辐射物质会危害到本国国民健康，纷纷采取措施检测和防范。这样的不安和恐惧，产生了许多戏剧化的后果。例如，在我国就产生了囤食盐的风波。一些专家解读说这是社会信任不足造成的。我们的社会信任确实是有问题，但是跟在中国发生的这次事件牵扯不上。将抢盐、囤盐说成是因为公信力降低，有点过度解读的意味。毕竟政府出面辟谣后，并保证货源供应，这场“抢盐风波”很快就平息了，现在只是成为了“笑谈”供人们品味和反思。

从现实情况可以得出的推论或许是，“抢盐事件”反映了我们国民的信息甄别能力和一般性的集团心理。“信息甄别能力”是很重要的一项个人素质。因为在自由民主国家，选举民主的基础是选民具有一定政治知识，能够区分政党间的政策差异，对意识形态的宣传具备一定的免疫力。其实，西方国家的公民在这一方面也并没有表现得很好。回到这次抢盐事件所反映出的我们国民的信息判断能力，有很多东西是很堪忧的。如果听其他人一吆喝，也不问个是非长短，就一窝蜂地跟着扎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似乎都很危险。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附近发生8.3级大地震，史称“关东大地震”

如果说上面介绍的“信息甄别能力”对我们的国民有一些苛责的话，集团心理则是对一般大众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所采取行动的解释。这是以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的“社会比较理论”为基础的。他发现人们在不确定条件的环境下，会通过与其他人的比较，参照其他人的行为来决定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导致“从众”的两个因素，一是源于信息方面的理由，以多数人采取的行动作为“正确”的信息判断。第二点是由于规范的原因，人们不希望因自己特立独行而被大多数人讨厌。这次“抢盐风波”主要涉及前者，即信息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更宽容地以“集团心理”中的一般认知规律来理解抢盐者的心理。因为他们不是孤立存在的，正是因为社会互动才造成了这样的集团行动。

我不愿指责囤食盐的参与者，因为中国人过去长期生活在一个物资匮乏的时代，这样的恐惧也许还会伴随我们很长时间。在危机时刻，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偏离常态的。而这样的因恐慌产生的消费品囤积行为，似乎也不会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而改变。在东京这样一个繁华的都市，地震后人们居然也因为恐慌而大量囤积，发生了“人为制造”的日常生活品短缺的情况。日本政府连续多日呼吁囤积商品的消费者冷静应对，承诺货源充足，能够保证供应，但人们似乎不领情，结果变得不得不采取限购措施。针对这次东京的生活品囤积事件，经过访谈，我倒是发现了公信力低的问题。

信任、信心、信赖

信任和信赖是要做区分的。信任是基于人际间的了解，而信赖是针对制度和机构的。对核辐射的恐慌，无论是在日外国人的大规模撤离，还是东京市民的囤积商品，从中可以发现信任和信赖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日本的首相和官房长官反复出来呼吁东京市民不要囤积食品，保持冷静。但首相和官房长官这些政治人物，并不具备足够的个人魅力来获得人们的信任，这与地震前民主党现内阁低迷的支持率有一定关联（其民意支持率已经跌破了20%），或者说人们对现在的政府领导信任度不高。学理上倾向于认为，对政治家个人的“信任”不及对主要机构的“信赖”重要。换言之，对制度和机构的信赖决定了人们的信心。

遗憾的是，在日外国人和部分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府和此次核电站危机事件的主角“东京电力公司”的信赖也很低。局限于我的调查来说，并不像国内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日本人民完全信任政府。寄希望于政府尽快解决危机倒是不假，但是深入访谈后我发现，有些日本人对政府有可能隐瞒信息也是心存疑虑的。尽管“东京电力公司”的勇士们以赴死的信念，忘我工作在核电站检修的最前线，赢得了普通日本人的感动和敬佩，但是“东京电力公司”在过去就有篡改数据、隐瞒险情的不良记录，而日本政府同样也有未向国民传达真实信息的历史。虽然政党交替，执政党由自民党变成了民主党，但是人们对“日本政府”这样一个整体概念的心理认知仍然没有变化。换句话说，自民党政府对“制度/机构信赖”的破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现任的政府。

从这一事件中可以得出两点经验：人际的信任和对机构的信赖不能够等到危机出现时，才开始建立培养——这已经来不及了。第二，对信任和信赖的破坏，具有长远潜在的影响。这种负面效果将在下一次危机中暴露出来。以上两点表明，国民的信心需要倍加精心呵护，信任和信赖的建立需要长期培养。

2011年3月21日，日本宫城县，儿童在灾后的校园中玩耍

这次日本地震后，人们对政府机构的不信赖感表现为一直在批评政府隐瞒信息，不够公开透明；对于已正式公开的信息却又置之不理，认为不足为信。造成这样的后果当然与前面谈到的信赖缺失有关系，但信息公开与危机管理的关系却不那么简单。对于当事方而言，政府隐瞒信息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从逻辑上来说，政府考虑的首要出发点是避免引起公众恐慌。因此，学理上要求信息公开透明完全没有错，但在实际的运作中情况很复杂。这涉及到信息公开的方式以及受众的反应。

在此次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刚开始日本政府公开的核辐射量信息采取了“倍数标准”的方式，后来发现这很容易引起误解。例如3月15日在东京测量到的核辐射量超过了正常标准的22倍。人们并不知道绝对值是多少，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对健康没有危险。根据事后的说明，东京都内检测到核辐射量的最高值为0.809微西弗，平时则是0.035至0.036微西弗。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么有一个参照系就很关键，现在如果告诉你，在医院做一次CT的辐射量是6900微西弗，胃部X射线检查是600微西弗，那么对于0.809微西弗——这个“超过了正常标准22倍”的量，你还会过度惊慌吗？正是因为自然状态下，核辐射量非常低，因此才会有“超过了正常标准22倍”，但这确实也是在对健康没有损害的范围内。现在日本也在开展各种反思性的活动，包括对核辐射量的说明方式问题。拿出具体的数字，以及可以比较的参照标准，比千篇一律地反复重申“没有危险、没有危险”，说服力强很多倍。一般的普通民众根本不懂那些复杂的计量单位，政府在信息发布时，不是绕着弯子玩文字游戏，应该尽量使用容易理解的话语，配合图示、表格等，清晰易懂是首要的目标。这样才能准确、清晰地传达信息，以利于解决危机。

除了信息公开的方式，受众的反应后果也是很难预测的。通常，人们对负面信息容易产生“过度反应”。例如，以上“东京测量到的核辐射量超过了正常标准的22倍”这一信息发布后，当晚就有东京市民乘坐新干线或驾车，离开东京往大阪、名古屋方向撤离。东京的自来水水源中检测到的放射性物质超过了婴儿的健康标准，这一信息公布后，抢购瓶装水的恐慌迅速蔓延。最终，防范的范围已不局限于婴儿，甚至成年人也担心不安全。出于保守谨慎的考虑，类似这样的“过度反应”是难以预测和避免的。身边人们的撤离或抢购行为，将会把恐慌传播到更大的范围。另外，因为人们对信息的认知加工中，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信息公开后人们对信息的理解、选择性的忽略都会造成意料外的后果。有时信息的发布，引起了人们更大的恐慌，对于危机的解决反而增加了难度。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危机的管理，这两项政策目标在实践中，有时是难以协调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公开信息，而是提出在信息公开时如何从社会心理沟通的角度出发，减少不必要的误解。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鬼城普里皮亚李镇，墙上的涂鸦

第三方的公信力与自律

日本地震后，海啸引起的核电站事故危机将恐慌散布至全世界。在日的外国人大多都不相信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公布的信息，认为他们在隐瞒、欺骗。此时，外部国际组织的评估就变成人们主要参考的信息基准。遗憾的是有不少机构认为，日本方面此前可能隐瞒了事件的真实严重程度。法国核安全当局曾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至少应该是六级。欧盟能源事务负责人表示日本的核危机“已经失控”，“在未来几个小时中可能出现进一步的灾难事件，这可能对生活在这个岛国的人民的生命产生威胁”。美国的核管制委员会（NRC）主席也在国会说“福岛核发电站反应堆废燃料棒储存池的水已经大部分干涸或完全干涸，这意味着一场潜在的大灾难”。请注意这些人是专家或代表着信赖度较高的机构，他们的发言迅速被媒体传播，使外国政府和在日外国人对福岛核危机的风险评估进一步恶化。如果留意此间的英文媒体的报道，以及欧美政府惊弓之鸟般的反应，你就会明白日本之外的国际社会，一度对福岛核事故有多么悲观。英文媒体的悲观论，许多都已经被翻译为中文了，国内的读者对此或许还留有一些印象。

在这里值得探讨的问题是，针对核电站事故危机，日本官方发布的信息与欧美原子能机构代表者的发言，到底哪一个更可信？学理上倾向于认为，作为事件第三方的评判者，即日本以外的原子能专业机构的评估，可信赖程度更高。道理很简单，这些机构是此次事件的中立者，他们没有理由像日本政府或东京电力公司那样可能会隐瞒信息，而他们给出的独立评估“理论上”显得更可靠。因此，许多在日外国人受此悲观论的影响较大。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有没有在隐瞒信息或低估核危机程度，这样的判断需要具体的事实数据，或是需要经受更长的时间考验。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第三方的自律问题。前文已经说明了，第三方因为“超脱”于事件，所以得到的公众信赖度会相对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三方的自律问题就浮上了水面。美国核管制委员会对福岛核电站事故危机做的风险评估，自然有它的依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当时并没有人在现场，主要根据势态进展和反应堆化学爆炸后的核辐射量上升的情况做出推测。欧盟能源主管官员对核电站“失控”和“将面临更大的灾难”的发言就更没有事实依据了。随后，欧盟能源事务委员会发言人就对其进行了澄清和更正，称该委员会主席的发言并非依据“特别和特许的情报”。并解释说：“他的意思是，根据媒体报道的信息，看起来就眼下而言，在核电站中我们没有技术上的控制手段。”不论有多少理由可以揣测日本方面隐瞒真实情况的动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日本政府以及东京电力公司获得的信息是来自于核电站现场的第一手资料。

也许主观上欧美的原子能机构并无意要制造更大的恐慌。从认知心理上说，在危机时刻，高估事故的严重性其实是一条安全措施。以“最坏的打算去应对危机”，有可能充分考虑到事件方方面面的严重性而督促积极妥当地应对。因为第三方的信赖度相对较高，这就要求第三方做出更加客观的评估。知道多少说多少，哪些是有证据支持的“事实”，哪些是基于事实的“推测”，甚至哪些是完全凭空的“想象”，这些都必须进行清楚的区分。第三方的发言需要慎之又慎。前文提到了基于人际基础的“信任”。现在国内的很多所谓的“专家”，由于他们的专业背景和第三方的中立地位，通常普通民众会更接受他们提供的意见。如果，我们的“专家”挥霍、肆意糟蹋自己的信任资源，将会损坏民众对专家的信任度。当信任关系遭到破坏后，人们就不太会再次接受、相信“专家”作为第三方做出的独立评估。后果是为谣言的传播埋下伏笔。我的访谈倒是发现日本民众对他们的专家的信任度较高。他们大多相信，在这样的事件上专家不会依附于政府，不负责任地为政府的谎言背书。正因为日本国内的相关专家尚未发出“危机失控”的警告，普通的日本国民仍然相信事件是朝好的方向发展。这或许是他们信心的一个来源。

2008年4月8日，伊朗总统内贾德视察伊朗中部的纳坦兹核设施

大众传媒

媒体对社会究竟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讨论焦点而尚没有答案的问题。这次日本地震后，从大众传媒的表现中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日本媒体对地震后的关联信息——包括最近发生的余震消息，地震中死伤人数、失踪人数、交通信息、气象信息、核电站事故信息、政府的救助措施、停电信息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在地震后的危机应对中，不是只有日语，考虑到在日外国人的需要，英语、中文、韩语等语种也是主要的信息播送语言。

前面提到过，英文媒体在核事故危机阶段，主要是“悲观论”的传播者。其报道的信息对在日外国人逃离日本起到了莫大的催化效果。就像我们普通的中国读者，信息来源主要依靠中文媒体一样，大多数日本人的信息源是日文媒体，他们并不熟知英语世界的悲观报道。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是，与在日外国人焦躁不安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人整体上表现出的沉着冷静，究竟是因为日本人对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解决核电站事故危机的信心，还是出于信息的不充分、不知晓外文媒体对核危机的悲观论，才显得那么镇定。对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肯定的答案。我在当地访谈了一些东京居民，被访者中两种情况皆有，后者居多。

中文媒体一类是翻译转载英文媒体和日文媒体的报道，向中国民众介绍此次日本地震后的情况；另一类是我们中国的记者采写的报道，介绍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援助信息以及记者在当地（主要是东京）所观察到的见闻。如日本人灾后的冷静、坚强、守秩序等，日本企业的人性化措施，也就是免费提供电话、食品，没有哄抬物价等等。

从此次灾难中可以看到，媒体的报道对信息的整合以及提示救灾行动的方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日文媒体基本是克制的，没有扩散英语世界中的恐慌报道，但另一方面也在引导、督促政府的行动。因为媒体直接传达了民众的心声，有利于政府整合信息，发现问题，及时弥补赈灾中的疏漏。例如，媒体一直在跟进救灾物资不能及时送达灾区的问题。缺少食品，灾民过着极度艰苦的生活；缺少药品，感冒和其他感染的病例增加；缺少防寒物资，有年长者在避难所里离开了人世。东京都发生居民生活用品囤积后，媒体及时曝光，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并探讨解决方案。在关东地区实施轮流停电计划时，电力公司误把灾区的电也停了，遭到媒体的批评……媒体一系列对地震后事态进展的跟进报道，把前线灾区的“所急”和“所难”及时反馈给政策制定者，为下一步的救援行动和改善工作提供了线索。尽管媒体在报道形式上多采用批评的方式，但这却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灾后的救灾重建。信息传递沟通的高效使得政府虽被批评，但是不至于成为“瞎子”或“聋子”，脱离灾区实际来制订政策。

地震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和我们经常所说的传媒影响社会的“框架效应”（Framing）是很明显的。在此我举一个例子。日本明仁天皇于3月16日发表了电视讲话。在日本文化中，天皇并不是经常出现在国民面前的，他一直保持着某种“神秘性”。现在的明仁天皇是他继位后首次出现在电视上，对全国国民演说。这次天皇的讲话涉及很多内容，日本媒体主要关注的是天皇对国内地震灾情的忧心和慰问，其中强调的内容是“因地震和海啸而死去的国民的数字，连日来一直在增加。牺牲者最终会有多少人，现在也不知道。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确认平安无事”。中文媒体对此的报道强调的是两点：一是“日本天皇感谢各国对日本的援助”；另一点是“日本天皇号召国民不要放弃希望”。英文媒体对天皇谈话的解读则是“日本的核危机已经到了灾难的边缘”，强调的内容是日本天皇对当前福岛县核电站危机表示“深深地忧虑”。从报道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媒体是选择性地关注事件，并放大其中某一方面，从而使受众的思考也局限于这一视角。

2011年3月12日，日本仙台市被困居民有序疏散

“社会化媒体”在日本这次地震后也很活跃，当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所说的“社会化媒体”实质是一种扩展了的社会交际网，它是一种基于人际网络的在线沟通技术，参与方可以通过计算机或具有上网功能的手机，在此媒界上书写自己的各种感想、评论等。这些个人的感想或评论会被同时在线的其他人看到，大家可以对其进行回复。现在海外流行的主要社会化媒体包括Facebook 和 Twitter，日本有 Mixi，我们国内的“微博”也具有同样的功能。之前在中东与北非的社会动荡中，Facebook就起到了“社会串连”的功效。这次日本地震，很多在日外国人和日本的年轻一代都是使用Twitter分享、传递信息。政府也利用Twitter发布重大的救灾情报。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有很多积极的意义。大众通过此扩展了交际空间，分享思想情感，这些都是积极方面。技术的进步便利了信息的透明沟通，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也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在人们不善于核实信息，情绪性认知方式占主导的情况下，谣言的传播将不可抑止。特别是像Twitter这样的匿名社会媒体，谣言在其上面的传播速度极快，根本无法控制管理。对信息获取的要求，对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离不开使用者与此项技术匹配的个体素质——对信息真伪的判断能力。

国民素质，凝聚力

有一流的公民，才会有一流的社会和一流的国家。作为“一流公民”的一个标志就是积极的社会参与、责任感和遵守规则。在灾难时刻，莫过于是对国民素质的考验和人性反思的最佳时机。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中，非正常的社会状态为人们提供了太多太多的“理由”去破坏秩序、损害他人利益，自私的基因在这一时刻可以无限膨胀。地震后，日本向全世界展现了自己国民遵守公共秩序的素质，这样的国民精神可不是一两天可以培养出来的。3月11日地震当晚，东京都内地铁、电车全部停运。对于主要依靠公共交通上下班和出行的东京市民而言，无疑是很大的不方便。尽管可以留在公司和学校过夜，许多人还是选择了步行回家，一切秩序井然。遭遇此9级地震以及随后的大海啸，灾区也没有出现大的混乱局面，避难所里的灾民们相互鼓励“向前看”。虽然一直备受媒体指责，政府还是尽最大努力协调赈灾和解决核危机事故。传闻核辐射物质到达东京后，外国人纷纷逃离东京或闭门不出，东京的小朋友们却照样轻松地在公园玩耍。他们的政府首脑说，“没有时间去悲观”，“下定了决心，全力以赴去克服危机”。

地震海啸后，日本的国民表现出了惊人的坚强和忍耐力。失去家园的人们迅速聚集到避难所，一方面准备自己的避难生活，另一方面寻找失散的亲人。虽然因为燃料、汽油的不足，各种救灾物资和食物短缺，大家都在承受着。一位受访者这样说：“地震后进入避难所，第一天每人分到了一块巧克力，第二天是一个香蕉，第三天是一袋饼干。”因为降温厉害，日本的东北地区下起了雪，灾区的人们生活非常艰苦，能喝到热水都成为了幸福的事情。另一个避难所里，最困难时每人每天可以领到两个米团，大家都排着队顺次领取。两个米团，平时的话一顿饭都不够，不要说要撑一天。虽然艰苦，大家都在默默忍耐，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没有过激行为。

此次危机的复杂性在于三重的挑战：一是地震、海啸后的赈灾（不是一个县，而是几乎整个东日本）；第二是位于日本福岛县境内核发电站的泄漏事故，事态非常严峻；第三是因余震和核辐射恐惧，在首都圈出现的生活品囤积风波。前两件，任何一件都不轻松；第三件首都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如果发展蔓延，后果也将不堪设想。而日本政府要同时应对这三件任务。在日本，政府的影响力有限。因为中央地方分权，地方的领导由自治体自己选出，中央的政策实施还要向地方首脑请求协助。但是社会的力量却很大，“经团联”（日本大企业组成的联合会）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协会，在地震后都纷纷行动，没有哄抬物价，反而出台了各种优惠、便利政策，开展赈灾活动。

鉴于以上三件任务的难度，民众一定程度的妥协和忍耐是必要的，国家的所谓凝聚力就在此体现。换言之，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个人需要暂时抑制自己的某些个别愿望。例如，在媒体采访的对象中，居于避难所的人想要回自己的家，想自己被海啸冲走的房子，想给汽车加油后去寻找亲人；在东京的人，希望囤积足够的食品以防短缺；一些年轻人接受采访时抱怨余震的不安、停电和出行的不便。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可以找到足够的理由去批评政府运作不力。但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优先顺序？首要解决核电厂事故危机和灾区赈灾。灾区的人们确实很艰辛，但与危及整个日本，乃至世界的核危机相比，又如何呢？东京的人们那就更应该体谅各种物资和电力优先配送灾区的需要，稍微忍耐、克服一下。从整体的目标出发，可以排列出一个轻重缓急的顺序。但是对于局部区域、个体而言，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毕竟，这是特殊时期。政策的协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很多时候是在为总体目标的实现添乱，制造更多的麻烦。

灾难援助背后的结构差异

日本地震后，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救援可圈可点。虽然在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两国关系一度走向下坡。但是，国与国的外交不是小孩子办家家酒。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这是人与人之间相交的试金石。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苦难中不离不弃、忧心牵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使不是“挚友”，也不该落井下石，而是暂时搁置分歧，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为妥。与日本有外交争议的国家，如俄罗斯、韩国等都在积极援助，甚至朝鲜也一样。

我们看到了很多政府的援助行为。国家领导人有姿态，中国国际救援队奔赴灾区，商务部筹措了救灾物资，中国政府还向日本提供了一万吨汽油和一万吨柴油的紧急无偿援助。民间呢，中国红十字会也进行了紧急援助。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向我咨询怎么捐款的。媒体报道说，“中国各地、各界积极向日本捐款”。但据我个人的了解，抵触对日本灾区捐款的人也不少。原因可能有很多，我粗略归纳了四点，历史情感是主要的理由之一。我建议感兴趣的人去读一读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人为日本灾区捐款的事例，了解一下他们的理由。

除此之外，此间云南省盈江县亦发生了5.8级地震，灾区也需要救灾援助。一些人主张，捐款应先国内后国外。除了对核辐射威胁的担心，日本的地震其实对于一般中国国民来说，感情上的纽带相对是比较远的。

况且，即使我们自己国内发生自然灾害，号召捐款也像配发任务似的，最后还贴一个大红榜。捐款是不能强制的，一定要自愿才可以。因为是自愿，所以不在乎别人能不能看到。因为是自愿，所以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内提供帮助，捐多捐少都无所谓。不能搞出一个捐款恐惧来，像是被逼迫似的。如果外在的原因太强，反而会削弱个体对自身的内在归因。从学理上来说，这叫“过分正当化”。即如果我们的捐款都是被“政治要求”的，那么这会潜在地削弱我们内在自我的捐款动机。

另外，虽然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二，少数人也富余了，但并不是全部的人都很富裕。当人们的焦点还在注目于个人的生活时，对远方受灾地区的援助，可能也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不能说物质的匮乏就必然决定人们在经济上的保守，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贫穷时代物资的相互分享。日本地震灾区的一位灾民，将家里仅有的六个鸡蛋拿出来做晚饭，与周围的人分享。有人说他也可以自己一天吃一个鸡蛋，这样就可以度过六天。他没有这样做，苦难中的分享是将自己也不多的物资分享给别人。

以上的四个原因（历史情感、本国灾情、捐款恐惧、经济能力）可能可以解释对日本地震后，中国社会民间捐款援助的状态。但就像我说的，捐款应是个人的自愿行为，谁都没有理由去责怪那些不愿捐款的人。

与此相对，日本是民间的力量较强。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地震后，日本政府也提供了很多援助，这里主要看一看日本民间社会是如何行动的。据我的了解，日本社会的民间社团在各大车站募集捐款，一般的超市、便利店也设置了募捐箱。索尼、松下电器、佳能等大企业的捐款赞助就不说了，日本的普通民众也都在积极捐款，哪怕钱不多也是一份帮助我们四川灾区人民的心意。我注意到这次日本地震后，中国的一些国民有两种极端：要么反对捐款号召，说什么“要搞捐款外交，让国家政府去做”；要么又抱怨“比起汶川地震日本给四川的捐款，中国的捐款怎么那么少”。从这些声音中，似乎反映了中国人特殊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具体而言，当涉及责任时，普通的中国大众看不到自己，看不到社会，心里只有政府。捐款是政府的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个体是置身于事外的。我们的国民，因各种理由可以选择不捐款，但是不要矮化自身的主体性。过不了历史情感的坎，不向日本灾区捐款可以，那么面对我们中国自己的受难同胞，又有援助行动吗？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个“捐款不捐款”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人的“公共性”。提到“公民”，一些人抱怨没有得到与之匹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除了“索取”之外，自己为此又做了什么呢？个人的社会参与主动性、个人对社会或世界有一种积极的责任感，是公民社会繁荣的基础。没有公民个体参与，社会变革只是空中楼阁。

从汶川地震后日本对我们的救援和此次地震后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反应，可以折射出两个国家潜在的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的差异。负责任、具有主体性的国民和强大的公民社会很重要，但这并不一定引申出在任何情况下强政府不好的结论。以举国体制，快速调动资源，从中国政府汶川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的效率，总体是值得称赞的。而此次日本地震后，日本政府的救灾效能备受批评。食品、药品及其他救灾物资没有及时运往灾区，因恶劣的天气条件，一些年长体弱的老人就在避难所里离开了人世；日本政府刚开始要求福岛发电厂周边二十公里至三十公里的居民不要出门，在家中避难；因物资分发不畅，灾民得不到生活必需品，政府之后又建议他们自主搬离。

另外，前面提到的3月23日东京自来水水厂中检测到超过婴儿安全饮用标准的放射性物质。虽然东京都政府24日开始向有婴儿的家庭发放总计24万瓶550毫升装瓶装水（每名婴儿限发三瓶），但这样的量也是不够的。作为公共行政部门，政府并没有强有力地协调瓶装水生产企业直接为托儿所、幼儿园配送安全饮用水，而是相反，东京的托儿所、幼儿园直接去超市抢水，造成了家里有婴儿的家长们下班后去超市买不到水，人为造成暂时性的缺货和恐慌。虽然瓶装水生产企业不断给超市补货，但被引发的恐慌与“过度反应”长时间不能平息。东京的自来水水厂的水质第二天就恢复了正常，但一些幼儿园囤积的水要打算用到4月份。由政府协调，瓶装水生产企业直接给相关机构配送饮用水的模式，与托儿所、幼儿园直接去超市抢水，然后瓶装水生产企业给超市供水的模式，其社会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决策是分散的，其整体意义上后果和社会目标并不总是一致。尤其在地震后的应急状态下，那些常态运转的社会机制没有办法协调起来，这时强有力的领导力和资源配给能力就非常关键。当然，这很不容易。如果有强有力的管理指挥，社会团体、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协调机能可以为救灾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多元、底线与推论

多元其实是一件好事。虽然它不能够营造出“万众一心”时气势磅礴、力量无比的态势，但是它却可以一定程度避免社会进入某种极端状态。所以，我们的社会应该培养出足够的包容力去听取和容许不同声音的存在。但是多元也是有底线的，应该有一条大多数人共识的底线。这条底线，对于个人而言，就是自己的伦理、是非观念。对于媒体来说，就是基于事实的报道。当然，世界的复杂性既约束着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也局限了我们“能够说的”和“能够做的”，使我们为求生存而不得不做妥协。

在这次日本地震后，中国民众的反应大多数都在哀悼地震的受难者，对幸存者表示同情。当然，社会的多元性在于，一定是有不同声音的，无论是否表达或能够表达出来，这样的“意见不一致”是存在的。一些国人对这样的大灾难幸灾乐祸。我想这不是我们中华文化教给我们炎黄子孙的东西，即使不能悲天悯人，也不会恶毒地落井下石。一个人心中如果充满了戾气，那么他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一个光明的世界。“不要忘记历史”并没有错，但“历史”既包括六十多年前的历史，也包括二战后的历史以及2008年汶川地震时日本给我们的援助。对于这一点，我们的总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日本的媒体很发达，中国一些网友的言论很快就被翻译成日语介绍到正在经历灾难的日本了，日本人一方面感谢来自中国的援助，但读到这样的言论，心里也是很复杂的。我不是说，那些少数的国人无权“诅咒”日本。想要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多元的社会给予了我们“自由”，我们将如何运用这些自由的权利。多元性中基本的“共识底线”还是应该有的吧？也就是此时对逝者的哀悼，对不幸者的怜悯和援助。社会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的诉求和利益也不会统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共识底线，各方参与者没有基于共识底线的协商精神，最终将导致一个被撕裂的社会，冲突、暴力丛生的人间地狱。

在面对中国的援助时，和我们国内的情况一样，大多数日本人都非常感动，表示感谢。还有日本人翻出了1923年当时关东大地震时中国对日本援助的典故。我接触到的大多数日本人是懂得感恩的。但是，仍然有少数的人对我们的援助说三道四，比如埋怨中国捐的钱太少，中国的救援队是要探查他们的地理，中国无偿援助的能源是对日本对华经济援助的应有补偿等等。读到这些言论，中国的读者可能会不愉快。想一想，我们少数国民对日本地震的幸灾乐祸论，给人家同样造成的不快吧。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心中累计的黑暗会将人性扭曲，产生出可怕的想法。从这件案例中，我们应该明白，对于一个多元社会，我们要做好接受各种各样言论和行为的思想准备，也许是非常小的少数派，但是他们的逻辑思维是偏离共识底线的。从其中也可以看出，在日本的自由多元文化中，仍然是有待要建立起一种“共识的底线”。日本社会所谓的高素质，也没有使某些人丢弃“人种论”或“文化偏见”，与德国相比，对历史的反省和认识也是不够的。

我访谈的日本人告诉我，他们知道在中国所谓对日本地震幸灾乐祸的言论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并不代表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他们也很感激中国及时提供的救灾援助。我也希望，我们的国民在认识日本人发表的言论时，心里要区分哪些是日本人普遍的想法，哪些是少数日本人持有的观点。我们现在经常提到“代表”。在没有他人授权的前提下，你只能“代表”你自己，个体无权代表更大的集合概念。同时，当你在认识或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也应比较明智地将其理解为个人意义上的他/她，而非其背后的“整体”，他/她“代表不了”整体。这样的“以一推十”、“以一推百”的思维方式，会很容易导致偏见与歧视的产生。

对多元性的低估也伴随着认知上的整体模式。这次地震为修复两国因2010年9月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后恶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条件。虽然中日两国在地震中互相帮助，无论什么原因，这次地震后我们大多数国人所表现出的对自然灾害受难者的同情，也出乎欧美的一些观察家和日本的对华强硬派的预料。日本媒体所报道的我们国人的表现也让日本普通的民众很感动，我听到很多人都在说“感谢中国，感谢中国人民”。但是，地震后营造的关系缓和的表象总会过去，现实中双方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解决。若因地震时两国关系的一时缓和，就以“整体的认知方式”推论两国关系“从此一帆风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自省，情绪管理，公民教育

2010年9月7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后，中国国内的抗议示威中，把整个日本、日本政府、日本人诋毁得一无是处。（实事求是地说，一定数量的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价也不高。）短短半年时间，2011年3月11日，日本地震以后，对其救灾、国民素质的评价又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从这样的态度反差中，我想推测两点可能性。

一是中国社会可能正在走向成熟。对于“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因为与日本分歧所以势不两立，既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又最大限度地仇视、诋毁日本。但在日本地震后，出于对受难者人道主义同情的考虑以及救灾中日本国民的表现，中国社会表达了哀悼与尊敬。如果中国社会在态度上的反差，其内在机制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够区分对待这两件事情，这说明我们的中国公民正在走向成熟。我们可以在坚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同时，对因灾难而丧失的生命表示哀悼，对日本人在救灾中表现出的国民素质表示敬佩。因为从事实上来说，钓鱼岛撞船事件和因地震、海啸受难本身是两回事。

另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就是，两次事件的“态度反差”反映了中国社会中极端化的倾向。我们的国民似乎总是情绪激昂，热衷于集团性地情绪宣泄，追求极端而很少客观地去看待事件。“钓鱼岛撞船事件”后，国内爆发了抗议游行活动。不能总是政府在那里抗议，中国民众要求捍卫国家主权的民族情绪和声音也应该得到表达，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抗议和游行应该采取和平、非暴力的形式，例如到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前表达我们的诉求。——这就是游行示威的目的呀，让日本外交官看到并促使他们向日本政府报告中国人民的意愿。全世界各国对游行都有法律限制的，没有哪个国家允许暴力行为。打砸日产汽车、日本料理店、日本在华商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日产汽车的主人也是中国人，日本料理店的老板也是中国人，日本商店的员工也是中国人。这到底是在对谁表达不满？是“爱国主义”还是“群体狂欢”？

接下来，在谈及地震后日本民众的反应时，又过度拔高了日本人的素质。日本民众表现出的精神，总的来说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秩序、坚韧，但是，也并非神话般地不食人间烟火。灾区人民物资匮乏，恰逢降温，天寒地冻，东京市民却因为担心余震和可能产生的核辐射，大量囤积食品和日常消费品，超市的货架被一扫而空，后来者买不到生活必需品，更是增加了社会的不安。说日本人冷静应对灾情，这是事实。但在“东京的核辐射物质量超过了正常标准的22倍”的消息发布后，当晚，一些东京的市民就乘坐新干线、夜行巴士或驾车，离开东京往南向大阪、名古屋方向撤离，至少说明对核辐射的恐惧是人的本性。现在一些日本媒体在讨论危机时外国人弃日本而逃，其实日本人自己不也同样害怕吗？

除此之外，在日本全社会为救灾募集善款时，也有人乘此机会行骗。灾区的盗窃也逐渐被媒体披露出来。逃过海啸的老人，因寒冷死在避难所里，身上只盖了一条薄毛毯，难道她身边的人对此都没有意识吗？日本人也是人，在灾难面前，有团结向前的精神，也有恐惧和不安。关于日本人的冷静和镇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民现象，也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一是如我们国内一些媒体所言，日本政府的公信力高，赢得了日本国民的信赖。二是，日本人虽然对政府发布的信息心存疑虑，但因工作或其他原因无法撤离，持观望态度。我访问的日本人属于此类型的较多。想逃跑而跑不了或没地方可逃，虽然与没有逃跑在结果上是一致的，但心理机制完全不一样。三是，对于英文媒体中流传盛广的悲观信息不知晓，日本政府一直在发布“没有危险”的信息，日本国民主要接受了这类信息。知晓负面悲观信息后的“镇定”与信息控制、“不知状态”下的“镇定”，也是不一样的。四是，深层的心理文化差异。我们的一些中国人在对自己迁移时的落脚地还没有着落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先跑了再说”，“走一步看一步”。日本人则更多地要制定计划，考虑迁移后的生活场所，有没有打搅别人。所以一些人固守着自己的那片土地。从媒体报道中看到的外在表现都是日本人很镇定，但是实际上内在的心理过程却很复杂。因此，那些将日本国民在地震后的核危机中表现出的高度镇定，单一化地解读为“日本政府公信力很高，所以日本国民高度信赖政府”，或许太过于简单化了。

从这次地震中，我们可以向日本、日本人民学习很多东西，但是用不着去神化、拔高他们。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社会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和“日本地震海啸”后，所表现出的态度上的极端反差。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太过情绪化地去认识、评价事情，总是处于两个极端，要么“至恶”、要么“尽善”。或许这是我们生物基因中文化的遗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管理控制自己的这一倾向，这就要求我们常常自省。

古人教导我们要“一日三省吾身”，也就是时常对自己的过失以及可能产生的过失保持警醒的状态。“避免错误”、“解决问题”的前提就是首先要“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因此，才要求我们主动做“省思”。这样的“省思”是反省自己的过失，而不是追究、抱怨他人的责任。“省思”的必要性在于，我们再次确认“我们是人类”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一方面既然是“人类”而非“神”，我们就有犯各种各样错误的可能。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人类在信息处理、态度形成、决策时，存在着系统性“犯错误”的风险。而且，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他人互动的世界里，身边其他人的行为同样对我们的认知和行动产生影响，这其中潜伏着大量过失、偏差的可能。另一方面，既然人类不能够避免犯错误，那么生存在这个世界中，更多的谨慎和谦卑是必需的。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才会要时常“自省”。

遗憾的是，现代人似乎越来越缺乏自省能力，内心中为自省所保留的宁静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甚至不复存在。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人类凭什么装出一副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自大与不可一世将毁灭人类自身。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城市的喧嚣，欲望的膨胀，或是我们的公民教育出了问题。

前面谈到，塑造一流的公民，才有可能建设一流的国家。谁也不能否认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普及推广教育的难度，政府确实也在努力实现“九年义务制教育”的目标，并且取得了成绩。这里要谈的是“教育的内容”，也就是我们通过“教育”这样一个将“个体社会化”的途径，究竟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为目标。美育、人格培养和职业教育同等重要。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是遗憾的，受到了不当的教育则是危险的。识字、外国语、科学知识、专业技能的学习，当然都很重要，这构成了国民竞争力的基础。除此之外，公民教育的课程是其中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怎样做一个“好公民”——一个会用自己的脑子批判性地思考问题的公民；一个懂得尊重他人、对不同意见持开放、包容态度的公民；一个能够理性思考、不极端化、冷静行动的公民；一个重视个人自由却又不“自我中心”，热心于社群活动，体恤、帮助他人的公民。这样的公民教育，是要从小开始熏陶的。一个伟大的国家，其公民一定是拥有这些优秀素质的。国家的希望在于其公民的素质。中国未来的成就，就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