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年少

矫健

昨日年少

矫健

1966年那会儿我正上初中，下半年停课了。一些出身好的同学，分期分批陆陆续续跑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后来乱了，我这个上中农子弟居然也混进红卫兵队伍。既然身份变了，也就能随大流进北京了。

那是深秋，天凉了，临走时母亲为我打下厚厚的铺盖。我与七八个小伙伴每人背着铺盖卷从桃村挤上火车，中途在兰村下车，等青岛开往北京的那趟车。没想到那趟车从青岛出来就满员，像塞满了虾酱的罐头盒，没什么空当了。站上的人像一群没头苍蝇，忽儿向东，忽儿往西，不知从哪儿进入车厢。好在列车不会走，再晚点也要等大家都挤上去。有人怕车开走，还特意跑到车头前面挡路，站长拿着话筒在站台上大声喊：“红卫兵小将们，大家放心，车再挤也要让你们上去，大家都能上去，都能去北京见毛主席！”

听了这话，车头前面的人陆续回到站台，很多人也不那么慌乱了。我最终是从窗口爬进去的。进去以后才知道，车厢真的是密不透风。座位底下是人，行李架上是人，连厕所都挤得水泄不通。只听得车轮发出“格棱棱、格棱棱”的喘息声，显得那么不堪重负。

记不清走了多久，反正是哪一站都要晚点，一晚就是几个钟头，好像一直晃荡了两天，在夜里到的北京永定门车站。下了车两腿僵硬，路也不会走了。张眼一看，四下黑压压一片人，不用说都是晚间下车的各地学生。一问才知道晚上没别处可去，要等到明天才有车来接。显然大家都抱有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既然走不了，只好就地对付了。临近车站的空旷处升起点点篝火，人群自然围成一圈一圈取暖。火堆毕竟有限，更多的人则自发排成长队，在空地上转圈，边走边高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在寒冷的夜空下，歌声环绕着每一个不眠的人。

夜深的北京太冷。怎么度过这一夜呢？我们几个伙伴临时想出一个办法，垒“猪窝”，野外露营。说干就干，我们立马行动起来。我们将附近搁置的一堆砖块搬来，垒出一个长方形“猪窝”，而后解开铺盖，准备好好睡上一觉。躺下没多久，就都躺不住了。爬起来，坐在那里打哆嗦。没办法，不得不重新回到转圈的队伍里跟着唱歌，直到天亮。

谢天谢地，接站的车第二天上午终于来了。百人一组，排队上车，都不知道要到哪儿去，拉哪儿算哪儿。我们这拨小伙伴被送到化工路西口的一家接待站。这儿距市中心较远，不太喧闹。伙食还不错，每顿有白面馍馍，有时能吃上白面包子，还配有小菜。经常听到南方的一些学生为吃不上米饭抱怨，有人把吃剩的半拉馒头扔进垃圾筒里。贵阳的几个大学生对我很好，他们几个分别叫杨文凡、田景彬、吴如香，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尽管只大五六岁，但我觉得他们好老了。他们特别喜欢找我说话，临别时还送我一张他们的合影，照片背后还以“诗”相赠：“千里迢迢相逢/为了共同目标/同餐共寝朝夕/今日分别于此/只望努力奋斗/将革命进行到底。”分手那天，我们都掉泪了。我的那些小伙伴私下嘀咕，跟他们大娃娃粘糊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

不说这个了，说说军训吧。各位军官每天把训练抓得很紧，齐步走，正步走，向右看齐，向前看，天天如此。大概十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全体紧急集合。一位军官做动员：“红卫兵小将们，明天我们要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今晚要做好一切准备。明天一早六点出发，走前要系好鞋带，寸铁不带。”

接待站连夜准备干粮，每人一个煮鸡蛋，两个糖包子。大家群情激奋，几乎整夜未眠。翌日早晨接到通知，行动取消。又过了几天，某晚再次紧急集合。那位军官再次做了动员，再次要求寸铁不带，系好鞋带。他还说，昨天在天安门广场拉走了十几车鞋子，听好了，鞋子被人踩掉千万不能弯腰。另外，走前少喝水，那儿上厕所不方便。

这次看来是真的了。伙房又忙碌起来，每人一个鸡蛋，两个糖包子。第二天一早大家匆匆吃完饭，各人带上干粮排队向天安门广场出发。路上看到朝同一个方向涌流的人群密密匝匝，顾不上东张西望，我们只管跟好自己的队，急急前行。感觉走了很久，也走出很远，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可能是十几路纵队中的一支。我觉得口干舌燥，没办法，还要跟着走。临近中午，我看到了天安门。在军官的引领下，我们在广场国旗前面的空地上坐下来。那天不太冷，但地上很凉。有些同学想站起活动活动，军官不让。他说大家要手挽着手，老老实实坐着。毛主席出来后，要右手挥动语录本，高呼“毛主席万岁”！他这么一说，没有人再站起来了，只好老老实实坐着。不光是我们，天安门广场上的成千上万人都老老实实坐着，静静地望着天安门城楼。期间，从天安门城楼下开出一辆大卡车，车上站立着战士。后来，长安街上过去几辆摩托车。我们想见到的人还是没有出现。下午三点钟，毛主席终于来了。他在敞篷车上和大家招手，他的亲密战友随他一块儿来了。车走得很慢，自西而东缓缓离去。这天我记住了，是1966年11月26日。

北京这一趟，我的心收不住了。说是串联，其实是想到处转转。从北京回来，学校还是老样子，冷冷清清，一点复课的迹象都没有。高二有位男生叫郑克勇，约我再出去一趟，我没犹豫就答应了。其实，说起来我并不具备外出的条件。家里就父亲一个人下地，弟弟妹妹还小，家境拮据。好在学校给串联的人有点补助，家里不需要掏多少钱。不过回过来想想父母真是了不起，能把十几岁的孩子放出去天南地北到处跑，他们的心太大了。出去吧，孩子，见见世面去，不能老窝在家里。他们都这么说。

那个冬天，我和郑克勇背着行李上路了。我们手头有一份简单的地图，凭它准备试试自己的脚力。走着看吧，走到哪儿算哪儿。没有明确的目标，能走出多远不敢说，至少要到青岛吧。我们两个嘴上都这么说。从乳山二中所在地崖子出发，我们先是向南，而后向西。头一天走出六十多里，第二天没有那么多，只有三十多里。后来的几天，每天都在四五十里。到青岛走了八九天。途经的许多地名记不清了，记得有马石店、盘石店、东村、牛齐埠、流亭等等。经牟平、乳山、海阳、即墨、莱西、崂山等七县市，徒步三百多里。值得一提的是，途中有几次大卡车主动在我们身边停下来，要捎我们一段，都被我们谢绝了。我们硬是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走到青岛四中接待站，两人脚上都起满了血泡。后来我把走过的路在地图上标出一条线，那是一个比较规则的S形。

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教室，几十人挤满了那个有限的空间，每间教室都是人。接待站饭食没问题，早餐是大米稀饭和白面馒头，还有红豆腐，中午和晚上也有白面馒头。青岛不大，没几天就转完了。我对郑克勇说，咱们再换个地方吧。他说到哪儿？我说往南走吧，北方太冷。他说行。我们当即跑去买了两张去上海的船票，回来正收拾行李呢，同房间的两个上海学生说我们老土，还要花那么多钞票吗？花五分钱买张站台票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按照他们的指点，我们把船票退掉，买了两张站台票一下窜到南京。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修好，江里只有一排桥墩子。火车到浦口后靠摆渡到江对岸。我头一次感觉火车跑到船上的味道，面对滔滔江水，心潮荡漾，感觉很爽。

在南京睡的也是地铺。所不同的是在青岛铺的是麦草，这里铺的是稻草。到过哪里记不得了，只记得每天一早门口的那个小馄饨摊。一毛三分钱一碗，每碗十三个，不敢多吃，只吃一碗。那馄饨皮薄如蝉翼，馅似蚕豆，十三粒下肚，对一个正在疯长的半大小子来说，也就是走走过场，但碍于囊中羞涩，只好这么着了。我后来吃过馄饨无数，都没南京地摊上的好吃。那个味道成为生命的一抹印记，永远忘不掉了。

从南京出来，到苏州转了几天，之后乘车去上海。到站时天已黄昏，打听本地人，从宝山站到接待站还有很远一段路。我对郑克勇说，我不想坐车，想走着去。他说天黑了，还是一块儿坐电车吧。我没听他的，顺着四川路一直往前走。夜色笼罩下来，身边的有轨电车不时咣当咣当呼啸而过。我心里有点急，于是就加紧脚步，有时还小跑一阵儿，试图追赶前行的尾灯。快半夜了，我终于摸到外滩附近的接待站。妈呀，累趴下了。郑克勇还在等我，看到我喜出望外，他说后悔死了，就不该叫我一个人走，黑天瞎火的走丢了咋办？明天你不能再自个儿瞎闯了，怕坐车咱不坐车，咱一块儿到街上转转。

第二天，郑克勇果然担当起大哥角色，他要带我一块儿上街看看。住在同室的西安的一位老兄也随我们一块儿去。走出接待站，这才看到街道两旁认不出本来面目了，整个是大标语大字报的天下。有打倒陈丕显的，有打倒潘汉年的，还有打倒曹狄秋的。更惹眼的是“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某某某不低头就砸烂他的狗头！就叫它灭亡”！这些大标语，字比一层楼还高，人在旁边走，觉得非常矮小。被打倒的名字都划下巨大的红八叉，在萧瑟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目。高音喇叭里嗷嗷响着，不时传出一些战斗歌曲，最使耳朵留意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天上飘起零星的雪花，感觉出寒意。我们往前走，人陡然多起来，一问是南京路。西安那个老兄突然兴奋起来：“哎呀，我就想找这地方，换纪念章呢。”郑克勇也要随他挤进人堆，我说尿憋，到哪儿撒尿呢？没办法，他只好折转身来，陪我找茅厕。走出好远也没见到想去的地方，他也为难了，这咋办？他说朝树上撒吧，我不肯。就觉得绷不住，下面开始滴嗒了。郑老兄边东张西望，边唠唠叨叨，都说城市好，撒泡尿都找不着地场，有什么好？扭头又数落我，穷毛病，小鸡巴家家的往哪儿尿不是尿？叫你朝树上撒你还不撒，这下好，尿裤子了吧？他说得对，我阵雨转小雨了。他最终在弄口发现一个尿池时，我已经“雨转晴”了。那天不知怎么回去的，只记得裤腿泛硬，不敢看人。

回去时，西安那位老兄正在摆弄纪念章。他兴致勃勃，满脸放光，说上海没白来，收获太大了。我们凑到跟前一起分享他的喜悦，怪不得他那么高兴，五颜六色的各类纪念章把他的一方大手帕别得满满当当，他一晃动就嘎啦啦响。他在我们跟前晃了晃，像在挥动一面旗帜。之后他把手帕平铺在褥子上，给我们一一介绍。哪个是遵义，哪个是延安，哪个是瑞金，哪个是韶山，哪个是井冈山，哪种纪念章用什么材料，哪种最攒劲儿，哪种能以一换三，还有以一换五……等等，他讲得眉飞色舞，非常陶醉，把我和老郑说得目瞪口呆。听他这一说，我和老郑自惭形秽，我们只有一枚拇指大小的头像挂在胸前，太寒碜了。我和老郑都眼巴巴看着他说，因条件有限，瑞金、韶山那些地方肯定是去不成了等等。西安老兄显然看出我俩的意思，他很有恻隐之心，说分手时一定赠给我们一枚。后来看到我的裤子，西安老兄问咋回事？我不好意思说，老郑哈哈大笑，把事说给他听，他听罢也笑了。他说到上海男人日怪得很，说话囔囔唧唧，撒尿胆贼大。在弄堂口掏出家伙就撒，屁股后头有大姑娘小婆姨来来往往说说笑笑，他就跟没事儿一样。他冲我说，他们都不怕，你怕个甚？

说到上海男人胆大，西安老兄还引出另外一件“怪事”。“真是怪事，”他说，“你们没看见吗？南京路上在拥护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的大标语下面，有个叫孙悟空的又贴上坚决反对他的另一条标语。这孙悟空是谁？胆子咋这么大？”我们说看到了，在我慌慌张张找厕所时，偶尔瞥了一眼，当时内急顾不上细想，回过头去看此人真是胆大包天。这事成为一个谜，直到四十年后我读到一篇文章，才获悉真相。原来孙悟空不是一个人，而是以复旦大学学生胡守钧为首的一批人。胡守钧曾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当面责问张春桥，还揭露他在三十年代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的老底。这且不算，“孙悟空”在复旦大学还召开两万多人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胡守钧作了重点发言。为此胡守钧几乎送命。昔日阶下囚，今日胡守钧是复旦大学教授。

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我在上海度过了二十多天。阔绰的西安老兄很够意思，他还记着自己曾说过的话。分手前一天他送给老郑一枚“遵义”，送给我一枚“韶山”。他从手帕上取下这两枚金属物件时，我感觉他的手在微微发颤。惭愧的是我和老郑手头拮据，无以回赠，这让我好些日子难以释怀。

从南方回来，是一段长期停课的日子。百无聊赖，我用来解闷儿的是笛子和二胡。二胡好像是抄家时从英语老师陈玮宿舍拿来的，就一把。好些人围在火炉旁边，你抢我夺地争着过瘾，半天能轮上一小会儿。

后来我就不凑热闹了，找来一本陆春龄的笛子演奏法，整天揣摩。

这本书不难读，但要练好每一种技巧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从训练呼吸、舌头、手指循序渐进，直到熟练掌握震音、吐音、颤音、滑音、泛音、指变强弱音等等技巧。即便如此，有时为哪一首曲子中十六分音符的双吐技巧，我躺在被窝里还练舌头呢。

那年学校成立文艺宣传队，我成为笛子演奏的第一人选。宣传队排了两出舞剧，一出《收租院》，一出《白毛女》。乐队是一支简陋的小民乐队，没有双簧管。像“窗花舞”那样大段的十六分音符演奏，全靠笛子。这对我是很大的考验。距离正式演出的时间不多了，队友都为我捏着一把汗。

那是秋天的一个夜晚，天有点冷。乳山县（现为乳山市）政府广场人山人海，有人说至少有两万多人。在阵阵寒意中，演出获得很大成功。我那段“窗花舞”的吹奏尤其值得一提，为演出增色不少。演出结束时，县吕剧团一位专业吹笛子的人特意跑到后台看我，他说我吹得好，问我跟谁学的，我说是自学，他很吃惊。

之后，我们为驻军慰问演出。在部队礼堂，我独奏了一曲《奔驰在千里草原》。有“窗花舞”垫底，这回就放松多了。那一刻几近忘我，完全沉醉了。多年之后回想起来，我从内心确认那是心灵的沉醉，是生命的沉醉。

后来我学习二胡，还拉京胡、板胡和坠琴。坠琴与二胡指法不同，两音之间要空一个手指，似乎更难一点。除笛子外，我的坠琴也有点儿味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农二师造纸厂做工。厂里搞文艺演出，因为吹笛子的人有了，扬琴没人敲，就赶鸭子上架让我敲。我说没学过，管事的人说练练就会了，于是练了两三个月，就跟着上台演出了，没想到有人还说挺像回事儿。

时常在乐谱里摸爬滚打，我似乎对乐谱有特殊的敏感。我没学过五线谱，但对简谱却是手到擒来。即使是头一回碰到的新歌，拿到手上也可以唱出来，而且对曲谱的记忆格外精准，一首歌哼上三五遍就记住了。至于像《白毛女》、《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等旋律优美的剧目总谱，我都能倒背如流，即便是一个滑音也不会错漏。

宣传队散摊儿时，在县城一家照相馆照过一张合影。照片出来后不知为什么，每个人的眼睛都不见了，弄得大伙儿很扫兴。还是音乐老师苏勃有主意，他说这不行，要去找他们。为这张照片，苏老师真跑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县城去了。照相馆也很意外，说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本来他们想糊弄一下算了，没想到这拨人不好糊弄，就说，这样吧，给你们重照一张吧。苏老师很为难，说县城太远不方便。照相馆说，还有一个办法。苏老师问什么办法？照相馆说再修一修。苏老师就把那一沓照片留下了。

过了一些时日，照片寄来了。大家一看都忍俊不禁，每人的眼睛成了一对“玻璃球”。原来，照相馆说的“再修一修”，竟是给每人补画两只眼睛。不能不承认，照相馆为这两只眼睛下了大功夫，描画得十分用心，几近乱真，但那毕竟是描画，质感压根儿是两码事。看上去实在太滑稽了。没办法，只得重照。

1968年10月16日，苏老师率我们走出校园，在一座医院的门口留下这张合影。我们校园挺美的，石墙红瓦，绿树成荫，不知什么原因苏老师舍近求远要跑出来，至今还是个谜。

几十年后的一天，照片上有个人跑到乌鲁木齐来了。他叫矫恒田。曾当过乳山市劳动局副局长，他退休后有两样东西一直没撂下，一是写字，一是打拳。多年不改，痴痴相守。这叫我非常敬重。他不仅仅是练着玩，还果真练出了名堂。在全国太极拳大赛中，他获得中老年组冠军。此次去俄罗斯旅游就是大赛的奖励。

在饭桌上，我提起那张老照片，恒田说他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早就没有了。我说照片上总共二十九个人，我只能叫出十个人的名字，包括苏老师。他说他可能最多叫出几个。我问演穆仁智的那个人叫啥，他说叫宋振波。长得瘦筋巴骨、演狗腿子的那个人呢？叫王庆林。李桂芹她姐叫什么？叫李翠莲。演白毛女B角的是谁？是王宪华。恒田的回忆使那张老照片慢慢鲜活起来。

我突然想起宣传队个头最高的那个人，是演黄世仁的。问叫什么，恒田想不起来了。问杨白劳是谁演的，他也说不出名字。剩下一半压根儿连姓什么都没有印象了。看来岁月挡住了许多东西。

通过闲聊，我得知部分老同学的一些近况。李振丑当过文化馆馆长，还当过吕剧团团长，几年前退休了。矫红当过报纸总编，李桂芹任中学英语老师，宫照海当过副镇长，郑法亭是律师，李振江是金矿老总……跑得最远的就是于国庆和我了。她在韶关当老师，我在新疆什么都干过，成了“万金油”。有一年我去广州参加笔会，途经韶关时曾特意下车去看望于国庆，她变的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是的，照片保留了我们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它只能定格在那个永远无法重现的瞬间了。尽管内心是多么不情愿，但这毕竟是事实。如今，他们中很多人退休了，有的不在了。恒田有个想法，说等都退下来以后，原班人马再凑到一起，搞一个业余吕剧团。问我好不好，我不忍泼冷水，嘴上说好，心想难了。

回忆往事，感慨多多。昨日年少，转眼老矣。记忆里除了影影绰绰留下一些人和事，不知还剩下什么？

栏目责编：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