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铜官山矿权一百周年述评

马海松

（铜陵学院，安徽铜陵244000）

收回铜官山矿权一百周年述评

马海松

（铜陵学院，安徽铜陵244000）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是座风光旖旎，富藏铜、铁等金属矿质的矿山。20世纪初，英国迫使清廷与其签订铜官山勘、采合同。皖绅商学各界纷起反对，掀起了大规模的收回铜官山矿权斗争，影响深远。清廷面临国内“舆情民意”的压力，以“赎约”的方式收回铜官山矿权。距今百年，回顾沧桑巨变，给予人们有益的启示。

皖铜官山矿；签约与违约；废约与赎约；收回矿权；百年启示

一

在安徽省铜陵市区2公里处，有座名贯古今的铜官山（海拔495.7米），襟江带湖，风光旖旎。铜官山是座蕴藏铜、铁、金、银等金属矿质的“宝山”。据考古发现，铜官山采冶在时间上可上溯到三千五百年左右的商周时代。据历史记载：楚国“铜地属之”。西汉在此设铜官。汉吴王濞聚民工在此铸钱，“国用富饶。”“铜陵产铜，盛于唐朝。”北宋置永丰监，采治业盛。诗人梅尧臣面对壮观的采矿场景，不禁发出了“碧矿不出土，青山凿不休。青山凿不休，坐令鬼神愁”（《铜官山》）的赞叹。历代古志中，元、明、清均有铜官山采冶的记载。清道光至光绪年间，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将不国，无力开采，铜官山矿逐渐荒废。

英国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十九世纪末，英国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一大特点就是实行资本输出。英商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至宣统年间，在华办各类工厂一百多家，还通过开采煤矿、建造铁路、经营航运、开办洋行等各种渠道实行资本输出。要开办上述厂矿、铁路等企业，急需要在中国找到一处富含各种金属矿质的大型矿山，建造大型金属冶炼厂，以解决其钢铁、铜材之需。对此，英国早有预谋，“有矿师玛珞尝假游历之名至江苏、江西、安徽等省，将各地之矿山调查一遍”①。英商凯约翰从玛珞处得知铜官山矿矿情后，于1898年来铜考察。随后，向皖省巡抚要求铜官山矿勘验、采掘权。从经济利益方面说，实现资本增值，这是英国索要铜官山矿权的第一个目的。英国也知道，长江两岸腹地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控制了长江流域就等于掌控了大半个中国。随于1876年强迫清廷签订《烟台条约》，使长江流域沦为其势力范围。继而向清廷提出“驻兵瓜洲”，在清廷未准后，又把目光盯向铜陵。因为铜陵地处“吴头楚尾”，“八百里皖江”系长江黄金水道，铜陵港口又是长江申汉线之中点，为古今兵家必争之地。而铜官山距长江十里，离大通港口仅二十里。英国如取得铜官山矿权后，可借“保护矿权”之名，在铜陵长江段建码头、泊军舰、驻水兵，以抵制其他国家觊觎长江，保护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内的既得利益。这是英国索要铜官山矿权的第二个目的。

二

目的既定，目标已有。1901年1月，英商凯约翰带着英外交部公文来皖，以“伦华公司”名义与皖抚王之春商议勘矿事宜，议定将歙县、宁国、广德、潜山、铜陵、大通等六地矿山由其勘探。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1901年10月21日）凯约翰与省洋务局密订《勘验草约》。次年，王之春离皖赴广西任职。省洋务局意欲乘机否定此约。

聂缉椝（曾国藩女婿）接任皖抚后不久，英驻沪总领事霍必兰和凯约翰来皖，要求将《勘验草约》改签正式合同。臬司联魁曾劝聂抚：“矿产乃百姓之命脉，不可轻易送了外国人。”聂也认为“事关重大”，“初尚支吾”。迨霍总领事引前《勘验草约》为据，旁又有人为其活动支撑，聂抚随命汤寿铭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五日（1902年5月12日），以安徽商务总局名义与凯约翰重签《勘验矿务合同》（共23条）。上述六地勘验面积共38.4万亩，租期为一百年。勘验企业为英伦华公司。凯先集开办费五万两白银（6万英镑），约定在8个月内必须开办（前4个月为勘验期），否则合同作废。

聂身负皖抚重任，曾办多处实业，实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次与英商签约并未上报朝廷，一直拖到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待清外务部发现，才据实禀报。此约一签，引起外商纷纷要求来皖办矿的连锁反应。据上海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九日（1903年7月13日）“中外近事”专栏披露：“皖省自英人凯约翰要掌矿产后，接踵而至者有英之伊德、德之内播克，无不如愿以偿。日前，忽有南美洲之巴西人名西尼都者来商务局要求矿山九处，并不指出地段。……闻已有允准之意。”随后又有“意大利扬尼托，西班牙曹福来、日本三井的土仓鹤林等索要矿山，”共“遍布皖省十多个县，矿山二十余处”。消息传开后，皖绅商纷起反对，也引起清廷外务部的关注。外务部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04年1月10日）奏明皇上呈请“矿务定章”，申明今后各省不得擅自与外商订立开矿合同。随后聂调任浙江巡抚，诚勋接任皖抚。

《勘验矿务合同》签约后，凯约翰回伦敦筹资，无果而返。凯约翰无法在八个月内如期对六地矿区进行勘验的前期工作，只好央求皖抚诚勋延长勘探时限。皖商务总局曾先后三次允其延期，虽长达一年，仍无任何进展。其间凯约翰曾派矿师麦奎潜入铜官山秘密勘探，并将随带的部分机械设备偷运至大通附近周家冲藏匿待用。麦奎进山后，对老矿、新矿分别勘验，对“宋代所开的新矿，麦奎曾试挖过，知道新矿矿苗，比老矿还要好……任凭拾一石砾，能以肉眼辨出其中含铜铁铅各质。”②凯约翰得知这一情况后，1904年初，凯约翰在第四次延期将至时再来省城，不提呈交资金事，只提出修改合同。起初提出将潜山改为绩溪；继而又向省商务总局表示放弃五处，只留铜陵县铜官山一处。在提交的矿图上，在铜陵县南门外划了一个30里见方的方框，标明矿区面积为38.4万亩（与原六处矿点总面积相等）。此时皖抚诚勋因凯约翰已逾期一年，认定合同已过期无效。

省抚态度坚决，凯约翰进京请求英驻华公使萨道义支持。萨道义立即与清总理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进行交涉，要求督促皖抚尽快改订勘矿合同。此时，清外务部由右侍郎伍廷芳主事，指派皖抚核实上报。经省商务总局反复核对，发现该图标明的38.4万亩，实为46.6万亩（指地面下的面积）。其所指范围，名为铜陵县一处，实则把铜陵县城（今五松镇）包括在内占县境三分之一，连大通和邻县部分地区也圈入其中。占地如此之多，且时间长达百年，皖抚诚勋“未敢率先定局”，如实禀报外务部。外务部乃以“占地太宽，窒碍难行”为由，经数月交涉，英方将期限100年改为60年，见方30里改为20里，其他方面也作了些修改与调整。外务部撇开省抚，奏请清廷批准，于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1904年6月5日），由外务部侍郎伍廷芳和凯约翰分别代表中方和英安裕公司签订《铜官山矿石采掘合同》，其中第五条规定，“其开办限期，自奏准签字之日起，限十二个月，如逾期不办，即将合同作废。报效银两亦不得索还”。③清外务部于1904年6月27日通知皖省照此办理。

英“伦华公司”虽以“安裕公司”名义签约，其实是个“皮包公司”。凯约翰签约后回伦敦募股筹款时，英国内已知中国绅商各界反对，退股者不少。凯约翰又是空手而归，以致在合同生效的一年之内，并未派人去铜官山勘探。凯约翰知限期快到，又故伎重演。该公司在四月底五月初派翻译张玺玉和矿师孚德来皖，并将所谓“勘验图纸”交省商务总局，要求省抚派员会勘开办，算是履行了矿山勘验事宜。二位来者又与五月初四返沪，声称筹办机器，扬言马上开工。皖商务总局向英方指出：合同期限已到，退回矿图，表示对英安裕公司的要求不能接受。凯约翰辩称：合同规定的一年限期应以西历计算，因此应到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四（1905年6月5日）才算期满。皖抚诚勋予以批驳。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二（1905年9月30日）《皖抚诚勋咨外部与英领事商废铜官山矿约文》，列举英方数条违约之事，并逐项驳斥英矿师和翻译造谣之言，并称“开办日期应以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止，为十二个月，限满毫无疑义”，“而该公司明知逾期，复以西历混争，有违合同”。④呈请外务部“祈照英公使”，限期届满，立即废约。此时我绅商各界反对风声又起，外务部宣布铜官山矿约作废。

英公使不予理睬。凯约翰采用各种手段制造“开采事实”，抵制废约。1.1905年限期满后，派矿师麦奎返回铜官山，把原藏在周家冲的机器运到铜官山，未按合同第4条关于“将开洞盖厂控沟处所逐一标明，知照商务总局会同地方官员査明果无窒碍，即向民间议购或租……”⑤的规定，私募工人筑路、建房、开洞探矿。2.1906年6月，英使朱迩典向清廷建议，在公司股份中拨出20万股让售于华商，合办此矿。3.1907年清廷任命皖籍官员李经芳（李鸿章之子）出使英国。李到任后，凯约翰即与李谈判，愿请李为华方总董，参与公司管理。否则中方将支付40万英镑，以补偿公司之“损失”。4.1907年凯约翰又违约，擅自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日本三井公司，意欲“节外生枝”将此问题“国际化”。稍后日方也要求清外务部允其合办。外务部分别照会英、日，予以拒绝。5.凯约翰于1907年6月，派员赴上海采购4箱炸药，要求上海道发照放行，遭上海道拒绝。之后，又派麦奎将在铜官山非法开采的50吨矿石，用5条木船装运至芜湖，企图偷运出口，为芜湖江海道（即“海关”）查获扣留。英方上述各种伎俩因遭安徽绅商和官员反对，其阴谋未能得逞，“废约”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三

皖抚聂缉椝与英商凯约翰签《勘验矿务合同》后，经上海某报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03年，在京皖籍官员李灼华、潘庆澜（均为监察御史）专摺揭露聂抚私卖矿权的罪行。继而有江谦以“传单”形式散发《公启》，呼吁皖人起来“保护桑梓利益”。留日学生同乡会特派代表回国参与抗争。安徽绅商学各界拥蒯光典（江苏侯补道）为首在南京集会组团，准备募集10万两白银，以发展安徽矿务。在京大学士孙家鼐（寿县人），专门推荐懂得矿务的袁大化来皖谋划矿务事宜。1904年，蒯光典、陈同礼、李经畬等奏请清廷设“安徽省矿务总局”，统筹全省矿务。

从1903年起，安徽绅商各界收回铜官山矿权斗争与国内各地收回路矿利权斗争遥相呼应。“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经过激烈的斗争，从美国资本家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清政府允许三省人民分段筹股自办。”⑥安徽绅商效仿，提出集资10万两自办矿山。公推郑辅东于1905年、1906年先后两次进京申领矿照，清外务部屈于外交压力均不发照。此后，蒯光典等56名皖籍外省官员联名呈请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东至人）要求废约。周应请致函外务部请求收回铜官山矿权。1907年，全国路矿风潮再起，形势对英不利。此时在京皖籍官员又联名上书清廷，提出“七条理由”⑦强烈要求废约，收回铜官山矿权。清廷坚持不允。

收回铜官山矿权斗争并未因清廷反对而辄止，而是向基层延伸，向国外延展。安徽芜湖、安庆、合肥学生纷纷集会、罢课，不少新军也参与其中，誓争“皖矿皖办”。上海聚秀女学的皖籍女生呼吁组织“安徽女界保存路矿会”，远在美皖籍留学生也集会呼吁废约，让“皖人自办”。1907年11月20至21日，皖绅商学各界代表，暨旅沪、宁、赣的同乡会数百人在安庆集会，成立“安徽路矿公会”，致电清廷反对“合办”、“赎办”。此时英矿师麦奎在铜官山作恶多端，铜陵县人民群情激愤。时有潘裕前（铜陵县人）向皖抚控告麦奎在铜官山强占民地、掘人祖坟、强奸民女、枪杀山民等罪恶行为。皖抚据此照会英驻沪总领事、驻芜领事，要求麦奎离铜。英方反咬一口，要求清廷“提案惩办”潘裕前。皖抚派候补知县张兴留会同铜陵县知县绳藻、英驻芜领事赴铜官山实地调查。英领事在事实面前无言以对。事后，张兴留奉令禀告《麦奎在铜官山不法情形调查》，呈其违约开矿，又呈“其野蛮之举动，滋生事端，诚属无理取闹”。此后江督、皖抚联名具印同致外务部“饬令该矿师麦奎急速先行离山，不得逗留，以防意外。”⑧1908年初，安徽旅沪同乡会的“路矿分会”组织了“铜官山公司”，并派员来铜官山筹办矿务和监察麦奎之不轨行为。

随着收回铜官山矿权的群众性斗争的发展，1909年4月30日，“安徽路矿公会”召开会议(出席400余人)，向清廷提出《安徽省人民请清政府收回铜官山矿权》的申请文。会上一致推举方履中（桐城人，光绪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吴传奇（湖南永顺府知府）、江峰青（江西补用道）三人为代表，在安庆数千人的欢送下，启程赴京，与在京的李经畬（翰林院撰文）、任廷梅(安徽备用知府)、刘世衍（贵池人，度支部左参议）、陈维彦（湖南财政监理官）等人与英商谈判。5月20日谈判开始，双方就“废约”与“赎约”问题激烈斗争。任廷梅正告凯约翰：“铜官山一草一木，皆我安徽人民产业”，“凡我安徽4000万人……都是要废除矿约的”。凯约翰“气沮词穷，无可置辩而去”。⑨6月6日，安徽旅沪同乡会的“路矿分会”在沪召开“铜官山特别大会”。与会的上海、福建、河南、江苏、浙江等省市代表发起成立“铜官山矿共济会”，后改名为“中国路矿共济会”，各地联手开展收回铜官山矿权斗争。另据上海1909年6月3日《申报》报道，安徽各界人士于5月29日、30日在铜陵县城“明伦堂”（1905年县立高等小学设于此。建国后实验小学驻此）召开“铜官山抵制会”，5000人出席会议。主席郭启人宣布会议宗旨后，与会的各省、各界代表慷慨陈词。有陈晓苏抢着发言：“今日开会为皖矿之存亡，即为皖人荣辱生死之关系”。会上争先恐后认股，有孙亦郊当场认股“三百石田，代价3万元，以为之倡”。每股5元，当场认购6000余股。会后各府、州、县闻风兴起，纷纷认股。建德县“铜官山保存会”在1000余人的集会上，当场认股者有600余人，其中有店员、手工业者、农民，甚至连妇女、小学生、僧侣也来认股。至此，安徽铜陵收回铜官山矿权的斗争，超越了一省范围，和全国收回路矿权斗争结合在一起，成为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舆情民意”，清廷警告皖抚不要一味“俯顺舆情”，但又怕“众情不服，激成他变”。清军机大臣那桐亲自出面调处，起初表示“同情废约”，但与英方晤商后，又转而劝导皖省代表接受“赎约”条件。外务部还通知江督、皖抚作“赎约”的准备。英公使、领事和凯约翰面对中国强烈的“舆情民意”，也只得作些让步。凯约翰在与外务部谈判时，先是提出以40万英镑高价的“赎约”条件，继而减至27.5万英镑，最后接受外务部裁决，以5.2万英镑支付。外务部在宣统二年正月初三（1910年2月12日）《奏议结皖省铜官山矿案摺》中奏曰：“此案自光绪三十一年四月起至今年四年之久，各持互不相让，英商执守成约，据定矿山，要索钜款，不偿其奢顾不止。而皖省京外官绅挟全力以争逾期作废之说”。“现英使朱迩典既允许以五万二千英镑作为了结，自可照此定议，议清宿案”。建议由外务部与英使互换照会，“声明英商所占铜官山矿地暨一切机器、厂房均交还中国，原订合同全行作废，原缴报效之银（屡计五万元）不再退还，以免再有纠葛”。⑩清廷“依议”。安徽《铜官山矿石采掘合同》“由两国互照声明作废”。皖抚派候补知县张兴留接收矿山房屋、机件等，“由县封存、派差看守”，“赎约”款项也由安徽省藩库于1910年3月拨付。1910年5月18日，麦奎撤出铜官山。皖方代表方履中宣布铜官山矿已收回，实行自办。全省上下、全国各地为之大振。

四

2010年5月是安徽人民收回铜陵铜官山矿权一百周年。一百年前，安徽人民历经十年的艰苦斗争从英人手中收回铜官山矿权，为国家保存了丰富的金属矿产资源，为今日铜陵之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从政治上看，这场斗争超出一省一地之范围，和全国收回路矿利权斗争相结合，形成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不畏强暴，捍卫国家主权的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教育人民团结才有力量，奋起抗争才能挽回利权。这场斗争唤醒了中国人民，使许多有识之士认清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和清封建王朝的腐朽和反动；认识到只有结束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才能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因而使这次斗争起着“引起中华革命先”的作用，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这场斗争也给中国人以深刻的教训：愚昧就会任人欺凌；落后就要任人宰割。教育国人必须打破“闭关锁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科学技术，发展民族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捍卫国家主权。这场斗争也给国人以重要启示：夺取革命胜利，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安徽绅商各界参与反帝斗争的政治热情和挽回利权的爱国精神可嘉，但其代表人物与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致使这场斗争本来“废约”有理，而以“赎约”方式告终。尽管这样，这场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仍不失为一场范围广、影响巨大的反帝爱国斗争，在全国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具有突出地位和重要影响，将永载中国近代史册，值得后人永远纪念。

注

①《安徽通志·外交考稿》，第24页

②《安徽省一督》，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46页

③《清季外交史料卷182》，第20-27页

④《清季外交史料卷192》，第1-3页

⑤《清季外交史料卷182》，第20-23页

⑥《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3版，第348页

⑦《涉外史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1版，第82-83页

⑧《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缉，第212页

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缉，第212-216页

⑩《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十三》，第4-5页

Review on the recovery of mineral rights Tongguanshan for a century

Ma Hai-song
（Tongling University,Tongling Anhui 244000，China）

Copper,iron and other metal mineral mines are rich in Tongguan.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Britain forc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transfer its identification of Tongguan exploration,mining contracts,business people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in Anhui set off a massive struggle to recover the mineral rights of Tongguan.Qing faced the"public opinion"to"redeem"it.Now,it recalled many vicissitudes.

the mineral rights of tongguan；contract and breach；abolition and redemption；the recovery of mineral rights,inspiration

K201

A

1672-0547（2011）01-0068-03

2010-10-12

马海松（1968－），男，安徽铜陵人，铜陵学院法政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