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的中国
——论《女勇士》和《中国佬》中的中国形象

颜碧洪

“误读”的中国
——论《女勇士》和《中国佬》中的中国形象

颜碧洪

在《女勇士》和《中国佬》的中国形象塑造上，汤亭亭无疑是既成功又失败的。成功的是汤亭亭有意误读中国文化和历史满足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赢得了作品的成功；失败的是汤亭亭塑造的中国形象并不是中国的原本面目。她对中国的认识本就不可靠，她笔下的魑魅魍魉的中国、红色的中国、儒教的中国以及其用文化符号拼贴出的中国更是不可信。汤亭亭对中国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读，总的来说对提升中国形象并无益处，反而塑造出为西方人所钟情的神秘的东方色彩的中国形象。

误读；鬼；红色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符号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以其半自传体姊妹篇 《女勇士》（1976）和 《中国佬》（1980）而轰动文坛。在这两部作品中，汤亭亭无数次地想象和描写了中国，她曾这样来形容中国对她的重大意义：“我害怕中国根本不存在，是我一直在创造着它。”她更害怕一个实在的、与梦境不同的中国，会将自己以往的想象和文字尽数摧毁。

是的，在汤亭亭的作品中，中国读者确实能找到许多中国的影子和片段，然而更多的时候，读者却发现汤亭亭笔下的中国似乎已经面目全非。无论是中国大背景的架构还是小人物的塑造，无论是中国的神话还是历史，无论是中国的英雄传奇还是小说人物，一切似是而非。正如单德兴指出的：“就某个意义而言，当汤亭亭用一只手指指出西方文评家的 ‘文化误读’时，另有三只手指向自己的‘误读’或‘误译’，而她本人正是这些‘文化误读’的创始者或发扬者——尤其评论者若以中国人的观点来检视她所据用的中国文本时，在心态上更容易自认对于其文本的根源及‘正确诠释’有所掌握，而敢更大胆、更自以为是地指出，甚或指责她‘误读’或‘误译’的地方。 ”［1］76

一、魑魅魍魉的中国

作为一个出生并生长在美国的华裔作家来说，汤亭亭对父母口述或者书本中的“中国”的陌生是毋庸置疑的。“我之所以知道民间故事、唱诵、史诗，大多是通过母亲的‘说故事’、父亲的古诗吟唱。他们从中国带来五六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朗诵这些故事给我们听……我所读的中国文学是通过英文翻译……当然也有英译的古典诗和现代诗。”［1］229由于对中国文化的陌生，在汤亭亭的眼里，中国充满了“鬼气”。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描绘了“母亲”在医学院学习时与形形色色的鬼，如压身鬼、墙头鬼、饿死鬼、胡扯鬼、扫帚鬼、淹死鬼等做斗争的故事。受母亲故事的影响，这些鬼魂也不断缠绕在小女孩的成长记忆中。当然，在众多的鬼神中，对“我”影响最深刻的当数无名姑姑的鬼魂。姑姑由于与他人私通怀孕而投井自尽。在“我”初潮之时，母亲告诉了我姑姑的故事，自此姑姑的鬼魂就一直萦绕在“我”身上。最终“我”打破了母亲的“不准讲”的禁令，用文字祭奠了无名姑姑，还“无名”为“有名”。在《中国佬》中，汤亭亭借用了《聊斋》故事原型来讲述“鬼伴”的故事。虽然《鬼伴》是用来影射华人前往美国金山寻梦却梦碎的故事，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为小说中制造了一个神秘梦幻，充满神仙鬼怪、烟雾缭绕的古代中国背景。

西方的宗教认为鬼神是不存在的，受西方教育的汤亭亭自然知道无鬼神的世界。然而，她仍愿意在其文学创作中误读中国，为中国画上一笔浓厚的鬼怪色彩。这难免有为满足白人对于异域文化的猎奇心理，从而为作品赢得一定的市场和经济效益之嫌疑。而另一方面，如此的误读，也正好说明中国对于一直“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汤亭亭来说，就正如鬼怪一样，缠绕在她的心头。

二、红色中国

二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恶化，麦卡锡主义盛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被美国人毫无根据地诽谤和恶意地中伤。这样的政治性影响对于华裔第二代的汤亭亭来说也是不能避免的。汤亭亭在她的作品中对“红色中国”做了很多的猜测。如在《女勇士》中，汤亭亭描述公社的社员“必须跳红绸舞，唱无聊的歌曲，共产党发给老年妇女一把斧子并对她们说：‘去死吧，你们没什么用了。’”［2］59四叔因为饥饿偷鸟蛋，被公社杀鸡儆猴地吊死在树上［2］59。从美国寄到中国银行的钱基本上都被共产党人克扣。在《中国佬》中，高公不敢回到中国，因为“在中国，她的头顶会被钻一个洞，然后往里面灌上肥皂水，进行洗脑，把他洗成一个共产党”［3］184。姨父抓了一对鸽子给孩子吃，结果“共产党人在鸽子栖息的那棵树下用石头把他砸死了”［3］214。这一系列的描写完全丑化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说明“美国意识形态下的共产主义‘妖魔化’造成了美籍华人对中国的隔膜和误解”，深刻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中国充满恐惧和不安。

汤亭亭的作品主要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形象。“饿死，他(四叔)的妻子和孩子都快要饿死了。 ”［2］61因为贫穷，“他们（中国亲戚）不断地要钱”［2］59，“在香港的姑姑说快点寄钱回来……”［2］60“有时，（我父母）对于他们的兄弟姐妹不断的要钱也很烦。 ”［2］61在《中国佬》中，少傻的母亲在信中说，“我已开始吃野草、树根……我们饿，我们饿……给我寄钱回来，寄食物，寄食物。”［3］173民不聊生的中国让美国华裔感到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无能与贪婪的中国亲戚。汤在作品中说，“有朝一日我继承的将是一本写满名字的绿皮通讯录。我将给这些亲戚寄钱，他们也会写信来说他们在怎样地挨饿。”［2］72又说，“在农村的许多边远地区，那里的人不仅既懒又贪，而且很无知。”［3］83在她的笔下，红色中国完全被妖魔化了：残忍的政治迫害，民不聊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对此，中国的读者自然无法苟同。我们承认，由于“左”倾路线的贻害和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新中国在发展初期确实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但也不至于像她描写的那样不堪。汤亭亭所描绘的中国，其实只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他者对中国文化的主观的、片面的了解。“在异文化之间导致‘误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观的影响，而对异文化产生有意或无意的偏见，它以贬低异文化为基本特点；二是将异文化想象得十分美好，予以理想化的‘误读’，它以幻想式的抬高异文化为基本特点。”［4］14很明显，汤亭亭对于中国的误读属于第一类型。受美国政治风气和文化影响的汤亭亭，在写作时会自然而然地将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丑陋刻画以及对中国国民的鄙夷付诸笔端。她对于中国红色形象的片面、无意的误读，使她站在了丑化中国形象的西方人的行列中，也让她的作品在中国读者心中引起了又痛又恨的复杂情感。

三、儒教毒害的中国

儒家思想是中国两千年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以“忠、孝、节、义”为人生的基本价值观，强调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君、父、夫的绝对权威，推崇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儒家思想观念深深地渗透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日常生活及风俗习惯中。华裔家庭成长的汤亭亭自小就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她懂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俗人情、规矩禁忌以及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然而，当汤亭亭用美国式的思维去理解中国儒家思想的时候，她看到的多是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在汤亭亭的作品中，儒家思想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女性的劣势地位。《女勇士》中大量地列举了歧视女孩的谚语，例如 “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养女等于白填”、“女大必为别人妻”［2］42。在《中国佬》中，“爸爸”每次生气的时候就开始骂女人，“我希望你能告诉我，那些骂人的粗话只不过是中国人普通的口头禅。你并非是要让我为自己是女性而感到恶心。”［3］8女性地位的卑劣不仅体现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上，还体现在女性独立人格和婚姻自主权的丧失，如受封建礼教迫害的“无名姑姑”和因独立人格丧失而精神分裂客死他乡的月兰。在《中国佬》中，男人仍旧三房四妾而女人却“宁愿独守空闺也必须对自己的丈夫忠贞不二”［3］42。很明显，汤亭亭笔下的中国完全成了一个男尊女卑的女性地狱，中国女性深受儒家思想的束缚，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婚姻自主权。

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的阶级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接受西方教育的汤亭亭对中国儒家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偏见和鄙视，她在作品中有意误读、甚至扩大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这其实就强化或契合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形象的固有认知模式，让他们从阅读中感受到美国文化霸权式的快感和对中国文化贬损的乐趣。

四、文化符号拼贴的中国

无论是《女勇士》还是《中国佬》，其间罗列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符号，历史传说、宗教信仰、生活习俗、饮食习惯、气功武术等，在汤亭亭的作品中尽有体现，令人叹为观止。徐颖果指出，“中国文化在华裔文学中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象征符号”［5］34，它象征的是富有东方异域风情的神秘中国。美国的评论家格外青睐汤亭亭“白虎山学道”这一章，因为汤运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材料和符号来塑造“花木兰”——替父从军、上山习武、武林高手、辟谷习道、阴阳五行等等。在美国评论家的眼里，这些充满东方色彩的场景、人物和情节，说明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神话”。尽管汤亭亭反抗美国评论家的文化误读，反驳说“白虎山学道”是她对功夫片的美国式戏仿，“花木兰”是美国式的花木兰，但是读者在阅读这部分时更容易将场景架设在中国，而非美国。

与“花木兰”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汤亭亭在《中国佬》中有意误读《镜花缘》故事来讲述美国大背景下中国移民的故事。“也有人说在此之前，即公元441年就已有了女儿国，不过地点在北美。”［3］2虽然汤亭亭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戏仿等手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误读（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和扩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但其作品中大量中国文化符号的使用及其所拼贴出中国，也难免落入“为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满足西方读者猎奇心理，而创造了一个充满神秘东方异域色彩的中国”之嫌。

五、结语

虽然汤亭亭创造性的误读和改写了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而，“在文学作品中有各种各样描写文化的方法，但是灿烂的中国文化传统远远不及各种陋习更能吸引美国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5］34汤亭亭充分利用了中国形象的东方化、神秘化和脸谱化等负面因素来吸引西方读者的眼球，以此赢得作品的成功。汤亭亭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而中国文化仅仅是其成长抑或成功路上不可或缺但却一直是作者主导文化上的他者。尽管汤亭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她写作的是一本“美国书”，然而她的作品在美国广受欢迎以及引起美国评论家的系列“误读”不是毫无理由的。也许汤亭亭的本意不是为了丑化中国或者固化中国在西方的形象，然而间接的“误读”，最终造就了汤亭亭的成功。

[1]单德兴.开疆与辟土[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2]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3]汤亭亭.中国佬[M].肖锁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陈宇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西视觉文化误读 [J/OL].(2006)http://218.61.146.11/kns50/[2010-11-15]detail.aspx?QueryID=2&CurRec=5

[5]徐颖果.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文化符号[J].外国文学动态,2006(1).

I106

A

1673-1999（2011）14-0112-03

颜碧洪（1981-），女，福建福清人，硕士，福建师大福清分校（福建福州350300）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2011-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