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灯塔》的多维之美

贺 佳，孙 胜

《守望灯塔》的多维之美

贺 佳，孙 胜

运用元小说理论分析《守望灯塔》叙事策略及其文学内涵，展现温特森多元开放的文学观。

《守望灯塔》；詹妮特·温特森；元小说；叙事策略

詹妮特·温特森是英国当代最杰出、最富争议的小说家之一。1985年他发表第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橘子不是惟一的水果》，一举夺得当年的“惠特布莱德最佳处女作奖”（Whitbread Best First Novel Award）。 20世纪90年代，温特森遭遇写作生涯中“黑暗的十年”，作品一度遭到非议和恶评。直到2000年，小说《苹果笔记本》出版，温特森才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守望灯塔》(Lighthousekeeping，2004)是温特森的第八部小说，2005年被提名为“英联邦作家奖”。小说是典型的故事中嵌套故事结构：外层叙事是由银儿自述的成长史，内层叙事是由普尤讲述的关于灯塔的故事。故事与故事相互穿插交错，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立体性。甚至同一个故事，会通过多个叙事者讲述，为读者提供了多维的解读空间，形成一种放射性的独特之美。

一、变换的视角

根据叙述聚焦的不同，《守望灯塔》可分成三部分：少年银儿的第一人称视角，普尤的第三人称视角和成年银儿的第一人称视角。两次叙事视角的变换，一方面提供了多重的声音，为文本构造了多层次、立体的解读空间；一方面打乱了叙事的进程，使读者有充分的时间重新解读并适度预测故事情节的发展，最终得出独立的见解。汉斯·罗伯特·耀斯在《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中将读者与主人公的认同分为五类，即联想式认同，倾慕式认同，同情式认同，净化式认同和反讽式认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叙述视角转换会在读者阅读心理上造成不同的影响。温特森正是通过叙事聚焦的合理转换，使读者在解读-否认-重新解读的游戏中，享受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乐趣。

小说一开头是银儿对自己身世的自述。温特森采用的是天真无邪的儿童视角：“我母亲是单亲妈妈，没有结婚就怀上了我。我父亲来找她的那天晚上她的门没上锁。后来，她被送到小镇以外的山上去住。”［1］3涉世未深的银儿只知道自己没有父亲，却不了解母亲未婚先孕所承受的社会舆论压力，更不可能理解“单亲母亲”独自抚养女儿的艰辛。银儿的叙述和真实情况的距离，激发了读者对她的爱怜——这属于对小说人物的同情式认同。尤其是银儿的母亲发生不幸后，整个索尔茨镇竟没有一个人愿意收留她。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已经被推向了生活的最边缘。她对未来的迷茫与现实社会的残酷形成强烈的对比，更强化了读者对银儿不幸身世的同情。

同时，少年银儿天真的叙述和单纯的价值判断也提醒读者，她不是一个可信的叙述者。她的思想和心智尚处于幼年时期，她对生活的理解也趋于简单化。在银儿的第一人称叙事中，有多处故事情节出现空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智识，将隐藏在文本之外的情节补充完整，从而形成对故事的重新解读。因此，小说第一部分的自传体叙事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激发读者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预留重塑故事的空间。

银儿被普尤收留进入灯塔，小说转入第三人称视角。普尤的传记体叙事代替了银儿的自传体叙事。叙述主要采用直接引语形式，用银儿和普尤的对话推动叙事进程。读者开始和银儿一起聆听普尤讲述各种关于灯塔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最主要的是牧师达克的双重生活。普尤的讲述从《圣经》中力士参孙的故事开始。在他看来，达克和参孙一样“是天底下最强壮的男人，可是一个女人毁了他”［1］24。 此时，普尤以一个权威的声音出现，对故事情节作简要概括后，直接对达克进行评论。他的叙事也留有大量空白，但与之前银儿的不同，读者无法再凭借自己的经验对缺失的情节进行推测或填补，只能暂时认同普尤的叙述和判断：达克是索尔茨镇的顶梁柱，但他被爱人莫莉毁了。然而，读者的疑问并没有完全消除，细节的缺失反而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温特森巧妙的叙事策略使读者在心理上呈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无可奈何地接受普尤权威的结论，另一方面，暗自在心里对达克故事的细节进行各种联想和猜测。

故事逐步推进，达克身上笼罩的迷雾也层层揭开，读者逐渐意识到普尤也不是一个可信的叙述者。如果说少年银儿的自述是因为不成熟而缺乏客观，那么普尤对达克故事的讲述则是因为个人感情而无从客观。读者开始意识到达克的悲剧并不是因为“女人”毁了他，相反，是达克背叛了“女人”，毁了莫莉的一生。普尤之前的权威身份被推翻，读者开始质疑普尤的讲述和评论，并重新探寻达克故事的真相。阅读的过程变成了一个不断收集细节和重新构建情节的过程。力士参孙的故事语境也由倾慕式认同变成了反讽式认同。

灯塔自动化后，银儿离开普尤开始独立生活，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她不再全盘接受普尤对于达克故事的讲述和阐释，而是开始独立思考和生活。这正迎合了读者对达克故事再解构的心理需要，为摆脱普尤视觉的局限，重新解读达克故事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时间距离。此时，我们不难发现，读者与银儿的身份产生了一种重合：他们都是普尤的听众。银儿在小说中听普尤讲故事；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听普尤叙事。确切地说，读者的阅读过程和银儿的成长过程处于一种并置状态，他们都在寻求对达克双重生活的重新解读和独立评价。

随着银儿阅历的不断丰富和心智的日趋成熟，她再次回顾达克的双重生活时，不仅加入了自己的独立意识和价值判断，并且时常站在莫莉的立场来审视这段爱情：“她从来没有依赖过他，但她爱过他，这就很不一样了。 ”［3］90于是，“她原谅了那一切。而他又一次背叛了她。”［1］193此时，银儿显然超越了普尤的声音，透露出一种思辩意识。她脱离了少年时的稚气，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逐渐走向成熟。读者随着银儿叙述声音的加强，与她一起完成了对达克故事的重新建构与阐释，并最终超越普尤的“权威”，达到一种净化式认同。

叙事视角的两次转换，为《守望灯塔》创造了一个多维的审美空间。读者既可以参与到普尤和银儿的叙述之中，又可以超然于他们的叙述之外，从而始终处于一个优越的旁观者地位。两次视角的转化，让读者经历了从怀疑少年银儿的讲述，到相信普尤的讲述，再到质疑普尤的讲述，最后认同成年银儿的讲述的过程。通过对达克悲剧的认识和再认识，读者跟随温特森一起完成了对叙事声音的两次超越，从而使小说呈现出一种多维立体之美。

二、过程的模仿

实际上，多重视角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的运用，更蕴含了温特森对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两个隐喻，表达了她多元开放的文学创作观。作为一名具有创新意识的小说家，她坚决反对把小说狭义地定义为现实主义，主张小说应该是对事件和过程的模仿。

从叙事结构看，小说由少年银儿的第一人称叙述开始，又由成年银儿的第一人称叙述结束。普尤的内层异故事叙事实际上涵盖在银儿的自述框架之内。换言之，这部分可以看作是银儿对普尤讲故事的追述。小说总篇幅不过201页，普尤讲述的各种灯塔的故事占去144页。这种结构上的不平衡，不仅把讲故事这一行为本身置于小说的前景，更把小说的主题和焦点引向叙事过程的模仿。

如前文所述，温特森在小说中选取了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每一个叙事声音都反映出叙事者的性格特征，但又同时指向他们各自的局限：少年银儿的天真无知；普尤的主观倾向；成年银儿的女性反思。三个叙事者都不完全“可信”，都受到各自人生经历和情感阅历的影响，只能对生活作一种不可避免的片面解读。实际上，通过同叙事视角的比较，温特森巧妙地告诉读者：任何讲述都是主观的，也必然是主观的。即使是文本的创造者——作家也不例外，他一旦选择某种视角进行叙事，就受到此种视角的限制。或者说，视角的选择本身即是一种主观判断。

小说中普尤和银儿对达克故事的不同解读，进一步突出了叙事的主观性。实际上，普尤和银儿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女人毁了达克；达克背叛了女人。从表层文本看，银儿似乎超越了普尤的声音，形成一种独立的价值判断。但新的疑问随即产生：成年银儿的视角就一定客观吗？她的叙事会不会也受到个人经历与性格特征的影响？答案不言自明。读者不断地质疑与追问，实际上预示着新的超越，即阅读过程中读者对银儿视角的超越。此时，读者与银儿的身份由重合转为冲突：读者一方面作为成年银儿叙事的听众，一方面又需要打破她的视觉局限，实现第三次超越。阅读的进程变成一个不断质疑、不断超越的过程。当读者再次回顾达克的双重生活时，已经很难判断出谁的讲述更真实、更客观。

普尤和银儿的叙述无疑都是主观的，但这种主观并不是叙事者故意歪曲或篡改事实。相反，他们都是以一种“自以为的客观”在阐释达克的双重生活。在他们各自的视角范围内，讲述是客观而真实的。叙述中的偏见或片面都是受到各自生活经历和认知水平的限制。这些非客观的因素是不可避免的，也无从避免的。可以说，在叙事者的主观世界中，讲述又是客观的。由此可见，叙事本身是一个复合体：客观中蕴含主观，主观中又蕴含客观。故事本身如何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讲述，用什么视角和立场讲述。当读者最终超越各种声音开始重新审视达克故事，实际上意味着读者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超越。由此，温特森打破了传统阅读的被动接受，使讲述成为作家和读者共同创作的过程。

除了银儿和普尤，温特森还提供了第三种视角解读达克故事。根据小说，达克晚年的时候，斯蒂文森曾到索尔茨拜访过他，并以其双重生活为原形创作了《化身博士》。从文学史看，斯蒂文森是英国著名小说家，于1886年发表《化身博士》。温特森将历史人物引入小说，使斯蒂文森的身份具有了双重性：既是小说虚构的人物，又是现实中的作家。文学史实与虚构情节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打破了现实与小说的界限，造成一种亦真亦幻的错觉。达克的故事与化身博士的故事亦形成一种互文性的解读。

在斯蒂文森的笔下，杰基尔医生和恶魔海德分别代表达克分裂的自我。表面上看：“达克=杰基尔，勒克斯=海德。然而，不可思议的真相却是，在他的生活中，达克=海德，勒克斯=杰基尔。”［1］162双重身份的表层对应和现实对应出现错位，引导读者对达克故事作进一步思索。集善恶于一身的达克在读者心中激起的不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一种混合了憎恶和同情的复杂情感。泾渭分明的二分法在他身上不再适用，因为双重的人格使我们难以采用单一的评判标准。

由此可见，在善与恶的讨论中，温特森并没有简单地把达克至于一个纯粹的道德批判位置，他的悲剧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而是一种亦此亦彼的无可奈何。达克在索尔茨的牧师生活，表面上幸福美满，内心却极度痛苦。而他与莫莉在一起的日子，虽不被社会认同，却充满“温暖和阳光”［1］79。 达克的双重生活，实际上代表了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达克。我们常常处于矛盾和挣扎的边缘。达克的声音和勒克斯的声音始终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却绝难清除任何一方。达克性格的矛盾是每个个体内在的矛盾，是理智与情感恒常的对抗与冲突。读者对达克悲剧的认识和同情，正是对自身的认识和同情。温特森赋予达克故事的不仅是单纯的是非判断，更暗含她了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和人本主义精神。

三、总论

《守望灯塔》从叙事内部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和规约。多重视觉的转换，不仅为读者创造出多层次的解读空间，而且引导读者完成了对叙事者和自我的双重超越，实现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飞跃。

[1]詹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M].侯毅凌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I106

A

1673-1999（2011）14-0132-02

贺佳(1981-)，女，重庆人，硕士，四川外语学院（重庆400031）研究生部助教；孙胜，女，重庆市公安局干警。

2011-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