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校园知识分子的现状
——读《人性的污秽》

杨 梅

美国校园知识分子的现状
——读《人性的污秽》

杨 梅

《人性的污秽》是当代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美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它与前两部在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作者将场景主要安排在美国的一所高校——雅典学院里，讲述了以西尔克·科尔曼为代表的校园知识分子的故事。从小说中的人物出发分析美国校园知识分子的各种现状。

《人性的污秽》；校园知识分子；现状

菲利普·罗斯是当代美国最优秀、最具思想性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193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属于犹太人后裔。1959年，26岁的罗斯出版了他的第一个小说集 《再见，哥伦布！》（Goodbye,Columbus），这本书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之后，《波特诺伊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一书使他一跃成为世界级别的著名作家。他在此后40年的文学生涯中多次获奖：1966年获得过洛克菲勒奖学金，1988年和1992年2次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1993年和2000年2次获得福克纳奖。罗斯现在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家，以至于有人认为，当今美国的文学时代是罗斯的时代，正如海明威之于美国的20年代，福克纳之于美国的30年代。《人性的污点》（The Human Stain）于2000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这是菲利普·罗斯的美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它和前两部 （1997年的 《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和1998年的 《嫁给一个共产党人》（I Married a Communist）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它发生在美国的一所高校——雅典学院里，讲述了学院里的院长西尔克·科尔曼以及他周围的同事的故事，从而反映出校园知识分子的各种现状。

故事的背景是1998年美国白宫的丑闻，即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一案。小说的主人公科尔曼也遭遇了类似的事件。他是一个肤色极浅的非洲裔美国人，他隐姓埋名地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进入美国社会，并成功地在一所雅典学院的古典文学系担任系主任。命运之神似乎不但宽宥了他的背叛，而且对他甚为垂青。然而就在他71岁那年的一次课堂上，由于将两个缺课的黑人学生称为“幽灵”而被诬陷为种族主义者，这在小说中被称为 “幽灵事件”（幽灵一词有双重含义，在美语中恰好又有“黑人”的意思）。这样，真实身份是黑人的科尔曼反而成了鄙视黑人的种族主义者。经过这件事件的科尔曼与清洁女工福妮娅开始有性的交往。小说女主人公福妮娅是一名三十四岁的经历复杂的女清洁工。她在14岁时离家出走，后与一个越战老兵莱斯结婚又离婚，其间两个孩子意外身亡。她靠做清洁工之类的工作养活自己。最后科尔曼和福妮娅在莱斯的暗算下走向肉体的毁灭。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科尔曼的朋友也是小说的叙述者，小说在他的追踪和理解中不断展开。

目前国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主要以幽灵作为主人公身份的隐喻，探讨了种族和道德双重语境下的个体生存悖论，并对时代的道德现状、社会偏见、人性的污秽进行了深度的阐释，在探索当下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洞察人性的不同层面。另外一方面主要探寻了现代人的身份危机及其背后的原因。本文将从小说中的人物出发，研究美国校园知识分子的各种现状。

一、校园知识分子的兴起

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的、西方的概念。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个最著名的定义是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所下的：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根据这一定义，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的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等［1］。菲利普·罗斯将小说的场景设在雅典娜学院，以西尔克·科尔曼为代表的校园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等情况就徐徐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俗话说，“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所以，从这些小说人物身上我们能够了解到并概括出美国校园知识分子的现状。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校园知识分子的兴起：在1940年左右或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从这样一个社会中涌现出来，其大学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几乎已经完成——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得成为一个教授。这一代人涌入大学，如果他们想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就得一直呆在那儿。到20世纪60年代时，大学从根本上囊括了一切知识性工作——一种在校园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显得不切实际。在1920-1970年间，美国的人口增加了1倍，而大学老师却增加了10倍，从1920年的5万人发展到1970年的50万人。

校园知识分子和之前的波西米亚文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在学院校园里产生繁荣是专题论著和演讲，还有奖学金申请，而后者的咖啡屋文化创造的是格言警句和散文。

二、校园知识分子与学术

美国的校园知识分子与前几代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需要成为知识分子的资格证书，他们要受博士学位、学位论文等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所走的是一条笔直而又狭窄的学术之路。

小说的主人公西尔克·科尔曼是一位71岁、思想深沉的年长公民，学富五车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精通两门古老的语言，是脑子灵通的智囊，但他也是在纽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才得到成为校园知识分子通行证的。此后，他40年如一日地将自己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雅典学院和古典文学。西尔克·科尔曼的同事和对手德芬妮·鲁斯，是为了成功从法国来到美国的知识分子，在她的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知识分子要获得通向校园的证书所付出的努力。她在法国接受过极端充分的预备教育，与知识界上层有广泛的联系，后来她来到耶鲁，申请获准教授本科生法国文学，并被吸纳为博士生。在获得学位后，她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雅典学院的客座副教授。

在大学普及的年代来临之后，知识分子们几乎都生活在校园里，他们直接面对专业同行，而别人既不知道他们也无法接近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失去了与公众的联系，他们的学术之路是笔直却狭窄的。科尔曼在当上雅典学院的院长以后，对于学院的学术氛围甚为不满，将学院教授所写的论文称为“回收处理自己的垃圾”。

他们定期在《雅典娜笔记》上发表文章时，当他听腻了他们每个人唠叨的、每年从一本发黄的博士论文中摘抄拼凑成哲学、文献学或考古学的鸡毛蒜皮论文，“发表”在灰色硬板纸装订而成的油印季刊上——除了在学院图书馆目录里可以查到以外，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无处可寻——的那些话时，他竟敢打破雅典娜礼仪规范，说出使他名闻遐迩的话：“换言之，你们都在回收处理自己的垃圾。 ”［2］8

正像雅典学院的教授一样，美国的校园知识分子们虽然能够写出专业化的理论论文，但是他们却只能孤芳自赏，或互相借鉴，他们失去的却是最重要的能力——与公众对话的能力，因为构建公共文化、丰富公众的文化生活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似乎有一种东西困扰着美国的大学，或至少是大学教授，这就是厌倦。一代知识分子在60年代中后期进入大学，那时校园里生机勃勃；今天，这些教师门即使不是垂头丧气，也是一脸倦容。一项报道表明，学院和大学的教授们为近40%的人已经或打算离开学术界而 “深感烦恼”。这种潜在的不满可能已经呈现出来，他们需要重新和公共生活连接起来。

三、校园知识分子与政治

人们常常从《理想国》中引申出一个实际的教训是：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因此，唯一明智的选择是分离两者，让哲学家以其所有的激情去培育他们的花园，但将他们隔离在那里以免受到伤害。这是政治难题和哲学难题的政治解决之道。

历史上有太多的知识分子因为与政治扯上关系而变得命运多舛。人们给瓦尔特·本雅明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只知他为逃离纳粹，草草服毒身亡，但通过肖勒姆和阿多诺的眼睛读他的思想，能看到他弥赛亚和暴力的空想，然而，他还在空想，世界已群魔乱舞。米歇尔·福柯曾热烈地讨论知识与权利的关系，也曾在1968年5月走上巴黎的街头，但他的种种努力都是以尼采的范式与自己的心魔斗争，他对政治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也不承担真正的责任，他对政治的介入既危险又荒谬。要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公共政治世界，需要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自我“规训”。雅克·德里达是后结构主义的英雄，他在冷战结束后才倒向政治，但他提不出任何政治目标，尽管他坦言，每次听到《国际歌》，总难抑激情，他终于发现了一个不能被解构的东西——“正义”，但他所期望的“民主”，却永远只在“将至”的状态。

是的，“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确实让人胆战心惊，那么，“当校园知识分子遇到权力呢？”

在小说中，无论是科尔曼的辞职，还是雅典学院的种种矛盾，表面上看来是由“幽灵”事件引起的，实质上却是“权力之争”。正如文中所说：“这些鬼把戏只是为了争权夺利才耍的。为了在学院里获得更大的决策权，他们不过是利用了一个可趁之机而已。一种手法，刺激一下海恩斯及领导层，迫使他们就范，去做他们原本不可能做的事。 ”［2］17

而“权力之争”也像世界上的其它一切战争一样，是由利益关系引起的。“当今，即使是一般的院长，据我了解，大凡在介乎教职员和上级管理层之间真空地带供职的，无一例外都有仇家。他们不可能每次都批准加薪的请求，或将便利的停车位批给对它垂涎的人，或将更大的办公室批给自信有资格受用的教授任职或提职候选人…”［2］7

因此，校园知识分子在权力问题上是异常矛盾的。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他们，既无法摆脱左派的乐观主义和右派的悲观主义来证明政治无为的合理性，而当他们想要表明自己注重实际、表明他们与权力和现实的世界联系密切时，又会使自己的处境异常困难。即使是科尔曼这样出色的院长，在他的“质量革命”引起学院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也难以抑制“反对力量”的突起。

无论在哪里，只要有权力的存在，就会有像德芬妮·鲁斯一样将自己化为“正义”化身的人，“把你界定为魔鬼，她自然成了英雄。她这是在刺杀魔鬼，对你吞噬弱者的行为进行报复。她正在把整件事件提升到神话的高度。”［2］44“正义概念本身实际上是不同社会都发明过、使用过的概念，它要么是某种政治和经济权力所掌握的工具，要么是反抗这种权力的武器。假如权力发挥着压迫、控制和操纵的作用，那么从道德上讲，所有抵抗权力的事物就不能与权力划等号，它就不可能不偏不倚，仅仅是 ‘反抗这种权利的一种武器’。抵抗不可能是与权力平起平坐的对手，不可能是依附于权力的一种功能。”［3］299-300所以，即便我们很难在权力与抵抗之间划清界限，我们也应该对二者作出区分，并永远站在真正正义的一方。

四、校园知识分子与种族歧视

美国社会像是一个大熔炉，它的民族是多样化的，文化是多元化的，而大学校园作为一个小型的社会，自然也具有上述的特征。然而生活在校园里的白人知识分子、黑人知识分子以及犹太人知识分子，从他们获取资格到一步步的成长，所受到的境遇完全不同。

小说中的雅典娜学院其实就是美国大学校园的一个缩影。科尔曼虽是黑人，但当他伪装成犹太人被录用时，是雅典娜学院屈指可数的犹太人之一，也许还是美国最早被允许在古典文学系授课的犹太人之一。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科尔曼都是第一位，而且是唯一一位在雅典娜担任院长的犹太人，他的身上体现了犹太人所持有的激进历史，他上任后在雅典娜学院刮起了一场雷霆万钧的“质量革命”，给死气沉沉、犹如“睡谷”的学院注入了新的活力。

现实中也有与科尔曼境遇相似的犹太知识分子，“特里林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第一个犹太人，他作为一个娴熟、明智而审慎的人文主义和文学批评家，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职位，大量的奖品、各种荣誉称号以及国家的承认。对于被夹在左派，通常是少数民族的历史和冷战的繁荣之间的知识分子来说，特里林重重地敲响了右派的声音，他为‘是非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顺应其自身及社会地位’作出了贡献。”［4］101

与犹太知识分子相比，黑人知识分子的处境将更加困难。科尔曼上任后，把赫伯特·基布尔调来学院。他的到来，不仅是社会科学部门的第一名黑人，而且是除了总务部门以外任何部门都绝无仅有的唯一黑人。由此可见，在校园知识分子中，黑人所占的比例极其微小，而且他们生活得很屈从、很谨小慎微。赫伯特·基布尔就是典型的代表。“我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站在你一边，科尔曼，我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2］17这是他在聘用他的“伯乐”——西尔克·科尔曼院长遭遇“幽灵”事件、显得孤立无援时所说的话。艰难的处境使他失去了自由言论的勇气，夹缝中的生活使他丧失了捍卫正义、抵抗邪恶的能力。然而，他们畏畏缩缩的生活并不是极致，在西尔克的葬礼上，赫伯特·基布尔“自愿”充当了雅典娜罪恶的替罪羊，成了葬礼上唯一的布道人者，“他严正淡泊得如同刀刃一般——倘若你一不小心便会引祸上身。”［2］318虽然近二十多年来美国一直提倡反对种族歧视，消除种族隔离，实施多元文化主义，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太多的少数族裔濒于绝望。

菲利普·罗斯将《人性的污点》的场景设置在雅典娜学院，以浓缩的形式反映出了美国校园知识分子的各种情况：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以来，在学术上不断探讨着理论化、专业化的问题，却不能有效地和公众对话，丰富公众的文化生活；在政治权力方面，他们又是如此的矛盾，不知道如何抉择。在多元文化主义大力实施的今天，少数族裔知识分子（主要指犹太知识分子、黑人知识分子）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平等和安宁。

[1]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罗斯.人性的污秽[M].刘珠还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保罗·博维.权力中的知识分子[M].萧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M].洪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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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1）14-0134-03

杨梅（1984-），女，安徽人，硕士，苏州科技学院天平学院（江苏苏州215009）助教。

2011-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