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荣西方美学研究方法论

董惠芳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00)

朱志荣西方美学研究方法论

董惠芳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00)

出于对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的学术之路的研究，以及受康德重视研究方法的影响，朱志荣形成了高度自觉的融合中西的方法论。他的西方美学研究体现了中国视角，注重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艺术实际相参证。他对于西方美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鲜明的追源溯流的历史意识。他还很注意对基本范畴本身的内涵及特征予以论证，其范畴推究的运用具有小中见大的特点。

朱志荣;西方美学;中西参证;范畴探究

西方美学是朱志荣比较钟爱且用心甚深的一个研究方向。西方美学及其思维方式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志荣把它视为汲取灵感和获得启示的思想宝库，并逐渐形成了高度自觉的融合中西的方法论。

一、中西参证的研究视角

朱志荣的西方美学研究集中在《康德美学思想研究》(专著)和《中西美学之间》(论文集)以及其他的西方美学研究论文中。他的博士论文对康德美学做了专门研究。此外，他还撰写了若干论文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丁、伯克、弗洛伊德、罗兰·巴特、本雅明、杜夫海纳等西方学者的美学思想进行研究。他对上述诸人的观点并不一味盲从，而是立足于中国美学研究的现状，以西方美学为参照，为构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美学做出了贡献。

在研究西方美学的过程中，朱志荣以中国古人的思想对西方学者的相关见解进行参证，这在他对康德美学的研究中已露端倪。在论述康德“美是道德象征”的命题时，他参照了中国古代的“比德”说。对于相似的命题，孔子从人自身的伦理道德等观念出发，将自然物人格化。而康德则主要从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需要类似的心境这一点入手，追求审美与道德评判的共同根源。并由此揭示了中西方对于审美与道德观念的差异。此外，在讨论共通感的身心基础、审美心态、艺术与自然的统一等问题时，他也曾从中西方相互参证的角度给予了论述和审视。

他还常常以简要的评论指出中西方在同一问题上的异同。他曾指出杜夫海纳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等思想的契合:“杜夫海纳通过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研究审美经验，研究审美对象与审美感知的关系，强调主观感知与对象的统一，强调直觉体验，从而充分揭示了审美的基本规律，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等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杜夫海纳对于审美对象与审美知觉之间无法分离的亲密关系所进行的描述与论证，使人不自觉地联想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等思想。究其实，根源在于杜夫海纳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追求主客交融的混沌整一是一致的。

如果说对于西方美学，朱志荣是通过比较来进行中西参证和融通的，那么，对于中国美学，朱志荣中西参证的研究视角则主要体现为他自觉地运用西方美学的方法，并将其内化为自己思考和研究中国美学问题的基本方法。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美学思想、审美意识的研究，虽然追求的是独立的系统，但每个系统之中无不渗透着西方学理化、系统化、讲究逻辑性的研究意识。

总之，朱志荣在其西方美学研究中，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中西参证的研究视角。这使得他对具体问题的论述，能兼顾中西方的理论实际和接受语境，并容易在中西方观点的比较中归纳出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特点，从而促进研究的深化。其西方美学研究的中国视角，相应地促进了他在中国审美理论研究中亦注重中西参证方法的运用。

二、追源溯流的历史意识

对于西方美学的研究，朱志荣具有鲜明的追源溯流的历史意识。在《西方审美理论的生成与演变》一文中，他通过对古希腊时期、古罗马至文艺复兴时期、从法国古典主义到德国古典审美学说、从19到20世纪的西方审美理论的扼要论述，勾勒了西方审美理论的生成和演变的概貌。在他看来，要想把握西方美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征，必然要树立历史的意识。没有历史的意识，则无法把握西方美学的整体性，无法对具体研究对象进行精准定位与评价，而且容易犯见树不见林的错误。

康德是西方美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朱志荣首先重视的是康德美学体系自身发展的脉络。针对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康德前批判时期的美学思想不够重视的研究状况，他指出:“《观察》中不仅反映了康德前批判时期的美学思想，而且也是他《判断力批判》的重要思想渊源和基础，甚至对于他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来说，都是重要的奠基作品。”［2］(P43)在此基础上，朱志荣给予了康德前批判时期的美学思想以必要的研究，从而使得康德的美学思想体现出了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这也更符合康德思想发展的事实。而他对于康德前批判时期美学思想的重视与研究，解释了康德美学思想日渐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沟通了康德美学的前批判和批判时期，这就改变了以往康德美学研究只重视康德批判时期的局面。

朱志荣集中探析了康德美学思想的渊源，这主要表现为他对康德美学思想与其前人美学思想关系的理解。在方法论上，康德主要是受莱布尼兹－沃尔夫学派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合力影响;在审美判断问题上，则受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较为明显。至于康德对于艺术特征、天才和艺术分类等问题的见解，则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蒋孔阳先生在为《康德美学思想研究》所写的序中曾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探讨了康德美学思想与前人美学思想的关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追溯了西方美学思想的古典传统，同时又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新的思潮，特别是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对康德的影响，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这样，康德的美学思想，就有了比较深厚的渊源，而且在此基础上，康德前后期的美学思想的演变也可以看得更清楚。”［2］这确实是一个中肯的评价。在不同章节中，我们都可看出朱志荣的这种倾向。比如，“二律背反的萌芽”、“前人的共通感思想”、“经验主义前辈的无利害感思想”等标题，其内容指向是一目了然的，即都比较注意梳理前人对于二律背反、共通感、无利害感的贡献与不足。朱志荣对于康德美学思想与其前人美学思想的关系，不仅注重观点和思想的承继，而且提出了康德借鉴前人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他不仅梳理了理性主义对康德的影响，而且充分注意到经验主义在康德思想中的渗透。他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在康德思想中的交融汇聚的推理论证，为康德之所以能使前人研究的美学基本问题获得质的突破，提供了一种可靠可信的解释。

朱志荣还注意从人物的生活时代寻找其思想渊源。比如，对于康德，他说:“康德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开始崇尚理性的时代，从笛卡尔到莱布尼兹－沃尔夫学派的理性主义思想对康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构造体系的风气也影响了康德。”［2］(P1)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康德重视理性与重视建构体系的原因。朱志荣追源溯流的历史意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如在《柏拉图的灵感论述评》一文中，他认为“柏拉图既沿袭了古希腊的敬神传统，又在继承先哲的基础上强调了理性”，柏拉图的灵感论“深深地影响了柏拉图之后探索心理现象的学者，尤其是研究审美心理学和创作心理的美学家们”［3］(P23)。这些论述不仅厘清了柏拉图灵感论的来龙去脉，而且解决了柏拉图灵感论既重理性又陷于迷狂的非理性的矛盾。此外，对于但丁为什么提倡“俗语”，他也能够注意结合但丁所处的特定的“中世纪走向崩溃，各城邦相继建立新的割据政权的背景”来立论。朱志荣从研究对象的生活时代寻找其思想渊源的做法，对于时代、民族、历史背景、社会价值取向等对个人的影响给予了全面考虑，是追溯前人思想渊源之外的有效补充，这无疑是非常科学的。

总之，在西方美学的研究中，朱志荣追源溯流的历史意识，渗透在其研究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研究对象的选择，还是体系内部的构建，都充盈着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这种眼光使其研究对象总是处于一个发展的链条之中，由此更能突出对象自身的特征。事实上，纵观朱志荣的各研究领域，这种追源溯流的历史意识，已经成为他在治学中的一种自觉追求。

三、探本求实的范畴推究

学习和研究西方美学的人都深有感触，西方美学不仅范畴多，而且这些范畴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表现为同一范畴古今有异，同一范畴在不同美学家笔下意义有别。这种状况使得很多不太熟悉西方美学的研究者难以适从，有的甚至因为不懂其中的奥妙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朱志荣深谙此理，在西方美学的研究中，非常重视对基本范畴的推敲论证，以展示这一范畴的完整意义。

对基本范畴本身的内涵及特征予以论证，是朱志荣从《康德美学思想研究》就开始显露的特点。他对于康德美学的诸多基本范畴，如无利害感、共通感、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崇高、审美意象以及天才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历史梳理和系统的理论阐释。以康德的无利害感范畴为例，朱志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推究。他认为此范畴其实可追溯到古希腊，夏夫兹别理、休谟和伯克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康德对于无利害感的认识。而康德无利害感的核心是将美感与实际的欲望，审美关系与实际利害关系进行了区别。康德认为:“凡是我们把它和一个对象的存在之表象结合起来的快感，谓之利害关系。”围绕康德的这一论断，朱志荣做出如下阐释:“审美本身则是一种纯粹观照，一种反省的或直观的判断。其中关键是我自己心里从这个表象看出什么来，而不是系于这事物的存在。康德将审美看成是将对象的表象凭借想象力(或想象力与知解力的结合)联系于主体和它的快感与不快感，与对象的实际存在无关。想象力本身的作用，就在于它将对象的表象与它的实际存在相脱离，从而新建意象。否则，主体与对象(被意识到的实际存在)就构成了利害关系，因为对象的实际存在常常容易与主体的欲望能力构成对应关系。”［2］(P103)显然，我们的美感来源于想象力新建的意象(即审美意象)，与对象的实际存在无关，这就切断了美感与利害感的联系，从而确立了审美无关利害的原则，这也就把无利害感作为基本范畴本身的内涵及特征阐述清楚了。因此，正是康德美学解决了审美活动有无利害感的分歧问题，从此，人们一致认为审美的无利害感是审美与非审美的一条界线。朱志荣对康德美学中大量核心范畴所进行的梳理与论述，一方面固然有康德思想体系艰涩费解之考量，另一方面，显然也是期望从范畴角度给予康德美学一种历史的审视，这当然更能显现康德的贡献与不足。

以基本范畴切入西方美学家的思想体系，进而抓住这一美学家的独特贡献，也是朱志荣西方美学研究经常用到的方法。在《柏拉图灵感论述评》一文中，他紧扣柏拉图的灵感论，探析了灵感与创作动因，灵感与理性、非理性等问题，在认同人们通常的柏拉图灵感论具有非理性特征的看法基础上，他指出柏拉图的回忆说对理性作用的看法和主体能动性的强调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柏拉图的灵感论还有明显地将灵感视为心理功能的倾向，这对后人是有启发的。这样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比较中肯地解释了柏拉图灵感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这也反映出朱志荣敏锐的问题意识。

朱志荣的不少论文本身就是一个范畴推究展开的过程。在《论本雅明的“灵韵”观》一文中，他撷取的是本雅明理论体系中一个具有贯穿性线索意义的概念——“灵韵”。由于本雅明在不同时期都对“灵韵”做出过阐释，因而，人们对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矛盾。朱志荣恰恰在此基础上立论，他的论述既意识到了本雅明审美理想和政治理想的矛盾，也充分考虑到了本雅明对“灵韵”阐释角度和内涵的变化，因此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灵韵”及其对于本雅明美学思想的意义。此外，朱志荣对于亚里土多德的悲剧观、杜夫海纳的意向性的研究，也都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

总之，朱志荣不仅非常重视研究的大的着眼点，比如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而且也很看重具体问题的处理，如对基本概念或范畴的推理论证。对于基本范畴，他并不是就事论事的简单化处理，而是对其内涵及特征给予深入的推敲。通过这种推敲，他既注重展现该范畴本身的理论发展脉络，又善于由此总结不同美学家的独特贡献，因而，其范畴推究的运用具有小中见大的特点。

四、经久自觉的方法意识

方法论是朱志荣在治学方面持续关注的问题。就其研究领域来看，无论是中国艺术哲学、中国美学以及中国文学，还是西方美学，朱志荣都非常重视研究的方法，并经常做出总结。对于西方美学研究，他重视从西方的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但更加重视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

朱志荣对于方法论的重视由来已久。在《康德美学思想研究》中，他专门研究了康德的哲学方法论和美学方法论。康德美学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为了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进行了美学研究，而其在哲学研究中所形成的先验辨证论方法，反过来又对他的美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阐述康德美学与其哲学思想的复杂关系，朱志荣通过对康德的哲学方法论和美学方法论的系统梳理，明确了康德哲学方法与美学方法之间的联系以及演变过程。蒋孔阳先生在序中充分赞扬了这一点。

对康德方法论的研究无疑也激发了朱志荣对于方法论本身的兴趣。此后，他愈发重视研究的方法。他对现象学美学的方法一直颇为关注。他曾撰文论述杜夫海纳美学，抓取的正是杜夫海纳美学方法中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再如他对罗兰·巴特的评价:“巴特还常常采用结构的解读方法，从作品的内部结构分析作品。他运用心理分析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所提供的种种方法来观察、剖析文学作品，……他的文论思想，对于后代的文论研究，尤其在方法上能给人们以很多的启示。”［3］(P76)这里，他强调的依然是方法:巴特采用的方法、巴特提供的方法、巴特方法的启示。大家都知道，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更迭频繁，让人眼花缭乱。如果我们对西方的各种思潮和主张亦步亦趋，必然会在这种不断转换中无所适从，而如果抓住其研究方法，就便于我们从根本上把握各种思潮，把握理论家们观点的转换思路，也便于我们借鉴其研究方法的成败得失。

西方美学包括西方文艺理论被引进到中国已逾百年。中国学者究竟应该对之采取什么态度，以什么方法来进行研究呢?朱志荣赞成的是融合中西的方法。朱志荣融合中西的方法意识主要是继承了王国维、朱光潜和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朱志荣向来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他有意识地考察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王国维和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朱光潜的美学研究方法，并撰专文《王国维美学方法论》和《朱光潜早期美学方法论》。对于王国维研究方法的总结无疑为他自己的研究打开了思路，王国维所采用的中西参证和互证的方法也是朱志荣十分推崇的研究方法。而对于朱光潜和宗白华研究方法的考证，更加坚定了他融合中西的方法意识。

朱志荣融合中西的方法最终是为了梳理中国传统的审美思想，建立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审美理论。他曾说:“通过西方文论的学习研究，我们可以用世界的眼光看待本民族的文论遗产。更为重要的是，西方文论对我们的当代文论建设尤其具有启发性，有利于我们借鉴西方文论，并以西方文论为坐标建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论。”这虽然是就西方文论而言的，但同样适用于西方美学，从中表明了他立志建立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审美理论的学术追求。他借鉴西方美学形态与方法来审视和研究中国美学，强调要突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特点与贡献。而学习和研究西方文论与美学的真正的目的，乃在于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总而言之，朱志荣认识到，固守西方某一美学家思想的做法是极其死板的，照搬西方理论不能解决中国审美与文学艺术的实际问题。立足中国本土的研究，借鉴西方学术形态，是他进行西方美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因而，他以科学、客观的态度面对西方的美学思想，注重在研究过程中探源溯流，以便抓住研究对象的特点并做出合理的评价。朱志荣高度自觉地融合中西的方法论，使他既能够借鉴西方美学形态与方法来审视和研究中国美学，又能够在西方美学研究中凸显中国视角，这对于中国当代的学术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朱志荣．论杜夫海纳美学中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5)．

［2］朱志荣．康德美学思想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3］朱志荣．中西美学之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6．

On ZHU Zhi-rong’sW estern Aesthetics Research Methods

DONG Hui-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Bohai University，Jinzhou121000，China)

For the founder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of the road to academic research，as well as by the impact of Kant＇s emphasis on research methods，ZHU Zhi-rong formed a highly conscious of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thodology．His study of western aesthetics has a bright ancien this 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reflects China’s view．In addition，he als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tegory itself to demonstrate．

ZHU Zhi-rong;Western aesthetics;China and the wester nmutual proved;Category research

B83－09

A

1008—4444(2011)06—0039—04

2011－09－04

董惠芳(1977—)，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渤海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董红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