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婷婷《女勇士》中人物主体性的建构

郑海霞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论汤婷婷《女勇士》中人物主体性的建构

郑海霞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女勇士》是美国华裔文坛的佳作，意蕴丰厚，提供了多元解读的可能。其中，可以从女性主义批评出发，剖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探索其“从没有自我的自我中寻找自我”的主体性建构的艰难历程和不同的轨迹。

《女勇士》;人物;主体性

华裔女作家汤婷婷1976年精心创制出的第一部作品《女勇士》使她立即饮誉美国文坛，至今名声不衰，同时也使美国华裔文学在多姿多彩、创意迭出的美国文坛上能够立足并占有一席之地。张子清教授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裔文学近几年来在美国声誉日隆，与汤婷婷取得的文学成就密不可分。”［1］(P4)该作品一经发表就受到了世界范围内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其丰富的意蕴为人们提供了多元解读的可能，他们试图从多种视角来解读这部作品。有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角度，有从后现代的叙述视角，也有从跨文化观的角度，而笔者旨在以女性主义批评为切入点，剖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探索其“从没有自我的自我中寻找自我”的主体性建构的艰难历程和不同的轨迹。

一、主体性的缺失

在历史长河里，从时间上看，女性作为独特的性别群体存在，其主体意识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主体性缺失、主体性觉醒、主体性深化和拓展三个阶段。《女勇士》由《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和《羌笛野曲》五个部分组成。前四个部分讲述了无名姑妈、花木兰、“我”的母亲、月兰姨妈的经历和故事，第五部分则借用了蔡文姬的故事讲述我的经历。从这五位女性形象的命名和排序上，不难看出作者的匠心安排。

在《无名女子》中，“我”的姑妈在结婚几天后就与丈夫分别，在丈夫离家几年后发现怀孕了。在“夫有二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的父权制传统社会，这个有辱家族荣誉和败坏社会风气的姑妈，在分娩的当夜被粗鲁野蛮的村民们抄了家，被迫流落到荒郊野外，随后抱着刚出生的婴儿投井自杀。姑姑是在中国男权社会中被压迫妇女的典型代表，她的悲剧反映了所有越轨女人的痛苦命运。在父系文化体系中，“男性所自喻和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而是封建文化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2］(P21)。女性所扮演是父权文化所指定的孝女、贤妻的角色，对父亲、丈夫绝对的服从和归顺，被剥夺了任何一个可取得主体性的机会，成为后来被女性主义批评家所称之为的彻底的“他者”。“他者”指的是“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3］(P5)。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女性成了男性物化的客体，处于从属地位，当然更谈不上是拥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当她的出轨行为被公布于众时，“从分娩到死，她一直把那个男人的名字埋在心里。她没有骂过他，说他应当为她受到惩罚”，因为她深知，“全村的男人都是亲属……任何一个可以走访到的男人都有一个中性的爱称——‘兄弟’、‘弟弟’、‘哥哥’”［4］(P11)，是社会秩序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她最后选择了死亡——永久性的沉默。但她的惨烈的死，只换来了家族的故意遗忘，她的名字从此从家谱中注销，也不允许任何人提及。

该小说的第四部分《西宫门外》同样讲述了一个悲戚的故事。“我”的姨妈月兰身材娇小瘦弱、性格柔弱婉顺，完全内化了父权制为女性所规定的职能。遵从父母之命嫁给了比她小的丈夫。可婚后不久，丈夫就远赴美国淘金，后来在美国成为有名的脑外科大夫，重婚再娶，抛弃了她和幼小的女儿。但她对丈夫毫无怨言和愤怒，默默等待，并对丈夫寄钱给自己和供养女儿上大学而感激不尽。更可悲的是，在姐姐也就是“我”的母亲勇兰的帮助下移居到了美国，她竟幻想只要丈夫同意，她愿意到他们家去做女仆，给他的美国妻子收拾家务，照料孩子。尽管姐姐百般地鼓舞她应理直气壮地夺回自己的权利，找回自己在这个家庭的身份，可当姨妈见到丈夫的那一刻，在丈夫粗鲁的美国式眼神的逼视下，她缩作一团，不敢再哭了。她感到十分羞愧，双手捂住脸，只感到自己来到了鬼的世界，她迷路了，把魂丢了，支离破碎地丢得满世界都是。最后，她精神完全崩溃，住进了加利福尼亚一家疯人院，惨死在那里。不难想象，在“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这一男权思想的裁定下，丈夫成了妻子活着的意义［5］(P27)。当丈夫否定了她的柔顺之德，当她所幻化的对丈夫一点点的帮助也幻灭时，她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和活下去的理由。由此可见，月兰的遭遇代表了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悲惨命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女性的存在是以社群关系为基础的，从来不知道她个人还应有一个自我。这种“非个体”特征，使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完全淹没，月兰把魂丢了，其实也就是自我的丧失。

二、主体性的觉醒

“我“的无名姑妈和月兰姨妈是比较典型的传统女性形象，在社会文化中是从属身份，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不可避免地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我”的母亲勇兰，是在该小说的第三部分《乡村医生》中，作者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塑造的主体意识被激发且自觉发展的一个女英雄形象。母亲在当时不仅承受着夫权社会的压迫，而且不得不承受着两个孩子在国内死亡的痛楚，遭受着由于美国的排华政策而被迫与丈夫长期分离的折磨。对于这一切的磨难，她没有像姑妈和姨妈那样悲悯地认命，而是展现了一种革命精神。为了获得远渡重洋去美国与丈夫团聚的资格，她踏进了医学院学习医学;为了拥有自己的房间，只好冒着撞“鬼”的危险在鬼屋里读书至深夜。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鬼”出现了，是没有脸、没有手的石头状怪物，勇兰把它称之为“压身鬼”。它骑在勇兰的身上，想把勇兰压死或使她窒息而死，而勇兰无畏地与它作战。她说:“我不会妥协的，你什么样的折磨我都能忍受。如果你们以为我怕你，那你就错了。你对我来说并不神秘。我早就听说过你们这种压身鬼。是的，没被你们折磨死的人说起过你们。你们残杀婴儿，你们这些胆小鬼，可是你们斗不过强壮的女人。”［4］(P63)就是这样“不停地说话”勇兰打败了“压身鬼”。这里，“鬼”的不确定身份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这正是作者的匠心之所在。“压身鬼”的不确定身份象征着勇兰当时所承受的双重压迫——中国传统社会父权制的压迫和美国排华政策即种族主义的压迫。勇兰战胜“鬼”的武器不是西方医学知识而是不停地说话，进一步告诉大家获得话语权的重要性，即拥有话语权就意味着拥有自我身份和自我言说的权利。最终，她顺利完成了学业，成为一名杰出的乡村女医生，并获得了去美国的资格，成为美国公民，同时又获得了做妻子的权利和使用自己名字的权利。“她也从未改过名字——勇兰。有一技之长的女人有权不用夫姓，就用自己婚前的名字，如果她们高兴的话。到美国之后，她还叫勇兰，从未用过美国名字，也不曾取上一个应酬必要场合的名字”。［4］(P69)显而易见，女性要想突破社会给她划定的界限，摆脱传统对男性依附的身份，反抗种种压迫以获取新的自我，树立自我的新形象，首先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正如波伏娃所特别指出的那样，实现经济独立和摆脱爱情依附是女性克服内在性别以争取自由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够超越自己，才能够在社会中摆脱“他者”的地位。由此可见，女性的“他者”地位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处境”形成的。

三、主体性的深化和拓展

“我”的母亲勇兰努力脱离传统的依附身份。但是，作为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她试图用亲情维系家庭，在文化夹缝中通过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而获得生存的动力。而她的女儿，也就是小说中的“我”作为第二代移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不同于父辈。“我”想摆脱母亲的古老中国，希望得到美国白人认同，融入主流社会，但又遭遇强大的歧视，使“我”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这种两难境地，这种文化夹缝的逼仄和挤压给“我”带来的生存阵痛，让汤婷婷对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女性的生存体验进行了独特的书写，对两性问题和种族问题进行了再思索，并在作品中通过对华裔女性的身份建构和自我建构表达了自己的理想。

在小说的第二部分《白虎山学道》中，汤婷婷对中国传统故事进行了移植和再创造，融合了中国广为人知的花木兰和岳母刺绣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女英雄形象，并表达了自己对两性关系的一种理想。叙事者受母亲故事的启发，把自己想象成“花木兰”，在形状像“人”的鸟的带领下师从神仙老汉夫妇进山修炼，并在他们家里找到了温暖和安慰。在这个家庭里，没有性别对立，没有父权中心，总是那样的和谐。“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对金人儿，在那里跳着大地之舞。他俩旋舞得很美，简直就像地球旋转的轴心……也明白了为什么舞者之一终究是男性，而另一个则终究是女性［4］(P25)。作者这一幻想象征着对父权制的消解和对两性二元对立的否定，表现出了她对融合、互补、互动的男女关系的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已明确指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里，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人的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了男性因素。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是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精神融洽……”。［6］(P85)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女作家，汤婷婷深知自己处于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边缘，受到男权中心和种族中心的双重压迫。对这种夹缝中的边缘处境她采取了抗争姿态，并对种族文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该小说的第五部分《羌笛野曲》通过讲述“我”的童年往事，着重描述了“我”在美国主流文化边缘的苦苦挣扎和作为少数族裔边缘化生活的痛感。“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由于不会说英语，受到了同学的歧视和老师的置之不理，于是变得更加沉默。后来，为了抗争母亲把“我”培养成家庭妇女，“我”决定努力学习，反抗由男性支配的生活，自己为自己的人生撑帆掌舵，但也同样遭受了歧视:“我学习用功，门门功课都得A，却无人认为我聪明，学校里面有人约会，有人跳舞，却没有学习好的华人女生的份儿”［4］(P179)。因此，“我”最感到麻烦的两个字是“I”和“here”，表达了作者作为在美国生活的少数族裔对身份归属的困惑。“我”是谁?“我”属于哪儿?成了作者经常拷问的问题，也彰显了华裔女性寻找自我、进行新型身份建构的艰难处境。但正是这种文化边缘的处境，使作者更容易摆脱主流文化和传统中华文化的影响，为她提供了最佳视角，对两种文化进行反思的、理性的批评。在小说这部分的结尾，有着“三曹七子一蔡”之称的蔡琰，无疑体现了作者对文化问题思考的理想元素。她作为一个汉族女子，生活在一个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完全不同的“异邦”数载，还被迫与亲生骨肉分离。但作者笔下的蔡琰是一个完全能够适应异邦生活的女子，她用高亢、洪亮而清晰的嗓音唱出了自己的歌。她的歌词是汉语的，但胡人能听得出里面的伤感和愤怒，最后她走出帐篷，来到围满胡人的篝火旁歌唱，大家也跟着一起唱。这里的蔡琰排除了文化障碍，汉民族的声音和“野蛮民族”也就是胡人的声音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汤婷婷所寄托的希望:各民族文化不要试图互相控制对方，而要友善地、平等地互相交流和对话、互补互通、多元共生。只有在这种语境下，美籍华人，特别是华裔女性才能在美国的主流生活中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拥有自己的独特身份，书写不受种族和性别支配的篇章。

［1］张子清．女勇士·总序［M］．南宁:漓江出版社，1998．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汤婷婷．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南宁:漓江出版社，1998．

［5］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6］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及其他［M］．贾辉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On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ZHENG Hai-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electric Power，Zhengzhou 450011，China)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is a brilliant novel in 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containing many meanings，providing many approaches to interpret it．One of these is to analyze the feminine images and explore different paths and the hard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for the women to search the eg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The Woman Warrior;Characters;Subjectivity

I106

A

1008—4444(2011)06—0096—03

2011－08－01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东方主义与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建构》(2010FWX016)阶段性成果

郑海霞(1975—)，女，河南周口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王菊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