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合机制探析

牛建生

（十堰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北十堰442000）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以来，一直在不断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应地也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重大课题开展研究和探索，产生了一系列成果。迄今关于该问题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适合性结合论”，即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实际，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应用和创新发展论”，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加以创造性地应用，并将实践经验加以提炼，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新鲜化论”，即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使它适合中国情况，并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赋予它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着眼于中国新的实践，把它的发展不断推向新阶段。“过程论，”即是一个对应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阶段论”，即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运用和创新的中国化等三个阶段。上述各种观点都有一定合理的逻辑依托和现实应证，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们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质的把握上，从其立场来说都是一致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结合说固然不错，但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重构整合。因此，深入探析这种整合的机制，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选择与接受：救亡图存需要决定选择接受，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主导接受的内容和程度

人的思想的获得不是外部的强制，而是内部的需要。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1］一种理论学说为人们所接受，在于它总是以提供满足人的某一方面需要的内容而形成自身的吸引力。中国的志士仁人之所以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其首要的就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需要。

1840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朝统治者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前遭到失败。从此，中国逐步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救亡图存就成为中国人民迫切的需要。在民族危难情况下，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流血的斗争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另外还有改良运动，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但是，无论是流血的革命还是不流血的改良运动最后终归失败。中国人在寻求救亡道路上的种种失败，在观念意识和价值信仰上动摇和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地位，动摇了国民心理上的自我中心意识和华夏本位主义意识，直接威胁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本身的存亡。民族生存的危机与文化危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近现代中国最严重的现实危机。这样，迫使人们把目光转向西方。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和各种腐朽的现象，使得原来许多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失望，从而开始思考，接受走别的道路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正处于寻求新道路的中国人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途。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国的落后状态、社会矛盾、文化特征等等。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人易于认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推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去认真学习和研究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有这种巨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任何思想，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周知，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解释学认为，“前理解”或“先见”决定理解的内容和程度，完全陌生的内容总是被排斥在理解之外，与“前理解”相似或相近的内容往往是理解的切入口。如果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需要的影响下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他们主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接受到什么程度，却是由“前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来主导。具体分析这种主导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始阶段发生的作用，主要有三条线索。

其一，从“经世致用”重视功利的儒家传统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十分丰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曾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两个重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石。但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无产阶级也非常薄弱，连进行宣传鼓动的厂矿企业都少得可怜，这一基本学说的实用性质和实用范围都非常有限。因此，尽管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时，都要介绍剩余价值学说，但只要加以注意，便会发现，他们介绍的重点，真正极大地打动、影响、渗透到他们心灵和头脑中，并直接决定或支配其实际行动的，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中又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曾指出：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致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即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2］

在当时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也持这种观点。是什么导致他们作出这种选择呢？应该说“经史致用”的文化传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重视真理的实用性、现实性、规律性。在当时中国处在日益紧张的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处在日益加据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形势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学说所具有的真理性、实践性、革命性，非常符合当时救国救民的需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起始阶段乃至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和奉行的。

其二，从“大同社会”之类乌托邦传统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就具体内容来说，中国社会思想中一直有乌托邦的传统。《礼记》早就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儒家“治国平天下”是希望“复三代之治”；道、墨甚至佛教也各有其不同的乌托邦或极乐世界。到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更分别构造了他们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大同远景。以空想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远大理想，是这些志士仁人进行实践斗争的一种巨大的动力。因之，由空想社会主义到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思想进程上也有顺水推舟易于接受的便利。

其三，从民本传统到以劳动者为本位。“民本”是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的一种传统思想。西周时期，鉴于商纣王因暴虐统治而丧失政权的教训，周公为替周朝政权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创造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仁政”学说，阐述了“民贵君轻”的理论，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了唐朝李世民有著名的“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论断，虽然他们称道的民本都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但重民心、重民意却因之成为知识层的传统，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种传统主导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劳苦大众”的思想。革命的先驱李大钊就倡导“以劳动者为本位”，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曾指出：“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号召：“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的精神，来作出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可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3］

总之，早期革命先驱们选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主导，带有“中国化”特色，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相当一个时期，这种带有中国化的接受，只是个别的、部分的，更多的则是“照搬本本”教条式的接受，王明、博古就是其代表。现在看来，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认识、接受外来的知识和经验，都有一个从生搬硬套，照本本办理，到消化吸收的过程，其个体的差异，只表现在这个过程的长短上。如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照搬“苏联模式”，上世纪80年代西学涌入时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等等。

二、理解与实践：以“前理解”为中介，经同化、顺应整合建构，由实践筛选、重构

对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及人民而言，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异质文化，其精髓、核心和基本原理并不具有自明性，中国人民对它的理解本质上就是根据条件约束——“前理解”，来理解、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但是，解释学只是诠释对文本理解过程，并没有深入到实践层面，更没有揭示如何在实践中检验、筛选、重构为新的理论形态，以致于再回到理解的往复循环，这就需要运用认识论的观点来进行分析。笔者运用解释学，西方发生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以“前理解”为中介，经同化、顺应整合建构，再运用到中国实践中进行检验筛选、重构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对一定的阶段、具体的思想、观念的理解与实践、总结与深化，总是以个体的形式展开的。因此，我们以毛泽东同志几个主要思想的生成为例，来加以说明。

第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成。“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并不是毛泽东所新创，而是他从古书中撷取过来的。班固的《汉书》，为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言心言性之空谈。其后乾嘉汉学训释经义，仍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则调和汉学与宋学、中学与西学，以实事求是精神贯通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刘德、班固、颜师古、顾炎武诸人，都是封建时代的学者，曾国藩则是“内圣外王”出将入相的人物，他们讲求“实事求是”，立意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对客观实际和思维活动作出正确反映的意向，代表了那种为学治事注意从实际出发，详细占有资料的优良传统。

青年毛泽东继承了这种注重实地考察的求实精神，他在《健学会的成立与进行》一文中强调：“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方而已”。1920年3月，对到法国勤工俭学一事他写信给周世钊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4］提倡实地调查，讲求“穷源探本”地研究国情。这基本上是毛泽东当时的“前理解”或“先见”。而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的主要观点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事物是运动、发展、变化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的，人们可以认识、掌握、运用规律，但不能创造它。毛泽东经同化顺应将两者整合重构后，作出的论述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无法复制当时毛泽东的思维过程，但可以通过三者的比较来探析其整合机制。根据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的观点，学习就是一个同化和顺应过程。将接收到的新的信息组织到原有经验之中，丰富自己的经验，增加自己的知识，就是同化过程。通过学习原有的知识结构在学习的作用下有了发展，掌握的知识更多了，纠正了过去一些不正确观念，对事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就是顺应过程。同化与顺应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的关系。同化是量变，顺应是质变。同化与顺应之间不断发展的平衡，构成了认识以及认识的发展［5］。用皮亚杰的观点来分析，毛泽东运用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以及“事即物”“是即理”的观点与唯物论相同化，同时，顺应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的“实事”要求我们处理问题时“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这一解释充分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求”，即进行思考、探索和研究。它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主观能动性原则，这个“求”不是被动地照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从现象到本质、抓住事物内部规律的主观能动认识过程，是一个充满思维创新的过程。对“是”的理解建立在事物是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事物普遍联系势必导致事物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又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因此，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都有着与其他事物不同的特点。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般规律，而是具体事物的具体规律。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唯物主义者“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在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通过一系列的同化顺应，就整合建构为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外延的“实事求是”。

总之，实事求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结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作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克敌制胜、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贯彻，中国革命就取得前进和胜利。相反，实事求是的路线被摒弃，革命事业就遭到挫折和失败。

第二，辩证思想的整合。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易经》、《道德经》和先秦诸子的书中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观念。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曾熟读过这些经典。1914年写的《讲堂录》从中引用过不少材料。在1917年三篇早期著作《体育之精神》、《〈伦理学原理〉批语》、《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还提出了“差别”普遍存在，“抵抗”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强调发挥内因作用和自我奋斗精神，初步显露出辩证法的思想闪光。这些作为“前理解”或“先见”，为接受和理解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当他以“前理解”为基础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并与革命实践循环互动整合，就产生了《矛盾论》这一辩证思想的结晶。唯物辩证法内容十分丰富，其核心和实质则是对立统一规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的核心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5］毛泽东的《矛盾论》运用中国传统的辩证思想来同化、顺应对立统一规律，并与革命实践经验相整合，较好地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直接采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指出：“‘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与古代的哲学命题同化顺应重构的结果之一。其二是，在矛盾转化问题上的重构。老子认为，矛盾双方的地位总是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如：“反者道之动”，“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大”即事物的矛盾发展到极点，转而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种思相贯穿于《道德经》五千言中，几乎俯拾即是。但是，中国古代辩证法在矛盾转化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缺陷就是忽视转化的条件，把矛盾的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论》则科学地阐发了条件对于矛盾转化的重要性。它指出：“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的发展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何以如此强调条件的重要性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是现实的、具体的。”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不管内外矛盾如何复杂，毛泽东总是尽力创造条件来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如大革命失败后，他坚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农民问题的重构。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一切农民国家，如果没有农民合唱队，无产阶级革命的独唱将变成挽歌。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最主要的就是对农民的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这些论述，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建立坚固的工农联盟的思想，在中国革命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中国有着独特的国情，不但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而且当时产业工人的数量很少，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这既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俄国。在中国，农民问题把国情中的诸多要素联系了起来。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来说，认识国情的核心主要是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阶级关系，特别是认识农民问题。然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农民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在“五四”的主题中，没有它的一席这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日程上，也没有它的位置，直到1924年还没有一位农民是中共党员。“左”的“城市中心论”和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主力军的思想在党内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毛泽东在共产党内与众不同，他经常回到韶山、回到湖南调研农民问题，开办农民夜校，组织农会，并将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坚信：革命必须唤起民众，而在中国百分之九十的民众是农民，尽管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如果没有农民这个最广大、最积极的同盟军参加，革命永远也不会取得胜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农民的伟大作用作了全面的论述。他强调说：“所谓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些在当今看来是先见的、正确的认识呢？这是因为：首先，他出生农民，成长在农村，了解农村，理解农民的理想和利益。其次，他了解农民在战争中的巨大力量。毛泽东从小就熟读《水浒传》特别喜爱那些扯旗造反，啸聚山林，纵横江湖的绿林英雄，在少年时期曾经把当地一位领导农民暴动反抗压迫的彭铁匠当作心目中的英雄。对《三国演义》，以及明史更是了如指掌，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提到李自成，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十分熟悉，深知农民战争在朝代更替中的巨大力量。再次，他受“经世致用”等“实学”的濡染，具有为学治事讲求实事求是的精神。以这些因素作为“前理解”或“先见”，较好地同化和顺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将它们整合建构，创造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并被党领导的新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三、再理解与再实践：在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实践中，围绕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拓展理解范围、深化理解内容，再运用到实践中检验，并得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对此，邓小平曾透彻地论述过：“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因此，从动态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合机制，就是围绕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再理解、再实践，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当然，在围绕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再理解、再实践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同化、顺应、整合、重构，但本部分内容主要是分析宏观演进过程的整合机制，不再赘述。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面临着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新情况、新任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原则、苏联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整合，提出并阐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方针、政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有重大意义的思想和观点。

“一大二公”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和失误，再次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严峻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以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中心，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的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处于重大历史关头。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又成为当务之急的重大战略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科学分析我国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要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合机制表现在三个层面：在初始阶段，主体需要决定选择接受的对象，文化背景主导接受的内容和程度。对于一定阶段，具体思想、观念的理解和实践，则是以“前理解”为中介，经同化、顺应整合建构，由实践检验、筛选，重构为新的理论形态。从演进过程来看，其整合机制，就是围绕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进行再理解、再实践，不断丰富、不断发展。这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参透的，第一、二个层面是从宏观演进上来分析的，第二个层面是从微观上的剖析。实际上，第二个层面总是包含在一、二两个层面之中，表现为一定阶段，具体思想、观点的形成机制。

［1］石向实.认识论与心理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426－427.

［2］殷 鼎.理解的命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76－177.

［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155.

［4］毛泽东.矛盾论［M］／／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

［5］庄福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7－68.

［6］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192.

［7］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