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彰显与“我”的挺立——梁漱溟生命本体论探析

周良发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又是不断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的社会活动家。纵观其一生，梁漱溟始终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致力于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和民族文化的未来走向而学习、探索、实践、奋斗。他顶着西化浪潮逆流而上，站在中西哲学比较的立场上，追根溯源、展望未来，立志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探寻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梁漱溟曾对弟子说：“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1］136。在多年的理论探究与社会实践中，梁漱溟逐渐形成了一套别具特色的人生哲学、文化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和佛教思想。他以西方现代哲学和佛教之唯识宗为参照，重新阐扬儒家传统哲学的内在意蕴，创造性地提出“新孔学”，对西化派形成了真正的、有力度的挑战。几十年来，人们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观念，对梁漱溟的生命本体论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分析、研究与评判。现梳理梁漱溟生命本体论基本构架并略加评论。不妥之处，恳请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一、生命本体论之形成

由于梁漱溟学术思想曾经发生过多次转变，其思想属性一直倍受争议，学界尚未定论。也正因为梁漱溟思想性质的多维性，增加了研究其理论渊源的难度。梁漱溟曾自称：“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如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开始理会甚浅，但无粗浅则不能入门。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1］126。由于受其父梁济功利主义观念的影响，梁漱溟早年对传统儒学并无兴趣，而向往建功立业。直到接触明儒王阳明及其弟子王艮学说，才服膺传统文化。他言简意赅地指出：“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1］126。总体而言，西方现代哲学和原始儒家的宇宙观共同形塑了梁漱溟对世界本原的理性认知，促进其生命本体论的形成。

1.西方现代哲学

清末民初之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莫不关切日益严重的民族与文化危机，无一不是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之真理，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外来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是，同样是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不同的思想家所选择和接受的却大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2］。尽管梁漱溟亦受到多股西方思潮的浸袭，但对其影响最大的是非理性主义思想家柏格森与叔本华。“记得二十年前，余购读柏氏名著，读时甚慢，当时尝有愿心，愿有从容时间读尽柏氏书，是人生一大乐事”［1］126。柏格森把生命看作世界的唯一实在，认为生命冲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梁漱溟接受了柏格森“生命之流”绵延不绝、“生命冲动”生生不息、“生命进化”创造不止的理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则促进梁漱溟“意欲”论的形成。总之，柏格森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改变了他的知识结构，更新了他的思维模式，使他以更开阔的哲学视阈去探究世界本原。

2.原始儒家的宇宙观

孟子对孔子之“仁”进行了创造性发挥，提出“心”本论和“尽心”—“知性”—“知天”与“存心”—“养性”—“事天”的认识路线。明儒王明阳承继并发展了孟子的“心”本论，提出“良知”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人心只是一个良知，而充塞天地之间的也只是这个良知。在王阳明看来，认识的对象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人心，只要认识了人心就可以认识世界。人心不仅是认识主体，同时也是认识的对象。梁漱溟承续与改造了孟子和王阳明的思想，认为认识不是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而是对人心的独特体验。这种反省内求的认识路线，必然确定了梁漱溟对世界本原的独特思索。他认为世界只是“生命”即人心的发用流行，宇宙万物是“生命”本体所衍生出来的表象和意志的世界。

二、生命本体论之要旨

当代学者李承贵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生命”，并以生命现象来诠释天地万物。这一理论特质得到中国近现代哲学家尤其是现代新儒家的认同。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之精神象征，梁漱溟概莫能外。他对生命推崇备致，把它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理论高度，成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观念：“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1］125，生命与自然相容相即、相即相入，二者完美地融入起来，成为梁漱溟宇宙观的基本概念。他创造性地阐释了“生命”范畴，把“生命”（或“生活”）看成是宇宙的本体，凸显宇宙自身的流动性；进而把“生命”与“意欲”相联系，最后把“意欲”落实到主体“我”。“生命”—“意欲”—“我”的特殊关联，构成了梁漱溟生命本体论的基本进路。

1.生活抽象化

与前贤形上致思方式不同，梁漱溟另辟奚径、力创新思，以生活解释生命。他认为掌握了生活就能理解生命乃至宇宙，并借用佛教唯识宗术语，以生活为切入点，对生命活动进行抽象化、神秘化的诠释。他说：“生活就是‘相续’，唯识把‘有情’——就是现在所谓生物——叫做‘相续’。生活与‘生活者’并不是两件事，要晓得离开生活就没有生活者，或说只有生活没有生活者——生物。再明白的说，只有生活这件事，没有生活这件东西。所谓生物，只是生活。生活、生物非二，所以都可以叫做‘相续’”［3］376。梁漱溟把“生活者”即生命的客观载体完全等同于生活或生命过程。在他看来，生命不依赖于任何客观实体，纯粹是一种变幻莫测、流动不居的过程。先有生命这种现象，后有生物实体。生物实体从属于生命活动，是生命表现自己的手段和方式。简言之，在梁漱溟的哲学视野中，生活就是生命的相续，生活与生命密不可分、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他以体用主从这对哲学范畴来阐释生命与生活的内在关联：“于体则曰生命，于用则曰生活，究其实则一”［4］。生命为体为主，生活为用为从，生命的发用流行就是生活。不难发现，“生命”在梁漱溟那里不是一个真实存在而是纯粹的运动，其内在特质略同于柏格森的“绵延”。他把鲜活的生活现象、客观实在的生命活动熔铸成一种精神或意志。

现在看来，梁漱溟上述观点并不符合生命活动的真实情况。现代生物科学研究表明：任何生命活动的展开都离不开物质实体，生物体内部各器官组织的复杂运行决定着生物机体的基本活动，从而推动生命的运动与发展。众所周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任何脱离物质形态、离开生物实体、纯粹单一的生命活动。

2.“尽宇宙是一生活”

柏格森认为，宇宙就是流动不止、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梁漱溟吸纳了这种观点，认为宇宙是由抽象化的生活构成：“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在也。这样大的生活是生活真象，生活的真解”［3］376。生活先于宇宙而存在，也就是把宇宙看作是生活留下的印证，必须依托于生活而呈现，这就意味着宇宙万物的生死存亡由人的意志主宰，从而彰显人的主体性。由此看来，宇宙本身并不是什么客观存在，完全从属于“生活”，由一个个生活片断相续而成。只有持续不断、生生不止的生活才是宇宙唯一的实在。因此，无论是自然界的生物群体，还是社会活动中的万事万物，无一例外均是由“生活”运动创造的。质言之，宇宙统一性在于它的生命性，并不取决于它的物质性。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来看，梁漱溟的立论显然颠倒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把精神、意志当作天地万物衍变的决定性因素。

梁漱溟从历史深处探寻“宇宙之生”，为其生命本体论寻找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持。他认为，《易经》“生生之谓易”之“生”即是儒家先哲从发生学角度对宇宙本体的哲学致思。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孔子一生有很多关于“生”的语录：“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不难发现，梁漱溟对“生”赞叹不止，赞美之辞溢于言表、膜拜之情充满字里行间。经过历史的考证与逻辑的推演，他得出结论：“生”是儒家哲学最核心的概念，知道“生”就可以了解孔子思想的内在特质。在他看来，孔子没有别的，就是要因顺自然，并以人伦日用和现实功效为治学趣旨。而最自然明了的生活，就最能体认“天理流行”，从而把生活与宇宙统一起来。梁漱溟进一步指出宇宙是向前发展的，天地万物各任其生、各司其职，不需要外在干预就能与宇宙契合一致，使整个宇宙充满了勃勃生机、生意盎然的生活之流。质而言之，梁漱溟认为传统儒家理解宇宙的基本原则就是“生命”，把天地万物看成一个个有机整体。

3.“生活的根本就是意欲”

如果说梁漱溟的“生命”本体论移植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那么其“意欲”论则消解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梁漱溟如是说：“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3］352。叔本华认为，生物最珍惜的乃是生命，最重要的乃是获得生存；生命意志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源泉，也是构成宇宙的基本要素。梁漱溟在叔本华理论之上进行发挥，明确表示“生活的根本就是意欲”。他说，每个生命所面对的世界都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工具相互协条、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在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工具之后起决定作用的，梁漱溟称之为“大潜力”、“大要求”或“大意欲”，也就是“没即的意欲”。“大意欲”可视为天地万物、宇宙众生的最高主宰者，它运用这六种工具构成每一生命个体的“表层生活”，从而形成充满生命活力的宇宙。“大意欲”有两个基本功能：从动态方面来看，“大意欲”是宇宙生命形成的动力之源；从静态方面来看，“大意欲”是“貌似坚顽重滞”的宇宙之基。

综合上述，梁漱溟以叔本华的生命意志为根本，用佛教唯识宗理论来解释宇宙本原。宇宙是由“生活”组成的，而生活可“叫作事的相续”，即是由连续不断产生的“事”构成。所谓“事”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由此所引起的东西，它完全是主观的产物。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持续不已的“一问一答”。而这种生生不止的“一问一答”，乃是生活。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探知梁漱溟宇宙观的基本路向。

4.“已成的我”与“现在的我”

梁漱溟以非理性主义意志构建的哲学本体论，终究要回归到“人”本身。他说：“有一个地方是宇宙大生命的核心，这个地方就是‘人’”。［5］369这个“人”就是生命主体之“我”，所以他又说“宇宙本来在‘我’——每一生命为一中心，环之之宇宙皆其所得而为宰制”［5］89。并进而认为：“一切生活都由有我，必有我才生活”［5］89。宇宙由“生活”构成，而“生活”必须有“我”而存在。由此看来，亘古不变、绵延不绝、永恒不止的宇宙万物是主体“我”生生不息的产物。

梁漱溟把主体之“我”分成“已成的我”和“现在的我”。他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世界看作主体之“我”活动留下的印迹。“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真异熟果——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功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而现在的意欲就是‘现在的我’。所以我们所说小范围生活的解释就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所谓‘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就是物质世界能为我们所得到的，如白色、声响、坚硬等皆感觉对他现出来的影子呈露我们之前者；而这时有一种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非物质的东西，就是所谓‘现在的我’，这个‘现在的我’大家或谓之‘心’或‘精神’，就是当下向前的一种活动，是与‘已成的我’——物质——相对的”。［3］377不难发现，梁漱溟把构成天地万物的客观实在仅仅看作是主体“我”的痕迹。在他看来，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相当于“已成的我”与“现在的我”的关系，而物质世界作为“已成的我”只是精神“现在的我”的产物而已。一言以蔽之，梁漱溟哲学本体论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认为世界由生命意志主宰，是生命冲动的结果。由此出发，其哲学本体论必将走向彻底的唯我论。笔者以为，唯我论既是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学理特色，也是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共同的学术旨趣。

三、生命本体论之评析

周秦以来，中国历代哲学家大都致力于对世界本原的形上思考，儒家学者更是热衷于此：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仁”本论，孟子把儒家基本思想界定为“心”，朱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王阳明则归结为“良知”。梁漱溟的理解与前贤有所不同，他抓住一个“生”字加以发挥与现代阐释，重新塑造了孔子形象，抉发出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和现代价值。纵观梁漱溟的生命本体论，可以清晰地发现，他生命化孔子的目的在于把孔子从礼教化、偶像化的意象中解脱出来、鲜活起来的目的在于：维护和阐扬儒家文化的普适性价值，重拾国人失落已久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精神，以挽救处于危亡之境的中华民族。然而，梁漱溟生命本体论，现在看来似乎带有较强的主观臆断性，学理上也不够圆通。他过份夸大了精神、意志的决定作用，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仅看作非理性主义的产物，忽略了世界的物质实在性，具有显明的唯意志与唯我论色彩。在社会现实问题面前，他的学术思想显得异常无力与空洞。

但是，梁漱溟对世界、对人生的哲学致思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在五四反儒学、反传统高潮迭起、此起彼伏之时，梁漱溟以道统自许、以圣贤自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重建儒家传统的文化运动。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对此有一中肯评价：梁漱溟“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与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吾人须知宋明儒学因明之而俱亡，已三百年于兹。因梁先生之生命而重新活动了”［6］。也许牟宗三的评论有些言过其实，却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梁漱溟的毕生努力和苦苦追寻。尽管梁漱溟创制的生命本体论略显稚嫩与粗糙，但毕竟是现代意义上第一个较完整的体系，不仅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亦规范了现代新儒学的学理路向，使之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

［1］梁漱溟.朝话［M］／／中国文化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2.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157.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中国文化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1.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4］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中国文化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3.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539.

［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讲演录［M］／／中国文化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2.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6］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台北：三民书局，197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