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寒农家走出的中共山西特委书记
——追记阴凯卿烈士

■樊子琚

贫寒农家走出的中共山西特委书记
——追记阴凯卿烈士

■樊子琚

阴凯卿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山西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1930年，党派他参加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担任新组建的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长。1931年，阴凯卿担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期间，山西省诞生了两支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一支是党领导组建的晋西游击队，一支是党发动平定兵变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投身工人运动

阴凯卿，又名子明，1904年1月22日出生于山西夏县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进入私塾读书。1919年，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父亲不幸逝世，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凯卿被迫辍学，外出打工。年幼的阴凯卿到夏县的一家花店当学徒，熬到学徒期满，赚到的几个钱根本无力顾及家人。1923年，他抱着到大城市闯闯看的想法奔赴太原，恰逢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1927年改称“太原兵工厂”）招收工人，就到该厂当了学徒。

1924年9月，阴凯卿进入兵工厂的第二年，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兵工厂支部成立。1925年1月1日，山西工人联合会成立，太原兵工厂工人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年底，中国共产党太原地方委员会成立，领导成员为崔锄人、王鸿钧、周麟。1926年4月，王鸿钧到太原兵工厂开展党的工作，他介绍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阴凯卿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到15人时，成立了兵工厂党支部，受王鸿钧领导。

当时，党组织在工厂的任务是发动工人，团结群众，争取广大工人的切身利益，发展组织，扩大党的影响，与资本家开展有利有节的斗争。1926年5月1日，在党组织领导下，太原兵工厂工会在海子边召开成立大会，共产党员张斌被选为主席。阴凯卿的工作重点是从事赤色工会工作。1927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在汉口召开太平洋第一次劳动会议。会后，阴凯卿接受党组织委派，任党支部书记，在兵工厂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在发动工人参加赤色工会斗争中成绩卓著。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国民党中央提出“清党”运动，阎锡山成立清党委员会，实行白色恐怖，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阴凯卿并没有被反革命的恐怖吓倒，继续坚决在工人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影响颇大。

1930年夏，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决定8月份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6月，中共中央决定委派刘少奇担任团长，组成中国工会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共20多人，中共山西特委派阴凯卿参加代表团。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8月15日至27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538人，刘少奇当选为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执行委员。大会在如何对待黄色工会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阴凯卿认为，多做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是我们做好赤色工作的基础。同年10月，阴凯卿回到太原。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第四个年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特委和肩负领导山西党责任的中共太原市委先后7次遭到摧残和破坏，7位主要负责人被敌抓捕，或关入监牢或壮烈牺牲，太原地区能联系的党员仅有30余人，河东有党团员50余人，组织涣散，群众工作基础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刘天章临危受命，来到太原，组成新的中共山西省委，刘天章任书记，阴凯卿任组织部长。省委成立后决定重点抓好两项工作：一是尽快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员；二是积极贯彻北方局的决定，创建工农红军。

阴凯卿在恢复重建党的工作中做了许多工作。1929年担任太原兵工厂党支部书记的高顺喜回忆说，中共太原市委恢复后，阴凯卿担任书记，同时成立了南城、北城两个县委。并说：“那时，太原大中市是一座庙宇，主持和尚在大殿（即大中剧院）前修了两座楼房，辟为商场，在北楼楼上靠西北角有一间画像馆，就是当时的太原市委和南北城区委秘密活动的场所。这里地处闹市而又十分隐蔽，狡猾的敌人也难以揣摸。经常在这儿集会的除了阴凯卿、杜文卿、马富存和我之外，还有市委委员苏振国、李耀宗等同志。”

当时，职业革命家如果没有家庭，在太原找不到房子住。为了便于隐蔽，有效开展工作，阴凯卿和省委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有家属的同志尽量创造条件把家属带来；二是针对省委领导同志有几位是陕西人，省委请求陕北特委帮助，调来李回春、李丽春两位女党员住机关；阴凯卿以身作则，从老家把妻子杜翠莲接来太原，租房子开了缝纫店，掩护他开展党的工作。

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经阴凯卿筹备策划，省委在太原开办了党员训练班，阴凯卿和其他省委负责同志，都分别安排时间给训练班党员讲课。参加训练班的党员回忆说：“阴凯卿给我们讲职工运动课，讲得很好，他很具体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工人的劳动生活情况，以及如何组织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等。”

当时，党的经费极端困难。家庭条件好的党员干部能够得到家里的经济支持，交通费、生活费都是自掏腰包；家庭无力接济者，党组织给点生活费，但数量有限。阴凯卿家境贫寒，只能靠党组织发的一点生活费艰苦度日，但他平时省吃俭用，偶逢同志们没有钱吃饭时，他还捐助一些，保证党的工作不受影响，在机关同志中影响很大。

据资料记载：到1931年4月，经过省委领导，包括阴凯卿的努力，太原有党员105人，共青团员31人。全省共有党员268人，其中工人党员占23%；农民占28%；知识分子占49%。有地方党部5个，建立支部21个。

组建晋西游击队

1931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全会批准了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升维克化而斗争》的报告，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窃踞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四中全会后，干部思想比较混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部分领导人成立“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反对四中全会决议，反对王明担任中央书记。他们派代表吴化之来山西，宣传“紧急会议筹备处”的观点，送来许多支持他们观点的材料，寻求支持。山西省委不明情况，接待了吴化之。

为此，北方局派贺昌来太原解决山西党组织反六届四中全会问题，以缩小组织为由，将山西省委改为山西特委。这次改组，名义上是立三路线时组织搞得过火，要缩小组织，实际上带有处分性质，将刘开章由省委书记降为特委组织部长，把阴凯卿由省委组织部长提任为特委书记。刘天章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党性原则很强，虽由书记改任组织部长，阴凯卿对他依然非常尊重，全省党的领导工作重任实际上仍由刘天章和他共同负责。

1931年4月24日，山西特委和太原市委在阴凯卿和刘天章领导下，举行联席会议，作出了拥护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并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了山西党的中心任务。会后，在阴凯卿和刘天章的领导下，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工农武装和发动革命兵变上面。

当时，晋西的吕梁山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地主恶霸对老百姓的剥削压迫尤为残酷。当地又有几支往来于黄河两岸的“土客”（一些从陕西往山西贩运鸦片者，雇用流氓无产者持武器保护，这些带武器的团体，俗称土客）可供改造利用。为此，特委从高桂滋部抽调杨重远、拓克宽、周维仁等党员到汾阳、离石、柳林一带调查研究，进行创建红军的准备工作。为了便于联系，特委筹集1600元，在太原南郊开办了一个“并州养蜂场”，派董金之、朱敏经营管理。从兵工厂弄到枪枝、子弹也都从这里转送到晋西。鉴于“土客”中陕北人和晋西当地人居多，需要熟悉陕北和晋西情况的干部参与，特委和陕北特委联系后派阎红彦、白锡林、张免芝、李发荣等党员干部到达晋西；阴凯卿从太原兵工厂选调原籍在孝义、汾阳的尹志安、安世人、马佩勋、阎茂林等十多名骨干参加创建红军工作。到1931年夏天，在孝义楼底村（今西泉村）举行成立大会，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

晋西游击队建立后，在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村政权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晋西游击队的斗争，震动了山西的统治者，敌人的报纸上大量报道了游击队的消息，惊呼是他们的“严重威胁”。山西军阀徐永昌一上台，就加强军事镇压，派出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及地方部队一万余人，“围剿”晋西游击队，游击队虽然对进犯之敌坚决进行了还击，终因力量悬殊太大，损失严重，为了保存实力，以利再战，特委指示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活动。后在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支队会师，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一部分，为开展西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在创建晋西游击队的同时，阴凯卿和特委加强了对高桂滋部队的兵运工作。1930年11月，省委曾派李志敏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高桂滋部对党的组织进行整顿。

1931年5月，阴凯卿召开山西特委军事工作会议，研究兵暴计划。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作了兵运工作情况汇报。他说：由于省委、特委对兵运工作的重视，各军阀部队中我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驻平定的高桂滋部有党员五六十人，其中不少党员是营连排级军官，形势发展对我们是有利的。与会同志在讨论中指出：党的工作必须是在准备革命兵变的方针指导下发展同志，组织群众，开展斗争。会议决定：把高桂滋部三个团拉出来，成立红军二十四军，由谷雄一全权负责，并向党中央写了报告。

6月下旬，由于上海地下党出现叛徒，高部一团第八连共产党员连长被捕，其他同志也引起敌人注意，形势十分紧张。阴凯卿和特委仔细分析形势后，作出立即举行兵变的决定。这一决定报请党中央批准后，7月4日打响。参加起义的部队，是高部第一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八个连，约一千多人。起义部队急行军经正太铁路的白年墅车站到达盂县的清城休整，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正式成立，推举赫光为军长，窦宗融为副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刘子祥为政治部主任，刘明德为参谋长。

7月18日，红二十四军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不久，中共阜平县委和红二十四军政治部联合召开全县人民表大会，宣告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刘应融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牛青玉任副主席。

红二十四军的创立和阜平苏维埃政府的出现，使北方各省反动派大为震惊。天津《益世报》曾为此发表社论说：“假使有共军千人，则不久即可满万，使其羽翼养成，则包围无所施，窜扰不及防，较之江西，有过之无不及也。”

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失败后，华北地区成了奉系军阀的天下，这时参加倒蒋的石友三部大部分随石友三逃往山东。驻扎在河北曲阳的沈克部看到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便向张学良投降。张学良为考验沈克的忠实，以“拿下阜平，消灭红二十四军”作为接受条件。沈克背地里接受了张学良的条件，但却四处宣扬说：“走投无路，向往红军”，派一个参谋到阜平县城联系。红二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对国内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沈部完全有投奔红军的可能，草率决定接受沈部投降，要沈部分两路向阜平县城附近集结，听候改编。8月10日，红二十四军政委谷雄一等二十多人到王快镇慰问，刚进入沈部驻地，敌人就将他们五花大绑，秘密送往北平，给张学良献礼。不久，谷雄一在北平光荣就义。由赫光军长等率领的干部和武装人员组成的慰问团，到达法华村后亦遭敌人动武，英勇的红军战士与敌拼搏了一个多小时，全部壮烈牺牲。

红二十四军失去主要领导之后，敌军一千多人围攻阜平县城，我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突出重围，撤出阜平县城，跨越晋北山区，渡过黄河，到陕北地区活动。阴凯卿和特委得悉红二十四军遭受挫折后，急派刘天章赶赴陕西追赶部队，到达黄河岸边时，得悉红二十四军因弹尽粮绝，军心涣散而失败，许多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惨遭军阀井岳秀杀害。

晋西游击队和红二十四军虽因敌人的围剿受到极大损失，但在我国北方，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都给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影响深远。特别是参与这两支部队组建、战斗及成立阜平苏维埃政权并保留下来的干部，如晋西游击队的马佩勋、吴岱峰、阎红彦等，红二十四军和阜平苏维埃政权的马苏庭、杨耕田等，都锻炼成长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

坚贞不屈 英勇就义

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逃到大连的山西统治者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这年8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护送下回到山西。阎锡山成立的山西军法会审委员会，加紧了搜捕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反革命勾当。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和杀害，阴凯卿既不害怕，也不离开工作岗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从容应对。9月初的一天，阴凯卿去找一个同志时，恰逢该同志不在家，敌人将他抓捕关进拘留所，面对敌人的审问他有问必答，回答总是一句话：“找老乡”！关了一周后，敌人什么证据和口供也得不到，无奈将他放出。

1956年4月5日，阴凯卿夫人在太原烈士陵园祭奠英烈

这时，正是山西特委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刻，刘天章到晋北追赶红二十四军去了，阴凯卿被敌人关押起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尽快加强山西特委的领导力量，中共河北省委（当时代行北方局职权）先后派出三个干部来山西工作：一是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郝敬民，二是负责整顿山西党组织的陈伯英，三是河北省委特派员任国桢（准备担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

9月下旬的一天，郝敬民、陈伯英、任国桢和丁楚元（特委代理秘书长）在太原典膳所18号特委秘书处开会，敌人闯进来，把他们作为可疑分子全部抓走。被捕当天晚上，清共委员会分头审讯陈伯英、丁楚元时，审讯室摆着好多刑具，陈伯英、丁楚元当场自首；被敌人逮捕的特委军委书记孙斌，也当了可耻的叛徒。他们向敌人供出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并带着敌人抓捕党的负责人。

阴凯卿走出拘留所后，并不知晓特委秘书处已经出事，他来到秘书处刚上台阶还未敲门时，敌人就抓住他。但他十分机警地说：“我是找朋友借钱的，连门牌还没看清楚，你们为什么抓我？”敌人无言对答，只好把他放了。

丁楚元、孙斌和陈伯英的叛变，给山西党组织造成了极大损失，在太原和他们接触过的同志都被捕了。阴凯卿在北门外白杨树宋大娘家第三次被捕，刘天章在太原印花税局被捕。

阴凯卿在军法会审处关押期间，看到许多党的领导同志被捕，心情非常沉重，对于幸免遇难的党的干部依然极其担心和关怀。他对李仰南（中共河东特委委员）说：“嘉康杰同志忠心耿耿，艰苦奋斗，平易近人，这一次漏网脱险是大幸。他是阎匪和国民党的眼中钉，省委多次得到情报，阎匪和国民党想方设法要逮捕他。省委认为他在河东学生多、有威信，开展工作是有利条件，但处境危险，多次想调他到外地工作。”

在敌人的酷刑下，阴凯卿、刘天章、任国桢等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一直坚守气节。敌人让叛徒杨伯英、孙斌、丁楚元出庭作证，也遭到他们严词痛斥，始终未暴露党的机密，表现了共产党员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1931年11月中旬，山西省临时特种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判处阴凯卿、刘天章、任国桢死刑，11月13日在太原小东门外枪杀。阴凯卿时年仅27岁。

1956年4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太原双塔烈士陵园举行公葬阴凯卿、刘天章等烈士大会。主祭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讲话中说：“他们是在1931年11月在太原英勇就义的。他们被捕以后，受尽了各种折磨，始终不屈不挠，使敌人不得不惊叹为‘铁汉子’。他们临刑前，都慷慨从容，高呼革命口号，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为了表扬烈士们的业绩，激励后代奋进，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在太原双塔烈士陵园修建了阴凯卿等烈士墓，立碑志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