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文化强省”的战略内涵
——访“山西省文化领军人才”艾斐

■罗小丽 雨 林

解读“文化强省”的战略内涵
——访“山西省文化领军人才”艾斐

■罗小丽 雨 林

艾斐简历

艾斐，山西万荣人。中共党员。研究员、教授、省社科院首席科学家、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省委省政府表彰的优秀专家、山西省文化领军人才、国务院"特贴"专家（甲）、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共和国杰出贡献人才、国家重点课题组核心成员。荣膺省（部）级以上表彰30余项（次），获省内外、国内外优秀成果奖160余次，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1000余篇。历任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省社科院副院长等，现任山西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山西省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太原社科院名誉院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宋庄国际书画院终身院长、中国艺术协会终身名誉主席、国际传记中心副理事长以及山西省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山西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和多种书·报·刊的主编等30余种社会及学术职务。多次主持国家和省（部）级重点课题，兼任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客座教授和高级研究员，论著被译介至日、韩、欧、美等地，成果多次进入国家决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魂，它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同时，文化更是一种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山西省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省份，禀赋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那么，如何才能把山西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实现“文化及其产业对山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大，对山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大”这一目标呢？这确实是一个难解的重大课题。为此，我们专程采访了“山西省文化领军人才”艾斐。

记者：艾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现任山西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等省内外、国内外30余种社会及学术职务，工作非常繁忙；但我们也知道，您的论著和文章不仅数量多、涉及学科领域广泛，而且都立意高远、功力深厚，发表后影响大、辐射广、震撼力强、效能突出。请问您如何能在繁忙的行政事务和社会工作中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并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呢？

艾：若说工作经历，我是从县委、市委、地委、团省委，一直工作到中宣部的。这期间，主要都是做行政管理工作，包括后来到省社科联和省社科院，那也是省委派去做领导工作的。所以，认真来说，我一天也没有专门做过研究工作。但现在看来，社会对我的认识、定位和评价仍旧主要是学者、专家，抑或作家、理论家。实际情况也是这样。1983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那时候，中国作协只有五六百会员，而现在却有七八千会员了。1985年，我被评为研究员，是当时山西省最早、全国最年轻的研究员。此后不久，又连续被评定为省优专家、国务院“特贴”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等。到目前为止，我出版和发表的涉及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已达1000多万字，近年来仅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就有一百余篇，而且发表后大都得到了强烈反响和好评，并濡化于决策之中。从1990年到2009年的近20年间，受到省（部）级表彰达30多次，在省内外、国内外获各种优秀成果奖160余项（次）。

经常有人好奇地问我，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则是由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所驱使。古人尚且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于一个具有先进思想意识和崇高理想追求的共产党员来说，自然应当有为民族大义和人民事业而尽心尽力、奋发劳作的高度自觉。因此，我的理论创造和思想表达虽然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但它却始终蕴有一种强大而持久的内在激情与不竭动力，其目的就是希望能用一种创新的、明睿的、正确的认识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引领和导向作用，特别是期待能用理论的力量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能以文化的爝火点亮人们的心灵之光，能将先进的理念和崇高的思想不断地转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支撑力与驱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理论创造和学术研究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完全非功利的，一切劳作都本能地注定是对浅悖而低俗的利益追求的逆忤与排斥。我始终认为文化的生命是创新，理论的灵魂是良知，精神的高度是奉献，学术的至境是淳真。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向来都坚持文化要面向社会，理论要结合实践，决不能一味地为学术而学术，从概念到概念，用资料填篇幅，把引绎当“发现”；而是要有开拓、有创新、有机锋、有见地，有针对性和实践性，有思想厚度和精神高度，力争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次新的创造和新的发现，都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悟，都对社会有益、对大众有用、对生活有助、对时代有促。因此，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现实。因为只有不断地关注社会现实，才能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才会“激情澎湃赋新篇，源头活水汩汩来”；只有不断地汲取多学科的知识并对之进行交融创新，思想才能永远成为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心灵才会有浪花，认识才会有深度，见解才能更新颖。每当写作的时候，我总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文章能给读者传输什么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新道理，特别是能为读者提供哪些有益的启示，并引发读者的思考和促进读者的提升。这是理论构建和文化创造的起点和底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写作又为了什么！事实上，也只有这样进行研究和创作，才能与现实紧密结合，才能高屋建瓴地解读和答释一些时代与社会中的盲点问题、难点问题和热点问题，文章才能真实有力、亲切感人，理论也才会有价值和有意义。

文化创造和理论写作，不仅是艰辛的脑力劳动和巨大的体力消耗，而且更是激烈的精神博弈与高度的思想升华，这就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更大的辛苦。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星期天、节假日的概念，没有休息、没有娱乐。工作中，既要履行岗位责任和做好管理工作；工作外，又要加班加点搞研究、写文章。在这种两头都揪得很“紧”的情况下，那就只好也只能是苛待甚至是虐待自己了。我好像总是在“跑”着赶路、“挤”着时间写作。约稿不断，任务在肩，不赶不行啊！这种超负荷的运转，是一般人难以做到、也不愿承受的。就这，也仍旧常常难以践约和赴愿。许多朋友和熟人出了新书请写书评，许多人托了关系企望能为之新著作序，许多地方和单位一再邀约前去考察和讲学，许多报刊连约稿都催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我却仍旧常常是十之八九都难以满足和兑现，尽管时间和精力都在超常透支，但遗憾和歉意却仍旧常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记者：作为山西省的文化领军人才，您不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等诸多重要报刊上连续发文，以独特的视角和正确的导向论述了诸多文化问题，被高层和学界称誉为“站在时代文化前沿的弄潮儿和领跑者”，而且对山西近年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请您谈谈山西省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在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就是如何理解世纪初山西省提出的“文化强省”概念？

艾：2002年初，山西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强省”，这一举措，在当时可谓是极具远见卓识，真正及时而有力地抓住了宝贵的发展机遇。2003年8月，正式出台了《山西省建设文化强省发展规划纲要（2003-2010）》，决心利用山西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探索和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计划用8到10年的时间，使文化事业进一步惠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与此同时，也要大力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提升与转换，使文化产业在全省GDP中的比重，由4%提高到全国上游水平。发展的总思路是：全面发掘、整合、提升山西的优势文化资源，通过文化的产业化途径，不断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其实，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山西的文化产业就已经进入良性发展时期。在省委宣传部主导下，年年递增，不断强化，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效能显著，成绩斐然。如，以山西的优势学科为主攻对象而成立了八大研究中心，再以八大研究中心为核心而聚集了八个专家团队，即山西省晋文化研究中心、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中心、山西省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心、山西省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山西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山西省社会经济发展史研究中心、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山西省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等。这些中心成立起来后，都有不俗的研究成果。又如，在这一时期组织创作的一大批优秀影、视、剧作品，也都早已成为彪炳时代舞台与熠照荧屏银幕的艺术佳作，像《乔家大院》、《立秋》、《一把酸枣》、《八路军》、《黄河儿女情》等。特别是自2004年12月至2005年5月，“华夏文明看山西文化艺术周”在北京、广州、香港、深圳、上海、浙江、南京等文化重镇和大市名都的全方位系列展演，使所到之处的人们不得不叹服山西丰厚的文化资源，真切感受和认识到了“华夏文明看山西”的深邃内涵。凡此种种，都为山西继续打造“文化强省”、不断提升文化当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华夏文明看山西”是申维辰同志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时代命题，他以一系列论著资证诠释了这一重大命题。此外，像《山西文学大系》的编注和出版、山西出版集团的组建和运行、“黄河文化周刊”的策立、平遥国际摄影节的创建、常家庄园和榆次老城的修复、“太原国际晋商文化周”的创设等，就都是在“文化强省”大 覆盖下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文化创新与产业建设。

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山西社会历史的源头一直可以上溯到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历经数千年演进而不绝，并遗有35000多处文物古迹。其中，仅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达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山西的古建筑、石窟、壁画、彩塑等，也都有规模，成体系，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极高。特别是近年来人气越来越旺的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以及祁县乔家、太谷曹家、灵石王家、榆次常家、万荣李家等晋商大院，也都越来越显示出文化的魅力和产业的潜力。除了这些物质文化遗产之外，山西还拥有多项极富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平遥古城的县域特色文化和五台山的佛教文化被评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省入选国家第一批、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共有96项，这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毋庸置疑，显而易见，山西既是震古烁今的物质文化资源大省，又是名副其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所有这一切，不仅形成了晋文化独炫异彩、无以旁代的品质，而且也凸显了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正因为山西具有这一雍长渥厚的文化资源优势，所以才使其得以在山西经济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中自然而然地赋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实现跨越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转型，而转型发展的关键则又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要发展投入小收益大、消耗性小永续性强的经济产业，特别是要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必须大有作为和大幅突破。过去，山西以煤、焦、铁、电为主的传统产业，不仅科技含量不高，而且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投入大、效能小，严重制约发展。基于这样的基础，再加上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相对匮乏，从而使山西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难度较大。而华夏祖先留给我们山西丰富的文化财富，则注定会在转型跨越发展中显示其特禀的优势，孵化出无限的潜质。显而易见，山西发展文化产业，乃是具有很多传统产业无法比拟的优势的。它不消耗能源、不污染环境，不需要更多的高价设备和高新技术，便能实现绿色发展和永续发展。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掘、合理利用山西独特而丰厚的文化资源，这将是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又一有利条件和重大契机。在今天和未来社会中，文化旅游消费将会越来越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支撑点和主动脉，这是在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条件下的又一重要消费方式。因此，山西需要在转型发展的浪潮中充分整合、深入发掘文化资源优势，不断地把它做强做大，真正做到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想想看，人们去欧洲各国看什么？不就是要看欧洲悠久的历史文化遗迹么！像什么巴黎的圣母院、埃菲尔铁塔、卢浮宫，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比萨斜塔，希腊的赫拉神庙、雅典卫城等。山西也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迹与遗址，申维辰同志曾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他的这个概括，应当说是很全面、很准确的。显然，只要观念变了，硬件设备有了，山西也完全可以做到像欧洲诸国那样。如果真的做到了，山西自然也就转型了、跨越了、发展了。因此，转型发展首先是要转变观念和思路，山西既有决心成为现代化新型能源基地，也有条件能成为文化大省、强省。

对于山西的发展来说，这是至为重要的。因为文化对经济、社会、民生的覆盖或促动，向来就是高层次或全方位的。它除了能够增加GDP之外，更有综合提升或整体带动的巨大作用。

记者：艾老师，您说过文化是具有弹性空间的，而且这种空间愈大，给人们留下的创造余地就愈大。因此，在文化建设中，不仅抓紧抓松、抓好抓坏的结果大不一样，而且对之实行战略发展、创新发展和常规发展的结果也大不一样。希望您能够结合全国文化产业发展形势及外省的成功经验谈谈山西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出路，以及在“十二五”期间山西应当如何打好文化牌？以期藉此为人们提供一些创新的思路和有益的启发！

艾：我说文化有弹性，主要是指文化的可塑性强和显示性差，它主要作用于人的思想、精神、道德、情操、志趣和智商以及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的质量指标、和谐程度与精神状态等，而所有这些又都是既不可直观、又难以量化的。也正因为如此，它便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创造空间。做大做好了，可以创造足以令人震撼的奇迹，并使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从中获益受惠。反之，如果工作没做好，甚至是做坏了，虽然为害尤烈，但表面上却不明显，不像物质性的指标那样一看便知、容易量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抓文化工作不啻是对领导者的能力、水平、素质和觉悟的全方位测评与考验，会干不会干、干得好不好，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其结果也大相径庭。关键是领导的认识要到位，措施要得力，人才要强势，机制要创新。

从全国来看，文化产业发展好的省，不仅成效大显，而且也带动了综合指标和总体实力的快速提升，文化已明显地成为跨越发展和科学发展的驱动力。像江苏、浙江、云南、湖南、广西、陕西、辽宁、广东、河南、四川等省，就都在创新中大打文化牌，并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不仅在精神上得到提升，而且在产业上也大获丰收，所占当年GDP的比例一路飙升，成为势头强劲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在参加中宣部的课题组对全国一些省市进行文化考察时，就从中深受启示。比如江苏，就是同时提出“率先在全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率先在全国建成文化大省”的“双率先”战略发展目标的；河南省就是同时提出“向全国经济强省跨越发展和向全国文化大省跨越发展”的“双跨越”发展战略；湖南、安徽、辽宁等省不仅提出要把文化产业做强做大，而且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方案。以经济快速发展而著称和首创“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效益”之颠覆性理念的深圳，竟然也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立市”的战略发展目标，他们不仅在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地方打造了“华侨城”文化产业旗舰，而且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建起了世界最大的书店和阅览场所，创设了人气极旺的“读书月”，构建了享誉世界的大芬油画村和“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等微缩景观园。深圳市面积很小，但却有1114座公共文化设施，光是图书馆就有618座。至于陕西，就更是满怀激情地要以历史文化、现代文化和革命文化为主线而着力打造蔚为壮观的汉唐气象、延安精神和时代人文大景观。而云南早在“十一五”之初就明确提出了要“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如今，不仅文化精品荟萃于昆明、大理、丽江、迪庆、玉溪、腾冲、普洱、文山等地，而且为适应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还针对性地进行了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从省到市到县，层层都建立了正式在编的实体机构“文产办”（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由各级主管文化的领导挂帅，配备强有力的工作班子。不仅机构健全，职权明确，任务重大，而且各级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大力支持。与此同时，他们还由各级“文产办”牵头，对省直和市县党政一把手进行了专门的文化培训，采取各种方式强化和提升各级领导与广大群众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能力。

回过头来看山西，在文化建设方面，特别是在文化产业的开发、布局、创建和提升方面，应当说一方面成绩是巨大的，而另一方面问题也是明显的。山西早在2002年初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奋斗目标，这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显示了山西的战略眼光和文化自觉。当时全国只有三四个省（市）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明确提出要建设“文化强省”的，应当说山西是第一。而现在八九年过去了，全国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或文化强省的省（区）和直辖市已增至26个，其中有不少都是后起之秀。像北京，在短短几年中，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上海也正在以世博会为契机而着力打造具有海派特点的强势文化，并使之成为龙头产业和朝阳经济；陕西、天津、甘肃、浙江、吉林、福建、重庆、四川等省（市）也都在屡出奇招、大步跨越，决心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文化产业做强做大。相比之下，山西显然应当加速趱行、疾步赶路的了。因为在刚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那几年，锐气十足、新招频现，一举抓出了如前所述的诸多赫然成绩，而后来在精品策划或高位创意上的步子就逐渐放缓了。不仅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而且与兄弟省比起来，与山西所拥有的丰厚文化资源比起来，与前几年的文化绩效比起来，显然我们已经到了应当加油赶一赶的时候了。应当相信，特别是在自2009年以来，全省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发展或最近山西被中央确定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有利条件下，山西的文化事业或文化产业必定会大有作为、大放光彩。

我在参加中央“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就不时想到山西“十二五”的文化发展。我认为关键是要有战略眼光，要锐意创新，要独辟蹊径，要不断地有新想法和新举措，特别是要敏于和善于在开发中整合、在整合中提升、在提升中增值、在增值中创优，以便通过这种环环相扣的链式发展而实现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想法要新、措施要灵、体制要实、机制要活，特别是人才要强。搞文化不同于挖煤和打铁，文化创造也不同于开山掏炭和点火炼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文化产业是知识、智能和高新技艺的密集型产业，并由此而决定了文化的成败唯取决于人才的优劣。

这是显而易见的。像北京的“798”，江苏的“创意园”，云南的民族演艺和特色旅游，陕西的曲江新区与

灞开发等，其核心创造力和竞争力就在于顶尖人才的高度集聚。云南的文化产业如果没有杨丽萍，那是不可想象的；上海的文化天昊如果失去余秋雨、陈逸飞的支撑和点缀，那就会给人造成只有星星而没有月亮的感觉。实际上，好莱坞之所以能够长期称霸世界影坛，关键就在于它拥有一批大牌导演和大腕明星；德国之所以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损甚微，就是因为它拥有由杰出人才支撑和带动的强势文化产业与创意集群做后盾。人才，永远都是文化创造和文化产业的灵魂与命脉。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文化生产的根本，其他问题也便会随之迎刃而解。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2500多年前就被齐国宰相管仲看透了、讲清了。齐桓公问管仲：“国家财力从何而来？”管仲答曰：“财从才来。”对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来说，尤其如此。至于如何识才、引才、荐才、用才，那当然是大有学问的了，不啻是对领导者的水平、能力、德操、觉悟和事业心、责任心、使命感的科学测评与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往往都是才者惜才、庸者附庸。真正能够识才、惜才、用才的领导，其本身就是人才。如今的时代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文化产业也大大不同于他业，这是一个以人才为核心的激烈竞争的时代，这更是一个以创意为机锋的充满智慧的时代。这个时代和这个产业最受宠爱和最有潜力与前途的，都注定是以杰出人才为引擎和芯片的天才创造。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明白，真正的杰出人才，特别是文化上的杰出人才，并不是与学历、职称等外部标签成正比的，也不是能够刻意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它主要是天赋其才、天纵其才。因为杰出人才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赋有超常的灵性和悟性。知识，可以学；技艺，可以练。但灵性和悟性又能怎么获取呢？主要是靠实践、靠素质、靠天赋了。否则，让我们的大学今年培养十个马克思、毛泽东，明年培养十个司马迁、曹雪芹，后年再培养十个王国维和鲁迅。可能吗？不可能。这些年，虽然我们的硕士、博士如群如缕，但钱学森却在不无忧虑地诘问：“为什么我们总也出不来杰出人才呢？”其实，真正杰出的创造性人才，向来都是特殊禀赋的产物。鲁迅、郭沫若一天也没有学过文学，却成了大文学家。相反，专门学文学的人多的是，却最终也成不了文学家。尽管郎朗、张艺谋、宋祖英、陈逸飞、易中天、张继钢、李胜素、余秋雨、杨丽萍的同班同学很多，但能够成为他们那样的，却只有他们自己。可见，真正杰出的优秀人才乃是非常难得的，是常规的教育机制所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和爱护人才。因为人才就是智慧源，人才就是创造力。只有真正拥有了杰出人才，我们的文化才有希望。否则，说一千道一万，都是空话。原因就在于杰出人才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和贡献，既是不可估量的，又是无以替代的。

记者：党员的学习教育内容包括很多方面，而思想文化素养和人文内涵又是其中最根本的内容，您认为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强文化修养以及如何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呢？

艾：共产党是先进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贫弱和战乱中拯救中华民族，并一步步地走向成功、创造辉煌，就是因为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重视思想修养，重视理论武装，重视精神提升。不仅在党的政策中融入了先进的文化理念，而且在社会实践中也始终将文化置于崇高的地位，认为文化是旗帜、是灵魂、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

回顾我党历史，其创始人和领导者大多都是学贯中西的大文化人。他们学识渊博、眼光开阔、思想睿智、决策明断，所以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战胜困难，走向胜利。开国领袖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理论家、书法家、学者和诗人于一身的天才领袖，就在于他具有高深博厚的文化造诣，并能灵活有效地用以指导实践。毛泽东不仅精读了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唐宋诸家、鲁迅全集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还在读书过程中作了大量批注、写了大量心得。正由于他对中国的历史了如指掌，才能够烛其规律、以史为鉴，随时指导现实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也正因为他通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以才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指导中国的实际问题，并写出了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从延安的土窑洞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毛泽东一直都把《鲁迅全集》置于床头榻畔，随时翻阅，以至于他虽然没有见过鲁迅，但却充满深情地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修养和认知水平，才决定了党的崇高领导地位和正确前进方向。

至于共产党人如何才能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我认为最直接、最经常和最重要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认真学习，努力实践，特别是要多读书、读好书，以书为鉴，读用结合。温家宝总理在一次参加“世界读书日”活动时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特别是在这个网络流行、信息泛滥的时代，很多人都是宁愿上网而不去读书的，但上网并不能等于读书，上网只是过滤信息，无法达到学习和思考的效果与目的。因此，温家宝总理殷切地向人们提出希望，并说：“我愿意看到人们在坐地铁的时候能够手里拿上一本书，因为我一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作为共产党人，更应当多读书、勤思考、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并藉以丰富精神内涵和提升认知能力。否则，两眼黑黑，腹中空空，既无理论思维，又无精神支撑。如此这般，又何以能够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呢！

正因为如此，党中央才郑重提出既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又要建设“学习型社会”。以期通过有效学习不断提高我们全体党员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思想水平、认知能力与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