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与鲁迅小说创作比较论

刘 蕊 贺智利

把余华和鲁迅相联系，曾有人做过。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很容易使人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其实，余华与鲁迅的相似，并不限于个别作品，而是整体性的。于是，有论者认为余华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但我认为，将余华与鲁迅相比较，在发现他们共同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余华的小说确有类似于鲁迅的深刻性之处，但同时也有其显见的局限性。

一

余华的许多小说，其意旨与鲁迅的小说存在着明显的共同之处。《狂人日记》写了一个患迫害狂的青年，他感觉到所有的人都憎恶他和想迫害他；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已联合起来，要对他采取一次阴谋行动，这行动就是吃掉他；他坚信主谋便是他的大哥。狂人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吃人的关系，而这种人吃人的关系则首先在亲人与亲人之间体现出来。鲁迅为了揭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而选择了暴露亲人与亲人之间关系真相的方式，也即意味着鲁迅为了昭示人情的虚伪而撕去了亲情的伪装方式。当亲人与亲人之间、亲兄弟之间都互相残害、互相吞噬时，人与人之间的别种关系也就自不待言了。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也同样是写了一个患迫害狂的青年，他也同样感觉到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同学、街上的陌生人、店里的营业员以及他的邻居、父母等，都憎恶他和想迫害他；他也同样认为，所有的人都已联合起来，要在四月三日这一天对他采取一次行动，这行动的目的便是害死他：或者站在脚手架上拿砖头砸死他，或者把他劫持到马路中间让车撞死他，总之是要置他于死地；他也同样坚信这行动的主谋是他的亲人——父母。《四月三日事件》同《狂人日记》一样，也是借狂人之眼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残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首先体现在亲人之间。

还有余华的《现实一种》与鲁迅的《弟兄》，也都是写亲兄弟之间的冷酷、残忍、自私；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与鲁迅的《孤独者》，都表达了一种孤独绝望的心理。

鲁迅与余华小说的相似性，除了存在于个别篇章之外，更多的还表现在整体性的相似。他们的小说，都关注人性的阴暗残忍，都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敌对，都诉说冷酷环境中灵魂的孤独和绝望。这些共同的认识和情绪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使他们的小说在整体基调上都呈现出一种阴冷的、惨厉的调子。正像鲁迅总是热衷于表现“死亡主题”一样，余华的大部分说里也充斥着杀戮和死亡。“死亡”的鬼魂总是徜徉于他们的大部分小说的始终。将鲁迅小说中祥林嫂、夏瑜、阿Q、子君、魏连殳、孔乙己、小宝等的死，与余华小说中的“死亡叙述”对照起来看，可以说明，在内心深处鲁迅和余华对现实和人的看法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他们都看到了人性的丑恶残忍，看到现实中的杀戮争斗，都体味到了灵魂深处的惨烈痛苦，并用艺术化的手法表现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使人们从中透视人类生存状态的某个方面，从而开出反省的路、自知的路。从这个角度来看，余华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无疑有其深刻之处。然而，同样是面对人性的丑恶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卑污，面对弥漫在心头的绝望情绪，鲁迅和余华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是在对同一问题不同的对待方式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余华与鲁迅的精神差异。

二

鲁迅在面对人性的丑恶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卑污时，苦苦探索着这种现状是否可以改变以及怎样才能改变。鲁迅说过：“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的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及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这意思传达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鲁迅的一生都在不懈地启发国人的自我意识，倡导反封建精神。他要使麻木的灵魂觉醒，再寻求别一种更合理的生存方式。即使在认定现状从来如此、只能如此、永远如此的情况下，他也决不与这种现状妥协媾和，而是永远对这种现状发出怪鸱般恶毒的诅咒。

余华则在对人的生存状况深感不满的同时，也放弃了对人能以更好的方式存在的希望。他的小说不厌其烦地、冷静从容地描写种种人类之恶，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人是不可救药的，人的生存状况是无法改变的。正因为如此，鲁迅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里的瑜儿坟上凭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即使本无希望，鲁迅也要在作品里装点些希望。而余华则不屑于此，在他的作品中，除了丑恶、冷酷、血腥和残忍外，很难找到一线亮色。

余华在《四月三日事件》《死亡叙述》《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小说中，或者再现人生的冷酷，或者复制精神变态者眼中可怕的现实，充满了一种神秘感和宿命感。这无异于说：一切都在劫难逃，除了静观一切，我们无能为力。《狂人日记》中的“我”充满正气、大义凛然，他蔑视包括大哥在内的吃人者，毫不畏惧地反抗对自己的迫害，敢于质问吃人者：“从来如此便对吗？”敢于义正词严地对吃人者宣告：“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最后大声疾呼：“救救孩子……”而余华《四月三日事件》中的“他”，则是一个灰溜溜的受害者，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角色。“他”只会以逃跑的方式来粉碎他人的阴谋，来阻止“四月三日事件”的发生。“他”在四月三日的前一天，做贼般地钻进一列煤车，离开了家乡。《四月三日事件》中的“他”与《狂人日记》中的“我”之间精神面貌的差异，不正说明了余华与鲁迅之间深刻的精神差异吗！

鲁迅和余华在骨子里其实都充满了对人的悲观和绝望情绪，鲁迅也有无力粉碎现实性恶的原则的绝望。但他却一直在反抗绝望，尽管他有无法毁灭“铁屋子”的清醒认识，但他依然用生命的盾来抵挡黑暗的夜。“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在鲁迅内心“鬼气”弥漫最浓重的时刻所写的小说《孤独者》中，对人心卑劣异乎寻常的洞察，可谓令人惊骇。可他仍然在以恶抗恶，就连最后的自戕式的毁灭，也是对黑暗的报复，有以自己的腐烂来加剧社会腐烂的意味。主人公魏连殳像一匹受伤的狼，在深夜的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那野狼般的嚎叫使我们感受到了体验到人类痛苦的鲁迅沉雷般的呐喊。而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中，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起，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这凄凉的哭泣只是一个弱者对命运的哀哀泣诉，缺乏一种反抗的力量。

鲁迅反抗绝望的痛苦呼号，也包括对自身的绝望。但他没有对人彻底绝望，他在坚定地否认了人的现存生存状况的同时，始终怀有对人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高尚的希望。而余华的小说却看不到这种反抗，也看不出这种希望。鲁迅笔下的受害者，往往也是觉醒者、忏悔者和启蒙者，而余华笔下的许多人物却仅仅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鲁迅在对现实和人的绝望中，也有对自己内心黑暗、绝望的深刻反省，他明知自己的思想中有毒气和鬼气，却不愿将自己的鬼气传染给别人，而偏偏要和黑暗捣乱。余华却随随便便、从从容容地说出内心深处的黑暗绝望，没能超越绝望本身，更没有开出反省的路。

三

对待现实的不同态度制约着创作的手法，也制约着作者描写时的详略取舍。鲁迅揭示人性之恶，但并不溢恶，所以他在描写时，只要“够将意思传达给别人”就住手。而余华则不厌其烦地、冷静从容地、客观细致地描写种种人类之恶。在余华的小说里，充斥的人物是狂人和疯子。他把人写成了豺狼虎豹，而现实则是充满血腥味的屠宰场。

同样是揭示亲子兄弟之间的亲情和夫妻情人之间的爱情的虚假，魏连殳对“一老一小”的评论，虽冷冷的几句话，却显示了对人心及亲戚关系的透彻洞察。而余华的《往事如烟》却写了算命先生为了自己长寿，不惜把五个儿子都克死，以每个三千元的价格将六个女儿都卖到远方，连最小的女儿的尸体也以二千元的价格卖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重在从微不足道的细节里透视人的灵魂，而余华则只专注于观察事件的进程。同样写残酷、杀戮，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和《古典爱情》直接写血淋淋的屠杀，写惨不忍睹的吃活人肉的过程，把全副笔墨都用于对外在丑恶行为的直接显示上。而鲁迅在《药》中不正面写夏瑜怎样被康大叔杀头，康大叔又怎样用馒头去蘸血；《孔乙己》中也没有写孔乙己被吊打的过程，没有写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哀号求饶的情景。鲁迅虽没写具象，但却内涵了更多超出具象的深邃的东西，正是这些近乎无声的悲剧却更令人触目惊心，让我们的灵魂隐隐作痛，从而加强了作品大悲无泪的情感氛围。鲁迅曾大声疾呼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但正视和直面的方式却不一定要像余华一样渲染血腥和暴力。

大凡伟大的作家都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鲁迅便是一位灵魂的探索者。鲁迅写人性中恶的一面时，总是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从内部详细展现人物复杂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而余华却仅仅停留在外在行为的描述层次，描述恶梦与幻觉支离破碎的印象、阴森可怖的预感和征兆或者使人恶心的琐碎细节。鲁迅深入到了“人性分析”的哲学境界，他不必借助于对丑恶事物的描述，仅凭挖掘人性最深层的可怕思想就能获得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余华还远远没能达到这种深度。当然，要洞察人的灵魂，作家自身要对哲学、文化心理和社会都有深刻的研究和思考。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才能将无比博大、深邃的思想放到人性的试验场上，看到善怎样因为无力抗御邪恶力量的攻击而痛苦和瑟缩，才能真正洞察人性恶的可怕奥秘。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会发现，余华尽管有直面丑恶的勇气，却缺乏剖析丑恶的才能，尽管写得鲜血淋淋、血肉横飞，却少有对人性的“哲学发现”，给人以气魄不大、深刻性不够的感觉。

由此可看出，在对黑暗的现实及丑恶的人性的感知上，余华有和鲁迅一样的敏感。但在反映更深邃的意蕴上，又与鲁迅有着极大的差距。余华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而鲁迅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