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祛魅
——当代西方哲学地位的变化

程志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20世纪 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无论在主题、内容、对象、方法上,还是在语言、修辞和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深刻发展和变化,使西方哲学在发展方向、趋势以及地位上产生了彻底的转折和变化,甚至影响并波及了 21世纪的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而 “哲学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这些词,不仅在西方思想界,而且在整个东西方社会,都成了一个十分流行而时尚的名称,最后甚至成了 20世纪终结和 21世纪开端的一种标志。当然,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席卷当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具有反叛性、革命性、时尚性和另类的思想运动。它首先颠覆了传统哲学的霸主地位,褪去了哲学头上的光环和魅力,使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王被扫地出门、流浪人间,使哲学领域呈现出一派五光十色的多元化的场景,哲学的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哲学成为哲学发展的潮流。哲学成了一门普通学科,被彻底地边缘化了。哲学的美学转向,即审美化,使哲学日益日常生活化、世俗化、大众化,并且和文学融合、模糊,成为大众文化或大文化的小兄弟,真有点 “粪土当年哲学王”的味道!哲学也像后现代文化一样,成为商品、消费品,日益实用化、产业化、工业化。哲学精英和大众的分野日益消失,在“作者死亡”的口号下,读者称孤道寡。尽管卷入这场波澜起伏、离经叛道运动的大多数思想流派或思想家有着迥然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理论和思想观念,但他们都无可否认地具有某种共同特征:首先是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主义倾向,即怀疑权威、常识和真理及其标准;其次是它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相对主义的典型格言;第三是它的语言学的转向,以及对语言的后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分析;第四是后现代主义的浪漫主义风格,实质上,也就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叛;第五是后现代主义的东方主义情结;第六是后现代主义的审美主义;第七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第八是后现代主义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和价值多元论,“对人的中心性的摧毁。后现代主义哲学运动是对康德 ‘哥白尼革命’的自觉反动”;[1](P288)第九是它的反哲学或哲学终结论……总之,后现代主义在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标新立异,反传统,反权威。它鼓吹否定性、非中心化、片断化、差异和重复,批判和颠覆了现代性的理性观、统一观,颠覆了规律、崇高性和真理性。它所关切的是现实的、破碎的、非连续的、播撒的、流动的、易变的、非系统的。它认为,哲学和科学已经丧失了其迷人的魅力,因此,理性不再是至上而崇高的,真理也不再是神圣不可质疑的了。这一切迫使人们反思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科学和理性至上的启蒙信念。因此,后现代主义颠覆了传统的哲学认识论,批判了传统的思想方法论,反对知识论的主张,模糊了真理的一切形式,消解了任何政策性的建议,铲平了哲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哲学批判和论战中最全面、最根本性的一场批判。在这场批判中,最具毁灭性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的批判,是哲学的终结或转化、完成的呼喊。哲学成了“死狗”,就像当年的黑格尔哲学。哲学的王冠落地,哲学的领土被瓜分,各门分支学科蠢蠢欲动,妄图逐鹿中原,问鼎哲学王,哲学的命运四面楚歌、危机重重。死存亡的危机。

利奥塔、哈贝马斯和罗蒂关于当代后现代性的争论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理性的各种形式,特别是在这种形式之间转换的可能性中寻求理性的统一性。鉴于理性基本上采取了这种转变的形式,我们将它描述为“横向的理性”。这种理性从合理性的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连结差别,建立联系,鼓动讨论和变化。它的全部过程都是水平的和转变的,而且仍然受这种横向特征的限制。

这种横向理性和利奥塔的方法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显然,横向理性和后现代思想的反总体的意向有关。它达到这个目的并不是通过否定一切关系,而是通过公开追求事物之间的互相关联的方面以及不同方面的结构。但是,从语言现象学观点来看,横向理性的概念在仔细分析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引入了要求统一性的原则。这就是它要求放弃绝对异质性原则的理由。但是,它试图完成的交叉原理可能和利奥塔的目的相调和,事实上正是通过交叉原理,这些目的才可能完全实现,而它们用绝对差异的原理破坏了自己。

后现代思想的基本动力——保留多元性和保证干预,只有以这种横向理性的观点来看才会成为可能的和合法的。它实质上扩展了利奥塔的观点,而且这么做并没有放弃它的目的,反而会实践它们。横向理性符合后现代状态对合理性日益增长的多元性形式的特殊要求。

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冲突中,这种理性可能发现自己处于关键地位。一方面,它反对现代的总体性,说明了后现代对差异的兴趣,因为它基本上不是用于总体性而是转换,其领域也属于建立和加剧差别。另一方面,它纠正了利奥塔的刻板的后现代主义的异质性的绝对教条,因此考察了现代性对关系的观点,而没有成为它的还原倾向的牺牲品,并摆正了差异的地位。横向理性向我们证明,不可比较性只对个别情况有效,而不是普遍有效。这种理性创造了关系而没有强制统一,联结了鸿沟而没有填平地面,并且发展了差异而没有分裂一切。这种形式的理性可能被认为是后现代性的样本,它不再和现代性对抗,

一、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地位的挑战

通过利奥塔对 “后现代”就是 “元叙述的终结”[2](P2)这个概念的哲学界述,这一术语似乎从一个否定的意指模糊的术语变成了一个肯定的提出当代和未来问题的概念,而且包含着一种坚定的多元性。但是,哲学如何在多元论的条件下使用这一概念来处理许多新问题成了争论的中心,这导致了 20世纪 80年代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争论,后来罗蒂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对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第一个主要特征之一的横向理性的系统阐发。以理性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地位受到了挑战,理性本身受到了怀疑和颠覆。这是哲学自产生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事关生而是接受现代性的目的并继续它们。横向理性可能是我们的后现代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审美向度。后现代主义哲学标志着笛卡尔哲学和认识论的基础主义的终结。“几乎在整个西方世界,我们看到一股有利于批判现代人的思潮正在形成。”[3](P462)解构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蒯因的认识论、新实用主义、尼采和海德格尔、虚无主义,甚至怀特海的过程形而上学都可以看成是后现代哲学。此外,后现代主义一般被描绘为这样一种转变:从启蒙思想的逻辑理性范畴转变为强调审美、修辞的范畴。后现代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观点是反基础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后基础主义时代的开端。它的另一个核心命题是拒绝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这种对本体论的抛弃常常被追溯到海德格尔所要求的对西方本体论传统的“毁灭”和尼采的 “重估一切价值”,包括最高的价值——上帝。后现代主义宣称,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意味着伟大的体系的建立者的灭亡,例如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和黑格尔,而且意味着拒绝先验性。在西方现代哲学遗产中,先验的观念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柏拉图设定了一种先验的实在,现象界只是其一种反映。康德设定了一个先验本体王国,而笛卡尔设立了我思,一个先验自我,反映在经验自我上。后现代主义者拒绝先验性的观念,他们认为,从形而上学来看,“文本”就是一切。因此,审美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元素,成为唯一的一个前提。

如果说笛卡尔主义是哲学从关心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的历史转折点,那么后现代哲学可能就是哲学从认识论向美学的转折。解构主义就是后现代审美主义的最明确的、但决不是唯一的表现,这不仅因为解构主义直接关系到文学和文学批评,而且还因为德里达攻击了 “逻各斯中心论”和传统西方关于意义和真理的幻想。

后现代哲学的美学转向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如何解释美或把美学的组成部分整合为一个“善的生活”的概念。后现代哲学向美学的转向乃是在笛卡尔主义的理性和康德的理性之间作出的选择,其标志是浪漫主义对启蒙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反动。后现代主义就是分解成道德和认识的美学问题。在后现代主义内部,至少德里达、维特根斯坦或罗蒂用美学范畴完全取代了意义、真理和道德问题的合理性和逻辑。后现代审美主义主要来自尼采。尼采对后现代哲学的影响主要在于他的审美主义和他对存在的流动性和片断性的强调,拒绝任何有关确定性的真理的概念,以及他所宣称的上帝之死和虚无主义。罗蒂采纳了尼采的“人的自我创造”,他看到了尼采关于知识、真理和人性的观点与詹姆士及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之间的关系。他还把尼采的真理观作为一个共同体协同性的概念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概念联系起来。

从尼采那里吸收自己思想源泉的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又一个特征,即语言转向。语言作为一种独立的实在确实深入人心,它给后现代哲学以巨大的启迪,后现代哲学正是抓住了语言、实在和思想这三种本体形态的分野,才完全看清了语言在表达思想和实在的过程中必然形成一种解构的力量。在语言应用的长河中,一定会分化出知识的谱系,这同时也是知识的叛逆和造反。这是一个彻底的哲学范式的转换。因此,后现代哲学追问哲学一定是形而上学吗?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的理论完全证实了形而上学的哲学运动尽管有其光荣而漫长的历史,然而却始终在一种悖论式的两种性质之间煎熬,这两种性质就是超越性和内在性。作为形而上学 (上帝存在、灵魂不朽、意志自由),超越理性范围的哲学一定是超越的;而作为一种理性的世界规则,它又是内在的,即内在于我们的变化的世界之中。这和上帝的命运是一样的。上帝作为一切价值的源泉,它必然是超越时空的,因为只有在时空之外才有永恒,而上帝要以爱君临天下,它又必须内在于我们。超越性与内在性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尼采要杀死上帝。后现代哲学举起了尼采杀死上帝所使用的宝剑,这回杀死的是理性的形而上学。没有形而上学,还有哲学吗?没有形而上学,不仅有哲学,而且可能会有更好的哲学。这涉及到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消费。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为德里达所解构,这就是德里达语言学转向的解构主义。众所周知,柏格森发现了人的心理时间的绵延性,即心理时间无法区分现在、过去和未来;海德格尔给存在加上了时间的坐标轴,从而使本体的存在成了社会中变化的此在;德里达比柏格森和海德格尔更彻底地给世界万物加上了时间演化的四个属性——延异、播撒、踪迹和互补,向传统的形而上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德里达主张世界应该解构为平面化的、无中心的新型家庭。这种新型家庭作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它都没有自身之外的原因,没有自身之外的动机,没有自身之外的动力。而作为家庭交往工具的语言如果不是透明的,那么语言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就有自己独特的本质,对它的研究决不应该采取一元论的模式。德里达不折不扣地证明了语言不是透明的。因此对语言的研究必须采取与其特点完全相适应的方法,就是说,要假设人必须通过语言去理解世界,而语言和语言之间不可能完全同构。这一假设并没有被证伪。德里达阐明了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的完全对等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对语言的研究采用多元论的方法,并就某种语言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方法论的原则,那就给语言研究注入了历史性,或者说给语言增加了时间的维度,改变了结构主义的空间化的语言模式,把时间性交给了活生生的语言。

总之,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西方传统哲学地位的批判、挑战和反叛是全方位的,极富挑战性。这场批判是 20世纪 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动荡冲突、急剧变化的全息写照。化或完成,亦即哲学可能变成语用学或语义学,甚至会成为修辞学或文学。哲学死了吗?没有,它就像不死的凤凰,重生而演出一场多元论的好戏。20世纪 7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后分析哲学、解释学和批判理论以 “真理”和 “理性”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论述了 “哲学的终结”这一主题。这是西方哲学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发生重大变化的又一突出特征。伽达默尔、德里达、戴维森、普特南、罗蒂等人就真理和理性问题集中讨论了哲学应该终结还是应该转化或继续的问题。尽管他们的论述方式不同,但他们都认为,哲学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哲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下去了。他们一致提到 “哲学之后”的问题。罗蒂和德里达认为,在哲学之后的时期,柏拉图的理性理念的基础主义传统已经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哈贝马斯则认为应该扬弃哲学,代之以社会交往理论;马克思认为哲学应该转变为社会批判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伽达默尔和利科认为哲学应该转化为哲学解释学;麦金太尔、布鲁门贝格认为哲学应该成为一门哲学编年史学;戴维森和达米特则认为哲学应该成为一种关于意义的理论。他们都集中批判了理性和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体这两个概念。他们认为,主体性和意向性并不是先验的,而是生命的形式和语言系统的功能;并不是主体性和意向性构成了世界,相反,它们只是语言所揭示的世界的组成因素。同时,他们也批判了作为表象的认识。他们认为主客体是不可能相互分开的。认识对象始终是已经预先解释的,位于一种图式之中,构成文本的组成部分,在只存在其他文本的地方之外;反之,认识主体属于他试图解释的世界。正如泰勒和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关于世界的表象正是我们已参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表象。因此,没有背景世界就没有认识,而背景世界绝不能完全被客观化。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终止或消亡,而是哲学的完成或达到它的终点,即全部哲学史以其最极端的可能性聚集在这种完成或终点之中,即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中。因此科学和技术的统治是作为形

二、哲学的终结、完成和转化

自 19世纪末以来,“从马克思、尼采到历史主义和知识社会学,关于哲学终结的呼声此起彼伏。20世纪 30年代兴起的语言哲学并没有为哲学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所。”[4](P1)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戈德曼、奎因等人阐述了哲学向语言转向的过程中所潜藏着的危机,就是说,把哲学问题转变为语言问题,可能使哲学走向终结、转而上学的哲学最终完成或终结的标志。在哲学终结之后,作为哲学的隐蔽的基础的思想将以诗歌的非概念的和无体系的方式承担起哲学的任务。”[5](P57)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在后现代的话语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它预示了后现代哲学的反基础主义,因为形而上学就是基础主义的最后堡垒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通过挖掘被传统形而上学遗忘的存在的意义而走上了克服形而上学之路,但仍然保留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和框架,依然存在主体形而上学的印记。后来,为了彻底克服哲学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彻底批判了主客体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语言观、真理观和存在观。因此,海德格尔追溯了希腊早期思想的词源学渊源,阐述了语言、诗和思的关系,追问技术的本质,沉思尼采、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的诗歌的思想蕴涵,试图消解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因此,克服形而上学就是终结哲学。哲学的终结就是哲学的完成,就是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发展为或者说分化为独立的诸学科,这是哲学的合法的完成,哲学的完成也就是哲学消解于被技术化了的诸学科。早在古希腊哲学时代,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就已经显露出来,这就是科学在由哲学开启出来的视界内的发展。科学之发展同时就是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以及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这一进程就是哲学的完成,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克服。

论述哲学终结的另一条路线是强调语言的修辞的和审美的向度,即强调逻各斯和神话、逻辑和修辞、文字和图形、概念和隐喻、论证和叙述之间的对立。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们认为,分析哲学就是关于理想的或自然语言的语义学,就是研究日常语言的语用学。例如,达米特倡导的“力的理论”,阿贝尔的 “先验语用学”,福柯的语言政治学,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利科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形而上学实践论,麦金太尔对认识论和道德危机的叙述学的理解,等等。

但对哲学的终结或转化作不同理解的各位哲学家的主要分歧在于对下面这两个问题的看法:哲学理论的一般作用,以及哲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的关系。持哲学终结观点的哲学家们认为,纯哲学、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福柯用考古学和系谱学,德里达用解构主义,利奥塔用归谬推理代替纯理论哲学。他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关于实践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理论的理论;他们认为,人文科学仅仅可能是科学,或者可能是坏的科学;他们试图用灵感来取代文学、艺术和审美批评。这里,福柯是一个例外,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分析“人的科学”的起源和基础。因此,福柯的系谱学只是通过历史分析来构造一种“唯名论的批判”,一种批判哲学的编年史学。持哲学应该继续或转化的观点的哲学家们认为,哲学应该是实践的,而不是理论的。哲学解释学认为,哲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语言达到相互理解。哲学不是关于自然的古典形而上学,也不是康德的关于经验的形而上学。他们批判那种“客观化的”人文科学。他们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人文科学乃是解释学的事业。戴维森认为,哲学应该转化为一种关于语言和行为的统一理论;达米特认为,哲学应该成为一种理解自然语言的理论;阿贝尔认为,哲学应该成为一种关于交往的先验语用学;普特南认为,哲学应该转化为一种关于合理性的理论。

总之,我们可以把关于哲学的终结或转化的观点概括为这样几个问题:哲学有责任发展一种关于真理的简单理论吗?真理的意义、真理和理性之间是什么关系?今天,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之间存在着何种区别呢?我们能够理解它们两者之间通过相互转化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吗?如果可以,那么,人文科学在这种转化中将发挥什么作用呢?哲学批判观念保存下来的还有什么?系谱学、解构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哲学编年史学,能够取代哲学批判的观念吗?扎根于实践并指向实践的哲学自我理解的解释学概念和关于自我的审美化的论证之间的对立,可以得到证明吗?艺术和科学在这种自我理解的投射中起什么作用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哲学命运的重大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哲学的终结,不但动摇了哲学的地位,甚至危及到哲学的存在,哲学家们都提出了自己的回答,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哲学并没有灭亡,反而呈现出一派多元论的热闹场面。无数的哲学流派和理论,各种主义纷至沓来,粉墨登场,各显千秋。我们从中只能领悟到,承认科学探索在人类追求中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从而承认哲学探索的局限性。但是,人类追求的永恒性,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始终不断前进的性质,是不会因任意施加的限制而得到满足和停止的。同时,人类判断的复杂性,即我们把握的多样性,也使所谓的 “终结”和“定论”不可能产生和存在。这就保证了哲学不可能达到其终点。因为哲学不可能停留在一个终点上,因为它根本不可能成功地简化自己的目的,因为它是形而上学。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悖论。该审美地生存或生活的主张。特别是 20世纪 5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的精英文化日趋没落,迅速膨胀的大众文化不断地蚕食并吞噬了精英文化,文化的高低、雅俗之分日益模糊,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日趋淡化。文化已经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完全成了社会大众的共享之物,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商品、消费品。因此,在后现代社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文化氛围里,一切特权和区别都瓦解了,高雅和通俗、艺术和生活、艺术品和商品、审美和消费全都消融在一起,难以分辨。艺术和商业合流,艺术家和生活及社会大众合流,应用艺术或实用艺术,甚至所谓实用美学或技术美学都应运而生,因此,美学或艺术以极快的节奏迅速地进入了生活,审美生活化,生活审美化。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费和趣味的多样化,使服装、广告、美容、美发、美体、健美、装饰、旅游、休闲和健身都成了应用美学的用武之地。生活就是审美,审美就是生活。正如现代社会的新新人类,明星、超男超女们总是以审美的形式表现日常生活,从而使日常生活独具一格,甚至另类化。他们与浪漫主义、达达主义、野兽派和摇滚音乐沾亲带故、交叉联系。尤其是 20世纪 6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席卷了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以种种方式超越并消解了艺术 (审美)和日常生活之间的传统界限。

一般来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可以表现为五个方面。首先,后现代审美冲动就是要消解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他们解构了艺术作品的传统概念,试图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现成的东西来代替艺术品。他们认为博物馆里的藏品是艺术品,而马路上的垃圾也是艺术品。他们认为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任何东西上,例如,行为艺术、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先锋派便是他们的艺术样板。其次,他们把现实生活直接变成艺术品,坚持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将日常生活和艺术划等号。他们认为,现代人的典型形象就是花花公子,他把自己的身体、他的行为、他的感觉和激情、他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都变成艺术的作品。第三,后现代哲学认

三、哲学的日常生活化

所谓哲学的日常生活化,实际上就是哲学的审美化,或者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因为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哲学的美学转向或审美化,把哲学分解为美学和道德问题,把哲学转化、消解为美学问题,模糊、消解和铲平哲学和文学艺术的界限。因此,后现代哲学不懈地力图消解哲学,或者说消解美学、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模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轩轾分野,鼓吹混杂的风格和戏谑的修辞。总之,后现代哲学强调平等化、平民化和大众化,极力铲除符号的等级,消解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文化分类,使哲学美学化,美学或审美日常生活化。博德理亚的模拟理论阐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现实转化为影像的过程,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哲学是怎样消融在生活中,成为生活的碎片,从而分解了自己的。“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6](P175)詹姆逊也提到后现代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历史感,或者说时间意识的丧失,以及人们对分裂式精神紧张的体验,时间分裂为一系列永恒的现在片断的过程。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说过,审美应该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就是要人们以审美的日常生活态度来对抗日益科层化和工具理性化的生活世界。福柯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人应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强调媒体和影像生产在消费社会中所起的新的核心作用,因此使文化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正是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飞速发展,影像密度的加大,使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出现了仿真世界或后现代世界,现实生活虚拟化而虚拟生活现实化,即超现实。第四,日常生活的美化表现在生活表面的美化,亦即我们从购物中心到咖啡馆,办公室到居家生活的外在表面的普普通通的生活,在物质方面的装饰和美化,目的在于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活力和美,而这一切都服务于人们体验美和快乐的需求。第五,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但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外表 (硬件)上,而且深入到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灵深处 (软件)中。这种非物质层面的审美化比那种表面的物质的审美化更深刻,它不但影响到现实的构成,而且影响到现实的存在方式以及我们对它的理解。

总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美学和艺术不再是少数精英们的特权,而是社会的公共资源。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但提高了人们的审美趣味,而且也培育了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心冲动。但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没有从根本上使人类活动符合美学精神,工具理性仍然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游戏规则。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许会使人们在美的包围中由于司空见惯而产生审美疲劳,见怪不怪,熟视无睹,反而会丧失美感。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装饰性和人为性,使审美趣味越来越远离大自然,这可能会使人们产生一种回归大自然的内心冲动。纷繁场面。尽管哲学综合的趋势始终没有消失,但始终无力回天。尤其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哲学的王位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多元化的趋势更是势不可挡,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潮流。而后现代哲学的反叛所造成的哲学王国的动乱和混沌状态,使哲学王国的忠臣和良民,革命分子和恐怖分子独立和解放的野心暴露无遗,哲学的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哲学成为哲学王国的一道五彩缤纷的风景线。20世纪以来,特别是 20世纪 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多元化趋势表现出许多重大特征。首先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分野。属于人本主义的有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知觉现象学、存在主义、人格主义、语义哲学、法兰克福批判哲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过程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后哲学文化、后政治哲学、解构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后形而上学、新托马斯主义、新实用主义、普通语义学、日常语言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解释学、伦理解释学等。属于科学主义的有实在论、批判实在论、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自然科学哲学、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等。科学主义主张哲学应该更靠近科学,而人文主义则主张哲学应该更接近文学。罗蒂就认为,科学主义的分析哲学在 20世纪没有什么价值,德里达、杜威、伽达默尔、福柯、哈贝马斯这些人本主义哲学家比分析哲学家的功劳要大,因为他们解释了迄今为止仍在进行的西方文化史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而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差异戏剧般地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使我们知道如何在 21世纪比在 20世纪更好地工作。其次是分析哲学传统和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巨大鸿沟。这种鸿沟在 20世纪初还没有出现,而是在 20世纪 30年代创造出来的。幸运的是,在近几年来,这种鸿沟比过去有所缩小。第三是历史和地域哲学的兴起,如史前哲学、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现代哲学、当代哲学、非洲哲学、亚洲和太平洋哲学、拉丁美洲哲学、美洲哲学及土耳其哲学等。以上这三种情况展现了哲学的多元化。第四是大量分支哲学和部门哲学的迅速涌现,哲学的跨学科形势如火如荼,如形而上学、认识论、自然主

四、哲学的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哲学

作为科学之科学,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命途多舛,不断地被分化、分家、分析,各个分支学科和部门哲学陆续从哲学中分裂出去,各自独立,而各个哲学流派纷纷崛起,逐鹿中原。哲学跨学科和边缘化的矛盾景象,使哲学始终呈现出一派哲学多元化和多元化哲学的义认识论和反认识论、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教育哲学、历史哲学、语言哲学、法哲学、逻辑学和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心灵哲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哲学、逻辑学哲学、自然科学哲学、运动哲学、自然哲学、宗教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哲学、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哲学、环境哲学、技术哲学、社会和政治哲学、价值哲学、美学与艺术哲学、行动哲学、比较哲学、文化哲学、现象学、哲学人类学、哲学解释学、认知科学哲学、交往和信息哲学等。第五是应用哲学和哲学的应用等学科的纷纷涌现,如技术美学、美容美学、科技美学、应用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哲学方法论、生物和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职业伦理学、爱欲伦理学、个人与认同、哲学与未来、哲学与儿童、时间与记忆、哲学教学、人权问题等。以上情况表现了多元化的哲学景象。第六是对社会文化问题的哲学关注,也可以说是哲学的边缘化,或者说是哲学的非哲学化。如对下面这些问题的关注:哲学的作用,启蒙、后现代思想和其他展望,全球化和文化认同,人权、国家和国际秩序,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暴力、战争与和平,不平等、贫困与发展,民主及其未来,公民与公民社会,人权的概念、问题与前景,哲学面对社会和全球正义,女权主义,等等。但哲学所关注的首先是(1)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即生态问题;(2)经济全球化问题; (3)社会发展中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永恒性问题。第七是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即英美分析传统与欧陆人文传统对立、并行发展的格局,以及它们作为主流话语的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互相融合、趋同;另一方面,新的哲学流派和思潮不断兴起,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第八是哲学日益关注地区性哲学思想与文化问题,尤其是特别关注民族哲学,如阿拉伯哲学、以色列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等。总之,哲学的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哲学既反映了哲学的繁荣昌盛,历经磨难而尚存的永恒性,也反映了作为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的没落。这就是哲学的悖论,也是哲学的永恒命运。

哲学的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哲学,以及哲学多元论的景象之产生,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现代西方社会生活呈现出复杂的多元化倾向,这种多元化的倾向促使西方哲学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的绝对性和一元论,而采纳相对性和多元论的观念。其次,在当代自然科学的冲击下,尤其是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和 “互补原理”的影响下,西方哲学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相对和多元的观念。第三,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也认识到了相对和多元的观念。罗素的外在关系说就认为,绝对的整体是不存在的,世界是多元的,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多元方法论同样是多元论影响下的哲学多元化的产物。实用主义的詹姆士和杜威的真理的多元性和多元论的历史观,都是这幅画面的浓笔重彩。第四,哲学的终结、转化和完成的压力也促成了哲学的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哲学场景的出现和形成。总之,哲学的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哲学局面的形成,乃是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产物,也是哲学新生的必然结果。

五、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变化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在哲学终结、多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呼声中,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可谓江河日下,门庭冷落,哲学不断地退出公共生活,哲学生存的公共生活空间日益萎缩和缩小,日益非哲学化和边缘化。其次,同样在哲学终结、多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压力下,哲学又起死回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哲学的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哲学令人应接不暇;哲学各分支学科纷纷崛起,为各自的学科寻找基础和根据,给基础主义 “招魂”。而哲学跨学科的倾向更是日益白热化,成为哲学繁荣的新增长点;哲学各个组成部分同样花样翻新,使多元化的哲学显得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哲学深入生活的各个层面和不同领域,在改变生活的同时也使自身生活化、世俗化、平民化。这反映了哲学关注生活和与时俱进的美好品格,同时也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保有永恒性的顽强表现。

使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发生这种悬隔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巨变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哲学本身的形而上学性质,它的高度抽象化、层层递进的概念理论体系,它的晦涩的语言,它的复杂的推理,它的沉闷的叙述风格,都使广大公众对其敬而远之,故使哲学远离了社会公共生活,在公众的视域中日益陌生化。其次,哲学的内容过于抽象和专业,关注的是一些玄而又玄的问题,远离公众的现实公共生活,引不起公众的兴趣,使哲学施展的公共空间不断萎缩、变小。第三,在社会生活多元化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和推动下,哲学的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哲学使公众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哲学的各门分支学科和哲学的各种理论,以及跨学科的和边缘化的哲学学科和理论而无所适从,即便是专业哲学家也难以胜任,成为哲学全才或通才。第四,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哲学一门心思想使自身科学化,因此哲学从自然科学那里借用了大量的原理、定律、公式,从而使哲学技术化、数学化、逻辑化、公式化、形式化,这不但使广大公众,而且使专家们也无法弄懂和理解它们。第五,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实用化和商业化倾向,利益的最大化原则统治着一切,使得与现实、实用、利益挂不上钩的哲学在公众眼中更是名声不著,一钱不值。第六,尽管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一门学问的确不断地失去了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和道德行为准则,仍然在公共生活中起作用,这一切既使哲学不断远离社会公共生活,又使它不断地卷土重来,深入社会公共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公众的个人生活。哲学的这种非哲学化倾向,一方面使哲学不断转化而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又使哲学的旧传统不断走向衰落和灭亡。

按哈贝马斯的说法:“社会的人的生活可以划分为两大领域:一是公共生活领域,二是私人生活领域,即家庭。而公共生活领域可以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公共生活。国家是公民的政治生活领域,市民社会是公民的经济生活领域,而公共生活是公民的文化生活领域。”[7](P123)从历史上看,公共生活领域可以包括:咖啡馆,沙龙,各种学会、团体、协会 (即所谓哲学界或学术界),大学,报刊杂志,新闻出版和媒体 (包括电视和互联网)。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哲学在这些领域中的变化。首先,现代人去咖啡馆或者组织私人集会,即所谓的沙龙,已经不再讨论哲学,而是为了庆祝生日或联络感情。那些合法的团体、协会以及学术界由于经费的原因而日益萎缩,有些团体已经多年不活动,名存实亡。报刊杂志和出版业更是几乎不发表或出版有关哲学的文章和书籍,大学里虽然大多都有哲学系,但并不兴旺,人气也不那么足,学生们很少主修哲学,大多只是作为选修课,目的在凑足学分而已。作为现代媒体的电视和互联网同样不买哲学的账。这些都是事实。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也并非如此可怜,如上所述,我们已经指出哲学的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哲学所推助的哲学的兴旺场面。

总之,20世纪 70年代以来,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一方面有所下降,哲学边缘化的趋势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又有所回升,局面可谓纷纭复杂,扑朔迷离。

[1]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 [Z].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利奥塔.后现代状态 [M].车槿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3]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计划 [M].波士顿:信标出版社,1981.

[4]K.贝尼斯,等.哲学之后——终结还是转型 [M].R·雷德尔出版公司,1987.

[5]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 [J].哲学译丛,1992,(5).

[6]D·凯尔纳.后现代理论 [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7]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的结构变化 [M].剑桥,麻省,M IT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