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信仰的传承与重构

覃丽丹

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信仰的传承与重构

覃丽丹

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信仰是以布洛陀为始祖神的壮族民间信仰。千百年来，以神话传说、典籍、仪式、心灵等多种方式在壮族民间传承，并深植于壮族传统文化和广大壮族民众心灵之中。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布洛陀信仰为核心的布洛陀文化记忆链发生了断裂、松散、变迁或失忆。因此，在当前民族文化不断开放与交融的发展时期，有必要对布洛陀信仰进行重新审视和认识、研究与重建，以期其在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维护边疆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人文始祖布洛陀;壮族;传承与重构

根据壮族学者近年来的调查与研究成果表明，布洛陀是壮族及其先民崇拜的创世神、始祖神，而后逐步发展为民间宗教神和道德神。长期以来，关于布洛陀开创天地、创造万物、安排秩序、规范道德、发明农耕、修造房屋等神话传说，一直在壮族及其同源民族包括桂西、滇东南、黔南地区的壮、布依、水等民族民间广为流传。布洛陀信仰已经深植于壮族传统文化沃土和广大壮族民众的心灵中，并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随着其民族的不断发展而世代传承下来。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与积淀，逐步形成以布洛陀庙 (或称“祖公祠”)和布洛陀经诗为载体，以布洛陀神话及其信仰为核心，以布洛陀祭祀仪式、信仰习俗为表现形式的布洛陀文化体系，成为壮族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乃至珠江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布洛陀信仰是何时、因何原因产生、发展和传承?在现代文化冲击日益加剧、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挑战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恢复民族历史记忆，重构布洛陀信仰，弘扬布洛陀文化精神，传承和保护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增强壮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对振奋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拟对壮族始祖布洛陀信仰的传承和重构问题进行探讨。

一、人文始祖布洛陀及其信仰的起源与发展

关于信仰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认为，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信仰是一个阶层、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成员团结奋进的精神基础和精神动力，具有生活价值的定向功能。信仰有科学信仰的非科学信仰之分。非科学信仰是盲从和迷信;科学信仰来自人们对实质和理想的正确认识。宗教是一种信仰，但信仰并不等于宗教，不信仰宗教并不等于没有信仰。当人们信仰的某种价值超越了单纯为了个体功利的目的，变成群体、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时，对这种价值的信仰就会从纯粹为了个人追求的层面上升到社会利益的层面，从物质的、有形的上升到精神的、抽象的层面，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上升到人类社会与宇宙的无限性。

宗教信仰作为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是全人类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宗教信仰是指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们对所信仰的神圣对象 (包括特定的教理、教义、教规等)，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信念和全身心的皈依。这种思想信念和全身心的皈依表现和贯穿于特定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中，并用来指导和规范自己在世俗社会中的行为。每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有其特定的信仰，它是国家、民族认同的纽带和团结凝聚的支点，特别是宗教信仰，它是人们应对灾难、战胜困难、追求平安幸福生活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具有平衡心理、慰藉心灵、增强信心、宽容友善、规范道德、约束行为、团结互助、陶冶情操的社会功能。

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在民间的传承，民间普遍的信俗以及一般的民众迷信。民间信仰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将民间信仰单独作为一个概念，主要是考虑到它对应于一个官方宗教而存在，而且也有别于制度化的宗教，这一文化体系包括信仰、仪式和象征三个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体系。壮族的布洛陀信仰属于民间宗教信仰范畴，它既有宗教信仰的特性，即敬奉布洛陀创世神、始祖神、宗教神和道德神，同时又包含有原始宗教的成分，具有祖先崇拜和信仰的性质，即人们对始祖布洛陀和文化英雄的信奉与崇敬，对创造民族历史和文化、开创和谐有序社会功绩的崇敬;二者相互交融贯穿于布洛陀信仰及其祭祀仪式过程中。

纵观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史，都与大江大河流域密切相关。无论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还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都与大江河流域有关。就中华民族文明起源而言，由于考古工作开展的时间较早、较长且较深入，大量重要的考古发现证明黄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这早已为国内外学界所公认。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地问题，世人关注的目光主要聚焦于黄河流域。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长江流域不断有重要的考古文化发现，且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于是，长江流域被认为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认同。与黄河、长江流域众多重要考古发现相对应的是，两大流域历史上都产生各自的人文始祖，即黄河流域的黄帝，长江流域的炎帝，黄帝和炎帝分别成为黄河、长江文明的标志，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

珠江流域作为我国一条重要的江河流域，虽然隅居于岭南地区，而且流域范围只涵括广东、广西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但其水量则分别超过黄河和长江。由于珠江流域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晚，20世纪70年代以前，重要的考古文化遗存发现较少，故珠江流域文明问题少有学者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珠江流域特别是广东、广西考古事业的快速发展，许多重要的古文化遗存被发现，研究工作也日益全面、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百色盆地右江河谷发现的100多处距今80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和数以千计的特色鲜明的打制石器的发现;近20处从距今12万年至2万多年的古人类化石的相继发现;数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发掘;100多处独具地方特色的大石铲遗存的发现;绵延200多公里、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左江流域崖壁画的发现;数以百计的铸造工艺精湛、造型凝重、风格独特的铜鼓的发现;以及多处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古墓群及大批珍贵遗物的发现，珠江流域文明体系逐渐露出端倪，特别是近年来作为珠江流域人文始祖布洛陀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入，珠江流域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及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基于流域文明的理论和考古发现，作为我国三大河流之一的珠江流域，理应有自己的文明体系与文化特征。大量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珠江流域是早期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从距今80多万年至距今二三万年以前，古人类活动的足迹已遍及珠江流域各江河两岸，其历史不断地延续和发展着。到了距今一万年至四五千年前，原始先民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仅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一千多处;而且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珠江流域居民已发明人工栽培稻，开始了早期稻作农业生产;发明了依树积木而居的干栏式建筑。正是这一系列古人类文化遗存的分布与发现，揭示了珠江流域早期文明的面貌。与珠江流域文明相对应的是，历史上珠江流域原住民族也曾产生人文始祖布洛陀。也正是以原始文化为源头，以始祖布洛陀信仰为标志，以稻作文明为基础，构成了珠江流域文明体系，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及其组成部分。只是由于珠江流域地处岭南“徼外”，其原住民族——壮侗语族先民在先秦时期一直处于独自发展时期，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情况缺乏文字和文献记载，许多史实已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而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造成了民族记忆之链断裂而缺乏应有的完整性。其民族历史文化多沉积于考古遗存里，有的则随着其民族的发展世代口耳相传下来，保存于民间史籍中。要重构珠江流域民族的历史记忆，目前主要是依靠考古发现、民间神话传说及手抄的史籍或汉文字史籍中零散的记载。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崇拜和信仰的人文始祖布洛陀，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者正是通过对广为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的收集、整理和浩瀚的手抄史籍的爬梳、研究和发掘出来。

根据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世界上凡是大江河流域，古代先民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其信仰和崇拜的始祖，成为其文明的标志。而此类始祖多属传说中的人文始祖，而非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所谓人文始祖，顾名思义，即是创造人类文明的始祖，是古代先民将该流域的文化创造及其成果集中于一位代表性人物身上，将之作为民族及其文化的创造者，进而又把开天辟地、造就江河、日月星辰、人类万物的生成乃至自然界秩序、人伦道德规范等的开创与安排等神话传说也融入其始祖的创造功绩中，以示始祖神通广大的创造智慧及其对流域文明发展、民族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增强其神圣性、感召力和凝聚力。无论是黄河流域的黄帝、长江流域的炎帝，还是珠江流域的布洛陀，都属于此类性质的人文始祖。

根据壮族民间传说和民间古籍记载，珠江流域人文始祖布洛陀是一位智慧超凡、神通广大的老年男性。布洛陀系古壮语，意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智慧男性老者或头人。通过对布洛陀神话传说内容及其质态的研究，布洛陀神话传说应产生原始社会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逐步过上了定居生活，男子在日常生产劳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社会地位也相应得到提高，最终取代妇女成为氏族的领导者，其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以桂南地区大石铲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就是父系氏族社会繁荣发展的产物。据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原始先民语言和抽象思维发展的重要时期，人们开始思考或追问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事物的来源，包括天地的形成、世界万物的起源和人类自身的来源，他们开始编讲“故事”，讲述自己的希望和恐惧，讲述部落的来历，讲述各种禁忌和为什么必须遵循禁忌，讲这个充满奇异的世界万物以及这个世界是怎样诞生的……。人们的叙事能力随着词汇的扩大而日益增长，讲述的故事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从旧石器时代个人幻想的狭小圈子里走出来，成为讲述集体意识和部落传统的工具，成为维系氏族、增强部落意识、沟通人与人之间的灵魂、思想、感情的语言手段。②所以说新石器时代是神话发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流传于黄河流域的女娲补天、黄帝，流传于长江流域的炎帝、神农，流传于珠江流域的姆六甲、布洛陀、盘古等等神话传说故事，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由于原始社会还没有文字纸笔记录，神话只有通过一代代人凭记忆口耳相传。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人们为了便于记忆和讲述，将神话编成诗歌的形式传颂。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出现了文字，文人们就把前人创作并流传下来的神话，同时加入当时人的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内容记载入籍。作为集壮族神话传说之大成的《麽经布洛陀》创世史诗，也是为了便于人们对于远古神话的记忆、传唱和传承的一种载体。后人通过这些文字记载，既可以了解到其民族神话的概况，也可以解读蕴含于其中的民族历史文化信息。

关于壮族及其先历史上布洛陀神话传说的流传情况，因历史上壮族没有统一规范的文字，包括神话传说在内的历史文化无法得到记载，又因壮族及其先民居住的珠江流域地处岭南“徼外”，中原人少有人知其民族文化习俗。所以，对于布洛陀神话虽然一直在壮族民间流传，但却很少载入汉文史籍，因此，关于远古时代原生性布洛陀神话的内容，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从神话学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考察，可以肯定布洛陀神话起源于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父系氏族时代，并一直随着壮族及其先民的不断发展而传承下来。从壮族民间保存的大量布洛陀经诗和流传的布洛陀神话的内容与质态来看，其中既有原生性，也有次生性。例如关于布洛陀开创天地、世界万物、安排天、地、水三界秩序，各有其主管;安排人和动物生活秩序、规范人伦道德、发明用火，教人们造干栏房屋居住等，这些应属原生态的神话内容，产生原始社会晚期或具有原始神话特征。而教人们造文字、造牛耕作、教导人们找水源，引水灌溉等，则属次生形态的神话内容，是人类进入农耕时代的产物，亦是布洛陀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加入后人的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内容。所以说，布洛陀神话及其信仰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以至部落时代，是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先民把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创造成果集于一位英雄人物身上，将之作为壮民族及其先民智慧和创造成就的象征，作为珠江流域文明的标志，这是先民们对为氏族或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首领的敬仰和崇拜，是先民们对氏族或部落首领与文化英雄的礼赞，进而将之神话而崇拜之，以增强氏族部落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布洛陀是珠江流域的人文始祖，是珠江流域原住民族把先民创造的文明成果集中于一位英雄人物身上，将之作为其民族集体智慧和创造成就的化身。这符合人类塑造人文始祖的共有特征。

二、布洛陀信仰的传承

大量实证资料证明，壮侗语族先民——瓯骆越人及其后裔乌浒、俚、僚以至元明时代的僮人和现代的壮族，是世居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其历史一直绵延不断地发展传承着。大约到了距今三四千年的商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变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瓯骆越人开始进入使用金属工具的文明时代。秦始皇和汉武帝相继统一岭南之后，大批中原人开始迁居南越人聚居的岭南各地，中原文化亦加快传播。但是，中原人的南迁与“与越杂处”，并未改变岭南越人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前期形成的布洛陀神话及其信仰随着其民族的不断繁衍和历史的不断发展而传承下来，并且被不断注入新内容。

民族传统文化习俗，是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创造、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形成的。其文化习俗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总是会随着其民族历史的发展而世代传承下来。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习俗又具有与时俱进变化的特质，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生活的提高、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使之具有时代的特质。但这种变化是渐进式的。以布洛陀神话和布洛陀信仰为核心的布洛陀文化及祭祀习俗也是如此。神话与原始宗教信仰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神话使得信仰和祭祀仪式更加神圣化，而信仰和祭祀仪式使得神话在其活动过程中得以流传下来。布洛陀神话及其信仰和祭祀仪式的关系同样如此。通过对壮族民间的布洛陀信仰和祭祀习俗的考察，其传承主要有以下方式:

1．语言传承，即口耳相传，通过民间一代接一代对布洛陀神话的讲述的传承方式。语言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在民族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方面有着独特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广西西部、云南南部壮族民间，至今仍流传着关于布洛陀开天造地、安排三界 (天上、人间、地下)秩序、开田造地、耕种五谷、饲养牲畜、修造房屋、规范人伦道德等神话故事，将之编成经诗、歌谣传唱，使得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得以传承下来，这就是语言传承的独特作用。青少年男女在祭祀活动或歌圩上通过听老歌手或布麽的讲述或诵唱，使他们对布洛陀神话故事，习唱于口，牢记于心。正是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使得布洛陀神话及其信仰得以世代传承下来。

2．典籍传承，也叫文字传承，即通过使用古壮字抄录的经书或歌本的传承方式。典籍记载对于民族文化和信仰习俗的保护与传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字记载的典籍具有长久、稳定、真实、可读和可靠的保存作用。如前所述，壮族及其先民历史上没有统一规范的民族文字。在秦代以前长达数千乃至数万年的漫长历史时期里，生活在珠江流域的壮侗语民族及其先民一直处于独自发展时期，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壮侗语族先民已出现了文字的萌芽，在出土的陶器或石刻上发现有形式多样的刻划符号;在壮族民间保存的记录鸡卜经抄本上，也保存有大量的记录符号。按照文字产生和发展的规律，首先是刻划的符号式，然后才逐步形成规范文字，汉字的展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刻划符号→甲骨文→金文→篆书→楷书。如果珠江流域原住的壮侗语族先民持续发展，从刻划符号会逐步向文字的创制发展。而正当此时，秦始皇发动了统一岭南的战争，并最终打败了岭南瓯骆部族的顽强抵抗，继灭六国统一中原、建立秦王朝帝国后，又完成了统一岭南的大业。秦对岭南的统一，并设置封建的郡县统治之，于是中止了瓯骆社会自主发展的历程。大批中原人陆续迁居岭南“与越杂处”，包括文字在内的中原文化随之传入岭南。历经两汉、三国、南北朝以至隋唐，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和汉字的推广，壮族先民掌握汉文字的文人越来越多。大约从唐代开始，壮族先民文人借用汉字的边旁部首的“六书”构字方法，创制了音义相合的方块字 (后称“古壮字”，史书称为“生癖字”)，各地壮族民间广泛使用这种方块字来记录麽公师公或道公经文、歌词、契约、卜辞等。据调查，使用方块壮字记录的《布洛陀麽经》，遍及壮族聚居的红水河、左江、右江和云南文山地区，在贵州的、布依族、水族民间也普遍使用这种方块字记录《布洛陀麽经》，其卷本数以千计。仅田阳县就保存有数百本。2004年出版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八卷本共527万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就是广西古籍收集整理专家历时多年调查，从广西百色市右江区、田阳、田东、那坡，河池市巴马、东兰、大化和云南省文山州西畴等县市收集的大量壮族民间麽教经书抄本中遴选出有代表性的29种汇编而成，并采用原文影印方式，使读者看到经书的文字原貌。通过对保存于壮族民间的《布洛陀经诗》的收集、整理、译注和出版，形成篇幅浩瀚、内容丰富、全面系统、涵盖古今的经诗，堪称是壮族创世史诗。正是民间保存的大量布洛陀经诗抄本，使得布洛陀文化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世代相传。因此，壮族民间的布洛陀经诗抄本，是布洛陀神话及其信仰和壮族历史记忆得以传承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

3．仪式传承，有学者称之为“行为传承”，即通过举行各种形式的布洛陀祭祀仪式，使以布洛陀神话及其信仰为核心、以布洛陀经诗为载体，以布洛陀祭祀仪式和信仰习俗为表征的布洛陀文化体系得以世代传承下来。布洛陀信仰及祭祀仪式分为家庭祭祀、村屯祭祀、联合祭祀等三种类型。其中以联合祭祀规模最大。布洛陀祭祀活动产生于何时，目前已难以查证。但从壮族历史上歌圩的起源和发展情况，可知广西田阳一带祭祀布洛陀祭祀活动至迟在唐代时已经存在。壮族素以能歌善唱、出口成歌著称，流行以歌交友，以歌传情，倚歌择偶。自古以来，壮族各地民间流行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或八月中秋节前后举行对唱山歌活动，因青年男女聚集在村寨附近的山坡上对歌，人数众多，规模如同圩集，俗称“歌圩”(壮语称为“圩欢”、“圩逢”、“笼峒”、“窝坡”等)。在壮族地区，几乎每一个市县乡村，都有传统的歌圩点，至今依然。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壮人“迭相歌和，含情凄婉，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清乾隆年间任镇安府(今广西德保县)知府赵翼所记《簷曝杂记·边郡风俗》云:“粤西土民……每春月趁圩唱歌，男女各坐一边，其歌皆男女相悦之词。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若两相悦，则歌毕辄携手就酒棚，并坐而饮，彼此互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据调查统计，仅广西壮族各地的歌圩就有640多处。每一处歌圩，小的有数百或上千人，大的可达数千乃至数万人。在桂西一带，歌圩活动总是和祭祀布洛陀活动相结合，即先祭拜始祖布洛陀，然后才开始对唱山歌。田阳县敢壮山歌圩是已知的广西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歌圩之一，大约在唐代已经形成。而敢壮山又是祭祀始祖布洛陀的圣地，山上保存有布洛陀和姆六甲 (传说中的壮族始祖母)庙。由此推断，壮族民间的祭祀布洛陀习俗，至迟在唐代时已经存在。布洛陀祭祀仪式在每年的四月初八举行，传说这一天是布洛陀的诞辰。这一天上午，敢壮山周围的壮族各村屯，按照传说中的布洛陀命名的村屯，如牛村、猪村、鸡村、鸭村、羊村、狗村等，备好牛、猪、鸡、鸭、羊、狗及五色糯饭、粽子、彩衣、香烛等祭品，抬到敢壮山上的布洛陀庙前，先由麽公焚烧击鼓，祭拜布洛陀，喃唱赞颂布洛陀经文，然后各村屯依次献上祭品，焚香祭拜，祈求祖公保佑。祭拜后，举行对唱歌、舞狮、舞龙等活动。人数最多时达二三十多万人。家庭祭祀是各个家庭在节日举行的祭祀仪式。在壮族特别是桂西、滇南一带的壮族民间，一年中的每一个节日，都要举行包括始祖布洛陀和历代宗亲的祭祀仪式;村屯集体祭祀仪式，是以村屯为单位的集体祭祀活动。要祭祀仪式过程中，长者都会讲述布洛陀的神话故事，赞颂和缅怀始祖布洛陀的创造功绩，祈求始祖布洛陀的保佑。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言传身教的祭祀活动，使得年青人感到布洛陀信仰的教育、薰陶和影响，使得包括祭祀仪轨在内的各种仪式得以传承下来。

4．心灵传承。包括布洛陀信仰在内的民间宗教信仰，其本质特是一种精神信仰，是心灵的感受和认同。正如和晓蓉博士在研究民间信仰时所说:“民族信仰是民族文化的母体和基质，其传承在沿循语言传承、行为传承等具体的传承方式的前提下，更为本质的，是一种我称之为‘心灵传承’的传承方式。我认为这是所有传承方式中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但也是人们通常没有观照到的一种传承方式。我尝试将其描述为:心灵传承是民族文化诸多传承方式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它是在特定传承场中对人类精神智慧的直接‘传达’和‘体认’，这种传达和体认是超出了认识、观察、经验乃至直觉等理性认知范畴，或者说排除理性认知甚至语言概念的。通过这条途径，人类精神文化中最基层最隐秘的部分自远古以来一直传续不绝”;“作为具体的传承方式，可以表述为:人类各种信仰传统，虽由于自然和文化生态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旨向相同，从传承的角度看，即是特定生境中个体或群体通过仪式 (无论具象的还是心理的)以心灵交通自然与神圣，获取特殊知识或启发自我心灵以实现人类或族群神圣性及有关超越的知识智慧的传递的方式和过程;人们在从心灵空间中异化出来之后又不断采取的各种回归心灵空间，寻求与宇宙、神、和平共处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心灵传承。”也就是说，通过上述的传承方式，布洛陀信仰已深植于广大群众的心灵中，铭刻和融入人们的思想观念里，这是一种无形却又是能量巨大的信仰，它是包括布洛陀信仰在内的民间信仰得以传承的深厚底蕴和巨大动力，是布洛陀信仰得以恒久传承不断之源泉，无论遇到何种阻力，物质性和具像性的崇拜偶像易于拆除或摧毁，但深植于人们心灵和思想观念中的信仰是任何外在力量无法扫除或摧毁的。只要心灵信仰犹存，一有合适的时机，物质性和具像性的信仰偶像或载体很快就会得到重建和重塑，而且往往会比原来的更加壮观，藉以表达人们对其信仰的执着和真诚，大量事实已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

5．信仰物质载体的传承。这里所说的物化载体是指作为布洛陀文化重要载体的布洛陀庙及其神像，这是布洛陀信仰传承的重要支点和聚焦点。在田阳敢壮山上，建有一座布洛陀庙 (也称“祖公祠”)，庙中立有布洛陀神像，这是当地壮族每年举行布洛陀祭祀活动的固定场所和祭拜的偶像。关于此庙为何时修建，目前已难考证。从敢壮山姆娘岩中保存的石制柱础的造型和刻划的花纹图案特征看，应属明代之物。结合敢壮山歌圩源起于唐代的情况推断，该庙的年代应在明代以前已经存在，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此庙绝非近代所建，是古代传承下来之物。其庙是布洛陀信仰的重要载体，它承载着历史上布洛陀文化的积淀和广大民众对始祖布洛陀深深的信仰、崇拜情感和祈求始祖布洛陀护佑的精神寄托，是壮族的精神家园。在信仰和崇拜布洛陀过程中，以物化的形式把始祖布洛陀形象化和神圣化，修建庙宇，塑立布洛陀神像以膜拜。人们身处庙宇中，面对神圣的神像而焚香祭拜，感受布洛陀的神圣，激发心灵的感应，强化信仰的信念。因此，作为布洛陀信仰的载体的庙宇和神像，承载并具有布洛陀信仰传承的功能。逢年过节，特别是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布洛陀诞辰祭祀活动，规模宏大，人潮涌动，纷纷集中到布洛陀庙上香祭拜。正是敢壮山上的布洛陀庙这一有形的物质文化载体，使得布洛陀信仰得以恒久传承下来。

6．民俗文化旅游节活动的传承。这是指地方政府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发掘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民族过程中，抓住当地民族文化特色和亮点，打造民族文化品牌，举办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等形式，达到布洛陀文化及其信仰传承之目的。这是一种全新的传承方式。近10多年来，通过对流传于民间的布洛陀经诗的全面收集、整理和译注，出版了《壮族布洛陀麽经影印译注》8卷，继而开展对田阳布洛陀文化的调查与全面深入研究，揭示了布洛陀文化起源、发展、演变、功能及文化内涵，明确了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的性质、定位及其在壮族文化中的地位。田阳县为发掘民族文化资源，打造布洛陀文化品牌，重构布洛陀信仰及祭祀仪式，在敢壮山布洛陀文化遗址的基础上，开发建设敢壮山布洛陀文化园，并从2004年开始，每年农历四月八日在敢壮山举行“百色市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至今已连续举行了八届。在旅游节期间，除了举行歌圩等文化艺术活动之外，还举行隆重的祭祀布洛陀大典，每年都有来自广西乃至国内外的二三十万群众宾客参加敢壮山旅游节活动，使得这一延续千百年布洛陀信仰及其祭祀活动得以传承，并不断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和新的素质。2006年，作为壮族创世史诗的《布洛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千百年来流传和保存于壮族民间的典籍抄本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国家层面的承认和肯定，并作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纳入国家的保护之列，与之相应的经诗诵唱传承人也被列入民间技艺传承人，受到政府的保护和扶植。这是一种全新的传承方式，无论是传承形式、传承规模，还是传承模式和传承效果，都是对传统传承方式的突破，使之更具有影响力，极大地提升了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壮族民众是布洛陀信仰的传承主体。创造、和谐、有序是布洛陀文化及其信仰的精髓。广大民众对布洛陀的信仰和崇拜，是基于对始祖布洛陀创造功绩的认可和怀念，是广大民众应对和战胜各种灾害的精神依托，是广大民众对和谐社会的期待和追求。正是这种期待和追求，强化了布洛陀信仰与传承的魅力。

三、布洛陀信仰的重构

文化重构，顾名思义，是文化的重新构建或重组。民族文化重构，就是以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对民族文化进行审视和认识，在保护、继承、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和吸收现代先进文化，将适合民族发展需要、代表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新文化融入民族文化体系中，实现二者的重组，提升民族文化品质，推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使之具有新的质态和新的活力，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重构，需要对断裂、松散或失去的历史记忆进行研究与重建，恢复其历史面貌。布洛陀信仰的重构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布洛陀信仰的历史已经十分悠远，它跨越了数千年的历史时空，随着壮民族的发展而不断传承下来。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我们已无法知道历史上有关布洛陀信仰及其传承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过程既连续又曲折，一方面是因为历史的演进和民族的发展、变迁或重组以及外来文化的传入，民族记忆 (包括布洛陀传说)的原点会随之变迁和变异，甚至发生演变而零散化;二是历史上壮族及其先民地区曾爆发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镇压起义的战争，就敢壮山布洛陀庙所处田阳一带而言，仅有明一代，就发生过多次土司内部为争夺权力，各土司之间为争夺领地而发生多次战争。每一次战争，都给当地民众带来莫大的灾难，造成广大民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人民被迫流离失所，逃离家园。家园被占，城池被毁、庙宇被烧在所难免，由此造成民族文化的流失;三是历代统治者以汉文化为正统，不仅边疆少数民族被称未开化的“蛮夷”，少数民族文化风俗自然被视为“另类”怪异陋俗，曾多次被明令革除之。即使是民国时期桂人治桂时代的新桂系李白(李宗仁、白崇禧)政府当局，对壮族民间流行的歌圩和男女对唱山歌视为“有伤风化”的陋俗，明令禁止。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电影《刘三姐》中以地方恶霸莫怀仁为代表的“禁歌”案例。类似民间的布洛陀信仰和祭祀风俗，其命运应是相同的;四是大批汉族的迁入，并且从桂东南逐步向桂中推进，原先壮族及其先民聚居的广大地区，或为汉族所融合或同化，或受汉文化深刻影响，早期传统的文化习俗也随之汉化;五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民间信仰被斥为封建迷信而列入横扫之列，庙宇被毁，祭祀被禁，经书被收缴，麽公被批斗。包括布洛陀信仰在内的民间宗教信仰只能留存于广大民众的心灵深处，或民间小规模、小范围进行祭祀活动……鉴于上述原因，以布洛陀信仰为核心的布洛陀文化记忆之链自然发生断裂，在漫长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失落在所难免，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正因为如此，在桂中、桂北、桂东南等广大壮族地区，布洛陀神话及其信仰早已消失殆尽，目前只存留于红水河、左右江及云南文山一带的壮族民间。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误认为“布洛陀信仰是壮族文人编造出来的”。民族学研究者的责任和任务就是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收集散存于民间民俗、文化遗迹、经文抄本等资料，对分散、浩繁的布洛陀经诗进行整理，对经书的内容进行分类，辩明其质态，梳理其发展脉络，把历史上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断裂或失忆之链连接起来，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对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进行科学重建，继承和弘扬其中的积极因素和优良成分，特别是继承和弘扬布洛陀文化的核心价值——创造万物，安排秩序，排忧解难，安定和谐，摒弃其中的落后成分，创新信仰方式，注入新时代的形式和内涵。通过对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的重构，对构建和谐社会，增强广大民众克服困难的信心，增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人们的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和地方文化部门为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的重构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布洛陀经诗 (或称麽经)的收集、整理、译注与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古籍工作者深入壮族地区，对保存于民间的布洛陀经诗进行广泛的调查、收集、整理和译注工作，先后出版了《布洛陀经诗译注》、《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8卷本，共500多万字)，为保护布洛陀典籍、深入开展布洛陀文化研究、揭示壮族创世史诗及内容面貌提供了丰厚的基础资料。

2．通过壮学研究者多年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系列著作，对布洛陀信仰的定位及其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布洛陀经诗的内容、价值等进行科学、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揭示，培养出许多专门从事布洛陀文化研究的博士、硕士、教授或副教授。经过研究，认同了布洛陀是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壮族敬奉的创世神、始祖神、宗教神和道德神;创造、和谐、有序是布洛陀文化精髓。田阳是是布洛陀文化的圣地，敢壮山是布洛陀文化圣山，是壮族的精神家园。

3．举办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从2004年以来，百色市、田阳县人民政府为发掘和整合民族文化资源，打造民族文化品牌，连续举办了八届“百色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在旅游节期间，召开学术研讨会、祭祀布洛陀大典和丰富多彩的民俗展演活动，不仅对布洛陀信仰仪式进行了重组，而且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使之具有新的质态、新的感召力和新的生命力。而布洛陀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构建正相契合。这是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全新的重构和传承方式，是对传统的布洛陀信仰的突破与超越。

4．政府主导，专家指导，民众参与，积极开展和推进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的保护工作。自21世纪初以来，在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开展对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的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新闻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极大地扩大了布洛陀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2006年《布洛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批布洛陀麽经传承者被认定为民间传统技艺传承人。通过调查研究、宣传报道和列入保护名录，极大地增进了人们对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保护的积极性，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觉，极大地促进了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的良性传承。

现在，布洛陀信仰正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伴随着壮族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迈进。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覃彩銮研究员的指导，谨致谢忱!)

Inheri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Beliefs of Zhuang people’s Primogenitor Buluotuo

Qin Lidan

The beliefs of Zhuang people＇s primogenitor Buluotuo is about Zhuang folk beliefs.It is not only inherited in many ways as language，books，rituals，spiritual and the like among the Zhuang civil society;but also deeply rooted in Zhua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 the heart of Zhuang people for a long time.However，due to the history and reality，the memory chain of Buluotuo beliefs，what is the core of Buluotuo culture，had broken，loosed，changed or lost the historical memory.For these reasons，within the current period when the national culture keeps opening up and developing constantly，it’s necessary to think highly of the Buluotuo beliefs，to well understand，research and reconstruct it.We hope that the Buluotuo belief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border areas.

primogenitor Buluotuo;Zhuang people;inheri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作 者】覃丽丹，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南宁，530028

C958

A

1004－454X(2011)02－0100－008

〔责任编辑:覃彩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