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型社会”的构建——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

王雅林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一、问题的提出:解读“围城现象”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由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走出了“匮乏经济”时代，社会商品供应充足，甚至在日渐增多的领域出现了产品过剩的局面。与此同时，我国已经有几亿人口的社会阶层拥有了很大消费能力，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以“生产至上主义”为指导的“生产型社会”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增长造成了严重冲击。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已不足以维持GDP的高速增长，需要通过经济转型，采取刺激内需的政策来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一些学者在对照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该借鉴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实现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即“大众消费社会”)转型。

但恰恰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同样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一些发达国家的学者却把危机发生的原因归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过度消费、提前消费的以消费主义为基本价值观的“消费社会”发展模式。例如，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之后不久，日本早稻田大学榊原英资教授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这场由美国金融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标志着20世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高消费时代的终结，为‘物’时代画上了句号，也许意味着人类进入了重视‘身心’价值的新时代”。近期在美国发生并波及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从一定方面表达了发达国家的民众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的横暴”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反思和否定。

与此同时，还有的国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全球性影响做了详尽的考察，指出:“伴随中国消费者追赶甚至超过其他主要消费大国的步伐越迈越大，产生的后果也正在颠覆他们的社会及至整个世界。”“无论是中国的未来还是世界的未来，其发展进程都会因为今天中国朝着消费主义的这场冲击而发生改变。”并提出:“直至今日，消费至上的经济思想在美国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一开始这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模式，但现在这更像是一个充满警示意味的先例——中国或许需要寻找或创造一个全新的模式?”［1］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一)中国在走出“生产型社会”和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西方的“消费社会”模式是否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项?(二)如何解释钱钟书“围城”现象在今天的发生:当西方有识之士和民众想走出“消费型社会”“城池”之时，我们中国人是否还要挤进这个“城池”?(三)在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占统治地位的全球化时代，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我国，是否应该和能够探索一条独特的有别于“消费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

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属于社会发展模式的宏观研究，本文的研究置于宏观社会理论的层面进行探讨。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在当下突显其价值，其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中已产生了巨大历史回声。本文的研究将采取在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当代社会理论融通的基础上进行整体论研究的立场。基本的理论框架的设定包括对社会概念的本体论诠释和对“全球化时空结构”及中国“新型现代性”性质的认识。我国正处于历史巨变时期，中国的学者不能陷入西方社会学否定所谓“宏大叙事”，只注重中层、微观研究的理论误区，我们的研究更要关注那些具有方向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问题，进行“顶层设计”的理论建构更有意义。宏观理论不等于抽象思辨理论，在我国以至世界发展的今天，宏观理论已经具有了现实的应用性质。

二、西方“消费社会”模式演化中的悖论效应

西方消费社会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资本驱动的必然结果，它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经历的一次重大社会转型。其发展过程既体现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对立的、走向反面的因素，显现出消极的社会效应和不可持续的特征。

应当说，在市场经济中消费对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利润的增殖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贯穿于从早期资本主义开始的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例如，西斯蒙第就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指出:“绝对的消费决定着相等的或扩大的再生产。再生产的范围是否可以扩大，或者成螺旋形变化就决定于这一点。”［2］美国学者理查德·罗宾斯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后也指出:“在过去400—600年的时间里，一种信奉贸易与消费是人类福祉的最终来源的文化与社会模式，逐渐在欧洲产生、形成，并扩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3］但把消费作为生产力的主导要素和核心动力，并以消费来标识新的社会形态，却是20世纪后期以来的事情。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先后进入了“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口大大减少，从事知识经济和服务型经济的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价值大大提高，同时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和工资水平也大大提高，劳动者的购买力在社会财富的增长中贡献比也显著增加，这就使劳动者不再仅仅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也作为消费力或消费市场的要素而出现，社会生产的主导因素发生了由生产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变，从而使消费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成为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日常生活的连接点，并引起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重大变革。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生产方式率先完成了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开始由生产主导型社会向消费主导型社会的转变，“大众消费”的局面得以形成。

西方学者最早关注到了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并用“消费社会”一词标识这种非同寻常的新社会模式的出现。比如，美国学者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描绘了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经历的两次革命:一次是包括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诸多运动，另一次就是“随着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而发生的全社会范围的变革”［4］。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用“丰裕社会”为题对这场社会大变革作了较早的研究。除此之外，贝尔、弗罗姆、波德里亚、吉登斯等学者都对消费社会转型的划时代意义进行了揭示，比如吉登斯认为“消费社会”这一术语与“信息社会”一样同一种新的社会体系的出现相关联［5］。到了20世纪80年代迅速掀起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国家凭借高效率的经济生产和商业销售能力以及高科技的强大力量，把全球社会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消费社会”新阶段，其社会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传导示范效应。

伴随着消费社会的产生，西方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纺锤型的变化，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明显增加，社会的消费由精英消费发生了向大众消费的转变，加上物质和精神的消费品生产的日益丰富，使人们的生活品质也得到提高。另外，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也得到加强，这就为消费者的消费减少了后顾之忧。这些变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持续发生的公民社会运动推动改良的结果。

但是自西方“消费社会”出现以来，也始终伴随着西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比如，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发表的《物体论》以及后来发表的《消费社会》就是代表。美国学者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人们在具有“贪婪攫取性”的“经济冲动力”的同时，还具有某种“宗教冲动力”的激情，而到了20世纪下半期进入消费社会之后，经济冲动力却成为社会的唯一主宰。由“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和市场体系三者的结合促成了“享乐型生活方式”。“在市场上，抛售的商品都用耀眼的风采魅力包装一新，以便提倡享乐型生活方式，诱导人们去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因而消费社会已难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终极意义”了［6］。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中译名《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挑战消失之后，纵欲无度的消费主义将使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失去道德优势［7］。对于来自西方学者的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历程中，尽管在20世纪下半期经历了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推动生产发展的主导力量发生了改变，但“资本的逻辑支配社会”的局面并没从根本上改变。在现代社会，资本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存在形式，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了至高无上的社会存在物，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表现为“资本的横暴”。正如日本学者岩佐茂所说，“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的逻辑贯穿的社会，大量生产体制从根本上讲是与资本的逻辑最相适应的生产体制。这里所说的资本的逻辑是指追求利润、让自身增殖的资本的本性”，“资本的逻辑把包含人格在内的一切东西都贬低为追求利润的手段”，从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的异化”［8］。鲍曼在《被包围的社会》、《工作、消费、新穷人》等著作中深刻分析了消费社会中资本、市场制造“有无限消费热情的消费者角色”的情况。他指出，消费社会是一个“信用卡社会”、“欲求社会”，不接受“延迟满足”等等。在消费社会中，不能顺从“消费者的游戏”的人被视为“废弃的生命”、“有缺陷的消费者”和“新穷人”［9］62－86。总之，人们为资本和市场操纵着，仍然处于“物支配人”的异化状态。

当代西方社会学家对西方消费社会发生的“异化”、“物化”现象的批判同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这种情况说明资本主义虽然发展到了“消费社会”阶段，但马克思所揭示的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资本、利润的考量压倒一切的本质并没改变。这样，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的思想同当代社会理论通过交集而具有了“在场”的性质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其二，消费社会向人民提供的主导价值观、生活模式、道德审美和文化认同就用永不停歇、确保新颖时尚的消费来定义幸福生活。在消费社会，指导人们过“幸福生活”的是商家，是广告。有的学者指出，消费社会得以发展的条件是“制造出并且让人主观上感到不足”，基本原则是“没有什么是比人们宣称自己已经满足于所拥有的构成更大的威胁了”，人的生命存在就是“我买，固我在”。让消费者确立的生活准则就是，让“欲望对象更换的速度，快过对所拥有的物品感到厌倦和无聊的时间”，“永远不会无聊”成为消费者的生活准则和目标［9］85。但人们的幸福并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也不是“物”的占有越多越幸福，而“欲壑难填”的消费欲望文化带来的痛苦正是“消费人”的常态。

其三，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所爆发的“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表明，反映资本统治逻辑要求的“大众消费社会”模式并不能真正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实现消费平等和消费民主的问题，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社会阶层的现实生存状况都受到威胁。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对消费社会的“穷人现象”进行了新的解读。他首先肯定在消费社会“贫困会因为经济成长而加剧”，“在穷人变得更穷时，而作为消费者典范的富人却变得更有钱”的观点和社会现实。同时他指出，在消费社会贫穷现象不能仅仅简单化为物质的剥夺和身体的灾难，它还是一种精神和心理境况。因为人类存在的特性是通过既定社会中体面的生活标准来衡量的，而无力遵循这种标准本身就是灾难、恐惧感和耻辱感自我增强的来源。贫穷意味着被排除一切“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无法获得生活所提供的事物”，从而与“快乐生活”的机会绝缘［9］83－85。因此在消费社会的“新穷人”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是社会和文化心理现象，无论是精神的还是文化心理因素都背离了人类应有的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其四，消费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即浪费成为人们的一种理性生存方式的体现，因为不管何种形式的消费都构成了经济增长的砝码，都会使人“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10］。尽管现代的消费方式不再简单是物的使用价值的直接消费，也包括了符号化的事件性消费，但消费作为一种消耗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因此大众消费模式必然造成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在美国，占世界6%的人口却消费了世界30%的能源。因此消费社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既危害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度，又对后代人的生活幸福程度造成威胁，因为“未来的幸福程度将取决于我们留给未来时代的可耗尽资源的存量有多大”［11］144。

综上所述，“消费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现在客观上是西方国家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其历史的进程体现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迄今为止人类的现代文明进步主要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取得的)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但作为一种“社会模式”的出现反映的却是“资本逻辑支配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自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推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以来，更加放大了“消费社会”模式的悖论效应，直至演化为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规模巨大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正是金融资本过度开发金融商品而使家庭债务无止境膨胀、导致“虚假需求”破灭造成的。因此从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史来看，其表现出社会进步与致命弊端的两面性，而且发展到今天，如果出现“消费社会”全球扩散的局面，那么对全球社会将具有毁灭的性质。所以，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把握西方消费社会的两面性及悖论效应，正是我们全面把握消费社会本质的出发点。

三、破解“围城”现象:中国不能走入“消费社会”之城

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中，尽管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但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主导地位，其中“消费社会”模式构成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重要“软实力”和自由民主内涵。在这里，我们需要破解“围城”现象:为什么在西方一些学者和民众(通过社会运动)表明他们在否定包括消费社会在内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想走出“围城”之时，我们的一些人却主张走进消费社会的城池之内呢?分析这一现象既要从历时态的视角看到西方消费社会两面性悖论效应的演化机理，同时也要着眼于分析在全球化“时空结构”背景下我国社会的“后发”性质及其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历史规定性。

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但从发展水平和体制特征上看并没完全走出“生产型社会”。国内也有学者著文认为中国已进入“大众消费社会”发展阶段，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中国现阶段是一个“精英消费者社会”和“大众生产者社会”双轨化的二元结构社会，人数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并没实现消费水平的升级和消费结构的转型而成为真正的消费者。造成上述二元结构的原因除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我国在国际产业结构分工中仍处于“世界工厂”较低端位置外，也同我国长期奉行低成本战略，并成为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的因素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较长时间实行“效率优先”的政策，在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关系上发生向资本倾斜的现象，在社会分配上一直实行降低劳动者再生产成本的低工资政策，造成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拉大和存在因政府逃避责任而致使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广大城乡劳动者缺少购买力并且由于缺少安全感而人为抑制消费(储蓄倾向)。①关于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特点，王宁教授在《中国何以未能走向消费型社会——低成本发展战略与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困境》(见《社会》2009年第2期)中作了很好的研究。

因此，我国从总体上还没达到“大众消费”的社会发展水平，我们不能以精英主义、权贵主义的感受言说中国已经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同西方消费社会所达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我国仍处于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因此我国仍需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同时要通过改革从深层上调整社会结构，改变收入差距过大和政府消费过大的分配格局，稳定就业和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并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等等。通过上述综合措施，努力提高全体城乡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力，使我国真正成为具有普遍消费能力的大国，使全体城乡居民的社会福祉有更大的提高。从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的视角看，我国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确实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西方消费社会的成长中借鉴有益的成分。

从国际比较上来看，2009年我国的消费率仅为4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12］，也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2008年后在全球经济危机带来我国商品出口疲软的情况下，我国在政策导向上已采取了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方针，正如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指出的那样，“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中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居世界前列”。但是在实施扩大内需、增加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的政策过程中需要借鉴西方“大众消费”发展阶段的有益成分，不等于我国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要采取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消费社会”不是简单的经济模式，而是一种社会整体模式，在西方理论里“消费社会”是一个批判概念，在我国更不应对这一概念失去批判性。我们不能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看待在西方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社会模式、发展模式。

如上所述，从演化论的观点看，消费社会发展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产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包含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因素，但这种进步具有悖论的性质，其支配性的力量是资本统治的逻辑，它颠倒了社会发展目标和手段的关系，从而使人和自然处于异化状态。

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作用得到发挥。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经济更加融入全球市场，国外公司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入我国消费市场。但在这个过程中市场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发生了强大的影响，资本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杠杆，但缺少约束的资本力量也浸蚀了社会，加上GDP挂帅导向对消费的推动，导致消费主义狂潮在我国泛滥。消费主义正是消费型社会得以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基础。

中国是人均GDP仍然较低的国家，但国内外一些评论家认为我国部分人口的消费方式正在美国化。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下，奢靡攀比之风愈演愈烈，出现了未富先奢的局面。其中奢侈品消费是一个重要指标。在我国，奢侈品消费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长，目前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预计用不了三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奢侈品消费大国。“炫富”成为某些阶层、特别是青年人的一种畸型消费心理，“郭美美”事件就暴露了在我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这种毫不掩饰的失控情绪。法国媒体曾这样评价部分中国人存在的这种畸型消费心理:“奢侈品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精神鸦片”。北京一家专门面向青年职业者的外企豪华夜店经理在解释为什么奢侈的生活方式能在中国盛行时说:“原因在于‘美国拥有者’都生活在此。”在炫富和地位意识的刺激下，中国的年汽车消费量已攀升世界第一，对此长期研究中国消费主义问题的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教授葛凯这样评论说:“中国在刺激消费者购买汽车方面的成功尝试也为其他美式消费主义标志性生活方式的到来铺平了道路。”［1］9他还说:“在中国目前虽然有强烈的仇富心态，但他们同时也赞成和羡慕这些新富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也因此变得更加根深蒂固。”［1］51

中国的发展需要拉动内需，促进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福祉。但我们在实施“把扩大内需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战略重点”方针时，要着力解决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广大城乡居民收入过低、缺少消费能力而致使内需拉动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又要紧防在扩大内需消费问题上遵从美国的游戏规则，陷入“消费型社会”泥潭。消费主义在中国的泛滥不仅会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问题，也会带来毁灭性灾难，其后果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

因此，从“全球化时空结构”的分析视角来看，在我国学术界之所以发生“围城现象”，主张中国也要走“消费型社会”之路，主要表现为在全球化时空结构中的走失。在当下的全球现代化格局下，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并没完全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后产业经济的比重还不大，同走过这一进程的发达国家相比形成了时间落差，“后来者”当然包括在实现“大众消费”等方面有向“先行者”学习的必要。但在当今的世界文明的条件下，“消费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端已充分显现，即使在西方也会对“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作出一定的调整和改良，我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没有必要走西方社会发展的老路。走新路，创造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任务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四、找寻通往社会幸福的“方舟”:“生活型社会”

我们的社会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社会模式，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社会模式能使中国人处于良好的生存状态和可以成为承载中国人通往幸福伊甸园的方舟，从而获得普遍的自主。如上所述，在西方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资本主义社会属性的消费社会模式，并不能成为使中国人处于良好生存状态的载体。那么我们应寻找一条什么样的“舟”通向现代化确立的发展目标以圆“中国梦”呢?

寻找这样一个“舟”，自然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体系出发，吸收传统文化的有益资源和当代社会思想的最高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在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中尽管尚未建构出新的社会模式，但也表述了一些有益的思想。日本学者岩佐茂针对“资本的逻辑所贯穿”的消费社会的情况，提出了要建立一种为“生活的逻辑”所贯穿的社会的设想。“这里所说的生活的逻辑，是指在人的生存或‘更好的生存’中发现价值，在劳动生活和消费生活的各个方面重视的人的生活的态度和方法”［8］149。如前所述，另一位日本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提出要“为物的时代”画句号，从而使人类进入重视身心价值的新时代的设想。我们在上面也提到英国学者在长达25年的时间对中国消费主义思潮进行研究之后也指出，“中国或许需要寻找或创造一种全新的模式”。借鉴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个概念:我们所要建构的、与“消费型社会”性质不同的社会，可以定名为“生活型社会”。“生活型社会”就是为生活的逻辑所贯穿，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而提高生活品质，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生活场域的社会。

在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中，我们提出构建“生活型社会”的根据立足于以下几点:

第一，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新型现代性”的性质。在当代全球文明新成就和面临现代性困境的情势下，中国的现代化在客观上已不属于传统现代性，而是体现为历史超越的“新型现代性”。同传统现代性相比，新型现代性有许多新的特点，但最根本的是它吸收当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在解决人的生存状态上把“以人为本”和创造普遍的美好生活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

这种“新型现代性”体现为历史的超越，可以用马克思从人的生存状态视角把人类历史归纳为“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中找到解释。在“三大社会形态说”中，马克思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概括继“人的依赖关系”之后第二大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现实中的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应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马克思用“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概括其所设想的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即“第三大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思的“三种社会形态说”，我国尚未完成由“人的依赖”社会形态向第二种社会形态的转型，还必须借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发展生产力和为解放人提供物质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在人类史上第一次使人获得独立性，但商品市场经济的悖论效应也会给人们的生存方式带来“物的依赖性”和“物化”的特征，特别是迄今为止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第二种形态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发生的，“资本支配社会”的发展逻辑更使“物”的依赖关系具有了难以根治的特征，而消费社会发展模式就体现了这种制度痼疾。我国的现代化必须利用新的历史条件和机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选择的比较优势和“后发展”优势以及历史的首创精神，实现历史的超越，走出一条新路。我在自己的著作中曾表述这样一种观点:

当代人类社会取得的文明进步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在解决人的生存方式上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我们应有智慧解决“两难选择”的问题。现实的出路是，我们要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上使社会发展的“顺序性”、必然性和选择性、超越性之间保持平衡。我们中国的现代化也要经历“物的依赖性”发展阶段，是从历史发展的“顺序性”、制约性来说的，正是这“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4页);我们说中国的现代化要确立“个人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从历史的选择性和超越性上来说的。强调“选择性”很重要，在当今全球发展新情势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具有“目标牵引”的性质。为此我们要做的是，依据新的发展条件、发展机遇和科学的发展理论的指导，在努力从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上铲除“人的依赖关系”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既发挥市场机制的不可取代的资源配置作用，又限制其消极影响，努力把实现“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结合起来，使我们的现代化经受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双重检验。在发展实践上，努力探索创新发展之路，走出一条既经过“物化”阶段，又要超越“物化”阶段的发展路子，实现从重占有的、“消费人”的生存方式向重精神发展的、更符合人性发展内在要求的生存方式的转型，从而在其发展中较少付出人的痛苦代价，为最终实现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形态创造条件［13］。

上面的理论表述可以看做我所提出构建“生活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第二，立足于社会理论的创新。要为全体中国人的社会幸福寻找一个“社会方舟”，首先回到对“社会是什么”的基本概念的认识中去。“社会”作为科学范畴的提出产生于古典社会学时代，但在孔德、涂尔干那里，社会被看做“客观实在”，其社会观是一种“物化”的社会观。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古典社会学的社会概念和社会观遭受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解构，甚至出现了否定社会概念本身存在合理性的倾向。今天我们需要依据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发展需要和社会科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对社会概念作出新阐释，挖掘其新的内涵。其实，从古典社会学到当代社会学对社会概念的不同解读主要还是围绕社会外在的组织形态进行的，并没真正揭示社会的本体和内核是什么。因此认识社会还要从其本原形态谈起。

社会的逻辑起点是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特有生命活动就是生活。当人类同动物性生存相揖别而有了“生活”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和关系性“实在”了。人类为了生活而逐渐形成了各种从简单到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制度等等，直到现代社会各种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更加完善和发达。因此生活构成了社会的本原和本体，也就是说从本体论的角度看，社会是以生活为本体的;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以生活为本体的社会概念的构成包含“生活”内核和它的存在形式(关系、结构、制度等)两大部分。不管是古代和现代社会，“社会的所有作用都指向了生活”［14］。所以社会的本质归根到底是围绕生活而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的共同体。而人的生活需要又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社会内核(生活)和社会形式(关系、结构、制度等)是互动生成关系，而不是现象和本质的二元对立关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贡献在于“发现生活”，指出人类社会就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人类的生活采取了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方式和社会模式罢了［15］。

关于社会概念的基本结构是由生活实在和社会形式两部分构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以生活为本的思想是比较丰富的，《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大同”的概念就是不同社会阶段具有的理想生活状态上加以表述的。“小康”是较低社会阶段的生活状况，包括有饭吃、有衣穿、讲礼义、人际关系和谐和守纪律等内容。而在古典文献中体现作家社会理想的“天下”概念，则是一个包括有着共同的礼容仪节、语言文字、政治制度、交通体系、生活方式等内容的高于现实国家的生活世界概念［16］。但中国社会传统上是家国结构，建立在个人独立性和个体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的公共性思想却不丰富。我们要建设的全面“小康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凝结着传统“中国元素”与现代要素相结合的概念。

人类的社会进步常常是通过片面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在人类的既往史中，人的生活先后经历了“神圣”的统治和“物欲”的张扬时代。物的张扬起到了“除魅”的作用，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但它也解构了“神圣”本身，物的价值高于一切，生活的本体地位和神圣性则被异化为手段。今天，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新条件把生活还给社会，从而在新的高度回归人及生活的“神圣性”。在当下的时代，社会理论家们都在呼吁“发现社会”、“保卫社会”、“重建社会”，我们提出“生活型社会”的概念就是对社会的重新发现再构，使之更加符合人的本性和发展要求。因此同“生产型社会”、“消费型社会”共同具有的物化特征相比，“生活型社会”是更加人性化的社会。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出的是，以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存在误读，其中重要一点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本的支配性观念(特别是对生产力概念做了“物化”的解读)。这一思想回答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问题，但并没明确表述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根本目标的关系，在实践中也带来负面影响。而“生活型社会”表征的是面向21世纪发展的新观念，即以人的潜能的发挥及其“美好生活”的实现为支配性观念，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恰恰是通过为满足人的共同需要为人的发展和“美好生活”提供手段和条件。

马克思在创建共产主义学说时，在1844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7］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自然主义”可以理解为克服了各种异化形态而回归社会的本原形态。我们提出“生活型社会”的发展模式就是实现历史的超越，回归社会的本原形态，而回归这种本原形态就是回归“人道主义”，把真正的生活还给人，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新的社会形式。

第三，立足于中国国情实际。道理很简单，在现实社会生活和未来社会生活中，无论采取哪种消费形式，都是以物的消耗为基础的，我国如照搬西方消费社会模式，不但会破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平衡，使人处于“物化”、“异化”形态，也会破坏人的生活与自然的平衡，使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缺少持续性，甚至会涉及到民族的生存危机。

“生活型社会”概念的提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未来社会走向所作的前瞻性思考和谋划，具有建构性，它理所当然地要吸收西方社会新的发展客观进程中的有益经验。如重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反映消费超出使用价值而趋向审美化的变化;实现消费的精英化向大众化、民主化的转变;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分配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等。但我们又不能把在西方社会中出现的“消费社会”发展样式视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作为我们提升生活质量的社会架构。西方“消费社会”同我们要构建的“生活型社 会”的区别可以用下表加以摡括:

表1 消费社会与生活型社会模式建构的性质比较

国内一些学者在论及我国社会应走出以生产主义范式规制的“生产型社会”、解决内需不足等问题时，主张借鉴西方消费社会的经验构建中国自己的消费社会，其中，一些学者也分析了西方消费社会存在的弊端。但西方消费社会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在内的整体社会结构体系，如表1所列，为资本逻辑所贯穿的西方消费社会的模式在整体性质上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也不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它不能为中国人提升自己的生存状态提供合理的社会形式和运行方式，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具有新质的社会模式。在全球化中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支配地位和社会理论的强大影响，我国学者应有理论勇气和主体意识，在关系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上敢于创新，敢于提出和建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

五、“生活型社会”的构建:理论与现实价值

2008年2月，当全球金融危机逼近法国时，萨科齐总统请求由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和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组成一个名为“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国际专家小组，研究全球最广泛采用的GDP指标是否真是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可信指标。当2009年9月该研究报告完成并发表时，萨科齐总统为该书写了一个序言。在该序言中他特别强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首要的政治问题是我们希望在何种发展模式、何种社会和文明模式下生活，我们希望把何种发展模式、何种社会和文明模式留给我们的孩子。”［11］8该报告的贡献在于倡导一个国家的发展从重点“面向生产”的衡量系统转向关注当前和未来幸福的衡量系统上，但这一报告并没有对之所以依恋于GDP的社会体制、社会模式的根源进行揭示，西方发达国家也难以从基本制度上“消除资本逻辑支配社会”的痼疾。从世界各国的现实发展条件来看，我国有历史的机会实现超越发展，创造能给当代和后世人带来幸福的新的发展模式和社会文明模式。

我们提出的“生活型社会”发展模式是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经过理论与现实“双重关照”的深入思考，在扬弃“消费社会”模式的基础上，为我国在走出“生产型社会”之后找寻到一个前进方向和社会形式。它的根本规定性是强调生活逻辑的贯穿性、人的自由和发展的至上性，并从不断提升人的生存文明和生活品质出发，构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运动方式和活动场域，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生活型社会”提出的历史超越性意义在于，它将在人类历史第一次为走出“物支配人”的现代社会模式提供了一种质上全新的社会形式，其巨大的现实意义可以在同“消费社会”模式的比较中显现:

第一，“生活型社会”为我国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具有历史超越性和现实实践基础的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以来，包括消费社会发展阶段，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主体和客体、质与量、市场与非市场、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关系。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个伟大发明就是市场经济与制度，它给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震撼和活力，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变成了独立的主体，但资本的统治逻辑又使人和社会处于异化状态，社会发展的手段与目的发生了颠倒。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地实现了工具合理性，但却往往使价值处于非合理状态。“消费社会”就从作为生产要素消费的视角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的缺陷。消费社会名其为“大众消费社会”，但资本逻辑的支配地位不可能实现社会平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消费的民主化。我们提出“生活型社会”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文化特点和现实发展基础，建立一种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活力，又建立生活的价值和人的尊严高于市场价值的社会体制。它不是以GDP和利润为高于一切为考量标准，而是以此为手段，通过消费能力的普遍提高满足人们的真实需要，从而去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目标。

第二，“生活型社会”也必然是“生态型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它从人民生活幸福最大化出发注重“真实财富”、“生活资本”的创造，满足的是有价值的、合理的、真实的“生命需求”。所谓的“真实财富”“不再只是狭隘地被定义为物质财产的货币价值，而且必须包括许多经常是无形的东西，它们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其中包括我们精神的康乐、希望、幸福、游玩的乐趣以及人际关系的紧密度”［18］19;所谓“生活资本”或“生命资产”则是囊括所有生活质量特征有助于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一切事物，包括“健康(身体和精神)、欢快愉悦、良好关系、精神享受、物质环境、自然和谐等等”［18］272。这就是说以人民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生活型社会”，并不刺激人们对物质财富占有的贪欲，因为美好、幸福生活的真实包括非物质的、“免费”的东西。它不追求GDP的最大化，也从根本上抛弃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在“生活型社会”中，人们良好的生活、生命形态是同良好的生态连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活型社会”就是“生态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第三，“生活型社会”发展模式的提出将为我国的社会改革、社会建设和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基本出发点和社会体制架构。“生活型社会”的构建首先就要解决“对我们生活的误测”问题，从GDP崇拜和生产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中解放出来，真正把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和享福程度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测量生活质量状况的幸福指数的制定就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同时政府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创造出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的需求，同时又要以高于市场价值的生活价值限制市场经济可能产生的“物支配人”的消极影响。在文化事业的发展上尤其要防止商业化倾向，注重文化事业的价值导向和公共性、公益性。在社会建设上，我们已经确立了民生这一重点，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民基本生计的民生问题的解决应逐渐向更高层次的生活质量和幸福度概念靠拢。另外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关于生活是社会本位的思想比较丰富，但建立在个人自由和独立性基础上的“社会”的思想却不够丰富。在现代社会，人的独立、自由性越发达，社会的组织结构才越发达，也才能产生现代的新市民和社会的公共性，从而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发达的社会形式和运作方式。因此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发展社会民主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成了题中应有主义。

最后，“生活型社会”的提出将极大地促进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现代的社会科学诞生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因此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的产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这使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的产生遵循的是生产主义、客观主义的范式，而抛弃了词源本意的人文内涵和生活意蕴，尽管这些原始概念的含义往往是朦胧的。正如《幸福经济学》的作者马克·安尼尔斯基所作的考证那样，财富、经济、资本、竞争等概念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形成上来看都是反映生活情景的人文学概念，而形成现代概念时都有了“物化”的内涵。“生活型社会”提出的划时代意义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从“生产主义范式”转移到“生活主义范式”，重新思考和界定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并提炼和发展在生活建构下的新理论和概念，这将给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一场革命。

以上我们的论述着眼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创新性地提出了构建“生活型社会”的理论设想。中国面向未来的发展必须有战略谋划和构想，本文着重论述这种社会模式产生的必然性、必要性与合理性，意在指出命题引起讨论，希望通过学术交流与批评得以完善。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议题，“生活型社会”的建构将构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大的理论创新，也将为人类的新型文明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样式。

［1］［英］葛凯.中国消费的崛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2］［法］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83.

［3］［美］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M］.姚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

［4］［美］理斯曼.孤独的人群［M］.王崑，朱虹，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5.

［7］［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M］.潘嘉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4－86.

［8］［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韩立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0.

［9］［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10］［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56.

［11］［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印度］阿马蒂亚·森.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144.

［12］毛中根，洪涛.从生产大国到消费大国:现状、机制与政策［J］.南京大学学报，2011，(3).

［13］王雅林.信息化:生存与超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307.

［1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社会形态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114.

［15］王雅林，等.东北区域的科学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6－10.

［16］牟发松.天下论——以天下的社会含义为中心［J］.江汉论坛，2011，(6).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57.

［18］［加拿大］马克·安尼尔斯基.幸福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