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起源问题研究综述*

胡安全 宋曲霞

一、研究的基本情况

国内对这一课题的探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一直在进行。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30年纪念之际，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和十七大报告、党的主要领导人先后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关于改革开放历史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先后于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等著作在改革开放历史起源问题上提供了许多深刻、智慧的指导性意见。理论界、学术界在此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较多的学术成果。如：关于改革开放历史前提问题的研究就有沙健孙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杜润生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经济体制改革答问》等；关于改革开放历史源头问题的研究，苏星的《新中国经济史》、龚育之的《关于十七年》、石仲泉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和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关于“文革”前十年的探索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方面，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郑谦主编的《延伸与准备——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1949—1978）》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关于毛泽东的探索、周恩来的调整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研究，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艰辛开拓》、许全兴的《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陈东林和邢茹玉的《新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开创与奠立》、程中原和夏杏珍的《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平议》和张化的《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关于“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方面，席宣和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关海庭的《“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郑谦的《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等给人以启迪；关于1976至1978年的历史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研究，于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程中原等的《1976—1981年的中国》、李正华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谢春涛主编的《转折中国：1976—1982》、黄一兵的《转折：改革开放启动实录》、韩钢的《艰难的转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等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和路径选择问题方面，郑谦的《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关海庭的《当代中国改革起点的政治分析》等很有新意；关于改革开放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问题研究，李景田的《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回顾与思考》、邢贲思的《改革开放是人民的历史选择》、张启华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书写党的历史》、李向前的《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和章百家的《积极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等都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见解。

国外进行这一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日本的毛里和之（《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矢吹晋（《巨大国家中国的前途》）、田中祥之（《现代中国的改革》）、宇野重昭（《现代中国的历史1949—1985》）、小竹一彰（《20世纪的中国》）等，美国的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麦克法夸尔《中国政治的起源——毛邓时代》）、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邹谠（《文化大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历史的展望》）、哈里·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以后的改革》）等，英国的戈登·怀特（《骑虎难下：毛泽东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意义》）等。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没有穷尽改革开放历史起源课题的所有方面，但涉及到的问题还是相当广泛的。本文对此进行概要的介绍，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这一课题。

二、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其观点

（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党史》二卷）认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客观形势，要求党和政府认真研究和把握中国国情，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愿望，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某些环节进行调整和改革，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加强和巩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69页。

1.社会主义改造是改革的前提、基础和逻辑发展。有学者认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正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②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改革不是对“三大改造”的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是“三大改造”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③孔艳霞：《论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6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造合乎逻辑的发展。④周越、贺蓉南：《略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及其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年第10期。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业合作化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发展，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展，是对所有制结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是对公有制实现形式认识的深化和发展。⑤朱小玲：《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年第7期。

2.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解决。有学者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遗留的一些问题导致了改革的过程，认为：“家庭承包制的演变和形成，乃是对过去所有制变革中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而形成扭曲现象的一个校正。”从社会主义改造遗留的问题来看，除过急过快外，还有个体制选择问题。包产到户的形成有两条线索，即自留地和集体经济内部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⑥杜润生：《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经济体制改革答问（上、下）》，《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3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解决，一种意见认为：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改造遗留问题的解决，对改造成果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⑦胡映兰：《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的关系》，《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3期。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缺点和偏差以及由此引起的较长期存在的遗留问题，是必须进行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⑧黄建洪：《论社会主义改造的遗留问题及其解决》，《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改造中失误和偏差的纠正，但不能矫枉过正。⑨黄金家、蔡天新：《论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

（二）关于党的八大及其前后的探索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

1.党的八大对改革开放的影响和贡献。《党史》二卷介绍了八大探索改进经济管理的方针政策，认为“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苏联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尝试，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该书介绍了八大期间中共“初步提出了‘打开国门’，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引进来的政策”的情况，认为“这反映了党对‘开门’搞建设的一种基本态度”。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398、400页。龚育之指出：“我们不能不看到1956年开始的积极探索同新时期的探索之间的联系。”②《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2页。有学者认为：党的八大和及其前后，我们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获得了许多成果。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思想已经萌芽；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部分恢复市场经济的办法，已经有了清晰的思路；提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初步方案。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早的设想。“可惜的是，这些设想绝大部分被‘大跃进’所冲销了。”③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第283、295—296页。有学者认为：从历史走向而言，八大本来应该是改革开放的起点；由于后来历史的曲折，“这个理论的起点没能变成历史的现实。”八大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历史参照”，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因子”，为改革开放的干部做了“历史准备”。④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17—23页。有学者认为八大对改革开放有四大贡献，如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提出了重心转变；“对‘自由市场’的尊重”等。⑤林炎志：《党的八大与改革开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有学者认为：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进模式的新构想，是党对社会主义整体认识的一个历史性坐标。它虽未冲破传统体制框架的外壳，却在党的认识中添加了具有关键意义的合理内核，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制度创新有着传承发展的内在联系。⑥庞松：《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历史坐标》，《党的文献》2007年第1期。

2.八大前后的探索与改革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八大前后的探索成果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建设道路的重要历史来源。⑦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有学者分析了陈云率先提出以开放自由市场方式引入市场机制的情况，指出：“由于生产环节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自由市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干扰了统购统销，加剧了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并最终不得不关闭。但是通过这件事，不仅加深了陈云对经济体制变革总体的认识，也为我们今天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历史借鉴。”⑧武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机制的先声——陈云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

3.20世纪50年代地方探索与改革的关系。

从地方来说，中国改革的历史源头，有学者认为是1956年四川江津地区的包工到户和浙江温州永嘉县的包产到户。“全国几个地区推行包产到户，以永嘉的规模最大，而且是在县委指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⑨杜润生：《包产到户：来自农民的制度创新》，《百年潮》2000年第2期。有学者指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凤阳小岗模式并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唯一形式和最早形式，20世纪50年代的浙江永嘉燎原社就实行了以‘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工分到丘、责任到户’为特点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形式。”○10李强：《永嘉燎原生产责任制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探索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

1.打开了苏联传统体制模式的一个重要缺口。《党史》二卷认为，八大后，“党中央关于调整经济关系和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409页。薄一波指出：八大后“对体制的各项改进，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不能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相比较，但是，对于当时那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高度集权、纯而又纯、政企不分为特征的苏联传统体制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1页。

2.为改革进行了必要的准备。胡绳提出，要重视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历史的研究，不讲清楚这10年，就没法说清楚为什么会有改革开放。“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许多问题在1966年前已经有人通过实践感觉到了。”“‘文革’后走出的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实际上在前10年中已经有了一些苗头。”③胡绳：《历史经验是宝贵的财富——谈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回首“文革”》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4，3页。有学者认为，在十年探索时期，党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④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20页。有学者还探讨了“文革”期间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问题。⑤张保军：《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诸多探索，“是用‘试错’这样一种特殊形式为改革进行必要准备。”⑥郑谦主编：《延伸与准备——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25页。打开缺口和必要准备是这一时期的探索对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有学者认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几次调整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并不断尝试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以此为中心开展的对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为新时期的农村经济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必要的环境。⑦李文：《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5期。

（四）关于毛泽东的探索对改革开放的贡献问题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特别是他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意见，“已经在叩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⑧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228页。有学者指出：“毛泽东正确的理论与实践是党的宝贵财富，他的错误和教训，同样也是党的宝贵财富。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失误在先，就没有邓小平成功在后。”他认为毛泽东关于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显示出其深远的意义。”⑨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7、456页。有学者认为：“《论十大关系》与党的八大的核心与实质是在试图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在实际上又涉及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无论是毛泽东的有益探索还是所犯的错误，都对我们党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的最终形成，无论从教训、间接角度讲，还是从经验、直接角度讲，都做出过贡献。”○10李慎明：《党的八大前后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当今中国的发展壮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在双百运动时期，中国抛弃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开始走上了独特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是通向双百运动曾允诺的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目标。”○11〔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9页。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看到了“实际上社会主义改造一完成，中国领导人就着手调整经济管理体制以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要”。但是他们却以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很可能是集体努力的产物，而并不完全是表达毛的个人意见。之所以用毛的名义发表，只不过是借此提高其权威性”①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44页。。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五）关于周恩来1972年调整和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

周恩来1972年调整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有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前期“发展与西方经贸关系成为中国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四三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不仅打破了‘文革’时期外贸领域闭关自守局面，也通过‘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即‘吃穿用’的问题的第一原则，为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②陈东林、邢茹玉：《新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开创与奠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准备。关于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有学者认为这是“历史转折的前奏”。③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平议》，《学海》2001年第4期。这一整顿“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环节。……为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做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1975年整顿中所作的探索，也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④程中原：《1975—1982：难忘这八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81页。。有学者认为：历史转折“不是突如其来的时间概念的一个‘点’，而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间，几经曲折，几起几落。1975年全面整顿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整顿为这一转折的最终实现，为后来中国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⑤张化：《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88页。

（六）关于“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4页。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文革’，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来得这么快，这也许是‘文革’的一点‘历史意义’吧？”⑦《一个民族在这里沉思——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之二）》，《人民日报》1988年4月7日。有学者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与“文革”有必然联系。“文革”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为原有体制能量的释放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走上渐进式改革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人民，普遍的心态是要求社会稳定以及党对“文革”教训的客观总结，这构成了中国走上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⑧关海庭：《“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有学者认为：“文革”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灾难最终以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和其后的建设成就作为补偿。“历史补偿的最大成果，是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⑨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52页。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的彻底失败，更是党内从50年代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全面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个否极泰来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既是这个体制内在矛盾不可协调的必然结果，也是彻底改革旧体制、创造新制度的开端。“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使中国改革一经启动，就具有强劲的动力。○10刘长泽：《“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改革的缘起——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王海光》，《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8期。有学者用改革的“必要条件”和“初始条件”分析中国改革，认为邓小平强调的“坏事”向“好事”的转化，这一切都“首先归功于由‘文化大革命’所催生的当代思想解放运动。”“‘文化大革命’是‘左’的错误发展的顶峰和极致，也是对它的致命一击。同时，它又从反面证明了党内外存在并不断发展的正确发展趋向的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深刻认识、充分利用和积极转化。“‘文化大革命’从反面增加了全民对改革的承受力，强化了全民对改革的政治支持，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①郑谦：《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4、297、310、301页。傅高义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为改革掀起了狂涛巨浪，其力量之大，足以克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变革时所遇到的种种阻力。”“阻力之所以被克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后改革的思想已呈现出不可遏止之势。”②〔美〕傅高义著，凌可丰、丁安华译：《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导言第26页。

（七）关于1976年至1978年的历史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

《党史》二卷指出，1976年至1978年“为历史转折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85页。有学者认为：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转折，不能仅仅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折，而且要说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折。只有引起中国社会进步历史的伟大转折，才说得上是伟大的历史转折。④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02页。有学者认为：从粉碎“四人帮”到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近5年的历史，“是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是摒弃老路、堵住邪路、打开新路的历史。”⑤程中原、王玉群、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页。有学者认为：1976年至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阶段。⑥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1页。这位学者还对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作出决议，但产生了李先念的总结报告和胡乔木的发言两个后来影响较大的文件，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作了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⑦李正华：《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有学者研究了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认为：学界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过分注重了会议文件，而忽略了与会者对农业问题的讨论。会议既有对陈规的突破，也有对陈规的因袭，其实这才是那个社会开始转型年代的原貌和特征，显现出当时历史艰难转型的复杂过程。⑧韩钢：《艰难的转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这两年“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也为后来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了先决条件。”⑨李妍：“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03年。有学者认为：“1976—1982年，是中国终结‘文革’走向改革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10谢春涛主编：《转折中国：1976—1982》，人民出版社，2008年，后记。有学者认为：这两年是改革开放启动的孕育阶段。“像所有过渡时期一样，这个历史时期也同样具有深刻的丰富性。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若干思想特征和实践特征在这个时期并存且首次实现正面‘交（流）冲（突）’。”“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必须有足够、全面的估计’。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启动从这个时期就已经开始孕育了。”○11黄一兵：《转折：改革开放启动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田中祥之在《现代中国的改革》中认为：华国锋的政策“显然充满了混乱与矛盾。在这种混乱的路线指引下，获解救的‘文革’中受迫害的人们得不到真正保证。又由于在毛泽东时代的框架内争取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群众的负担丝毫没有减轻，并激化了国民经济的不平衡，这是很自然的。至此，再次转换已成为不可避免”○12〔日〕田中祥之：《现代中国的改革》。转引自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336—337页。。

（八）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和路径选择问题

1.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和成功启动的原因。改革为何首先在农村开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这看起来似乎是多少带些偶然因素的事情，实际上却是二十多年来农村生产力一直要求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结果。”①《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有学者对改革起点的初始条件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改革伊始面临着十分特殊的初始条件。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利用这些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成败。邓小平的贡献正在于对这一起点的深刻认识，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在改革的启动阶段及其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了解放思想与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创造出成功改革的必要条件。②郑谦：《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启动取决于一系列的政治要素：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保持“人民主权”思想是最重要的前提；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不断深化，是改革启动的思想源泉；中国原有政治结构中的上中下层形成的合力，是改革启动的强大动力；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和党的领导集体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改革迈出第一步的重要原因；改革和开放的有机结合，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③关海庭：《当代中国改革起点的政治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

2.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傅高义肯定了广东改革实验的特殊价值，认为：“在80年代初，当新的事物出现时，它们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而是处于一种淡灰色状态。在很多时候，广东的改革正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处境：谁也不知道新的法子是否行得通，即使行得通，谁也不知道它能否得到北京的认可。”“在其他地方推行新方法之前，在广东、福建进行的实验非常关键，尤其是在当时四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以及厦门的试行。”④〔美〕傅高义著，凌可丰、丁安华译：《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前言。有学者认为：改革并没有一个蓝图。在许多情况下，最初的改革政策使人联想起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济恢复时期所采取的措施。在80年代，不同的是邓了解以前政策的不足并鼓励进行更多的必要的重大变革。邓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他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改革的势头。⑤〔美〕李侃如著，胡国成、赵梅译：《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

（九）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缘由问题

胡锦涛指出：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主要体现在，它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⑦李景田：《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回顾与思考》，《学习时报》2008年12月1日。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是人民的历史选择，是顺应党心民心的历史必然。⑧邢贲思：《改革开放是人民的历史选择》，《政策》2008年第9期。有学者对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犯错误与改革开放发生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正是这些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深刻反思执政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识到必须解放思想，必须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⑨张启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书写党的历史》，《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有学者从突破口、最深刻的根源、时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方面阐述了改革的不可避免性。○10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与国家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促动了党的领导人作出这一艰难而伟大的决策。国际形势的缓和也有利于党实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开放。①汪亭友：《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缘起与必然性》，《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有学者认为：除了“文化大革命”教训和中外经济差距外，改革还与国际共运改革、本国受挫的初步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潮流有关。②包金同、刘济生：《中国改革历史大背景》，《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科版）》1994年第4期。有学者认为改革是敏锐的思想、激荡的政治、深层的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③刘济生、宋歌：《论中国改革的历史动因》，《行政论坛》1996年第4期。毛里和之认为：中共“政权所担负的任务和国内外情况的变化使他们不得不选择改革。也就是说，从依靠革命来确保共产党政权的正统性变为不得不依靠经济发展来确保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④〔日〕毛里和之：《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转引自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第335页。矢吹晋认为：“邓小平的政策转换的直接契机是亚洲四小龙，特别是台湾和香港的高速增长。……从而鲜明地显露出不如资本主义的台湾和殖民地香港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缺陷，这给邓小平的政策转换带来决定影响。”⑤〔日〕矢吹晋：《巨大国家中国的前途》，转引自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第335—336页。戈登·怀特认为：中国改革的根源在于20年的经济停滞和政治破坏所带来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可信性危机。⑥转引自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第376页。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原因的复杂性和紧迫性。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这些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提出并认真探讨了与改革开放历史起源相关的诸多课题，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历史源头、历史根源、历史起点及其初始条件和改革开放正式起步之前多次探索取得的宝贵经验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等很多方面，帮助我们进一步明晰和深化了对改革开放之前近30年历史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当然，关于改革开放历史起源课题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还不多见。它们常常散见于关于改革开放的一般研究之中。这些探讨也多局限于某一具体历史时段或某一具体历史问题，缺乏从改革开放历史起源的角度对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主义前期历史的整体研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历史背景来理解改革开放的必然性”⑦章百家：《积极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同样，我们也需要从更宏观的历史背景来认识和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渊源。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起源问题，我们需要从更宽视野和更长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探寻和探讨，从共和国60多年历史长河的视野来揭示改革开放这场现代中国第三次革命大潮复杂而丰沛的源头及其根源，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进一步阐明改革开放的深刻内涵、未来所能展示的宏大空间及其在世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探根溯源，原始而终。重视改革开放历史起源研究意义重大。改革开放的历史起源既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又是一个观照共和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历史的新视角。它既能从新的角度重新考察1978年以前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的历史，更能立足于崭新视角观察现代中国的第三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