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仪式对国族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以2011年春晚为例

文丨管文琦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集体仪式是社会整合的一种核心媒介，人类学家戴维·科尔泽认为，没有仪式就没有民族。现代传媒介入到传统仪式概念中，媒介仪式对我们内心集体意识的活化和价值体系的建构有重要作用，媒介仪式成为国族身份建构和认同巩固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作为媒介仪式的典型，怎样展示对国族认同建构和强化的魅力呢。

1 仪式、媒介仪式、媒介事件、国族认同等概念的界说

1.1 仪式与传播的仪式观

广义上来说，“将所有由传统习俗发展而来、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按某种既定程序所进行的活动与行为都称为仪式”。仪式具有时空性与参与性、程式化与重复性、象征性与表演性等特点。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

1.2 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

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提出“媒介事件”：“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划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以及大人物们所经历的过渡仪式——我们分别称之为‘竞赛’、‘征服’和‘加冕’……”把仪式人类学引入大众传播，在“仪式”的基础上提出“媒介事件”概念。而媒介仪式，就是“广大受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参与某个共同性的活动或者某一事项，最终形成一种象征性活动或者象征性符号的过程。”媒介事件是媒介仪式的基础，媒介仪式是在媒介事件基础上进行“仪式化”表达的产物。

1.3 媒介仪式与国族认同的建构

国族为一个广义的人的聚集体，通过共同的血缘、语言或历史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形成了由某个人民组成的独特的种族，通常被组织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且占据一定的领土。比国家、民族涵义宽泛，既强调政治的独立性和地域的统一性，又强调血缘的同一性和文化的归属感。国族认同表现为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和情感归属。

美国政治学者米歇尔·舒德森在《文化和民族社会的整合》一文中说到：“现代民族国家自觉地运用语言政策、正式教育、集体仪式以及大众传媒等来整合公民并确保他们的忠诚。”

2 2011年春晚对国族认同的建构和强化分析

春晚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简称，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每年农历除夕晚上为庆祝农历新年举办的综艺性文艺晚会。

2.1 作为媒介仪式的春晚

2.1.1 春晚具有仪式的时空性与参与性特点

仪式对时间和空间有固定性或特定性要求，要求人们参与其中。1983年始，春晚每年农历除夕晚上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全球华人都可以通过直播或转播频道参与中华民族的狂欢。

2.1.2 春晚具有仪式的程式化与重复性特点

仪式的程式化指的是仪式的行进过程中按照一定的规则、标准和结构序列。笔者通过对29届春晚的统计分析发现春晚在以下两方面体现出这一特点。形式上，1983年始，春晚每年举行一次，使春晚具有历时性；每届春晚历时5小时左右；节目数量控制在31—52个之间，平均数约为40.14个；有18届明确表示有分组或分章节，组或章节数量在2—5个，其中分为4个组或章节的约占77.78%。内容上，几乎每届春晚都涉及歌舞类、语言类、其他类（杂技/魔术/戏曲）、特别节目类等几种类别。大多届春晚有零点钟声仪式、向全球华人问好和短信评选环节，以歌曲《难忘今宵》结束。

2.1.3 春晚具有仪式的表演性与象征性特点

仪式的戏剧性使仪式天然具有表演性质，它不是原本的一个事情发展或行为过程而是一个虚拟的、人们故意的、创造出来的行为，真实隐在了背后，维克多·特纳将仪式概括为一个符号的聚合体，春晚本身是一场综艺性文艺晚会，是一个表演体系，通过象征家国含义的符号将中国主流价值体系隐含贯穿其中，建构家国想象。

2.1.4 春晚具有大众传媒介入仪式的特点

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但作为一个仪式，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电视的普及和发展，由央视打造出来的传统。2011年春晚的播出频道有CCTV-1、CCTV-3、CCTV-4、CCTV-NEWS、西班牙语国际频道、法语国际频道、阿拉伯语国际频道、俄语国际频道、CCTV-高清，转播频道（卫视）有青海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湖北卫视、江西卫视、河北卫视、四川卫视、辽宁卫视、黑龙江卫视、山西卫视、山东卫视、 新疆卫视、贵州卫视、甘肃卫视、广西卫视、湖南卫视等。

2.2 2011年春晚对国族认同的建构和强化的方式途径

2.2.1 文化表演

“文化中介”是一种交流方式——不仅包括人类的语言交流，而且包括非语言性的交流，如歌舞、行为、书法及造型艺术等，或融合了多种艺术要素的交流性民族、族群文化，如印第安文化等。

2011年春晚融合了多种“文化中介”。据2011年“郎酒·红花郎杯”我最喜爱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选标准，节目分为“歌舞类”、“小品类”、“相声类”、“其它类（戏曲、杂技、魔术）”、“特别节目类”五种。纪连海讲的春节礼仪，相声剧《还钱》表现的拾金不昧美德等都是中华文化的体现。借此强化传统的家国理念，即“儒家大一统”的思想。

2.2.2 媒体语言政策的运用

语言是民族思维和民族文化的标签,是语言内部交流和外部联结的工具。在春晚这个具有主流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世界”里，普通话是主流的中心话语。据语言学家周有光讲，我国56个民族有80多种彼此不能通话的语言和地区方言，但这并不能动摇普通话的中心地位。这种语言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中心主义的观念，进一步巩固了人们对国家观念的认同。

2.2.3 国族符号的具现

人类学家戴维·科尔泽曾说：“没有仪式和象征符号，就没有民族。”国族符号作为一种意义综合体，蕴含本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它的具现能明显反映国族的特征，特定的仪式和象征符号有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

2011年春晚有诸多象征中华民族的国家符号和民族符号。开场的动画兔子是干支纪年法中辛卯兔年的符号，红色剪纸式幕布是民间技艺的象征符号。《回家过年》中的红灯笼是传统生活的象征符号，会场背景中的祥云图案和福字是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歌曲《旗帜更鲜艳》中的华表、红色旗帜，最能表现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主权。华表是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文化的象征，表演者服装以红色和黄色为主，与五星红旗的颜色呼应，举国民众沉浸在国族符号的召唤下，演员是歌唱祖国、歌唱党的全国人民的象征，华表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复兴崛起的精神象征。国家元素的运用，为受众找到了共同的感情基础，有利于民族情感的激发和延续。

2.2.4 再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制造集体记忆

集体认同是建立在记忆的（选择性）过程之上的，从而特定集团通过对共同历史的记忆来认识自我。春晚文本包含一年来的大事要事，隐喻当代中国主流价值体系，传达所谓人民的“共同心声”，形成国民的认同心理。

如，2011年春晚主旋律歌曲《旗帜更鲜艳》压轴出场的次序和强大叙事功能的歌词极具象征意义，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象征符号。“你可记得南湖的红船，你可记得井冈山的烽烟，你可记得遵义的霞光，你可记得窑洞的风寒……”一系列排比对历史的再现旨在强化整个国族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记忆，一遍遍根植和巩固国民心中的民族国家意识。

此外，公共话题或公共舆论的提炼创设了一种国族话语体系，表露了某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如主持人串词：“从去年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国家腾飞的力量……”小品《新房》反映的堵车、买房难等民众普遍关心的话题展现了我国近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反映了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通过设置公共话题让人们产生共同的荣誉感和危机感。

2.2.5 制造想象的共同体

媒介创造一个“观念世界”，受众追随媒介成为这个观念世界中的一员。所有收看春晚的观众都成为这个媒介仪式的参与者，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因此在文化、心理上较易联结为一个“共同体”，从而塑造了国族认同。2011年春晚借由一个个浓缩的形象来代表全国全民族的人民，或选取各类人的典型代表制造所有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共同体，或选取人们生活中普遍具有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质制造所有人都有共同之处的一个共同体。

前者如五大民族舞蹈《幸福大家庭》。表演者包括回族、壮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五个民族，身着五种民族服饰，这是使所有受众纳入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手段，演员的集合创造了56个民族聚在一起、亲如一家的“假象”，使人们产生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举国凝聚的观念。舞台背景将他们的民族疆域、生活场景、文化地理景观融合在同一舞台上，将无限的文化空间浓缩到有限的舞台空间，强化了观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文化与地理的多重认同。

后者如开场舞《过年回家》，演员化身青年、妈妈、空姐、情侣等，利用对不同角色、阶层的扮演，极大满足人们的心理想象，赋予其平等的公共意义或身份，泯灭了事实上存在的差异，激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整个中华民族无论什么人都要回家过年是一个共同生活经历，在这层意义上，全国全民族的人是一个共同体，制造了受众的“同一性”，创造了家国一体、普天同庆的共同感，把人们对家的认同上升为对国族的认同。

2.2.6 民族的集体欢腾

迪尔凯姆描述群体仪典中的情感：“这种仪式性的时刻充满了激情、活力、兴奋、自我奉献以及完全的安全感。”“转入了伟大的公共领域。”

2011年春晚利用电视，将“全国标准时间家庭化”，从时间上印证所有观众都是国家共同体中一分子的概念。主持人强调：“今夜是除夕，我们在北京。”加上零点敲钟擂鼓仪式，这种“共时性”因素，创设了“天涯共此时”的氛围，营造了全球华人“四海一家”的家庭感。电视机前无论身处何地的中华子孙共同欢呼沸腾，处于阈限状态的人们达到情感的最终交融。借助于媒体营造的集体欢腾的春晚语境，民族国家将异质分散的民众聚集在集体的象征体系中，使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强化。

3 反思民族国家利用媒介仪式化行为对国族认同进行建构和强化的原因

3.1 国族认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国族认同是国民意识的一种体现，有利于人们寻找自身政治和文化身份，避免孤独感和恐惧感，更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统治和维系，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定。

在多元思潮交融碰撞的现代社会，宗教、语言等传统象征符号对国族的界分和认同作用日渐衰微，国族认同面临着混乱和焦虑的困境。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强国之于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造成了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加深。

就我国而言，被扭曲的中国形象不利于世界对中国的真实认知。伴随着改革开放，国民的生活和思维受到外来思潮的巨大冲击。面对威胁，重塑我国国族认同势在必行。

3.2 媒介仪式在国族认同的建构和强化方面的优势

按莫利的观念，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必须经年累月，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维持它还必须跨越空间……借助界定‘我们’与‘他们’的包含原则与斥异原则。”媒介仪式在此具有独特优势。

3.2.1 媒介仪式蕴含的宗教意义和社会整合功能

仪式作为文化象征体系具有标出本国族独特性的作用，帮助人们分辨“我”与“他者”的差异，并对本国族产生认同。媒介事件与国族的集体记忆、共享传统和共同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唤起并牢固人们关于本国家、本民族的集体记忆。

3.2.2 是大众传媒无与伦比的优势

马丁·巴伯罗指出，如果不考虑传播技术的作用就不能正确认识民族认同的构建和出现。这些技术允许人们有一个“认同的空间”，不仅仅是重新唤起共同记忆，更确切地说是“体验冲突和休戚相关性”。

大众传媒突破时空限制，培养了新的集体参与模式，增强了受众的“在场感”和“参与感”。此外，大众传媒本身是一种介质，媒介的运作规律和传播方式，例如对媒介事件或仪式内容的策划组织，传播过程中对仪式结构的取舍都加重了仪式的表演色彩。采用文字、声音、图像一体的表现手法刺激受众多种感官，提升了仪式的感染力，对达到集体情绪有巨大作用。

4 结语

在现代传播环境下，认同问题复杂多样，更应该正确把握大众传媒与国族认同的关联，使用、发挥媒介仪式的巨大影响力和独特方式来保证国民对国民身份的明晰和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1] 吴晓群. 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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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信茹，朱凌飞. 都市中的“媒介仪式”——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媒介传播研究. 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暨CAC/CCA中华传播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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