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道教政策及其道官制度

刘康乐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南朝宋、齐、梁、陈相承,基本上继承了魏晋时期的宗教政策和文化传统,对道教持较为自由的政策,道士多为士族出身,社会身份与政治地位也较高,在南朝士族的支持下,也成为新的士族集团成员,发展了具有地主庄园性质的道馆经济。南朝在道教管理上,由于道士自身的社会地位,政府也较为重视道门领袖的模范作用,从而达到道教组织的自正自治。南朝的道官制度虽然没有僧官制度那样较为系统,但也开始了道官制度的探索和尝试,曾任命了中央和地方的道官。南朝政权还在各大道馆普遍任命馆主、上座等宫观的管理者,并给予他们较为丰厚的待遇,这些宫观管理者也可以看做是基层的道官。

一、南朝道教政策

南朝继承魏晋时期的道教政策,对道教采用既利用又控制的手段。南朝佛教兴盛,虽然道教也有较大的发展,但佛教在政权中的影响力远在道教之上。南朝天师道也与北迁的天师道一样,出现科律废弛、置治混乱的现象。南朝上层士族奉道,也对天师道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刘宋时著名道士陆修静着手整顿和改革天师道,南朝道教面貌为之一新。

刘宋时期的文帝、明帝皆尊信道教,优宠道士,以陆修静为甚。陆修静精诚修道,访求道书,名声远播,宋文帝甚为钦佩,敬信其道,召入宫中讲学。元嘉二十九年(452年),陆修静入宫讲道,皇后王氏亲执弟子礼。后来陆修静南游庐山,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于庐山建馆。宋明帝刘彧即位后,再次访求陆修静,于是再赴京都,泰始三年(467年)明帝于京城建康北郊为陆修静建崇虚馆、通天台。原来多分布于山野之中的道馆开始出现在都邑之中,也是南朝官方敕建道馆的开始。陆修静在崇虚馆弘道近十年,于宋后废帝刘昱元徽五年(477年)去世,皇帝下诏改陆修静在庐山的旧居为简寂观。

宋齐之时,不仅许多帝王宠信道教,士大夫也多有奉道者。南齐高帝、武帝崇佛同时,也为道士修建了不少道馆,著名者有齐高帝萧道成于剡县为褚伯玉所立的太平馆、于茅山为薛彪之所建的金陵馆、为蒋负蒭所立的宗阳馆等。齐明帝萧鸾一反高帝、武帝的崇佛政策,转而奉道。《南齐书。明帝纪》称齐明帝“潜信道术”,当时茅山道士颇受尊崇,高道辈出。齐明帝对茅山著名道士陶弘景礼遇有加,陶弘景为陆修静再传弟子,曾入仕南齐,后挂服辞官,隐居茅山修道,“侯王公卿从先生受业者数百人”。

南齐时代文化繁荣,在儒道文史等方面成就非凡,为支持文化教育事业,齐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四部,设东观祭酒执掌。据《南齐书》“百官志”载:“总明观祭酒一人。泰始六年(470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干一人,门吏一人,典观吏二人。”[1]建元中,以总明观掌治五礼,永明三年(485年),国学建立后便废除总明观。总明观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机构,以儒学为核心,道教为其中的重要一科,可见南齐时代非常重视道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道教事业的发展。

梁朝虽主要奉行崇佛政策,但对道教也是较为扶持的。梁武帝家本世奉道教,“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2]。梁武帝有很深的道教背景,本人也爱好道教文学,并留下有不少游仙诗作等。梁代曾以帝王名义敕建了不少道馆,如为陶弘景于茅山建朱阳馆、太清玄坛,为许灵真于茅山立嗣真观,为天师十二世孙张裕于虞山建招真观,诏道士邓郁之于岳麓山立道馆等,梁世祖于天目山立太清馆等。

梁武帝与道士交往密切,非常优宠道士陶弘景,南齐和帝中兴中,萧衍兵至新林,陶弘景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萧衍至建康,议禅代,陶氏“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3]。梁武帝弃道奉佛后,对陶弘景依然十分尊崇,常常问书不绝,厚赐药物以供服饵,并赐许多黄金、丹砂等以合飞丹。“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每月常有数信,时人呼为山中宰相。”[4]

梁时道馆林立、数量众多,天监二年(503年),梁武帝置大小道正,以道士孟景翼为国大正,统领全国道教,这是南朝首次敕命的官方道官。天监三年(504年),梁武帝弃道奉佛,宣布“惟佛一道是正道”。天监十六年(517年),梁武帝敕废境内道教,道士皆令还俗。梁普通年间(520-527年),还常有道士活动于宫中,可知武帝废道后道教并没有完全禁绝。武帝之后的简文帝、梁元帝等也对道教抱有好感,“朝士受道者众”。

陈朝年代教较短,基本上继承了梁代的道教政策。陈武帝世居吴兴,也是信奉道教出身。陈武帝扶持道教,曾于义仙馆发讲,也曾为道士建馆。《上清道类事相》载:“徐师子字德威,东海人也,出家蔬食,陈武帝立宗虚大馆,引师子为其馆主也。”[5]878可见陈武帝对道士极为器重。陈宣帝也喜好道学,《云笈七签》称“帝好道术”,曾召道士王远知入重阳殿讲论道学等。

二、中央和地方道官的署置

南朝的佛教发展较为兴盛,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远在道教之上。南朝佛教争取了较多的僧团自治权,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僧官制度,僧官的权力很大,甚至能同官府相抗衡。处于发展初期的道教势力较为弱小,虽然南朝也能够扶持道教,但道教未能过多争取自治的权力。随着道教的发展和道士的努力,南朝梁时开始建立了全国性的道官体系。

早在汉魏时代,曹操曾命孟节领诸方士道士。据《魏武帝外传》载:“孟节为人质谨,不妄言,魏武帝为立茅舍,使领诸方士。”[6]大概是官方首次指定统领道士方士的做法,但孟节作为名义上的方士主领,并没有被授予一定的官职,方士的道团组织尚没有建立,还不能看做是道官。梁武帝时始设“道正”一职,南朝首次出现全国性的官任道官。

“道正”一职初置始于南朝梁武帝时,据《太平御览》引《道学传》载:“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置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字道辅,时为大正,屡为国讲说。”[7]《三洞珠囊》、《三洞群仙录》亦载其事。京城设大道正,为全国性的中央道官,各州郡设小道正,掌管各州道门事务,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道官体系。梁武帝以道门领袖为“道正”,可能借鉴了佛教僧官制度中的僧官“僧正”。

早在姚秦时期,姚兴曾设中央僧署,其中有僧官“僧正”一职,或称“僧主”,负责僧尼的教化和戒律检束。据《高僧传》记载:“有沙门法达,为伪国僧正。”[8]南朝之时,佛教已经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僧官体系,中央地方皆以“僧正”为首官。宋赞宁《大宋僧史略》释“正”曰:“正,政也,自正正人,克敷政令,故云也。”[9]反映了“僧正”作为官府任命的僧官,是要以高僧大德为典范,引领僧尼遵守政府法令,规范僧尼的世俗行为。梁武帝所设道官“道正”,也表明了政府为了匡扶道教、规范道士戒行的道教管理观念。“僧正”、“道正”等官,既有宗教领袖的神学权威,又有王权政府赋予的世俗权威,故此能够威令并行地管束广大僧尼道士,可以说是古代“以教治教”的高度管理智慧的体现。

孟景翼所担任的“大道正”,是全国性的最高道官,称“大正”,职位前冠以“大”字样,以示其责之重。地方州郡的道官为“小道正”,吴郡道士张绎曾担任过地方“道正”一职,据《九锡真人三茅君碑文》记载,梁普通三年(522年)立碑之时,张绎正担任为“道正”一职。首任道正孟景翼是齐梁时期的著名道士,也是当时佛道辩论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于道教教理深有研究,人称“大孟”。吴郡道正张绎也是梁武帝比较宠信的道士,曾参加过当时佛道论辩,并担任过崇虚馆的馆主等职。

南朝“道正”之官的选授标准更重才德,梁武帝所推举的道官孟景翼、张绎等人,均是当时道门中的杰出人物,不仅修行良好,堪为道门典范,也是对道教教理深有研究的学术型人才,而且也具有从事宫观管理的经验。不过南朝的“道正”作为道官,还没有涉及道教管理的具体事务,政府期望以道官作为道门的模范,以达到道团自正自治的效果。

三、基层道馆主首的任命

随着南朝道馆制度的建立和道馆经济的繁荣发展,庞大的道馆庄园事务需要专门的管理,此时道馆普遍以馆主为主首,处理道馆的宗教和世俗事务。同时,为加强政权对道馆的管辖,政府开始建立起以馆主为核心的基层道官制度。南朝出家修道者众多,道馆林立,有不少是帝王支持兴建的官方道馆,这些道馆是被当做官方和社会的产业,馆主、上座等职位,也是由帝王任命的,以代表政府管理宫观事务等。据《上清道类事项》卷一记载的帝王敕命的一些馆主、上座等:

宋文帝为陆先生置崇虚馆,刘法先为馆主。董率法,彭城人也,宋明帝征为崇虚馆主,封国师。

薛彪之,晋陵人……齐高帝时……乃敕于此山为金陵馆主也。

成童孙,字安仁,义兴国山县人也……梁天监十六(517年)年敕为静心馆上座。

孙岳字玄达,东阳永康人也,齐永明三年(485年)敕征为兴世馆主。

张允之,南朝吴郡嘉兴人,少而出家依随师友,五年被敕为茅山南洞崇元馆主。

徐师子字德威,东海人也……陈武帝立宗虚大馆,引师子为其馆主也[5]874-878。

此外著名的敕命馆主还有清远馆主持桓法闿①《桓真人升仙记》:“桓法闿,南朝东海人,师事陶弘景,后梁南平王封为清远馆主持。”参见《道藏》第5册,第513-517页。和崇元馆馆主王文清②《崇寿观碑》:“大茅山之下当华阳南洞之便门有崇寿观者,本晋洞天观馆主任敦故宅……齐建元二年(480年)勅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馆。”参见(元)刘大彬编撰:《茅山志》卷17,“楼观部篇”,《道藏》第5册,第624页。等。除了敕命馆主之外,南朝还有不少私立道馆或精舍,也有“馆主”、“主持”、“廨主”之设,一般是道众推举或受檀越邀请的著名道士。据《上清道类事项》卷一的记载的馆主:

杨超字超远,东海人,梁时入吴包山,为林屋馆主,门徒盈千。又为华阳馆主,于华阳之东别立招真馆焉。

王远起,太原人也,善礼忏,领集真馆主,三周行道也。

淳于普洽,字法洞,吴郡人也,少出家。市北有石名生舍宅为馆,名为崇信,以普洽为馆主也。

殷法仁,字兹道,南朝陈郡人,时京师巨商陈文诃修筑义仙馆,请法仁为主持。

另据梁普通三年(522年)所立的《上清真人续长史旧馆谭碑》碑文,署名的馆主就有宗元馆馆主杨超远,华阳馆三任馆主陆逸冲、丁景达、冯法明,朱阳馆馆主潘渊文,嗣真馆馆主许灵真,四明山馆馆主潘文盛,太平山馆馆主褚仲俨等。

私立道馆的馆主除推举、聘任之外,还有师徒世袭之制,或由师父委派门下弟子担任。为了加强政府对道教的管控,许多私立道馆后来也逐渐被收编为官立的道馆,并由政府重新任命道馆的馆主等,馆主作为官任道官的身份越来越得到强化。

虽然这些被任命的馆主、上座等官员并未列入政府的官制体系,但经由帝王和官府的敕命,已具有官任道官的性质。随着南朝道馆经济的不断壮大,道馆已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的实体组织,馆主、上座等作为官任道官和宫观的主要管理者,已经不能适应日渐发展壮大的道馆组织的需要,为了管理日益发达的道馆经济和主持日渐繁重的道教事务,新的道官职位急需得到补充。道馆斋醮仪式中的执事之一“监斋”,本来仅为负责斋醮仪式的执事之一,地位较低。在道官数量大量需求之时,作为执事的监斋成为管理道馆的重要职位。监斋的职权逐渐上升,仅次于馆主、上座的地位,到唐代时成为宫观“三纲”之一,已经是正式的基层道官了。

南朝的文化氛围较为浓厚,道教政策也比较自由开放,道官能够参与上流名士的玄谈,也受到帝王和社会的普遍尊重,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待遇。刘宋时,宋明帝为陆修静建崇虚馆,并执以师礼。继任崇虚馆馆主的董率法,被宋明帝封为国师[5]878,体现了明帝对道士的敬重非同一般。道士陶弘景深受梁武帝的敬重,国家每有吉凶大事,便致书征询,被人们称为“山中宰相”。梁武帝不仅为其敕建了朱阳馆、太清玄坛等道馆,而且还供给炼丹所需的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珍贵药材,委派吏力以供洒扫,并赐给山中数十顷庄田以充资用。陶弘景去世后,梁武帝还诏赐为“中散大夫”之官。

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待遇以外,更重要的是道官还享有很高的名誉待遇,许多被帝王赐以代表名誉声望的“谥号”或“师号”,如“先生”、“真人”等。陆修静去世后,被赐谥号为“简寂先生”,陶弘景去世后,被谥为“贞白先生”等。

四、结语

南朝道官为道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道门领袖的道官能够积极传播道教,从事道教文化研究,促进道教事业的发展。作为道官的道士,在同官府和社会广泛交往的过程中,向社会传播道教的思想,他们作为道门领袖,向人们展现了道士的良好形象,也为道教的顺利发展铺平了道路。梁武帝时被任命为“大道正”的孟景翼,精通道教教义,多次参与当时的佛道论辩,对道教文化的传播和道教利益的维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道官还是道教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陆修静主持编订了《三洞经书目录》,并留下了大量的道学著作,内容包括道教文献整理、科仪制度和道教教义阐发等;陶弘景是陆修静之后南朝的又一重要道教学者,他提倡三教合流、完善道教神仙谱系、整理道教医学典籍等,对推动道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南朝道官制度的建立,对后世道官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隋唐所设道门威仪等道官,实际上源于南朝道官的道正之设,强调以道教领袖的模范实现道教的自治管理;宋元以至明清,虽然道官制度向着官僚化发展,但仍然坚持道士担任道官、道官领导教团自治的管理模式。隋唐基层道官继承了南朝以馆主(观主)为主首的模式,并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确立了以“宫观三纲”为主的基层道官体系;而后世道教丛林制度的建立,虽然宫观内部管理系统庞大,但作为宫观管理核心的住持、方丈、监院等职,仍多由政府所任命,还是延续了南朝基层道官馆主的选任方式和宫观管理模式。

[1]萧子显.南齐书:卷16[M].北京:中华书局,1972:315.

[2]魏征等.隋书:卷35[M].北京:中华书局,1973:1093.

[3]姚思廉.梁书: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73:743.

[4]李延寿.南史:卷76[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98-1899.

[5]王悬河.上清道类事相:卷1:仙观品[M]//道藏:第24册.

[6]佚名.魏武帝外传[M]//道藏:第5册:63.

[7]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下册[M]//道学传辑轶:卷7.北京:中华书局,1963:469.

[8]慧皎.高僧传:卷11[M].北京:中华书局,1992:413.

[9]赞宁.大宋僧史略:卷2[M]//大正藏:第54册: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