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组织和政党——对建党初期女党员群体的历史考察

周蕾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并将其与革命的总体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一批思想激进的妇女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而后，这最早一批女党员中的许多人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对中国的革命和妇女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建党初期的妇女运动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多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角度进行考察。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探讨了共产党早期的女党员。如，Christina Gilmartin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性别和性别政治》探讨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性别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伊始就一直致力于性别平等，为中国妇女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是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在本质上仍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组织。[1]87-128张素玲的《革命与限制——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领袖（1921—1927）》一书以向警予、杨之华、王一知等为主要人物，探讨了1921—1927年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和社会性别关系，阐述了早期妇女领袖的贡献与历史影响，分析她们的革命实践、广泛的政治参与和个体人生经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党史研究和妇女史研究的现状来看，关于早期女共产党员的研究比较薄弱。本文拟从性别视角探讨早期共产党组织中的女党员群体，以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为研究时段，考察在1921—1923年间入党的女性群体的特点，并提出如下问题：有哪些女性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们为什么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内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她们又是如何参与建党、推动妇女运动以及挑战传统性别规范的？

一、早期女党员群体及其特点

关于中共创建初期，即1921—1923年间入党的女性人数，资料有不同的记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里提到，据陈独秀的报告，中共成立近一年后，1922年6月全国的女党员只有4人，1923年三大召开时也只有13人。[2]159、2621924年6月，《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里记载：中共“至今在全国各地之女同志尚且不超过20人，青年团女同志，也不过40左右”。[3]171-175《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中写道：中共一大至二大前,党员约50余人，其中有女党员两名，即缪伯英和刘清扬。中共三大前，党员195人，女党员4名。中共四大前，党员 432 人，女党员 37 名。[4]1、2、8、17以上资料关于中共二大召开时女党员的人数是4人的记载是一致的，之后入党的女性人数有不同说法，但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女党员人数较少。笔者翻阅历史资料、人物辞典、回忆录等，查找并确定1921—1923年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女党员有14名：缪伯英、刘清扬、杨开慧、向警予、杨子烈、王一知、张琼、夏之栩、蔡畅、何宝珍、秦怡君、毛泽建、徐全直、郭隆真。①由于笔者能够翻阅的资料有限，所以不能确认这14人就是1923年12月之前入党的全部女性。

依据表1可以看出，女党员入党时的年龄较小，年龄最小的是夏之栩（17岁），年龄最大的是郭隆真（29岁）。这些女党员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思想。这14人中，以南方籍为主，出生地在湖南的就有8人，另有湖北3人，浙江1人，天津1人，河北1人。少数民族有3人，即刘清扬、向警予、郭隆真。女党员里有家境贫困的，但大多不是来自社会底层，而是来自士绅知识分子家庭或者商人家庭。这些人家庭背景的经济条件有所不同，有家境富裕的，也有日益没落的。她们大多数或经历或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曾经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的只有刘清扬一人。早期女党员绝大多数接受过教育，这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述情况一致：“我们党到现在为止，几乎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5]

二、女性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家庭的支持是早期女党员能够求学，并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初的中国，她们能够求学，接触到新思想，多是因父母较为开明。一些女性参加革命是直接受到家庭成员的影响。如，刘清扬的大哥刘孟扬在辛亥革命前后曾任天津《大公报》的主任编辑，其后又创办了《民兴报》。她的三哥刘铁庵在五四时期，曾任教育家马千里所创办的《新民意》报社经理。他们都对刘清扬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家境贫困的女党员由于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压迫，选择了加入共产党，走向社会，争取阶级解放和自身解放。如，秦怡君自小为人养女，后为逃婚离家出走汉口，在工厂做工。1922年，她参加了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勇敢地走上讲台，痛陈其被剥削压迫的身世，后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

表1 早期部分女党员简况一览表

与男性党员相同，绝大多数早期女党员都曾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这也是早期党员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在这14人中，除了秦怡君之外，其他女党员皆有求学的经历。这些学校主要以女子中学和师范学校为主。由于学校一般都设立在中心城市、通商口岸或县城，因此，女性为了求学必须离开原来的家庭，开始独立生活，从而接触新的思想文化，并将目光投向社会。

早期女党员有参加五四运动的经历，这对于她们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中，她们参加觉悟社、新民学会等团体，通过读书看报、听演讲，接触马克思主义。“‘觉悟社’社员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无非是从阅读进步的书、报、杂志等逐渐摸索着，学习着，寻找自己理想的前途，主要是看到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星期评论》等。邀请进步教授如李大钊同志等到天津讲演，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都是给了那些青年以革命启蒙的教育。”[6]229蔡畅回忆参加新民学会的情形时说：“这个学会研究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早就对工人阶级非常同情。”[7]268-269可见五四运动对于妇女解放、推动女子与男子共同参与革命的意义更为重要。五四运动中提倡的新思想新文化，唤起了更多的妇女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以争取自身解放。五四运动中开创的男女共同做事，挑战了男女有别的传统性别规范。[6]227

部分早期女共产党员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女性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对各种学说的比较，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蔡畅在法国集中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世界观。1923年，她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正式党员。1920年，向警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使其从一个五四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回国后即入党。

关系密切的亲友和恋人的影响亦十分重要。1919年，徐全直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在教师陈潭秋的帮助下，徐全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后，徐全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19年末至1920年初，毛泽建因家庭生活困难，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1920年8月，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得知情况后，帮助她解除了封建婚姻，给她起了名字叫毛泽建，并送进长沙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后又到中共湘区委员会创办的补习学校学习。从此，她跟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早期女性与男性入党的原因，其共同点是都有关注社会变革、挽救民族危亡的远大抱负，将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视为自己的使命。对于女性来说，自身解放以及争取更多的妇女解放是她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动力。共产党支持性别平等给了这些激进女性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的机会和空间。她们希望能够在这个组织的支持下，通过推翻私有制，从而挑战传统的性别关系和不平等的性别制度。向警予指出，妇女受压迫是私有制造成的。因此，“真要达到经济独立的目的，只有把万恶的资本主义推翻。”[8]她还主张将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中求妇女解放。

三、女党员参与建党的活动

在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上没有女性代表，但在建党的重要历史时刻，她们以女性的身份参与到这一政治运动之中，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缪伯英、刘清扬、蔡畅等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9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取名“共产党小组”。刚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该年11月间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为了充实力量，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李骏等5人入党。缪伯英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女党员。旅法的早期党组织于1921年建立，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在旅法青年中起到了核心和指导作用。蔡畅回忆她在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开展的工作，说：“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部有好几百人，团支部改为党支部时，我领导一个小组，白天做工，晚上做支部工作，旅欧党支部与法国党有联系。”[9]558

一些女性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她们在建党初期，为一大、二大的顺利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会悟①王会悟，1898年7月生于浙江省桐乡青镇，曾就读于嘉兴师范学校，但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中途辍学。1919年，她来到上海，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二人结为夫妻。几乎承担了全部中共一大的会务，并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她还为保护中共一大的会议顺利进行发挥了关键作用。一天，会议开始不久，突然闯进来不速之客，在楼下望风的王会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与会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果断宣布休会。当时急需另择会址，王会悟想到“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之后她带领代表抵达嘉兴，巧妙安排代表在南湖的一条画舫上开会，自己坐在船头放哨。大会在游船上开了一天，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结束。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的地点选在王会悟的家里——成都北路7弄30号（原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二大共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李达、蔡和森、张国焘同在一个小组，小组的活动始终在这里。王会悟则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在门口放哨，为中共二大做好警卫工作。

表2 早期女党员在党内担任的职务和从事的工作（1921—1927）（以入党时间先后排序）

四、女党员在党内从事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把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支持男女平等，为妇女参与政治行动提供了重要平台。刚刚成立的共产党组织里，女性和男性同样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建党初期，早期女党员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以及青年运动等群众运动工作。女党员们以独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体现了其主体性和能动性。

然而，早期党组织内部存在一定的性别分工。男性党员占有大多数高层和重要职务，女党员在政治领域的发展则遇到一定阻碍，特别是在高层政治权力中。早期女党员中，只有向警予担当党内的重要领导职务。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向警予担任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4]161923年6月12—20日，向警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蔡畅曾这样评价向警予：“她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成为我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在她担任妇女部长的三四年间，她协助党中央制订了有关指导妇女运动的文件，撰写了大量文章，精辟地阐明了马列主义关于妇女运动的学说，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妇女的地位，对妇女问题发表了很多卓越的见解。”[10]3女性的职责被认为是女性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传统角色的延伸。例如，向警予在1922—1925年期间管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许多日常事务，因为党内认为她比男性更善于做这类事情。[11]180-181对于这种早期党组织内部的性别分工，经验丰富、能力很强的向警予意识到这一点。蔡和森曾撰文谈到她对此问题的敏感:“但她自己总是不甘于‘妇女的’工作——纵然她在这种工作上得到了一般的信任。当然,以警予的能力说,本来可以担任一般党的指导工作,这是从前党的组织上分配工作的缺点”。[12]4

对于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而追求两性平等的女党员来说，她们在革命实践中，仍然努力挑战女性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传统角色。杨开慧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不只协助毛泽东从事秘书等辅助性工作，还负责联络、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重要工作。1921年冬，杨开慧与毛泽东来到清水塘22号。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杨开慧担任了机关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一些秘密文件，需要送到货通过危险地区，她总是亲自去送。她机警、从容，着一身普通妇女的装束，带着一包书，或者一包衣服，将机密文件夹在里面，不露一丝痕迹。”[13]581922年下半年，杨开慧来到长沙，主持青年图书馆工作，这里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活动地点，她“经常在这里召集女青年团员开会，传达文件，布置工作，接收新团员，开展妇女运动”。[13]58

五、女党员从事推动妇女解放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女党员们将五四运动中获得的男女平等的理念付诸实践，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创办平民女校，组建妇女团体，办报刊等等。这些都是由女性直接参与或者主要由她们推动的，表明女性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推动妇女运动不断发展的主体。

中共一大成立时只有2名女党员，由于女党员人数少，使得李达的夫人王会悟、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以及王剑虹在一大之后、妇女部成立之前，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开展妇女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妇女组织没有建立前，通过对上海颇具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以此推动全国妇女运动。1921年该团体进行了改组，并于同年8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由陈独秀、李达审阅过的改造宣言及章程。

19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上海平民女校，“以期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由李达担任校长。实际上，这所学校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与领导的第一所培养妇女运动骨干的学校，也是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王会悟、王剑虹参与创办了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王会悟担任工作部主任。王会悟在《入平民女学上课一星期之感想》里写道：“我们平民女校的同学，倘能完全努力工作，刻苦自励，就可以平平安安得受完全的、平民的教育。”[14]1923年3月，邓颖超、李峙山等在天津发起组织天津女星社。它的社员、社友男女兼有，同时创办了一所“女星”成年补习学校。创办者们希望“能在这个学校里面产生出许多妇女运动的先锋队。我们又希望有这样的三四十个成年妇女在这个学校受训练的影响，能使天津妇女界发生很大的新思潮；又希望有伊们的援助，可以直接同天津妇女接近，容易达到援助被压迫妇女的目的”。[15]

早期女党员从加入党组织开始，就主动创立或参与创立属于妇女自己的大众宣传机构和组织机构，强调妇女参与政治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发出女性的声音，以求获得解放和平等的权利。1921年12月，《妇女声》半月刊在上海创办，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王会悟、王剑虹等。王会悟在负责组稿、审稿之外，还亲自撰写稿件，曾先后在该刊物上发表《本年世界妇女运动概况》等30余篇文章。天津女星社于1923年4月在《新民意报》上开辟了《女星》副刊，探讨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提出改革旧经济制度，打破旧礼教，争取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口号。1923年8月，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妇女运动，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社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妇女部合办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将《现代妇女》和《妇女评论》合并，主要负责人为向警予。其办刊宗旨为：对妇女运动的各个重大问题注意研究，对中国的妇女运动尽一点批评和指导责任。为办好这份周报，向警予根据妇女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和宣传的需要，及时撰写或刊发文章，使该报既满足政治斗争的需要，又能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开展宣传工作。1924年1月，《妇女日报》在天津创刊。刘清扬任总经理，李峙山为总编辑，邓颖超等人任编辑。她们在发刊词中指出：“因为要将全国妇女运动者的意见和妇女运动的消息汇集起来”，妇女界如果缺乏一定的联络，很难形成“有规模、有系统的运动”。为了联络同志和互通消息起见，特将该报作为机关报，主要关注“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及关于女子的一切问题”。[16]278

早期女党员们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思想，深入工厂，动员劳动妇女参加革命。1922年，王会悟到上海浦东纱厂演讲，支持女工罢工。她说：“妇女运动的中心，已由第三阶级移到第四阶级。”“伊们这种团结力的坚固，是中国女劳动者阶级觉悟的表现。这种表现将来必然要普及全国女工之间。”[17]向警予曾号召上海丝厂女工坚持罢工斗争，“要免除厂主的虐待和剥削，也只有劳工本身团结的力量”。[18]由于她们的努力，女工农妇逐渐成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运动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无疑，女工农妇参与革命，遂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领导的女工农妇运动奠定了基础。

六、结论

20世纪20年代，一批思想激进的年轻女性，通过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参加五四运动、加入各种团体等不同的途径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投入革命运动中。她们同男性一起挽救民族危亡，投入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之中。中国共产党认为，领导妇女运动的必须是“产生于知识阶级中根本觉悟的妇女”[19]189，在共产党的组织里，从事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以及实际和具体开展工作的都是女性。中国共产党支持性别平等，为这些激进的女性提供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的机会，使她们能够致力于自身解放以及争取更多妇女的解放。

早期女党员坚持妇女解放与革命事业相结合，不断积累经验，探索妇女解放理论。她们提出的阶级与性别的关系、妇女运动的阶级属性等问题至今都有重要的学习和参考价值。王会悟谈到：“我们女子从古就是劳动者，先前做家庭中无报酬的劳动者，现在做资本家的工钱劳动者。我们女子有女子的历史的使命……无产的妇女们若不是自己起来掌握政权和奴隶制度开战，即是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时候，真的妇女解放就不能达到目的。”[20]徐全直提出：“我们就要明白在现社会组织之下，受压迫的还不仅是女子啊！因此，我们的运动绝不是单调（独）的，是要与所有被压迫的阶级的人们，大家携手联合起来，推倒一切现存的制度，铲除一切不平等的阶级！”[21]向警予也明确指出：“劳动解放与妇女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必劳动解放了，妇女才得真正的解放。”[22]她同时指明劳动妇女，尤其女工“天然成为妇女解放的前卫”，是“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23]294

几千年来，中国的女性始终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而女性参加政治组织、参与政治运动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即使面对不平等的性别制度，以及党组织内部存在一定的性别分工，早期女党员仍积极参与到政治运动之中。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全新的组织里，女党员努力争取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发出她们的声音。其中一些女性，如向警予、刘清扬、蔡畅等在这个组织里很快地成长起来，成为接触革命家、政治活动家以及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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